第22卷第4期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No.4 Vol.22
2006年12月 Journal of Cangzhou Teachers’College Dec .2006
“文化转向”及其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张静， 李树春
（北京交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00）
摘 要：翻译传统上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此翻译研究一直以语
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美学或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种趋势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无关系。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70年代欧洲兴起了以讨论疑问的产生与作用为主的“翻译研究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荷兰学者霍姆斯和比利时学者勒弗维尔。集中介绍了由勒弗维尔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文化转移在翻译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翻译研究派；文化转向；勒弗维尔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62(2006)04-0083-0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20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地译学研究非常活跃，各种理论多元并进，相互影响。在语言翻译观盛行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逐渐发现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如语言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和文学翻译中的美学问题按照语言学翻译论无法解决，于是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到语际翻译必须努力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表达感情方面的习惯。因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莫过于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在荷兰霍尔姆斯与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
安德烈勒弗维尔，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国际著名论文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尽管翻译研究派起源于欧洲，但是由于勒弗维尔的影响，这一学派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发展。1990年巴斯纳特与勒弗维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许多已届的学者表示认同，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是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由他主编的翻译论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及他的专著《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并同《翻译、历史与文化》三部著作、论集和论文集，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反映了翻译研究派，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具有历史的深度（翻译论集）、现实的广度（论文集）和文学批评的深刻见解（专著）。
勒弗维尔最爱用的一个词是“重写”（rewriting）。早在20世纪80年代，勒弗维尔就提议，应把翻译与各种他称为“重写”的形式放在一起研究，这是因为“重写”，不论其形式是评论还是翻译，都已经证明是一个文学的捍卫者用以改编而易于当地的文化规范的作品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对于推动文学系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另一角度看，我们有可把
“重写”视为一个文化接受“外来”作品的证据，并从这个方面对之加以分析研究。这两点看来是十分充分的理由，证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都应该把对重写的研究放在教为中心的位置上。
到了90年代，他把翻译至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他认为，翻译必然受译者或者当权者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的支配，必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重写，都是重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重写”是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重写”就是“操纵”。
他的这一观点，对于翻译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两点：第一，翻译的文化学派以翻译前把翻译看作“次一流”或者“派生物”的认识，特别强调翻译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教会鼓励《圣经》翻译，政府支持民族史诗翻译，学校教授伟大的翻译作品，社会改革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翻译感兴趣，等等。这一理论极大的提高了翻译作品的地位，在文化学派的眼里，疑问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语的一种势力。第二，这一理论扩大了人们对安逸现象的认识。翻译同其它重写形式一样，都是加工和再现原文本的形式。翻译和其它重写形式之间的共性能够使人们深刻的了解翻译的本质。这促使西方学者日益认识到，在方法、意识形态和功能方面，翻译作品的研究和翻译过程的研究与其它重写形式的文本形式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勒弗维尔提出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问题，即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能够保持翻译研究自身的特点，而且，这样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属于文学变革和生存的范畴，而不是局限于此电荷语法的范畴。
他首先指出，文学史一个系统，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这些特征使这些成分区别于不同属于这个
* 收稿日期：2006-02-25
作者简介：张 静（1976— ），女，河北沧州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04级研究生；
李树春（1957— ），男，河北保定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导师。
·83·
系统的其它成分。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因为它由文本（物）和阅读、创作和重写文本的人组成的。这个系统对读者、作者和重写者具有一系列的制约作用。文学仅仅是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这个复杂系统称之为文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是文学系统存在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它系统都属于社会系统，这些子系统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勒弗维尔认为，对文学系统有两个职业因素：文学系统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力图从内部控制文学系统，使之纳入由外部因素所制定的规范。外部因素是在文学系统的外部起作用，主要是赞助人的力量(patronage)。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皇室、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如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等等。而对于赞助系统，他指出，包含三个元素：意识形态元素控制作品的官邸，经济部分决定作者和重写者的收入，地位元素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个系统可能是集中掌握在一个赞助者手中；也可能是分散在多个赞助者手中。
对制约文学系统因素阐述的基础上，勒弗维尔还详细和具体论述了这些因素和翻译有怎样的联系，这些因素使如何对翻译形成和发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和作用的，这是勒弗维尔文化翻译思想的核心。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1992）一书中，他从文化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论域等问题作旅客详细的论述：
1） 意识形态在形成翻译中的作用:译作的形象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思想意识和当时在接受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勒弗维尔认为，翻译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
2）赞助人的力量：译者若想使自己的翻译得到出版，其所享有的自由度是很小的。赞助人对译者施加权威的，而译者更重视诗学。但是赞助人是依靠职业工作者是文学系统纳入自己的思想意识的。赞助人的力量可以由思想意识、经济和地位三种因素组成。
3）诗学：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的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在作品形成阶段，如果诗学已经形成，则反映了在文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写作的手段和“功能观点”。文学系统中批评是形成诗学最直接有力的手段。文学系统一旦形成，就力图“维持原状”。但是重写往往推动文学的演变。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往往取决于译者。重写，主要是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相互的渗透。
4）论域：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译者对待论域的态度取决于原文的地位、目的语文化的自我形象、目的语文化可以接受的文本类型、措辞、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象及其所习惯的习惯为模式等。
5）翻译、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最终还得通过语言手段的运用对读者产生影响。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教学不是教会学生使用语言，而是教会他们使用语外策略以制造译者头脑中的原文形象。 ·84·
6）翻译技巧：翻译中，像给出规则是徒劳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寻求语言层次上的对等。语言表达文化，语言只是称之为翻译的文化移植中的一个因素。
7）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如果某一文本代表了某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莫伊文本在该文化中起着中心文本的作用，其翻译必将受到严格的检查。如果某一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心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在对待其它文化所产生的文本时则采取一种简便随便的态度。
勒弗维尔指出，文学翻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会出成果。
由此可见，勒弗维尔对翻译的研究和贡献是深远的： 第一，他提出了两个控制的元素，确保文学系统跟该社会内其它系统不致脱离的太远。
第二，他指出，一是形态和史学世纪上市两套很大的常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挥着固定和制衡文学系统的作用。翻译过程是以各主管裁决的过程，而不是直接的文学转换的过程的这样一个观念，更加得以确立。
第三，翻译既然收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控制，跟这些因素有及其密切的关系，翻译研究不能只是把原文和一文作表面的对比，翻译学者不应一味提倡所谓“忠实”、“通顺”、“神似”、“形似”等等，而应探究所谓“错误”的成因，从而加深对翻译想象的认识。
第四，勒弗维尔与翻译研究派的其它学者一起，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上，阐述了翻译的中药作用，从而唤起学术界对翻译研究的重视，并希望学术界重新审视翻译的社会功能，从而为提高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之，勒弗维尔等翻译研究派的文化翻译思想为我们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翻译的文化研究在国际翻译界蓬勃发展，近年来已有取代翻译的语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趋势，并开始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
参考文献：
[1] Lefevere，A ．(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97-102．
[2] Lefevere, A．(ed)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2：105-113．
[3] Jenny Williams & Anderew Chesterman． The Map—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48-50
[4] 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127—131． [5] 郭尚兴．翻译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135—137．
[6] 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
深思的现象[J]．中国翻译，2001，（5）． [7] 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翻译对话录[C]．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79—80． [8]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8
—99．
[责任编辑：尤书才]
第22卷第4期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No.4 Vol.22
2006年12月 Journal of Cangzhou Teachers’College Dec .2006
“文化转向”及其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张静， 李树春
（北京交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00）
摘 要：翻译传统上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此翻译研究一直以语
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美学或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种趋势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无关系。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70年代欧洲兴起了以讨论疑问的产生与作用为主的“翻译研究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荷兰学者霍姆斯和比利时学者勒弗维尔。集中介绍了由勒弗维尔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文化转移在翻译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翻译研究派；文化转向；勒弗维尔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62(2006)04-0083-0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20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地译学研究非常活跃，各种理论多元并进，相互影响。在语言翻译观盛行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逐渐发现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如语言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和文学翻译中的美学问题按照语言学翻译论无法解决，于是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到语际翻译必须努力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表达感情方面的习惯。因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莫过于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在荷兰霍尔姆斯与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
安德烈勒弗维尔，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国际著名论文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尽管翻译研究派起源于欧洲，但是由于勒弗维尔的影响，这一学派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发展。1990年巴斯纳特与勒弗维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许多已届的学者表示认同，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是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由他主编的翻译论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及他的专著《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并同《翻译、历史与文化》三部著作、论集和论文集，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反映了翻译研究派，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具有历史的深度（翻译论集）、现实的广度（论文集）和文学批评的深刻见解（专著）。
勒弗维尔最爱用的一个词是“重写”（rewriting）。早在20世纪80年代，勒弗维尔就提议，应把翻译与各种他称为“重写”的形式放在一起研究，这是因为“重写”，不论其形式是评论还是翻译，都已经证明是一个文学的捍卫者用以改编而易于当地的文化规范的作品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对于推动文学系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另一角度看，我们有可把
“重写”视为一个文化接受“外来”作品的证据，并从这个方面对之加以分析研究。这两点看来是十分充分的理由，证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都应该把对重写的研究放在教为中心的位置上。
到了90年代，他把翻译至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他认为，翻译必然受译者或者当权者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的支配，必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重写，都是重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重写”是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重写”就是“操纵”。
他的这一观点，对于翻译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两点：第一，翻译的文化学派以翻译前把翻译看作“次一流”或者“派生物”的认识，特别强调翻译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教会鼓励《圣经》翻译，政府支持民族史诗翻译，学校教授伟大的翻译作品，社会改革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翻译感兴趣，等等。这一理论极大的提高了翻译作品的地位，在文化学派的眼里，疑问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语的一种势力。第二，这一理论扩大了人们对安逸现象的认识。翻译同其它重写形式一样，都是加工和再现原文本的形式。翻译和其它重写形式之间的共性能够使人们深刻的了解翻译的本质。这促使西方学者日益认识到，在方法、意识形态和功能方面，翻译作品的研究和翻译过程的研究与其它重写形式的文本形式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勒弗维尔提出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问题，即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能够保持翻译研究自身的特点，而且，这样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属于文学变革和生存的范畴，而不是局限于此电荷语法的范畴。
他首先指出，文学史一个系统，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这些特征使这些成分区别于不同属于这个
* 收稿日期：2006-02-25
作者简介：张 静（1976— ），女，河北沧州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04级研究生；
李树春（1957— ），男，河北保定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导师。
·83·
系统的其它成分。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因为它由文本（物）和阅读、创作和重写文本的人组成的。这个系统对读者、作者和重写者具有一系列的制约作用。文学仅仅是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这个复杂系统称之为文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是文学系统存在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它系统都属于社会系统，这些子系统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勒弗维尔认为，对文学系统有两个职业因素：文学系统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力图从内部控制文学系统，使之纳入由外部因素所制定的规范。外部因素是在文学系统的外部起作用，主要是赞助人的力量(patronage)。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皇室、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如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等等。而对于赞助系统，他指出，包含三个元素：意识形态元素控制作品的官邸，经济部分决定作者和重写者的收入，地位元素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个系统可能是集中掌握在一个赞助者手中；也可能是分散在多个赞助者手中。
对制约文学系统因素阐述的基础上，勒弗维尔还详细和具体论述了这些因素和翻译有怎样的联系，这些因素使如何对翻译形成和发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和作用的，这是勒弗维尔文化翻译思想的核心。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1992）一书中，他从文化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论域等问题作旅客详细的论述：
1） 意识形态在形成翻译中的作用:译作的形象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思想意识和当时在接受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勒弗维尔认为，翻译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
2）赞助人的力量：译者若想使自己的翻译得到出版，其所享有的自由度是很小的。赞助人对译者施加权威的，而译者更重视诗学。但是赞助人是依靠职业工作者是文学系统纳入自己的思想意识的。赞助人的力量可以由思想意识、经济和地位三种因素组成。
3）诗学：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的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在作品形成阶段，如果诗学已经形成，则反映了在文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写作的手段和“功能观点”。文学系统中批评是形成诗学最直接有力的手段。文学系统一旦形成，就力图“维持原状”。但是重写往往推动文学的演变。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往往取决于译者。重写，主要是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相互的渗透。
4）论域：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译者对待论域的态度取决于原文的地位、目的语文化的自我形象、目的语文化可以接受的文本类型、措辞、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象及其所习惯的习惯为模式等。
5）翻译、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最终还得通过语言手段的运用对读者产生影响。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教学不是教会学生使用语言，而是教会他们使用语外策略以制造译者头脑中的原文形象。 ·84·
6）翻译技巧：翻译中，像给出规则是徒劳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寻求语言层次上的对等。语言表达文化，语言只是称之为翻译的文化移植中的一个因素。
7）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如果某一文本代表了某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莫伊文本在该文化中起着中心文本的作用，其翻译必将受到严格的检查。如果某一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心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在对待其它文化所产生的文本时则采取一种简便随便的态度。
勒弗维尔指出，文学翻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会出成果。
由此可见，勒弗维尔对翻译的研究和贡献是深远的： 第一，他提出了两个控制的元素，确保文学系统跟该社会内其它系统不致脱离的太远。
第二，他指出，一是形态和史学世纪上市两套很大的常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挥着固定和制衡文学系统的作用。翻译过程是以各主管裁决的过程，而不是直接的文学转换的过程的这样一个观念，更加得以确立。
第三，翻译既然收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控制，跟这些因素有及其密切的关系，翻译研究不能只是把原文和一文作表面的对比，翻译学者不应一味提倡所谓“忠实”、“通顺”、“神似”、“形似”等等，而应探究所谓“错误”的成因，从而加深对翻译想象的认识。
第四，勒弗维尔与翻译研究派的其它学者一起，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上，阐述了翻译的中药作用，从而唤起学术界对翻译研究的重视，并希望学术界重新审视翻译的社会功能，从而为提高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之，勒弗维尔等翻译研究派的文化翻译思想为我们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翻译的文化研究在国际翻译界蓬勃发展，近年来已有取代翻译的语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趋势，并开始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
参考文献：
[1] Lefevere，A ．(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97-102．
[2] Lefevere, A．(ed)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2：105-113．
[3] Jenny Williams & Anderew Chesterman． The Map—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48-50
[4] 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127—131． [5] 郭尚兴．翻译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135—137．
[6] 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
深思的现象[J]．中国翻译，2001，（5）． [7] 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翻译对话录[C]．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79—80． [8]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8
—99．
[责任编辑：尤书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