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黄昏中的一抹绯红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即使作者开宗明义，毫不掩饰地声明1587年的无关宏旨性，但其随即言明历史的这一结点自有前因后果，于前因则为痼疾之表状，于后果则将掀起波澜。琐事一串，却勾起往事一堆，泛起涟漪一片。
我们也不妨开宗明义：该书虽立论新颖，而在论证上避免了不利因素的干扰，即在选取事实方面作了技术性处理，显然是受新颖立论之累；同时，作者受其所谓的“大历史观”的逻辑影响，在叙述上仍难避免过于繁琐。但瑕不掩瑜，按下不表。
1587年，值明朝万历（朱翊钧）十五年，岁次丁亥年，这一年英西海战爆发，翌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全副装备出征大西洋，两个分别属新旧形态的国家展开了海上霸权的争夺；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逝世，裹挟着文明进步冲动的文艺复兴已进入尾声（虽历史上无明确的时间界限）；然这一年，于内则平平凡凡，四海依旧升平，难怪作者的原著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殊不知古老的帝国在安然中却正在经历一场从根本上对其存在必要性的的考验，正是这场考验暴露了帝国长期以来的种种痼疾，犹如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上划出一道隐隐可见的裂痕。黄仁宇以一种如燃犀烛照般的眼光，瞄准了万历十五年，用放宽的视野去勘察它的前前后后，于是我们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看到盖棺定论式的字句：“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路。“道德礼教的高标性与人伦物理（李贽的“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世俗性形同陌的世俗性形同陌路”
作者常感叹王朝兴衰之本在于能否实行数字化管理，而在数字化管理中，法律以及技术官僚为关键。道德代替法制的技术缺陷在于它的含糊性、不确定性以及虚伪性。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至今很难相信主观因素在不断产生变数的客体中的作用，在坚强的流变的现实面前，人脆弱不堪。王朝何其庞大，纵有法的治理，然被强化的道德礼教往往凌驾其上，造成有秩序之治理的开展的不必要的干扰。
该书开篇不久便用了颇具文学性的手法讲了以下一件小事。万历十五年，阳历3月2日的京城传出消息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京城里的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熙熙攘攘地赶往皇城参加大典，尔后，所谓午朝大典一事为讹传，然讹传从何而来，使得数千官员受骗上当？万历本可以对此事一笑而过，但考虑到此事关系到朝廷之体统、威严云云，万历一道圣旨便罚礼部及鸿胪寺（掌管督导礼仪典礼等练习的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官俸两月；当万历下令彻查无果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官员的官俸多少以及对官员生活水平的影响，姑且不论，万历之所以因此事而罚京城全体官员俸银，其精奥之处在于：朝廷日常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害之处不外乎礼仪和人事，无出其右，而礼仪体现了尊卑等级关系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文官集团作为国家治理之核心，必须为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作出遵守礼仪的表率，使得上下有序。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死后，仅仅半年，被查出暗地里急需财报、蓄养美女，即他生前训诫万历的|“勿贪财好色”他都犯了，在人们（包括万历在内）心目中张居正的勤俭、清廉的形象一去不复返，后不久张被抄家，并且生前与张关系密切的冯保、受张提携的其他官员亦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这就是所谓的“张居正事件”。“张居正事件”的爆发后，心灵脆弱的万历皇帝的价值观遭到严重的挑战，张居正的身后的毁誉令他猛然顿悟了：原来所有人身
上都冥顽不化地存在着“阴”和“阳”的两重性，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总与制度的架构的稳定性造成扞格，使得道德礼教的高标性与人伦物理（李贽的“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世俗性形同陌路。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漂亮的梦想，当治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对追求自己的私欲都非常默契地认可。“在强大的秩序面前，人如风中之烛。”
鲁迅认为整个明朝的皇帝多属无赖儿戏之流，在这里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明朝共十六位皇帝，在历史上贴有有“荒淫”之标签者就有五位，分别是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璁、神宗朱翊钧（即万历）、光宗朱常洛，事实上“荒淫”本不妨碍英明，只不过在“荒淫”的语境里，埋伏着“怠政”的暗示。在《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到上面榜上有名的朱厚照和朱翊钧。武宗朱厚照则更为“典型”作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在作者看来，朱厚照谙熟帝国政治操作的规则，然而早已洞悉症结的朱厚照对此亦别无良方，他的对文官集团的轻蔑、甚至戏耍群臣，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太师”；他的放荡不羁抑或吊儿郎当，皆可看成是对整个国家制度的报复------既然无能为力去改变，那总得做点事情去从技术上获得精神的胜利。万历自幼聪颖，且显得老成持重，早年还算勤政，但逐渐地，万历也逃脱不了他叔祖朱厚照的命运。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由农村小集体组凑而成的农业大社会，明朝以严格的中央集权保护着当时日趋衰退的农业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苟延残喘。“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明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安。”人在这样一种不思上进的疲软状态下，很容易蜕变为一个面孔模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抽象符号存在，即便万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同样没能幸免。事实上，他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仅仅作为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存在，国家要求他必须为维护这一空洞的偶像而努力学习，“寓至善于无形”，恪守个性和情感的高度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和仪式，进一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文官集团千方百计把皇帝框定在秩序中，并一次次向皇帝证明皇帝个人必须在道德礼仪条条框框里履行职责。所以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明代》中忿忿不平地指出：中国之历代封建皇朝并非都是专制独裁。自洪武皇帝废除宰相一职后，君权空前地集中，然皇帝一人未必就能绝对地之专制独裁。我们可以想像，不幸的万历宛如一头愤怒的小兽，怯懦地困厄在封建农业文明巨大的阴影深处，无可奈何地接受着作为封建秩序家长的张居正先生、申时行先生等势力的“循循善诱”和操纵左右，他像一只螺旋身不由己。这个性情软弱而敏感的皇帝，内心充满了对淑嫔郑氏（后册封为贵妃）的热烈情愫，万历十五年，他为了心爱的女人而企图废长立幼，但他的这种对秩序的宣战很快便遭到了挫败。
万历尚且如此，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红极一时的社会名流，又何尝不是悲剧的画布上浓黑的一笔！他们纠结于权力的漩涡中心，惨淡经营或者坚持反叛，然而都无一例外地山穷水尽，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能功德圆满。福柯在1975年说：“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的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它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万历十五年》就像一面穿透历史苍茫的镜子，我们看见：张居正先生精明干练，却败在刚愎自用挥霍权术；申时行先生恕道待人，却失于阴阳绝顶八面玲珑；海瑞先生刚直清廉，但短在上纲上线吹毛求疵；戚继光
先生雄才大略，但输在操行不佳握权自重；李贽先生诚信独立，然惜乎狷介矛盾一意孤行……如此种种，他们最终只是在一潭死水中泛起了一点点涟漪而已。在强大的秩序面前，人如风中之烛。状“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
态。”
这个时代，无论是皇帝、文官武将、思想家，都尝试着以他们的方式来阻止帝国将会面临的危险。但是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朱元璋和赵匡胤一样，想要吸取唐朝时期武将节度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一个以文官集团为中坚力量的治国系统。这个系统，表面上仪式上需要四书五经来运行整个系统，这是黄仁宇所说的阳的部分。阴的部分即是每个人在心中的私利。这个系统，不能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这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政的人想到的首个想法就是将其掩盖。“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这便是海瑞与申行时的困局。”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困局。于是，万历十五年，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一个讯号——怠政的年代。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且遭清算已有五年，申时行任首辅已四年，戚继光逝世，海瑞逝世，离李贽剃度有一年，这个王朝与历史赋予的从经济、政治、军事甚至到思想方面的变革的种种机遇擦肩而过，当时虽离鸦片战争有253年，天朝虽未崩溃，然一切似乎都走到了尽头。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的固若金汤的基础的帝国，偏偏造就了毫无想象力以及创造力的国家和子民，柔软的神经纤维最后还是被挑断了。
黄昏中的一抹绯红
1587年，历史在徘徊，王朝在彷徨。尽管作者在书中闪烁其词，隐隐约约中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连黄仁宇先生最后也掷笔叹息了：“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正如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里的城堡，在K的眼里，它被覆盖在皑皑的白雪中，隐隐约约地出现在远方；尽管K沿着朝向城堡的路出发，路越走越远，但似乎离城堡也越来越远。或许K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又或许远方根本就没有城堡——它只不过象幻景般隐隐约约地出现罢了。
在帝国的黄昏中，如血的残阳似用尽了最后的能量，在天际喷射出一抹绯红，虽心有不甘但在渐渐消褪。
万历十五年：黄昏中的一抹绯红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即使作者开宗明义，毫不掩饰地声明1587年的无关宏旨性，但其随即言明历史的这一结点自有前因后果，于前因则为痼疾之表状，于后果则将掀起波澜。琐事一串，却勾起往事一堆，泛起涟漪一片。
我们也不妨开宗明义：该书虽立论新颖，而在论证上避免了不利因素的干扰，即在选取事实方面作了技术性处理，显然是受新颖立论之累；同时，作者受其所谓的“大历史观”的逻辑影响，在叙述上仍难避免过于繁琐。但瑕不掩瑜，按下不表。
1587年，值明朝万历（朱翊钧）十五年，岁次丁亥年，这一年英西海战爆发，翌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全副装备出征大西洋，两个分别属新旧形态的国家展开了海上霸权的争夺；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逝世，裹挟着文明进步冲动的文艺复兴已进入尾声（虽历史上无明确的时间界限）；然这一年，于内则平平凡凡，四海依旧升平，难怪作者的原著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殊不知古老的帝国在安然中却正在经历一场从根本上对其存在必要性的的考验，正是这场考验暴露了帝国长期以来的种种痼疾，犹如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上划出一道隐隐可见的裂痕。黄仁宇以一种如燃犀烛照般的眼光，瞄准了万历十五年，用放宽的视野去勘察它的前前后后，于是我们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看到盖棺定论式的字句：“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路。“道德礼教的高标性与人伦物理（李贽的“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世俗性形同陌的世俗性形同陌路”
作者常感叹王朝兴衰之本在于能否实行数字化管理，而在数字化管理中，法律以及技术官僚为关键。道德代替法制的技术缺陷在于它的含糊性、不确定性以及虚伪性。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至今很难相信主观因素在不断产生变数的客体中的作用，在坚强的流变的现实面前，人脆弱不堪。王朝何其庞大，纵有法的治理，然被强化的道德礼教往往凌驾其上，造成有秩序之治理的开展的不必要的干扰。
该书开篇不久便用了颇具文学性的手法讲了以下一件小事。万历十五年，阳历3月2日的京城传出消息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京城里的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熙熙攘攘地赶往皇城参加大典，尔后，所谓午朝大典一事为讹传，然讹传从何而来，使得数千官员受骗上当？万历本可以对此事一笑而过，但考虑到此事关系到朝廷之体统、威严云云，万历一道圣旨便罚礼部及鸿胪寺（掌管督导礼仪典礼等练习的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官俸两月；当万历下令彻查无果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官员的官俸多少以及对官员生活水平的影响，姑且不论，万历之所以因此事而罚京城全体官员俸银，其精奥之处在于：朝廷日常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害之处不外乎礼仪和人事，无出其右，而礼仪体现了尊卑等级关系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文官集团作为国家治理之核心，必须为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作出遵守礼仪的表率，使得上下有序。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死后，仅仅半年，被查出暗地里急需财报、蓄养美女，即他生前训诫万历的|“勿贪财好色”他都犯了，在人们（包括万历在内）心目中张居正的勤俭、清廉的形象一去不复返，后不久张被抄家，并且生前与张关系密切的冯保、受张提携的其他官员亦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这就是所谓的“张居正事件”。“张居正事件”的爆发后，心灵脆弱的万历皇帝的价值观遭到严重的挑战，张居正的身后的毁誉令他猛然顿悟了：原来所有人身
上都冥顽不化地存在着“阴”和“阳”的两重性，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总与制度的架构的稳定性造成扞格，使得道德礼教的高标性与人伦物理（李贽的“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世俗性形同陌路。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漂亮的梦想，当治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对追求自己的私欲都非常默契地认可。“在强大的秩序面前，人如风中之烛。”
鲁迅认为整个明朝的皇帝多属无赖儿戏之流，在这里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明朝共十六位皇帝，在历史上贴有有“荒淫”之标签者就有五位，分别是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璁、神宗朱翊钧（即万历）、光宗朱常洛，事实上“荒淫”本不妨碍英明，只不过在“荒淫”的语境里，埋伏着“怠政”的暗示。在《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到上面榜上有名的朱厚照和朱翊钧。武宗朱厚照则更为“典型”作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在作者看来，朱厚照谙熟帝国政治操作的规则，然而早已洞悉症结的朱厚照对此亦别无良方，他的对文官集团的轻蔑、甚至戏耍群臣，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太师”；他的放荡不羁抑或吊儿郎当，皆可看成是对整个国家制度的报复------既然无能为力去改变，那总得做点事情去从技术上获得精神的胜利。万历自幼聪颖，且显得老成持重，早年还算勤政，但逐渐地，万历也逃脱不了他叔祖朱厚照的命运。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由农村小集体组凑而成的农业大社会，明朝以严格的中央集权保护着当时日趋衰退的农业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苟延残喘。“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明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安。”人在这样一种不思上进的疲软状态下，很容易蜕变为一个面孔模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抽象符号存在，即便万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同样没能幸免。事实上，他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仅仅作为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存在，国家要求他必须为维护这一空洞的偶像而努力学习，“寓至善于无形”，恪守个性和情感的高度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和仪式，进一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文官集团千方百计把皇帝框定在秩序中，并一次次向皇帝证明皇帝个人必须在道德礼仪条条框框里履行职责。所以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明代》中忿忿不平地指出：中国之历代封建皇朝并非都是专制独裁。自洪武皇帝废除宰相一职后，君权空前地集中，然皇帝一人未必就能绝对地之专制独裁。我们可以想像，不幸的万历宛如一头愤怒的小兽，怯懦地困厄在封建农业文明巨大的阴影深处，无可奈何地接受着作为封建秩序家长的张居正先生、申时行先生等势力的“循循善诱”和操纵左右，他像一只螺旋身不由己。这个性情软弱而敏感的皇帝，内心充满了对淑嫔郑氏（后册封为贵妃）的热烈情愫，万历十五年，他为了心爱的女人而企图废长立幼，但他的这种对秩序的宣战很快便遭到了挫败。
万历尚且如此，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红极一时的社会名流，又何尝不是悲剧的画布上浓黑的一笔！他们纠结于权力的漩涡中心，惨淡经营或者坚持反叛，然而都无一例外地山穷水尽，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能功德圆满。福柯在1975年说：“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的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它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万历十五年》就像一面穿透历史苍茫的镜子，我们看见：张居正先生精明干练，却败在刚愎自用挥霍权术；申时行先生恕道待人，却失于阴阳绝顶八面玲珑；海瑞先生刚直清廉，但短在上纲上线吹毛求疵；戚继光
先生雄才大略，但输在操行不佳握权自重；李贽先生诚信独立，然惜乎狷介矛盾一意孤行……如此种种，他们最终只是在一潭死水中泛起了一点点涟漪而已。在强大的秩序面前，人如风中之烛。状“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
态。”
这个时代，无论是皇帝、文官武将、思想家，都尝试着以他们的方式来阻止帝国将会面临的危险。但是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朱元璋和赵匡胤一样，想要吸取唐朝时期武将节度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一个以文官集团为中坚力量的治国系统。这个系统，表面上仪式上需要四书五经来运行整个系统，这是黄仁宇所说的阳的部分。阴的部分即是每个人在心中的私利。这个系统，不能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这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政的人想到的首个想法就是将其掩盖。“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这便是海瑞与申行时的困局。”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困局。于是，万历十五年，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一个讯号——怠政的年代。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且遭清算已有五年，申时行任首辅已四年，戚继光逝世，海瑞逝世，离李贽剃度有一年，这个王朝与历史赋予的从经济、政治、军事甚至到思想方面的变革的种种机遇擦肩而过，当时虽离鸦片战争有253年，天朝虽未崩溃，然一切似乎都走到了尽头。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的固若金汤的基础的帝国，偏偏造就了毫无想象力以及创造力的国家和子民，柔软的神经纤维最后还是被挑断了。
黄昏中的一抹绯红
1587年，历史在徘徊，王朝在彷徨。尽管作者在书中闪烁其词，隐隐约约中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连黄仁宇先生最后也掷笔叹息了：“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正如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里的城堡，在K的眼里，它被覆盖在皑皑的白雪中，隐隐约约地出现在远方；尽管K沿着朝向城堡的路出发，路越走越远，但似乎离城堡也越来越远。或许K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又或许远方根本就没有城堡——它只不过象幻景般隐隐约约地出现罢了。
在帝国的黄昏中，如血的残阳似用尽了最后的能量，在天际喷射出一抹绯红，虽心有不甘但在渐渐消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