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
刘伟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中国产经新闻》著文指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一刀切”，问题则在于调控方式上的行政性。第二，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运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性效应更加突出。其原因一是货币政策实施的反应比较早；二是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效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前几年有所提高；三是财政收入的调整导致地方税收基础相对薄弱，地方政府因此而给地方企业施加的税收压力，使得矛盾较为突出。第三，清理土地的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打乱了非农业用地的基建周期和资金周转周期。但问题在于清理土地的手段不是市场的，而是行政的。这也说明中国的要素市场不是市场化的。第四，地方政府起到了显著的反宏观政策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在集权向分权的改革中，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企业，收入目标最大化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基本目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行政的，但地方与企业的关系又是市场的。这样在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就容易形成多利益主体，好处是避免一刀切和一言堂，但急需从经济、行政和法制上规范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
中国股市发展的两个悖论
黄庭满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经济参考报》著文指出，中国的股市发展有两个悖论：“结果悖论”和“原因悖论”。前者表现为，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该是经济晴雨表的国内股票市场却呈反向运行，中国股市出现连续四年熊市现象。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股市仍以“速跌”为主调。“原因悖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资金流视角看，在中国经济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发展靠投资，而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在银行贷款，经济快速增长在过去往往表现为银行贷款发放量大。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资功能在经济增长中似乎成实质性忽略部分。因此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既不可能影响经济，也不可能反映经济。从股市主体视角看，一方面，持续多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催生了不少杰出的企业，但中国股市并没有把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全部涵盖进来，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也很难上市；另一方面，许多上市企业并不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上市的，甚至背离主业和“以股谋私”现象普遍，使得中国股市仍然是资金推动型，而不是利润推动型，中国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润来决定。这恰恰表明，“反映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独的股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和发展中国股市不能头痛医头，而应从打造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健康基础着眼一点一滴地做起。
进口增长速度明显回落的负面影响
隆国强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中国经济时报》著文指出，进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出口增长速度，将会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其负面影响需密切关注。第一，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前两年由于进口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矛盾。２００５年是纺织品配额取消的第一年，一些进口国正在酝酿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如果进口增长明显下降，将会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第二，我国对外贸易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由于加工贸易进口主要采自于周边经济体，而出口主要输往欧美市场，因此，我国对周边经济体存在不断增大的贸易逆差，面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则不断扩大。２００５年进口增长将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进口，因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扩大，对美欧出口高速增长而进口增长乏力，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导致美欧在双边经济贸易关系中对我国进一步施压。第三，贸易顺差增加，将会强化投机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吸引新的资本流入，人民币升值的市场压力会增大。同时，与美、欧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来自国际社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可能进一步加大。第四，我国外汇储备以美元资产为主，在美元走软的格局下，如何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难度会更大。这是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带来的问题。
竞争：和谐社会的压力机制和动力机制
张博颖在《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撰文指出，和谐社会由众多同质而又特殊的公民组成，并不是原子式的个体之间的简单组合。既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公民之间必然就会存在着各种相互竞争着的伦理关系。但和谐与竞争并不是对立的，毋宁说真正的和谐来源于正常的竞争，没有竞争的和谐如同一潭死水，了无生气。当然，竞争必须是公平正义的，没有公正的竞争也不可能实现伦理的和谐。竞争所要求的是有竞争力的合格公民，是每个公民把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所有公民在不同行业从事不同的工作，尽职尽责，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这就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既是和谐社会的压力机制，也是动力机制。和谐社会因公民自主、自由、公平正当的竞争以及相互间的真正合作而形成其伦理秩序，也因其和谐的伦理秩序而陶冶具有优良德性的公民，而作为和谐社会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就是与其职责相适应的竞争与合作所要求的优良德性。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
刘伟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中国产经新闻》著文指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一刀切”，问题则在于调控方式上的行政性。第二，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运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性效应更加突出。其原因一是货币政策实施的反应比较早；二是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效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前几年有所提高；三是财政收入的调整导致地方税收基础相对薄弱，地方政府因此而给地方企业施加的税收压力，使得矛盾较为突出。第三，清理土地的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打乱了非农业用地的基建周期和资金周转周期。但问题在于清理土地的手段不是市场的，而是行政的。这也说明中国的要素市场不是市场化的。第四，地方政府起到了显著的反宏观政策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在集权向分权的改革中，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企业，收入目标最大化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基本目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行政的，但地方与企业的关系又是市场的。这样在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就容易形成多利益主体，好处是避免一刀切和一言堂，但急需从经济、行政和法制上规范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
中国股市发展的两个悖论
黄庭满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经济参考报》著文指出，中国的股市发展有两个悖论：“结果悖论”和“原因悖论”。前者表现为，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该是经济晴雨表的国内股票市场却呈反向运行，中国股市出现连续四年熊市现象。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股市仍以“速跌”为主调。“原因悖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资金流视角看，在中国经济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发展靠投资，而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在银行贷款，经济快速增长在过去往往表现为银行贷款发放量大。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资功能在经济增长中似乎成实质性忽略部分。因此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既不可能影响经济，也不可能反映经济。从股市主体视角看，一方面，持续多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催生了不少杰出的企业，但中国股市并没有把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全部涵盖进来，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也很难上市；另一方面，许多上市企业并不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上市的，甚至背离主业和“以股谋私”现象普遍，使得中国股市仍然是资金推动型，而不是利润推动型，中国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润来决定。这恰恰表明，“反映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独的股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和发展中国股市不能头痛医头，而应从打造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健康基础着眼一点一滴地做起。
进口增长速度明显回落的负面影响
隆国强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中国经济时报》著文指出，进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出口增长速度，将会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其负面影响需密切关注。第一，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前两年由于进口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矛盾。２００５年是纺织品配额取消的第一年，一些进口国正在酝酿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如果进口增长明显下降，将会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第二，我国对外贸易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由于加工贸易进口主要采自于周边经济体，而出口主要输往欧美市场，因此，我国对周边经济体存在不断增大的贸易逆差，面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则不断扩大。２００５年进口增长将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进口，因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扩大，对美欧出口高速增长而进口增长乏力，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导致美欧在双边经济贸易关系中对我国进一步施压。第三，贸易顺差增加，将会强化投机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吸引新的资本流入，人民币升值的市场压力会增大。同时，与美、欧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来自国际社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可能进一步加大。第四，我国外汇储备以美元资产为主，在美元走软的格局下，如何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难度会更大。这是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带来的问题。
竞争：和谐社会的压力机制和动力机制
张博颖在《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撰文指出，和谐社会由众多同质而又特殊的公民组成，并不是原子式的个体之间的简单组合。既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公民之间必然就会存在着各种相互竞争着的伦理关系。但和谐与竞争并不是对立的，毋宁说真正的和谐来源于正常的竞争，没有竞争的和谐如同一潭死水，了无生气。当然，竞争必须是公平正义的，没有公正的竞争也不可能实现伦理的和谐。竞争所要求的是有竞争力的合格公民，是每个公民把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所有公民在不同行业从事不同的工作，尽职尽责，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这就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既是和谐社会的压力机制，也是动力机制。和谐社会因公民自主、自由、公平正当的竞争以及相互间的真正合作而形成其伦理秩序，也因其和谐的伦理秩序而陶冶具有优良德性的公民，而作为和谐社会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就是与其职责相适应的竞争与合作所要求的优良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