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价改“最后一公里”
“十三五”规划建议日前公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攻坚补上短板，全面小康才能完满收官。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从本期开始，《经济周刊》将推出“聚焦‘十三五’改革攻坚”系列报道，从价格改革、扶贫攻坚、收入分配改革等方面解读规划亮点，回应社会热点，剖析改革难点，供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参考。
——编 者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8号文）出台，深化价格改革有了新的路线图。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要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十三五”期间，价格改革再提速将对经济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价格改革有哪些“硬骨头”要啃？价格改革政府能“大撒把”吗？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价格改革处于怎样的历史坐标？
97%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说了算，建立市场价格体系的关键性战役即将全面展开
记者的闺蜜彭小姐从不关心政府出台什么文件，最近却突然跑来问记者：“价格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让她突然发问的原因是，刚刚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这些改革领域无一不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改革究竟向何处去，会产生哪些影响，社会关注度很高。
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基础也是最复杂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过，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早在1979年，中国价格体制改革就开始进行，从有计划地提高副食品、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随后又逐步放开了一些商品价格。1987年，国务院明确规定了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
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1998年实施的《价格法》规定，建立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
历史上的价格改革曾经轰轰烈烈，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价格改革闯关，让国人经历了高达涨幅20%以上的通货膨胀。进入新世纪以来，价格改革深水静流，市场化步伐快速推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力度较大的价格改革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管理的近60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或下放，全部农产品、绝大多数药品、绝大多数专业技术服务价格都已交由市场定价。中央直接定价项目仅剩约20项，比2001年减少80%左右。改革还向纵深挺进，被视为难啃的“硬骨头”的领域，如电信价格、药品价格、电价、气价、铁路运价等方面改革迈出了关键步伐。
30多年的价格改革让我们告别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由市场说了算。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许昆林评价道：“这对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价格改革还有“最后一公里”的攻坚战役，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价格运行也呈现新的特征，面临新的挑战。10月出台的28号文，是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专门对价格机制改革出台的文件，是当前把价格机制改革全面向纵深推进的纲领性文件。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评价它的意义：“这意味着建立我国市场价格体系的关键性战役即将全面展开。”
价改“硬骨头”究竟难啃在哪里？
涉及诸多深层次矛盾，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还要确保价格不发生异动影响群众基本生活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价格改革也有这样的现象：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价格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还有几块难啃的“骨头”？
许昆林认为，难点主要集中在一些领域，如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医疗服务等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正处在攻坚期，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领域价格改革还需加快推进，节能环保价格政策还不够完善。其次是一些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如居民阶梯价格等还没有落
实到位，一些地方价格改革推进缓慢，存在观望情绪，推进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待加强。
“这些价格改革的‘硬骨头’之所以难啃，一方面是涉及多方面的利益调整，涉及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协调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价格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如何管好保留的极少数价格，如何确保放开的价格不发生异常波动、不影响群众基本生活，还需要不断探索完善新的价格调控监管的办法、规则。”许昆林说。
就拿电力价格改革来说，28号文提出电力要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包括上网电价和除居民、农业外的工商业销售电价。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其实，早在2002年出台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目标，但一直实现不了。当时在东北进行过改革试点，也没有成功。原因之一是电力交易市场如何组建一直没有形成共识。“连市场都没有，销售更无从谈起。而要组建电力交易市场就会涉及许多矛盾，比如以什么形式组建，是国家电网自己建立市场、别人来交易吗？但电力上下游企业对国家电网有许多意见，不愿意接受。一起搞市场，也同样离不开电网。与其他商品不一样，电是个复杂的产品，是不可储存的，必须实时完成。交易市场离不开电网公司的调度和配合，那么市场规则怎么设计，谁说了算？”
“国外的电力市场改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美国加州曾因市场运作的失败而导致出现大面积停电。我们国家不能允许出现这样的问题，必须稳定推进。”这位人士表示，对如何设计电力市场等问题，甚至在方案设计制定部门之间也长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今年3月份出台的新电改方案对此虽然给出了答案，但实际落实方案进展缓慢。电改方案出台后，只是在几个省进行了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并取得了成效，而其他方面，诸如是否放开售电侧等问题，仍然争论不休。达不成共识就无法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电价放开就很难操办。
医疗服务价格也存在类似问题。公立医院的体制改革不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就很难单兵推进，这也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电改、医改本身是两个很复杂的改革领域，其矛盾又集中反映在价格上，所以也成为价格改革的难点。
但是，价格机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打破这“最后一公里”的坚冰，着手解决影响价格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专项计划，细化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
价格改革提速，政府能“大撒把”吗？
政府要加强对民生领域价格监管，做好风险评估；政府定价要加强成本的调查和审核
经济学家华生曾经回忆过这样的细节：改革开放初期，一盒火柴价格是两分钱，为了这两分钱能不能提价，都要上政治局会议研究。这个细节既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机制的僵化，也说明了价格改革事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稳妥谨慎地操作。
经济学家张卓元在解读价格改革任务时总结了两个特点：“一是都是硬骨头，属深层次改革。比如能源价格市场化，过去搞了很长时间，一直难见实质性进展。二是与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如公用事业水、电、天然气等收费，就牵涉到老百姓切身利益。”
把价格交给市场决定，对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担心是涨价，是市场价格行为失控。对此，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价格调整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准备不充分、时机把握不好，会引发市场异常波动、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特别是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可能影响，做好风险评估，完善配套措施。加强民生领域价格监管，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发挥市场对价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是价格改革的核心任务，而建立基于市场经济的政府监管价格体系，也是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依然留在政府手里的定价权应该怎么用好、管好？“我们定价的一个原则是，尽可能不把这个水平定死，也尽可能制定一些定价原则、定价的规则，在市场的范围内有适当灵活性。”许昆林还透露，政府定价要加强成本的调查和审核，国家发改委将成立成本调查中心，专门负责成本调查监审。此外还要坚持公众参与听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等，建立有效的机制来约束定价机关的行为，使整个定价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最艰巨任务”能完成吗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项最艰巨的任务能否如期完成？这场脱贫攻坚战如何打赢？
任务有难度
贫困人口增收难度加大，发展能力不足，返贫压力不小
2014年底，我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日前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预计，2015年我国有望实现脱贫10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十三五”仍需脱贫6000万人左右。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脱贫边际难度将不断加大，同时，翻看“贫困家底”依然令人心情沉重。实现“十三五”脱贫目标，注定是场艰巨而又紧迫的攻坚战。 ——贫困人口增收难度加大。近年来，受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贫困户经营性收入增长不确定性增强。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经营困难增多，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趋缓。
——区域性贫困凸显，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不足。
连片特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扶贫任务最为艰巨。832个重点和片区贫困县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的63.4%。
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2013年，重点县人均GDP仅有全国人均水平的36.6%，人均财政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0.9%，支出占比也只有50.4%。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超过92%。70.8%的贫困村没有集体经济。
——发展基础差，致贫原因复杂多样，返贫压力不小。
基础设施明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中，6.9万个行政村不通客运班车。2013年，贫困地区行政村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仅占50.4%，有小学的占60.4%。贫困村平均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致贫原因复杂多样，返贫压力不小。建档立卡贫困户中，42%因病致贫、9%因学致贫、6%因残致贫、6%因灾致贫，不少贫困户多重因素叠加致贫。收入处于贫困线稍高地带的农户，抵御风险和变故的能力比较弱，返贫压力不可小觑。
“确保农村全部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把扶贫开发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说。
战略应正确
分类施策，脱贫路径清晰；瞄准扶贫对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战略正确至关重要。
“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里明确表示。他还指明了具体的“脱贫路径”：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苏国霞认为，根据这个路径实现2020年脱贫目标，有办法，能实现。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和实用技能培训，支持他们发展特色产业或外出务工，实现增收脱贫。
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实施扶贫搬迁，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帮助搬迁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探索资产性收益分配方式，提供稳定收入，并将他们全部纳入低保兜底。2014年全国各省低保标准平均为每年2776元，接近2800元的现价脱贫标准，今后还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实现2020年的脱贫目标，成败在于精准。”苏国霞介绍，目前我国已完成了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基本上每个贫困村都派驻了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落实了帮扶责
任人。下一步将建设好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基层平台和资金项目管理平台，瞄准建档立卡扶贫对象，以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为导向，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落到实处。
战术要改进
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积极性，加大政策倾斜支持力度，调动更多扶贫资源 打赢脱贫攻坚战，战术对头也很重要。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战必须英勇。
“脱贫致富，充分调动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积极性是根本之计，必须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说。
贫困县“戴帽炫富”“年年扶贫年年贫”„„这类现象背后，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脱贫压力和动力不足，扶贫工作没有抓紧抓好。
改革成为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一招。贫困县考核机制改革去年启动，明确贫困县主要考核扶贫工作。很多地方将考核结果作为扶贫资金分配、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一些地方对扶贫工作不合格的党政领导一票否决，有效地把贫困县的工作重点引导到扶贫上来。
除了考核“指挥棒”，“十三五”时期贫困县要全部“摘帽”，也成为一道“硬杠杠”。洪天云告诉记者，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加紧制定贫困县退出方法，原则上鼓励有条件的先退，退出后到2020年的扶持政策保持不变。
地方上的贫困县退出机制改革已在贵州等地破冰。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介绍，为鼓励贫困县“摘帽”，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安排到县的财政扶贫资金原则上按10%的增幅逐年递增，对原重点县从“摘帽”当年起至2018年，每年给予1000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奖励。
“戴着不摘有压力，主动‘摘帽’有激励，这就能很好地调动贫困县抓好脱贫工作的积极性。”陆汉文说。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法必须更有针对性。
苏国霞举例，贫困户因病致贫的超过四成，必须加力拔掉这个“穷根”，下一步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自筹部分应由财政全额支付；给予贫困户大病医疗保险补助，提高报销比例；扩大大病医疗救助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覆盖范围。
新常态下稳定脱贫难度增大。“下一步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等新政策和扶贫股权投资等新方式。”苏国霞介绍，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光伏发电、水电、设施农业等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将投入项目的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贫困户，再支持他们以土地、林地等入股，参与经营和分红。“这样既能增加产业脱贫的稳定性，又能稳定增加失能贫困人口的收入。”
——打赢脱贫攻坚战，“枪支弹药”必须充足。
现有政策应加快落实到位，并进一步增强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倾斜支持力度。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扶贫政策没落实到位。比如，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仍未全面取消县以下（含县）以及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配套资金，一些基层政府借债扶贫。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补助政策不少地方都是区域指向、普惠补贴，客观上在一定时间内造成条件好的农户优先享受到政策，对贫困户产生了“挤出效应”。
应出台更多过硬管用的特惠扶贫政策。“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发展能力弱，多吃政策小灶，才能更好实现脱贫目标，缩小发展差距。”陆汉文建议，贫困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可以在本省域内和东西扶贫协作对口省份内交易，所得收益用于增加县级扶贫开发投入。调研中，贫困地区普遍期望这项优惠土地政策。
应充分挖掘社会扶贫的巨大潜力。“下一步应完善专门支持政策，建立广泛参与的信息服务平台，打造人人皆可为的良好生态，把社会扶贫巨大潜力转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源源动力。”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曹洪民说。 收入分配，怎样才能更公平
这一年，薪水涨了吗？股票赚了吗？聚会时晒收入底气足吗？收入分配改革，最引发社会关注。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要缩小收入差距，提低、扩中、控高，应该重点抓哪一个？收入分配中最尖锐的矛盾是什么？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去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是2003年以来最低
收入分配的话题，往往最吸引老百姓的视线。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网的民生调查显示，在收入增加、消费便利、住得更好等凸显老百姓获得感的选项中，“收入增加”以18.17%的得票率，成为最受百姓期待的事。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在缩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刘军胜介绍，2014年，代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9，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从2010年到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3.23倍缩小到2.75倍,行业收入差距也有缩减。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格局也得到明显改善。2014年与2010年相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
“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进展与‘十二五’期间改革规划的落实密切相关。”刘军胜介绍，“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以提高居民收入为落脚点，针对老百姓关心的收入热点、难点、突出问题分步推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将扶贫标准提至2300元，比2009年提高近一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时又降低其税收负担，包括连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1连提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个税起征点提至月收入3500元„„
时间很快走向下一个五年。“十三五”末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起相对成熟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表示。但他同时也指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仍处在高位水平上；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所缓解，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李实认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向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亮点颇多。“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中，强调平衡性，首次提到包容性，这都与缩小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在李实看来，平衡性包含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包括了缩小收入差距问题，而包容性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更多地让全体人民来分享，特别是低收入人群。
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李实认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增加就业机会、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等，都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最严重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提低”是重中之重
“我已经6年没涨过工资了。”来自江西的焊接工李航对记者说。这6年间，吃的、用的、房租、水电都在涨，有了孩子后开销更大了，李航觉得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
收入不符合预期、感到收入增长的平均数与自己无关，李实认为这些感受还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所致。李实分析，从2000年至2008年，全国收入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从0.412上升到0.491，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收入分配不公仍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在李实看来，最为严重的收入差距仍然横亘在城乡之间：“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虽有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绝对水平仍然较高，很多农村地区发展仍然严重滞后。”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还体现在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水平上。李实表示，垄断行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他研究发现，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中只有不到40%的部分是由员工本身的人力资本及个人能力的差别带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垄断地位。
此外，李实认为腐败带来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也影响着收入的公平性。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在“提低、扩中、控高”三个解决途径中，“提低”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李实认为，经济社会无论如何发展，理应首先关注社会最底层人群，且从目前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来看，消除贫困人口、提高农民收入应当成为缩小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刘军胜认为，从政策的可操作性来看，“扩中”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和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短时间内难以显著达成。
考虑到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李实认为“提低”关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让低收入群体有更多收入有助于消费倾向的上升，从而实现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也会带动社会公众公平感上升，有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适应新常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李实说。
应通过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来“提低”
中国最低收入的人群——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如何？从湖北孝感最袖珍的山村小学中也许可见一斑。这个小学只有3名学生，孩子们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因为忍受不了贫穷离开了，仅有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村主任，另一位是身患癌症仍继续教课的老师。
在李实看来，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才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减少相对贫困的根本办法，是“提低”最紧要的措施。“扶贫先扶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严重低下，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就低。”李实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2020年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有望实现。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5年以后，即便贫困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也远未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需要教育扶贫等更多政策持续性地支持。 同样，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也难以解决增加收入的问题。李实表示，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低”是不现实的，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与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不然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也会“机器换人”，反而会带来失业问题。因此，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出路。
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都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注重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性，是此次规划建议的亮点之一。”刘军胜建议，通过立法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提高低收入行业职工工资。
“提低”也难以绕开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控高”。“整个社会蛋糕就那么大，不对过高收入者进行调节，那么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也感受不到。”刘军胜说。
在李实看来，“控高”应分类进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等违法高收入要坚决打击，垄断收入等不合理的高收入要通过推进国企改革等来解决；而一些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高收入，需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修正调节。
“建立综合和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创新点，对于调节高收入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刘军胜认为这种税收制度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来征税，充分体现了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作为提低控高的有效机制，慈善事业被写进“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是亮点。“未来如果建立比较好的慈善机制，是政府公共服务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有效解决社会当中老弱病残的问题。”李实说。
反腐、国企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依赖于方方面面改革的推进，而这些改革恰恰又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必然会触及不同的利益，受到的阻力也会增大，这就需要有更科学的顶层设
计、更坚定的改革决心，不拖延，不犹豫，不错过改革的窗口期。”李实表示。
三问价改“最后一公里”
“十三五”规划建议日前公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攻坚补上短板，全面小康才能完满收官。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从本期开始，《经济周刊》将推出“聚焦‘十三五’改革攻坚”系列报道，从价格改革、扶贫攻坚、收入分配改革等方面解读规划亮点，回应社会热点，剖析改革难点，供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参考。
——编 者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8号文）出台，深化价格改革有了新的路线图。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要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十三五”期间，价格改革再提速将对经济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价格改革有哪些“硬骨头”要啃？价格改革政府能“大撒把”吗？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价格改革处于怎样的历史坐标？
97%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说了算，建立市场价格体系的关键性战役即将全面展开
记者的闺蜜彭小姐从不关心政府出台什么文件，最近却突然跑来问记者：“价格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让她突然发问的原因是，刚刚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这些改革领域无一不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改革究竟向何处去，会产生哪些影响，社会关注度很高。
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基础也是最复杂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过，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早在1979年，中国价格体制改革就开始进行，从有计划地提高副食品、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随后又逐步放开了一些商品价格。1987年，国务院明确规定了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
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1998年实施的《价格法》规定，建立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
历史上的价格改革曾经轰轰烈烈，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价格改革闯关，让国人经历了高达涨幅20%以上的通货膨胀。进入新世纪以来，价格改革深水静流，市场化步伐快速推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力度较大的价格改革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管理的近60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或下放，全部农产品、绝大多数药品、绝大多数专业技术服务价格都已交由市场定价。中央直接定价项目仅剩约20项，比2001年减少80%左右。改革还向纵深挺进，被视为难啃的“硬骨头”的领域，如电信价格、药品价格、电价、气价、铁路运价等方面改革迈出了关键步伐。
30多年的价格改革让我们告别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由市场说了算。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许昆林评价道：“这对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价格改革还有“最后一公里”的攻坚战役，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价格运行也呈现新的特征，面临新的挑战。10月出台的28号文，是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专门对价格机制改革出台的文件，是当前把价格机制改革全面向纵深推进的纲领性文件。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评价它的意义：“这意味着建立我国市场价格体系的关键性战役即将全面展开。”
价改“硬骨头”究竟难啃在哪里？
涉及诸多深层次矛盾，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还要确保价格不发生异动影响群众基本生活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价格改革也有这样的现象：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价格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还有几块难啃的“骨头”？
许昆林认为，难点主要集中在一些领域，如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医疗服务等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正处在攻坚期，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领域价格改革还需加快推进，节能环保价格政策还不够完善。其次是一些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如居民阶梯价格等还没有落
实到位，一些地方价格改革推进缓慢，存在观望情绪，推进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待加强。
“这些价格改革的‘硬骨头’之所以难啃，一方面是涉及多方面的利益调整，涉及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协调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价格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如何管好保留的极少数价格，如何确保放开的价格不发生异常波动、不影响群众基本生活，还需要不断探索完善新的价格调控监管的办法、规则。”许昆林说。
就拿电力价格改革来说，28号文提出电力要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包括上网电价和除居民、农业外的工商业销售电价。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其实，早在2002年出台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目标，但一直实现不了。当时在东北进行过改革试点，也没有成功。原因之一是电力交易市场如何组建一直没有形成共识。“连市场都没有，销售更无从谈起。而要组建电力交易市场就会涉及许多矛盾，比如以什么形式组建，是国家电网自己建立市场、别人来交易吗？但电力上下游企业对国家电网有许多意见，不愿意接受。一起搞市场，也同样离不开电网。与其他商品不一样，电是个复杂的产品，是不可储存的，必须实时完成。交易市场离不开电网公司的调度和配合，那么市场规则怎么设计，谁说了算？”
“国外的电力市场改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美国加州曾因市场运作的失败而导致出现大面积停电。我们国家不能允许出现这样的问题，必须稳定推进。”这位人士表示，对如何设计电力市场等问题，甚至在方案设计制定部门之间也长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今年3月份出台的新电改方案对此虽然给出了答案，但实际落实方案进展缓慢。电改方案出台后，只是在几个省进行了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并取得了成效，而其他方面，诸如是否放开售电侧等问题，仍然争论不休。达不成共识就无法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电价放开就很难操办。
医疗服务价格也存在类似问题。公立医院的体制改革不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就很难单兵推进，这也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电改、医改本身是两个很复杂的改革领域，其矛盾又集中反映在价格上，所以也成为价格改革的难点。
但是，价格机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打破这“最后一公里”的坚冰，着手解决影响价格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专项计划，细化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
价格改革提速，政府能“大撒把”吗？
政府要加强对民生领域价格监管，做好风险评估；政府定价要加强成本的调查和审核
经济学家华生曾经回忆过这样的细节：改革开放初期，一盒火柴价格是两分钱，为了这两分钱能不能提价，都要上政治局会议研究。这个细节既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机制的僵化，也说明了价格改革事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稳妥谨慎地操作。
经济学家张卓元在解读价格改革任务时总结了两个特点：“一是都是硬骨头，属深层次改革。比如能源价格市场化，过去搞了很长时间，一直难见实质性进展。二是与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如公用事业水、电、天然气等收费，就牵涉到老百姓切身利益。”
把价格交给市场决定，对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担心是涨价，是市场价格行为失控。对此，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价格调整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准备不充分、时机把握不好，会引发市场异常波动、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特别是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可能影响，做好风险评估，完善配套措施。加强民生领域价格监管，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发挥市场对价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是价格改革的核心任务，而建立基于市场经济的政府监管价格体系，也是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依然留在政府手里的定价权应该怎么用好、管好？“我们定价的一个原则是，尽可能不把这个水平定死，也尽可能制定一些定价原则、定价的规则，在市场的范围内有适当灵活性。”许昆林还透露，政府定价要加强成本的调查和审核，国家发改委将成立成本调查中心，专门负责成本调查监审。此外还要坚持公众参与听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等，建立有效的机制来约束定价机关的行为，使整个定价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最艰巨任务”能完成吗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项最艰巨的任务能否如期完成？这场脱贫攻坚战如何打赢？
任务有难度
贫困人口增收难度加大，发展能力不足，返贫压力不小
2014年底，我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日前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预计，2015年我国有望实现脱贫10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十三五”仍需脱贫6000万人左右。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脱贫边际难度将不断加大，同时，翻看“贫困家底”依然令人心情沉重。实现“十三五”脱贫目标，注定是场艰巨而又紧迫的攻坚战。 ——贫困人口增收难度加大。近年来，受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贫困户经营性收入增长不确定性增强。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经营困难增多，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趋缓。
——区域性贫困凸显，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不足。
连片特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扶贫任务最为艰巨。832个重点和片区贫困县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的63.4%。
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2013年，重点县人均GDP仅有全国人均水平的36.6%，人均财政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0.9%，支出占比也只有50.4%。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超过92%。70.8%的贫困村没有集体经济。
——发展基础差，致贫原因复杂多样，返贫压力不小。
基础设施明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中，6.9万个行政村不通客运班车。2013年，贫困地区行政村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仅占50.4%，有小学的占60.4%。贫困村平均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致贫原因复杂多样，返贫压力不小。建档立卡贫困户中，42%因病致贫、9%因学致贫、6%因残致贫、6%因灾致贫，不少贫困户多重因素叠加致贫。收入处于贫困线稍高地带的农户，抵御风险和变故的能力比较弱，返贫压力不可小觑。
“确保农村全部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把扶贫开发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说。
战略应正确
分类施策，脱贫路径清晰；瞄准扶贫对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战略正确至关重要。
“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里明确表示。他还指明了具体的“脱贫路径”：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苏国霞认为，根据这个路径实现2020年脱贫目标，有办法，能实现。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和实用技能培训，支持他们发展特色产业或外出务工，实现增收脱贫。
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实施扶贫搬迁，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帮助搬迁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探索资产性收益分配方式，提供稳定收入，并将他们全部纳入低保兜底。2014年全国各省低保标准平均为每年2776元，接近2800元的现价脱贫标准，今后还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实现2020年的脱贫目标，成败在于精准。”苏国霞介绍，目前我国已完成了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基本上每个贫困村都派驻了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落实了帮扶责
任人。下一步将建设好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基层平台和资金项目管理平台，瞄准建档立卡扶贫对象，以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为导向，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落到实处。
战术要改进
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积极性，加大政策倾斜支持力度，调动更多扶贫资源 打赢脱贫攻坚战，战术对头也很重要。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战必须英勇。
“脱贫致富，充分调动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积极性是根本之计，必须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说。
贫困县“戴帽炫富”“年年扶贫年年贫”„„这类现象背后，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脱贫压力和动力不足，扶贫工作没有抓紧抓好。
改革成为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一招。贫困县考核机制改革去年启动，明确贫困县主要考核扶贫工作。很多地方将考核结果作为扶贫资金分配、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一些地方对扶贫工作不合格的党政领导一票否决，有效地把贫困县的工作重点引导到扶贫上来。
除了考核“指挥棒”，“十三五”时期贫困县要全部“摘帽”，也成为一道“硬杠杠”。洪天云告诉记者，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加紧制定贫困县退出方法，原则上鼓励有条件的先退，退出后到2020年的扶持政策保持不变。
地方上的贫困县退出机制改革已在贵州等地破冰。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介绍，为鼓励贫困县“摘帽”，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安排到县的财政扶贫资金原则上按10%的增幅逐年递增，对原重点县从“摘帽”当年起至2018年，每年给予1000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奖励。
“戴着不摘有压力，主动‘摘帽’有激励，这就能很好地调动贫困县抓好脱贫工作的积极性。”陆汉文说。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法必须更有针对性。
苏国霞举例，贫困户因病致贫的超过四成，必须加力拔掉这个“穷根”，下一步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自筹部分应由财政全额支付；给予贫困户大病医疗保险补助，提高报销比例；扩大大病医疗救助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覆盖范围。
新常态下稳定脱贫难度增大。“下一步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等新政策和扶贫股权投资等新方式。”苏国霞介绍，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光伏发电、水电、设施农业等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将投入项目的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贫困户，再支持他们以土地、林地等入股，参与经营和分红。“这样既能增加产业脱贫的稳定性，又能稳定增加失能贫困人口的收入。”
——打赢脱贫攻坚战，“枪支弹药”必须充足。
现有政策应加快落实到位，并进一步增强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倾斜支持力度。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扶贫政策没落实到位。比如，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仍未全面取消县以下（含县）以及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配套资金，一些基层政府借债扶贫。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补助政策不少地方都是区域指向、普惠补贴，客观上在一定时间内造成条件好的农户优先享受到政策，对贫困户产生了“挤出效应”。
应出台更多过硬管用的特惠扶贫政策。“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发展能力弱，多吃政策小灶，才能更好实现脱贫目标，缩小发展差距。”陆汉文建议，贫困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可以在本省域内和东西扶贫协作对口省份内交易，所得收益用于增加县级扶贫开发投入。调研中，贫困地区普遍期望这项优惠土地政策。
应充分挖掘社会扶贫的巨大潜力。“下一步应完善专门支持政策，建立广泛参与的信息服务平台，打造人人皆可为的良好生态，把社会扶贫巨大潜力转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源源动力。”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曹洪民说。 收入分配，怎样才能更公平
这一年，薪水涨了吗？股票赚了吗？聚会时晒收入底气足吗？收入分配改革，最引发社会关注。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要缩小收入差距，提低、扩中、控高，应该重点抓哪一个？收入分配中最尖锐的矛盾是什么？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去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是2003年以来最低
收入分配的话题，往往最吸引老百姓的视线。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网的民生调查显示，在收入增加、消费便利、住得更好等凸显老百姓获得感的选项中，“收入增加”以18.17%的得票率，成为最受百姓期待的事。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在缩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刘军胜介绍，2014年，代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9，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从2010年到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3.23倍缩小到2.75倍,行业收入差距也有缩减。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格局也得到明显改善。2014年与2010年相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
“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进展与‘十二五’期间改革规划的落实密切相关。”刘军胜介绍，“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以提高居民收入为落脚点，针对老百姓关心的收入热点、难点、突出问题分步推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将扶贫标准提至2300元，比2009年提高近一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时又降低其税收负担，包括连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1连提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个税起征点提至月收入3500元„„
时间很快走向下一个五年。“十三五”末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起相对成熟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表示。但他同时也指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仍处在高位水平上；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所缓解，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李实认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向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亮点颇多。“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中，强调平衡性，首次提到包容性，这都与缩小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在李实看来，平衡性包含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包括了缩小收入差距问题，而包容性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更多地让全体人民来分享，特别是低收入人群。
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李实认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增加就业机会、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等，都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最严重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提低”是重中之重
“我已经6年没涨过工资了。”来自江西的焊接工李航对记者说。这6年间，吃的、用的、房租、水电都在涨，有了孩子后开销更大了，李航觉得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
收入不符合预期、感到收入增长的平均数与自己无关，李实认为这些感受还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所致。李实分析，从2000年至2008年，全国收入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从0.412上升到0.491，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收入分配不公仍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在李实看来，最为严重的收入差距仍然横亘在城乡之间：“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虽有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绝对水平仍然较高，很多农村地区发展仍然严重滞后。”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还体现在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水平上。李实表示，垄断行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他研究发现，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中只有不到40%的部分是由员工本身的人力资本及个人能力的差别带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垄断地位。
此外，李实认为腐败带来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也影响着收入的公平性。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在“提低、扩中、控高”三个解决途径中，“提低”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李实认为，经济社会无论如何发展，理应首先关注社会最底层人群，且从目前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来看，消除贫困人口、提高农民收入应当成为缩小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刘军胜认为，从政策的可操作性来看，“扩中”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和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短时间内难以显著达成。
考虑到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李实认为“提低”关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让低收入群体有更多收入有助于消费倾向的上升，从而实现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也会带动社会公众公平感上升，有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适应新常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李实说。
应通过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来“提低”
中国最低收入的人群——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如何？从湖北孝感最袖珍的山村小学中也许可见一斑。这个小学只有3名学生，孩子们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因为忍受不了贫穷离开了，仅有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村主任，另一位是身患癌症仍继续教课的老师。
在李实看来，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才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减少相对贫困的根本办法，是“提低”最紧要的措施。“扶贫先扶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严重低下，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就低。”李实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2020年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有望实现。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5年以后，即便贫困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也远未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需要教育扶贫等更多政策持续性地支持。 同样，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也难以解决增加收入的问题。李实表示，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低”是不现实的，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与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不然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也会“机器换人”，反而会带来失业问题。因此，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出路。
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都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注重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性，是此次规划建议的亮点之一。”刘军胜建议，通过立法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提高低收入行业职工工资。
“提低”也难以绕开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控高”。“整个社会蛋糕就那么大，不对过高收入者进行调节，那么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也感受不到。”刘军胜说。
在李实看来，“控高”应分类进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等违法高收入要坚决打击，垄断收入等不合理的高收入要通过推进国企改革等来解决；而一些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高收入，需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修正调节。
“建立综合和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创新点，对于调节高收入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刘军胜认为这种税收制度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来征税，充分体现了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作为提低控高的有效机制，慈善事业被写进“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是亮点。“未来如果建立比较好的慈善机制，是政府公共服务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有效解决社会当中老弱病残的问题。”李实说。
反腐、国企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依赖于方方面面改革的推进，而这些改革恰恰又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必然会触及不同的利益，受到的阻力也会增大，这就需要有更科学的顶层设
计、更坚定的改革决心，不拖延，不犹豫，不错过改革的窗口期。”李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