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的兴起与中国现代化
作者：夏振坤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准确把握所处的时代，科学判断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兴起的新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对我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它带来什么机遇与挑战？它对我国现代化提出了什么新的课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加以探究的问题。
一、知识经济是一种什么形态的经济
1，知识经济的定义
“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几乎只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一个名词发生如此频繁的更换，这在过去确是少见的。这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个现象实在太新了；二是变化太快了。我的本意认为：“新”不合适，因它是个动态概念。十年之后，就不新了！还是叫知识经济为好。
知识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我的定义是：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以信息革命为先导，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科技为支撑，趋向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下面，分别作一阐述。
以知识创新为核心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美国保尔·罗默（Paul Romer）曾提出：“点子加技术发明等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知识、技术、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软件产品即一例。知识创新包括五个方面：（1）知识直接转化为新产品：如视窗95，98„„；（2）知识直接转化为新的生产方式：如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等等；（3）知识直接开创新市场：如硬软件开发更新，直接创造新的市场„„；（4）知识直接创造新材料：如硅片、纳米技术„„；（5）知识创新创造新的组织方式。
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一般取决于有形财富，如：土地，资本，工厂，汽车，等等。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不一样了，价值往往取决于无形财富，如：一个点子，一个标识语句，一个电脑代码等等。
以信息革命为先导
信息革命为知识创新的加速提供了可能。因特网，使得知识的传播与更新，比过去工业经济
时代要快几十、几百、几万倍！一些高新技术的发明与发现，同超高功能的电子计算机的手段是分不开的。所以信息革命是整个高科技革命的先导。
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
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如纳米）是新经济的主要载体，这是人所共知的。 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
从分散化看，“家庭就业”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美国已有200多家公司正在进行“电子通讯上班”制；从网络化看，网络化发展使得家庭、企业、银行、学校、医院以及各种服务部门直接而便捷地联成了一体：网上购物、网上结算、网上学校、网上就医等等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从虚拟化看，虚拟货币、虚拟银行、虚拟经济、虚拟战争，乃至虚拟国家，已经或将成为可能。 2，知识经济的前景
我在5年前曾提出过“多维发展”观，认为发展的阶段维，可能会经历三个大阶段，即：工业化阶段——信息化阶段——生态化阶段。现在，似乎历史的进程在提前——随着生物工程的进展加速，特别是基因密码的破译，有的学者认为人类马上又要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即“生物社会”了！
是这样吗？——我仍持保留态度。我的基本看法是：“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新经济）还要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代，因为它还未完全“占领”一切经济——社会领域，还是刚刚开始。此其一。其二，生态社会，或生物经济，还远未到来。我认为要称得起“生物经济”或“生态社会”，必须要达到那种境界，即：人类可能“克隆”一切自然资料和生物，而且是大规模地再生这些东西！显然，这种境界，现在还渺茫得很。
新经济在美国前9年的表现确实十分诱人。但自纳斯达克股市受挫后，各种理论甚嚣尘上！认为新经济前程辉煌者有之；认为新经济繁荣过后是崩溃者也有之；认为牛市是金融泡沫从而会导致风暴者有之；还有人认为牛市不是泡沫而是新经济的本质，“信息革命不过又是一个投机泡沫”。我们不妨把他们分别为“乐观派”和“悲观派”。在乐观派那里：（1）美国新经济具有强劲的接受严重打击的能力；（2）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之中，从而将会带动新一轮的风险投资高潮和增长；（3）目前的牛市不是泡沫，投资者会明智地降低股份。在悲观派那里：（1）美国经济具有其脆弱性的一面，即过分依赖外国资本（占23%），一旦回报率下降，就可能撤离；
（2）新经济的核心是技术周期，而技术周期是依靠低通胀、高投资来支撑的，一旦创新减速，就会引发通胀，美元疲软，外资就会逃走——技术周期不可避免地会中断；（3）美联储也不是绝对不会犯错，前一阵，提高利率似乎做过了头，后来降息又没有一步到位。总的来说，这两者，都有其合理的部分，也有走极端之嫌。
对新经济前景的正确判断，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1、新经济，确实是一个新事物，它具有内在强劲的生命力，从长远来看，方兴未艾，必将取代工业经济而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发展阶段。
2、正由于是新事物，人们在适应它的规律方面，必会有一个由相对盲目性到相对自觉性的学习过程。——包括趋之若骛的股市泡沫和宏观决策的失误——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震荡起伏，应属意料中的事。
3、对于纳股泡沫的破裂，不应看作是新经济的“昙花一现”。工业经济不也是经常发生泡沫破灭吗，但工业经济并未因此而幻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均衡（实际上这种均衡是不存在的），任何经济形态都难免会出现泡沫现象，有泡沫必然会有破裂的时候。知识经济也不例外，虽然它在微观领域中表现出某种供给与需求的融合化趋向，但在宏观领域，仍然存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立。由于边际递增与巨额利润的刺激，也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投机是情理中事。
就美国新经济而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处在泡沫破裂后的恢复期，这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经济的恢复，而且还包括理论的修正和政策的调整。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小布什的“战争经济”是一场豪赌。此处无意全面评价这场赌博的结局，只想就新经济摆脱萧条而言，有可能赢，也可能输。所谓赢，是大量国防预算的投入，通过军事高科技研发，能否出现一个新的创新蜂聚期？就像八十年代的“三大发明”（以太网、图形用户接口、激光打印机）和九十年代的“四大应用创新”（电子邮件、英特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电子聊天）那样，为新经济的复苏提供有力的技术基础。至于输，是由于美国鹰派的一意孤行，可能使美国陷入世界性的反美浪潮之中，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弹，恐怖主义进一步升级，就有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3，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
知识经济这场革命，就其规模与深度而言，几乎不亚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引发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传统的经济学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站在经济学的高度，知识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有的比较清晰了，有的还只是初露端倪。
商品特质
知识经济的核心商品——信息，具有与工业经济的商品相比不同的品质。在工业经济中，商品在实体上具有对立性、在占有上具有排他性。正是这种特性，才会有商品交换，才会有商品经济。你用着的手机，我就不能用；我穿着的衣服，你就不能穿等等。在知识经济中，信息这种商品则不然，我使用这条信息，完全不排斥你也可以用；你使用这种软件，我也可以同时用它。不
存在什么排他性问题。这样，知识经济的商品交换乃至整个经济运行，也就会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
劳动泛化
在高科技产业中，由于：
——劳动者结构发生了基本变化，智力劳动者（专科以上）已占到绝大比重。如美国，在泰勒时代，体力劳动者占90%，智力劳动者占10%；到20世纪九十年代，体力劳动者下降到20%，智力劳动者上升为80%；预计到2010年，将会变为10%和90%。在信息产业中，后者的比重更大。 ——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有主导地位。在发达国家，产品价值中的科技含量已达到70%以上。
——在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中，知识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知识成为主导性生产要素。如，软件业中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视窗”软件）。
——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知识创新者、价值创造者、资本所有者一体化了。而且，要素的组合效益与资本的运营效益已大大超过了诸要素个别价值之和。因而，这些劳动加入了价值创造的行列。
这样，“劳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体力劳动”的范围，如果仍然沿用只有体力劳动才是价值源泉的命题，就无法解释高科技产业中的“超超额利润”了。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即认为在高科技产业中，从原料到最终消费品，需经过四个层面的劳动：变形性劳动，变异性劳动，组合性劳动，运筹性劳动。
第一，变形性劳动。这是体力层次的劳动。即：原料加工成传统产品的劳动，实现资源与劳动的整合。如将沙矿淘选成硅，在既定设计图纸下的焊接、组装、包装上箱等等。
第二，变异性劳动。这是科技层次的劳动。即：通过高科技的投入，使原有资源不只是改变形状和位置，而且改变性质（理化的或生物的变化），实现资源、劳动与科技的整合，形成一种崭新的物质（产品）。如硅变成芯片、实用软件等。
第三，组合性劳动。这是管理层次的劳动。即：通过管理工程的注入，使各种要素与半成品高效率地形成最佳组合性产品，实现多要素的定向整合，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商品。其价值又会叠加。如合理的企业组织与科学的工艺流程将研发出来的软件成果变成美观、实用、价格合理的软件商品。
第四，运筹性劳动。时至今日，经济活动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商品生产的范畴，信息化、全球化，使资本的运营、市场的选择、风险的防范等活动，在企业的兴衰成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运筹层次的劳动，实际上覆盖了以上三个层次以及后续阶段，是通过资本所有者与经理
层的合作，实现资本、劳动、科技、商品与市场的大整合，最终实现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价值的实现过程。
应该说，这四种劳动都不同程序地创造新价值。上述四个层次的劳动，从第一层次到第四层次，其创造的价值量和承担的风险，都是依次递增的。如果说，变形性劳动创造一般性商品价值，则变异性劳动创造精品价值，组合性劳动创造品牌价值，运筹性劳动创造名牌价值。显然，一般商品的价值也是不能和精品商品相比的，精品商品的价值是不能和品牌商品相比的，品牌商品的价值也是不能和名牌商品相比的。
与此相对应，在高科技产业中，体力劳动者主要创造了一般商品的新价值，智力劳动者主要创造了精品商品的新价值，管理劳动者主要创造了品牌商品的新价值，资本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主要创造了名牌商品的新价值和企业无形资产的新价值。这里，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下关于资本所有者的剥削问题。有的学者为证明资本所有者高收入的合理性，甚至否定剥削的存在，又回到了“三要素论”，这是不可取的。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又何必费那么多笔墨，只须把萨伊请回来就行了。问题在于，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过去那种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完全等同于剥削收入已经很不确切了。排除完全靠食利的资本所有者，当今的资本所有者的收入结构已经复杂化了。其收入，至少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死要素”的租金、利息收入，这是对一切公民（甚至共产党员）都通用的；二是扩大再生产基金，这是社会必要的；三是“运筹性劳动”的报酬，这在全球化大竞争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四是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劳动回报；五是纯剥削收入。
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上述四个方面都应有权参与，而且应该按各方在新创造价值中的贡献率进行分配。
报酬递增
报酬递减律，最早是由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提出的。19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创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被经济学界称之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即所谓“边际革命”。在此基础上，马歇尔集其大成，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体系。
大家都熟悉，边际价值论是以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价格决定于边际供求关系，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各种产品用途的估价就会出现效用递减。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报酬递减律，是这样的：报酬递减这个现象，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它只是一种很有局限的、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规律性现象。这些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技术不变，二是存在完全竞争。即是说，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一种技术在初始阶段，由于其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带来超额利润。但由于完全、自由的竞争（自由进入），别人也可以模仿，生产者多了，就会带来利润的平均化——收益递减了（在农业中，则是土地报酬递减）。由此，就存在两个悖论：一、如果技术进步的频率大到可以冲销利润平均化
的速率，那么递减就不会出现；二、如果出现某一生产领域的垄断（竞争之不可能），则递减也成问题。
信息产业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大动摇了报酬递减的理由，甚至出现了报酬递增的现象。报酬递增会不会取代报酬递减而成为一种“规律”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这种现象还没有在一切经济领域中出现。为什么在信息产业中会出现“报酬递增”呢？现在初步看来，是缘自下面的“五大效应”：
第一，创新效应。如果说工业时代技术更新的周期以年为单位计算，那么在信息时代，这种周期将是以月、日来计算。技术更新的加快，使得“报酬递减”的第一个条件（技术不变）几乎不存在了。不断地出现新技术，不断地产生超额利润，从而冲销了“递减”的趋势。
第二，成本效应。在以高科技为主体的信息时代，“边际成本”似乎已成多余的了——生产第一块芯片的成本是2.5亿美元，而到第二片之后，成本几乎为零（几美分！）。厂商的全部成本就变成了一个“固定成本”。边际成本的下降，利于获取超额利润，进一步弱化了“递减”的趋势。
第三，垄断效应。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产业中的技术创新，往往呈现出“平台式”的特点——如微软的Windows从95，97，98到XP，都是在一个平台上的纵深创新（或系统创新），而这个平台是有知识产权的，别人不能进入！这样就形成一种“传承垄断！高额的超额利润不能“平均化”，也就不是“递减”，而是“递增”了。
第四，网络效应。网络越大，影响的范围越广，使用和继续加入的人就越多。人越多，市场就越大，经济因而呈现一种正反馈式的发展。须特别提到“有效信息不灭定律”：1-1=1，1=∞。即：一条有效信息，一个人消费后，并不妨碍别人消费（这与工业资源不同）。而且，消费的人越多，此信息就越值钱！这样，“赢者通吃”的网上规则使得用其他网络（语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这也在客观上为垄断推波助澜。
第五，惯性效应。比如，当人们长期使用某一种软件后，就会形成惯性而很难改用其它软件。这也从客观上促使了垄断程度的加深。
总之，在信息产业中，由于平台创新、传承垄断和边际成本的消失，使得原来形成“报酬递减”的技术周期、自由竞争（利润平均化）几乎不存在了。这也就是出现“报酬递增”现象的内在机理！
由此，建立在“边际效用递减”基础上的传统微观经济学将何去何从？目前，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分工变化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分工总是和专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学词典中，对“分工（Division of Labor）”是这样定义的：“每一个人专门从事生产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工作的一生产方法。分工是现代工业经济所特有的，它能增进一国的生产率。”（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1页）对“专业化（Specialization）”是这样定义的：“对不同的个人、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不同的生产活动的划分。专业化即分工可以存在于生产某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多个不同的操作中，„„专业化存在的基础是互相依存，„„因此，专业化是各行各业的基础„„。”（同上书，第414-415页）可见，传统经济学对劳动分工的定义，具有如下基本特质：
第一，分工与专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即：生产分成若干细小的专门步骤或任务，每个人在小组从事其中一项专门的工作；
第二，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因为它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节约工序转移的时间、可以便利采用机器操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分工是朝着专业化愈来愈细的方向发展的，每个人变成知识与技能愈来愈狭窄的“专家”。
信息化革命，出现了一些趋向相反的新情况：
首先，是“跨功能小组”的出现。由于信息经济中，“生产工具”主要不再是机器，而是人的“大脑”，需要由具备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协同工作、交叉繁殖，才能产生新的设计和产品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于是，跨功能小组就应运而生。这种跨功能小组，现阶段只是“迁就”工业化所造成的专业化分工的现状而作的一种权宜融合而已。就其本质发展来说，应该是朝着每个人的“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种趋向，同传统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显然大异其趣！
其次，是组织结构的平面化。旧的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往往是和“金字塔”式的纵向组织结构理论相联系的。这也是一种分工，即组织形式上的层次分工与专业化。它认定具有不同功能的管理层次和相应控制程序，有利于生产流程的协调动作。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雇员行为、供应商和客户三者的“一体化”趋向。瞬息万变的市场，使得这种金字塔式的多层次组织形式，不便于及时提供信息，改进工作和提高雇员的首创精神。于是，组织结构由主体化向平面化的过渡便开始了。所谓平面化，也就是一种“交叉复式结构”。在那里，雇员没有固定的办公桌，他们执行多种功能，没有传统的“专业分工”，取消了全部的中间管理层，由上述的跨功能小组直接向经理负责。显然，这种“交叉复式结构”，也是对传统分工理论的一种挑战，是在组织形式分工上的挑战。
再次，是商业过程的重塑。随着高级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在商业过程中只需用少数人就可以更快地完成商业活动中多种作业和任务的整合：一个办事员坐在收款台后，用一台电脑就可以即时核对受委托接受的定单，并分配支付的款项。原来大量的票据处理工作，全都没有了！原来许多繁琐的“额外活动”都取消了，多种商务活动通过电脑和信息技术被整合了。因此，商业活动过程中原来的分工与专业化，也就被整合成一种综合性的活动了。
以上这些新的现象，无不对传统的劳动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说明信息化条件下的分工同工业化条件下的分工，将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如果说，工业化的分工是一种分析式的分工，信息化的分工则是一种综合式的分工；工业化的分工是一种愈益专业化的分工，信息化的分工则是愈益多能化的分工；工业化的分工是一种人依附机器的分工，信息化的分工则是人创造机器、使之服从于人的智能发展需要的分工。
这种分工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化的分工使人愈来愈成为机器的一个“部件”，信息化的分工使人愈来愈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垄断新义
反对垄断，鼓励竞争，这在传统经济学和发达经济体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多数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反托拉斯法。但是，在新的信息经济中，却出现了新的情况，使得“垄断”的定义乃至对策似乎有重新加以界定的必要了！
信息化的推进，一方面的确大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使竞争更加剧烈，似乎市场更趋完全了，甚至有人提出“欢迎亚当·斯密归来”。然而，不要忽视，这只是在既有商品的流动市场上是这样的。而在新商品的创新领域则完全不是如此！在创新的领域（从点子到研发再到新产品），信息的不对称现象不仅不可能透明化，反而是更加的不对称——相互保密了。因为，一个好点子一说出去就给别人“偷”去了，不值一文了。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关于报酬递增的机理中所讲的“传承垄断”，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报酬递增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实力的倾斜（有能力收购其他竞争对手的公司），由于“用户基础”的变化（使用某个产品的惯性和广泛性的基础），从而就可能“锁定”市场，造成新的市场不完全和新形态的垄断。
新垄断与旧垄断，如何区别？有待实践的发展，现在还说不很清楚。但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
（1）旧的垄断，是凭借对资本占有上的优势，通过资本的集中而形成的对市场的独占趋势；新的垄断，则是凭借对知识占有上的优势，通过不断创新、推出新产品而形成的对市场的独占趋势。
（2）旧的垄断，由于是凭借资本优势使自己的产品独占市场份额，由于报酬递减的驱使，因而是对既有技术的一种“保护”倾向，排斥新技术取代旧有技术，是阻碍创新的。新的垄断则不然，由于它受报酬递增激励，垄断则是和技术的纵深创新、不断创新相联系的！
显然，对待这种新形态的垄断，的确是个复杂的新课题。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犯了错误？是否用旧的垄断观和反垄断法错误地处理了新垄断问题？很值得探讨。目前，国内外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W.布赖恩·阿瑟教授和萨尔坦·科马里教授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1994年以来美国GDP持久增长，造就90年代的经济成功，应归功于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增长，特别是软件和计算机公司爆炸性的增长。全部GDP增长中30%是这个行业所提供的。而其中，微软又是它的“火车头”！
因此，阿瑟认为：“反托拉斯者在控制因收益递增而获得支配地位的高科技公司时必须谨慎从事。控制这样的公司将扼杀创新。”（《信息时代的经济学》P.141-143页）
——我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9日刊发了一篇署名智以方的文章，文中也指出：1995年，由于视窗95的推出，给IT产业带来了旺盛的增长动力，世纪末世界又寄希望于视窗XP的推出。但由于反垄断官司的原因，使微软迟迟不敢推出XP，即使IT业的发展出于出现“低谷”。是否由于此使美国经济加快了衰退的步伐？这是很值得继续观察的。
供求关系
在传统经济学那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是很明晰的，它们二者是构成价格机制的两大杠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形成市场的均衡价格；价值产生于供给方，消费者则是价值的破坏（消耗）者；等等。近几年来，由于新经济的兴起，供求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由于直接商业模式出现而形成的供给与需求一体化趋势。供应商、制造商与客户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这种一体化趋势，使传统观念中供给与需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供给者可以直接控制需求。例如，美国的格里婴儿用品公司设计了一套“供给予链”，通过进入客户的电子数据库交换销货点的交易资料和与客户建立私人电子联系，开发出能对需求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的系统。又如，现代的广告，在促进消费（需求）方面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边界——如果都是理性选择，供应商何必花大量的投入去做广告？
第二，制造商可以满足个性需求。例如，在美国，运用一个多体选择和定购系统，客户就可以直接从工厂定购一部按自己意愿设计“定制”的汽车。这样，供给和需求的独立性就大大削弱了，二者的界线难以分清了。
第三，供给与需求的融合趋势。可以说，有什么潜在的需求，就会有什么供给。由潜在需求→点子→创新→供给之间的时差大大缩短，甚至看不到距离了。这些变化，都是由电子商务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似乎进入了“电子需求与供给”的时代。
其次，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外购”，使得供给与需求也变得不清晰了。 以上这些新的情况，都对传统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提出了质疑：
——谁是供给者，谁是消费者？
——是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决定需求？
——价格还是效用的指示器吗？
——消费者在价值创造中有没有作用？
等等。
如上所述，新经济（知识经济）与旧经济（传统工业经济）显然是有差别的，但是它又不能离开旧经济的基础，因为前者是由后者发展而来的。所以，在实践中，新经济一方面表现出它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它对旧经济的依附性、传承性。
独特性。
前面从经济学的层面初步描述了新旧经济的区别，这些区别，必然会在经济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的独特性。我在《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的第七章中，曾经列举了知识经济在生产力方面和生产方式方面的九大特征：生产手段的智能化；生产要素的无形化；管理的信息化；技术更新的高速化；经济全球化；经济活动网络化；生产低耗化；产业转型化；就业分散化。这些特征，在各种文献中都有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故在此不赘。大家可以去看书。此外，我还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综合性地区别一下新经济与旧经济在宏观调控上应注意的差别：
美国《商业周刊》的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J. Mandel）在最近出版的《即将到来的因特网大萧条》一书中讲到：旧经济好像一列汽车，新经济好像一架飞机。汽车在出事时，司机就会立即踩刹车，提高利率，降温！而新经济则不能这样“刹车”，反而应该降息——采取“反直觉的降息”，使飞机维持一定速度飞行。因为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风险创新投资的迅速增长，如果像旧经济那样也“刹车”，飞机就会停速而堕毁！所以，他预言，如果美国政府，特别是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刹车办法，美国经济就可能出现大滑坡！（《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二期）
这种由于主观判断的错误而采取了不当的宏观调控措施，以致造成巨大危机的事件，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第一次，20世纪三十年代的那次大萧条，开始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股市崩溃，但由于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从而导致了一场全面的大危机。第二次，1990-1991年日本的经济衰退，据说也是由日本银行犯了一系列错误，致使股市下跌，演变成了衰退。第三次，是大家都知道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IMF采取错误的对策，硬压有关国家（如印尼）
提高利率，而不是降低利率，致使危机更加恶化。（见前文及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依附性
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有人讲，知识经济是“寄生性”经济。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个“寄生”的经济还能叫做“新经济”吗？为什么不是“寄生性”？一因知识经济并不是绝对地离不开传统经济，有些知识经济如信息产业、通讯产业和生物工程产业，仍是可以独自发展的。二因新经济与旧经济并不是一个新部门取代一个旧部门的问题，而是包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旧部门使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焕发出新生命力的问题。例如，生产小麦，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都是生产小麦，但其使用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就大不一样。部门没有变，技术基础却变了。其他一些传统的工业产品，又何尝不如此？ 但是，无可否认，知识经济中的不少领域，如“网络经济”中的有形商品流转部分就必须依附于传统经济，以传统经济作为其载体，从这点来看，似乎带有某种“寄生性”。此其一。其二，新经济仍然离不开传统金融制度的支持，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没有高风险投资体制的支持，新经济发展不起来，也支撑不下去，而且对这种投资的支持，它特别显得敏感——比传统经济更敏感！美国新经济之所以能爆发性地发展，重要原因就是其在创业前期得到了国家财政和风险资本的大力资助，并且能通过利用更广阔的股市迅速地扩展。
这种对投资的高依附性，必然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起伏性。起伏性，源于投机性。我们知道，新经济的高风险投资，是由高回报率决定的：1美元风险资本所产生的专利权，比普通1美元公司研发支出所产生的专利权高出3-5倍！而这种高回报，则是由新经济的高技术创新——高频率的技术周期带来的。这里，就隐藏着危险：一旦技术周期转向下降趋势（不可能总是直线上升），风险资本就可能同样迅速地撤退！而对风险资本，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新经济就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在美国，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随着纳股的破裂，资本的大量撤离，技术周期明显趋缓，进而美国新经济也就出现了疲软。由于美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外国资本——外资受到美国新经济高回报率的吸引。一旦技术增长减速，外资便会迅速外逃！所以一些美国经济学家预感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
二、知识经济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1，全方位的战略调整
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提法不一，内容相同。总之，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新经济，不仅赋予我国现代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而且完全可能通过跳跃式发展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目标与内涵的调整
过去，现代化几乎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因为那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迫切希望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增强本国国力，提升国际地位。但从现在的形势发展来
看，这已远远不够了。如今的现代化目标，应是作为“工业化”高级阶段或后续阶段的“信息化”、“知识化”；现代化的内涵则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文化的多元融合化”。
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
过去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的“三大阶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今，阶层分化、重组、嬗变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总的趋向是：以脑力劳动、知识创新为特质的阶层将上升为社会的中坚和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以体力劳动为特质的阶层，将呈萎缩趋势。这种趋向给我们的传统思维带来了很大冲击。这方面，后面有专门论述。
以人为本
现代化的推进，将愈来愈突出“以人为本”。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知识经济的生命线在于“知识创新”！而知识创新最主要地依赖于人的灵感！要灵感不断涌现，其生命线又在于：人的心情舒畅+强劲的激励！要实现这种“舒畅与激励”，就必须营造出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才生态环境”。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才生态环境，要求的条件是苛刻的：
第一、要把“人才”当上帝，而不是“工具”；
第二、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解放个性”，发挥特长，允许多元化；
第三、一切分配制度都要以“贡献”为原则，反对平均主义；
第四、人才流动须做到有进有出，双向流动。要看到人才流动的积极效应：一可有利于信息交流，二可有利于知识更新，三可有利于创新放大。
2，新型工业化的提出
什么叫新型工业化？
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现代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个定义，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表述。
当今的现代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意味着由后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意味着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工业化。是增加了新技术革命内涵的工业化，而不是19世纪的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工业化，而不是旧的工业化的翻版。实践证明，由于用信息技术重新武装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大大提高了工业化的质量，因而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工业化的效益，增强了经济的竞争力。否则，就会大大落后于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就可能边缘化。
当今的信息化，它本来是工业化的后续阶段（从原生意义上讲），而我国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在资金积累、市场开发、技术发展、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还不可能全面合理地满足信息化的
要求，还有赖于传统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城市化、民主化的成熟为其提供物质、政治、精神文明的基础。一句话，要用工业化为信息化创造条件。
因此，在当代中国，撇开信息化搞工业化，必然是“复制古董”，少、慢、差、废。企望“完成了”工业化再开始信息化，那种工业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完成了”也会是一堆废物。此路不通！同样，脱离工业化来搞信息化，必然是盲目冒进，欲速则不达。正确的选择，只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生互促，水涨船高。
知识经济将会是低能耗的经济，高科技产业大多是环保性产业。如微电子、生物工程、新能源和新材料等，能耗低，污染少。这与过去号称“油老虎”、“电老虎”的重化工是迥然不同的。如果用高新技术改造重化工，老虎也会变成绵羊。因此，实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路线，必然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充裕的巨大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在中西部地区）。这，既可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又可为信息化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还可为社会稳定、市场繁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有效购买力。
3，一个预言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使我们离社会主义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我认为，从总的大趋势看，是更近了！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将重建个人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那个社会，不存在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借以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并在此基础上妨碍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社会便得以实现协调与公平。
而工业化的生产力，是一种追求高度分工与高度集中（垄断）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形成一种相互倾轧与对抗，并趋向垄断财富的生产关系；工业化的分工和倾轧必然是使专业化愈来愈窄（非全面发展），使人变成价值观极为现实的“经济动物”。因此，传统工业化并不能提供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诉求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一代新人。
但是，我们从信息革命的初始表现，似乎可以看到马克思所预想的那些苗头——“五大苗头”：
第一、以微型 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力，似乎可以看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某种可能； 第二、网络化的离散或集结，似乎可以看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某种雏形；
第三、信息的网络化，使得垄断信息——从而垄断经济的困难越来越大，人的依附性越来越小； 第四、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以网络化为载体的新经济，将要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种狭窄分工与专业化的个人和组织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五、网络经济的重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公益性。在新的网络经济中，厂商的目标，首先必须“利他”，然后才能“利已”！若非如此，厂商就无法生存。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会否失效？
因此，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健康发展的生产力、协同和谐的生产关系和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的新人，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所赖以建立的三大基础条件，正在信息革命过程中得到准备！
三、知识经济和现代化进程必须造就一个知识阶层
1，知识阶层的崛起
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大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知识分子（或掌握、垄断了知识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从未如此空前地突出起来了！而且是朝着社会主导力量发展。对于这一事实，有人洞察到了，有人还很模糊：有人欢迎，有人忧心忡忡！但，不管你承认与否，这是一大历史潮流。应该看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个群体的成长及其历史作用的充分发挥。
甚至可以这样说：承不承认这一点，承认的深度如何，将是一切政治力量、政治家前途命运之所系，以至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能否适应时代需要的分水岭。
这个阶层具体包括四种人：
①信息技术的研发者；
②信息产业的经营者；
③信息产品的生产者；
④信息工具的操作者（网络师）。
前二者一般为白领，后二者一般为蓝领，但都属智力劳动者与管理者。
2，崛起的条件
我把它分为历史性的条件和现实性的条件。
历史性的条件。即：量变积累的条件。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前期，知识分子只是一个具有很强“依附性”的群体，往往以“军师”、“师爷”、“参谋”、“教授”等等身份出现，没有多少独立性，其本身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意识——自认为是主导阶级的“打工族”。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文化——教育社会化的推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他们有可能摆脱对主导阶级的依附意识，摆脱“主人”的监督和人身依附。如：
——生产的社会化，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行业，如各种工业行业、商业行业、社会服务行业„„这些行业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咨询人员大量增长，队伍不断壮大。这些人员，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主导阶级”，由过去的“御用文人”向“世俗文人”嬗变了。这种世俗化的过程，随着语言的多样化而加速了。
——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需要强化公共教育制度，以培养那些行业所需要的人才。而公共教育的日趋多元化、独立化，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逐步摆脱过去那种“一元化”的偏狭价值观，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去观察事物。教师、学生往往倾向于“忧国忧民”，对全社会负责——姑且不对它进行价值判断，但“不唯上”、“不唯书”的倾向，肯定是走向独立性的一步。
——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推动着由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父权衰落，母权壮大，子女争取自主的要求更难压制”（[美]阿尔文·古尔德纳，（1979）。受教育权的普及与加速，也必然加快了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形成。
——现代传媒，随社会化的进程而日益对社会生活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无冕之王”的相对独立性自不待言。
但是，所有这些，在知识分子形成自身独立的阶级意识的进程中，都只能是起着“量变”的作用。因为，它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得以真正独立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
现实性的条件。即：质变突破的条件。信息化的技术革命，为知识分子走向一个独立的阶层群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
——以个人电脑为基础的生产工具和网络化的生产力系统，为知识分子无拘无束、独立谋生，成为不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主导者，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信息网络化，使少数人靠垄断信息而主宰他人成为不可能，同时也就使广大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主生活的意识得到升华；
——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对知识创新的高度依赖，在客观上必然产生鼓励知识分子自主创新的趋向。这就为知识阶层逐步取得主导阶层地位，提供了道义和伦理的基础。
3，知识阶层的新属性
目前，由于这个阶层，还处于萌动之中，不完全成型。人们也只看到了某些带有本质性的生长点，所以对于其阶层属性的界定，现在作最后定论实属不智，也不可能。因而，此时的界定只能是一种模糊的描述而已。下面，根据阿尔文的分析，简述如下：
目前看来，这个群体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们，既与旧的工人阶级有相似之处，又有别于旧的工人阶级；既与旧的资产阶级有相似之处，又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
具体说，一方面，他们像旧的工人阶级一样，靠智力劳动维持生计，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也创造“剩余价值”，而且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是剩余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但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像旧的工人阶级那样作为“机器控制人”的异化劳动的无产者了，他们是一群追求个人自由发展，能够自主工作，实现“人控制机器”、“人创造机器”的新型知识精英。另一方面，
他们像旧的资产阶级那样，靠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变成资本，并据为己有而从中渔利，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想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他们决不是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道德精英；但不同的是，他们掌握了多种文化、语言和科学技术，他们比旧的资产阶级更有知识，更懂得社会发展和工作环境的重要性，因而不像旧资产阶级那样贪得无厌、贩卖灵魂、不择手段。
因此，当他们反对旧资产阶级的特权的时候，他们崇尚平等，赞成限制或剥夺凭借金钱、土地而占有利润、地租、利息的特权。当他们为追求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时，他们又会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为他们的“能”是最高的）。可见，他们的主张是有差异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群体，你说它是“知识工人阶级”也可以；你说它是“知识资产阶级”似乎也有些相像！具体地说，这个阶层的特征是：
①自由性：相对独立的人身，来去自由，依附性小；
②游离性：就业上的游离状态，变动性大；
③个体性：可“打工”亦可“个体经营”；
④暴发性：由于“递增”机制，一夜暴富！
⑤亲和性：要求协同、交流；
⑥交叉性（复合性）：前述“四种人”，是按性质分，如果落实到一个人，可能一人兼有数重身份：特别是研发者与经营者之间，操纵者与研发者之间交叉性更大。
4，历史地位的新视角
根据以上分析，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群体，似乎过去一些旧的观念和思维定势，有重新加以审视的必要：
第一，“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总是把主导阶级看作是“皮”，是社会的根本，而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只是附着在皮上的毛，是寄生阶层，“你离开了我，就活不成！”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经理阶层，决定着企业的兴衰；
——网络专家，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软件专家，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
第二，理论的悖论。人们一方面是那么不遗余力地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却又那样不信任甚至压抑理论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列宁也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从马克思到列宁本人），提出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彼岸的（至多是工团主义），而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创造出革命理论并通过先锋队的党派输送到工
人运动中去，才可能产生革命的运动。即使如此，上述那种理论的悖论，却难以解开现实生活中的“结”。
第三、革命胜利的决定论。过去政权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决定于是否充分发动了工农大众，知识分子是起着先锋和参谋的作用。现代知识革命的胜利，则历史地落在知识阶层的身上了。当然，这个过程，必然包括工农分子的知识化。
四、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实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同时成功地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难题。这种良好运行、健康发展的经济状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新经济”也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高频词汇。笔者认为，不同于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工业革命为先导、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体，趋向集中化、等级化、实体化的“旧经济”，“新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以信息革命为先导、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体，趋向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类型。较之“旧经济”，它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强劲的发展动力和更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当前，受美国国民经济得益于新经济而高速增长的启迪，世界各国深切感受到发展新经济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纷纷拟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如欧盟在1997年发表的《2000年议程》中，明确“将知识化放在最优先地位”；日本将其立国方针由“技术立国”转为“科技创新立国”；等等。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也纷纷将知识及其相关产业提到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业已在各地兴建了为数不少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众所周知，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有“因”方有“果”。我们不仅要看到新经济发展的喜人成果，更要弄清楚到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新经济才得以破土而出，蓬勃发展。这对于新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我国，对新经济发展之必要条件的理解，却过于片面和简单，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只要由政府出面确定一个“基地”，联合几所大学，划出一片土地，投入一些资金，就可以形成一个新型产业中心了，新经济就能得到发展了。知识，土地，资金，当然都是必需的要素，但这只是一些最起码的条件，换句话说，都是一些表面性而非本质性的条件。本文力图根据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经验，总结归纳出发展新经济最本质的条件，大体有五条：
1，国家宏观上的战略启动与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之间的高超融合
国家宏观上的战略启动与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二者间的高超融合是新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这是因为：
国家宏大的战略计划（注意：是必须付诸实用的计划），第一，可以提供“无止境的巨大市场”，国家庞大的政府开支和产业发展的倾向，将创造对高科技产品的巨大需求；第二，可以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政策支持与财力支撑。
而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更多地依靠个人的灵感！例如软件的设计。
二者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明：市场需求→初始资本→强劲激励→创新频率。国家的战略计划（政策导向与支持）形成对高科技产业的巨大需求；要满足需求，必然要有相应的投入，形成初始资本；初始资本的形成，为人才的创新和创业既提供了物质基础，又提供了动力机制，形成对人才的强劲激励；最终导致创新频率的加快，创新成果的增多。
总之，国家宏观上的战略启动与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光有前者，新经济的发展会丧失其微观基础，计划就会落空；光有后者，新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都会受到局限，不能形成气候，也无法持久。必须使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美国的信息革命，就是这样驱动起来的。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美国其所以成为全世界信息革命的领导者，决非偶然。他认为，20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美国的军事合约与太空计划，是其信息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当时，一为了超过前苏联的军事技术优势（当时苏联的加加宁已从太空成功返回），二为了超过日本的经济竞争实力，国防部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了太空计划，大力资助高技术公司开发信息技术，并且保护市场。1989年国防预算达37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相关的R&D投资1985年和1990年分别为430亿美元、428亿美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科技创新。可以设想，在当时，若不是国家的这种战略启动和强力推行，那些公司是很难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的。同时，这种宏观的推动，在美国马上就得到了微观（企业和个人）的响应，因为其自由创新的社会环境确实比别的国家更为优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国防预算下降到2600亿美元，国防产业随之解雇人员，大量科学家、工程师便向民用工业转移。同时，政府对国防技术转让的限制也大大放松。所有这一切，共同促进了九十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大发展。目前，美国的新经济进入了一个萧条期。要走出萧条，有的美国学者主张仍然要依靠政府的公共政策。认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九十年代，高速发展时期，就有必要采取明智的货币政策和合理的财政政策，加速新技术的开发，这些公共政策将会在美国经济长期和短期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约翰.瑞欧2001）
2，具有发挥“合能效果”（Synergy）的能力
所谓“合能效果”，是指：科学教育、技术创新、工业生产、商业应用等环节，形成一种一体化的“直通车”效应，围绕信息技术的革命，这四大方面的能量能密切地变分力为合力，使创新可以迅速而直接地转化为商业价值。发挥“合能效果”的能力，则是整合所有能力的能力，是包括企业、地区、国家在内的经济主体的核心竞争力。
要发挥“合能效果”，一般而言，要求：大学、科研机构、高科技工业企业、商业与服务业具有较大的聚集度，而且这些单位市场化水平都很高，创新力都较强。因为只有具有较高的聚集度，才可以方便地进行人才、物资、信息的交流，才有利于促进横向的或纵向的一体化，才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果。总之，能使形成合力的成本较低。例如，世界上信息革命较先行的国家（美国除外），其信息革命几乎都是从一些聚集度很高的大都会地区发轫的——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日本的东京、横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中国的北京、上海。但也有美国这个例外。在美国，由于其商业性创新多由大学或科研院所直接进行，故其信息产业中心也就位于大学附近。硅谷就紧邻斯坦福大学。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出了斯坦福这样一个“另类大学”——它实际上是把教学、科研创新、生产、商业一体化了！美国出现这种现象，有其特殊原因：一是美国的工业企业集中度大，而这些超大型的传统企业，在开始时是抵制信息革命的；二是美国的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平衡的，即使像旧金山这样一个并不很大的城市，也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现代化水平。
3，合理的制度安排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认为，在解释经济增长时除了劳动、资本和技术因素外，还要引入制度变量。制度对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对美国新经济的研究中，我们也注意到，正是其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美国而不是条件相近的欧洲和日本，能够充当新经济时代“领头羊”的角色。
那么，究竟是哪些制度安排能促进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项： 自由创业的制度环境
前面讲过，政府战略启动和个人自由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而个人自由创新，首要地取决于自由创业的制度。硅谷的灵魂正在于此。这种自由创业制度，具有三大效应： 激励效应：使个人有创新的冲动或原动力；
发展效应：产业发展迅速，创业成本低；
人才效应：人才竞争力强，留得住，引得来。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效应，新经济才得以源源不断地向前发展，当然，自由创业制度乃是一个大的制度前提，它的形成有赖于多项具体、细致的制度安排，如：
——低门槛的注册制度：1美元也可；
——自由的进入、退出机制：任何公司可以随时开门，也可以随时关门；
——分散决策的决策制度：政府干预最少；
——宽松的人事管理制度：带走（个人发明）专利不追究；
——公司法人新陈代谢制度：创业者也可以下（如斯科公司，创业者由于不善经营而被炒）； ——以私有为主的产权制度（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等等。
健全的载体：高新技术产业区
一提到新经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美国的硅谷，硅谷已不仅成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程度
最高的地区，并且业已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旗帜或者说导航灯。它既是新经济的物质载体（地理意义），同时也是精神载体（象征意义）。若没有硅谷这个载体。或许新经济还不至于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其他各国或地区新经济的发展，也都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区这个载体，如英国有剑桥，日本有筑波，中国台湾有新竹、北京有中关村，等等。
大体上讲，作为新经济发展载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具有如下功能：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并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形成信息、技术和人才的集散地；形成自由创新与自由创业的社会氛围；发挥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幅射作用；充当各种新政策、新制度、新技术的拓荒地与试验田。
当然，高新技术产业区并不是越多越好。美国经济能量如此巨大，全国也只有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北卡州“三角”三个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区。而我国却犯过去的老毛病，各地一哄而上，高新技术产业区数量众多却质量低下，大多名不符实，这对我国新经济的发展实在是不足取的。
要建设合理、高效的高新园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①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切不可贪多求快,贪大求洋,要集中有限的资源打“歼灭战”。
②在发展初期，给予区内企业适度的财税优惠。因为高科技产业的创业是有较大风险的；而且当园区形成规模后，后入企业会享受原有企业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人、财、物、信息、关系等）即外部性，因此应当对初期入园企业给予适当优惠。
③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的是搞好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并构建廉洁、透明、高效的监管机制。而在其他领域则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④促进园区内外的信息、技术与人才的交流。提倡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沙龙、论坛。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新经济的基础在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分配和使用。而知识的生产、传播、分配、使用，其前提又在于知识的产权是能够界定的，并且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知识本身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如巨大的初始成本使创始异常艰难，而近乎于零的边际成本使复制与传播极为容易。因此，知识产权若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将极大地挫伤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正像经典经济学教科书所分析的一样，知识将很难得到充分供给。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切实履行的。美国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法规，并且依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不断出台修正案，确保法制体系能够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美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也是较大的，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时代华纳、SONY等娱乐公司起诉某一网站在互联网上免费传播MP3音乐一案，法院最终裁定该网站侵权成立，并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因为美国属于英美法系，注重“案例成法”，上述这一案例如今已成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力武器。
而我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却不十分得力，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例屡见不鲜，屡禁难止。一张软件光盘国外要卖几十上百美元，国内的盗版光碟却不用１美元即能买到。难怪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国时总要买上大批盗版软件带往国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产软件业难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首先要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与执法，并在法院内部设立常设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其次，大力宣传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营造全社会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最后，加强与各国司法界、工商界、理论界的交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做法，注重与国际惯例接轨。
强劲的激励制度
人类社会从大工业经济时代飞跃到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以物质资源、机器装备为主的竞争也逐渐转向以智力资源、创新能力为主的人才竞争。人才短缺、创新力不足的国家必定在知识经济的新一轮洗牌过程中陷入边缘化的境地。而人才的竞争，除了跟教育制度休戚相关外，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激励制度的有效与否。
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纷纷采取了灵活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其中股票权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欧洲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说，美国鼓励吸收外国高科技人才的政策和股票期权机制，使得美国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这是欧洲所无法比拟的，也是欧洲新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根据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特别是阿尔钦、德姆塞茨、哈特等人所作的杰出理论贡献，剩余索取权对解决企业激励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而股票期权制（即允许持有者在一定时期内以约定价格购买所在公司的股票）的实质，就是承认持有者对公司盈余的剩余所有权。因此，对高科技人才给予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其行为本身已超出金融工具创新范畴，在更高层次上讲，乃是对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肯定，对人才作为稀缺资源的珍视，这就会对人才产生根本性的激励。
同时，股票期权能将个人发展与公司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双方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进而大大增强个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在创业之初，因为有股票期权，即使工资低一点，人才也留得住；在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个人所得到的财富呈几何级增长，同时对社会既有物质贡献又产生示范效应。微软公司员工中产生上百个百万富翁，即为一例，因为，实行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将使个人、企业、社会三方都获益，实现“多赢”局面，各国在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都应以此为鉴。
4，有效的金融支撑
硅谷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原因，如毗邻斯坦福大学从而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行业、企业、高校间发达的信息与关系网络，开放、自由的社会心理氛围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有效的金融支撑乃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前提性条件。硅谷所在地旧金山，本身就拥有美国第二大金融市场。
有效的金融支撑，其内涵是较广的，包括完美的交易、支付、结算体系，良好的信用制度，稳定的金融秩序，发达的股票、债券市场等。但从美国的实践经验看，对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金融支持，莫过于风险投资。
美国的微软公司、苹果公司、国际数字公司等高科技公司都是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与推动下得以超常规发展的。世界上2000多家孵化器，80％也都是风险投资。近来年美国风险投资的数量规模迅速扩大，看投资额由1993年的40亿美元骤升至1999年的400亿美元，公司或基金的数量也增至4000多家，另据有关资料分析，1998年每个美国创新企业平均获得的风险投资为470万美元，而欧盟国家则只有110万美元，欧洲的风险资金体系大大落后于美国，这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欧洲新经济发展滞后于美国的原因。
为什么新经济的发展特别依赖风险投资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投资——人才——创新”的内在联系中得到解释。
创新，不论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理论创新抑或制度创新，其主体都是人，因而创新的基础在人才，特别是知识功底扎实、创新意识强烈的人才。而人才的吸引与挽留，离不开资本的介入，也就离不开投资。因为人才要施展其才华，没有舞台是不行的，而投资正好为其提供了这个舞台——即知识创新的物质平台，特别在人才频繁流动的当今社会，没有资本的投入，人才马上就会离开。对企业来说是这样，大到对地区、国家而言同样如此。为什么人才东南飞，海外飞？原因就在这里：没有投资如何创业？无法创业干脆走人；人才一走，创新就停；创新一停，新经济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因此，投资，尤其是风险投资，通过“投资——人才——创新”的内在联系，直接作用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成为不可或缺的金融支撑。
为了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美国在财税、金融等政策上给予许多优惠措施：如1971年设置纳斯达克市场；1978年和1981年两次下调资本增值税率，使之由49.5%降到20%；1979年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等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一下培养复合型风险投资家——“金融伯乐”的重要性。古语有云：“国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现在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的确有许多好成果、好发明，苦于缺乏“懂行识货”的投资者，开法通过产业化使之转化为商业价值，社会从中蒙受巨大损失。这就要求有一批能够“慧眼识珠”的“金融伯乐”。为此，应具有如下特点：①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技术背景,商业运作经验等)；②具有超强的敏感性,善于发掘与捕捉机会；③具有良好的预见力与判断力，这是提高项目成功率的基础；④既有敢冒风险的精神，又有分散风险的能力；⑤秉承不急于求成与容忍失败的投资理念。
5，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这里重点讲两个方面：
“栖息地”的人才内涵
建设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其目标就是要使之成为一切有志于创新者水草丰满的栖息地。在生物意义上的一个栖息地里，决不会规定哪种飞禽准来，哪种不准来；也不会限定来了就不准走，更不会规定什么时候能来（或能走），来了可以呆多长时间，如此等等。人才的栖息地也应是这样。
而要形成这样一种人才栖息地，必须确保实现以下四点：
——来去自由，要树立这样一个观点：知识经济特别要求人才的自由流动！须知，人才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信息的交流、知识的更新与创新的放大。只有加快流动，人才方能“日新又日新”。若搞就业终身制，个人将难求发展，单位也会毫无生气，“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也是目前“末位淘汰制”大行其道的原因。
——不拘一格。不拘学历，不拘年龄，不拘身份，有好的点子，好的成果，就给你贷款。当然，这如前面讲到的，需要有一个独具慧眼的“金融伯乐”！
——无拘无束。知识与技术的创新，有赖于活跃的思想，开放的氛围。硅谷的山景地区有个“步行者马车轮酒吧餐厅”（Walker’s Wagon Wheel Bar and Grill）的聊天场所，据卡斯特说，那里所促成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要比斯坦福大学的研讨会所促成的还要多。
——允许失败。每一次的失败都预示着离成功又近了一步，技术正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中不断取得进步的（诺贝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于千百次的爆炸试验中发明炸药）。再以风险投资为例，风险投资家一般会将其资金分布于多个不同的项目。当然，其中大多数都失败了，但只要有一、两个成功，就会带来巨额的回报，风险投资的魅力亦在于此。
“以人为本”的新理念
“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灵魂在于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灵魂在于“灵感”的不断涌现；灵感产生的灵魂在于“心情舒畅＋强劲激励”；而“心情舒畅＋强劲激励”的灵魂又在于一切以人为本——把人当上帝，而不是“工具”！
这方面，上海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这个中心里面，员工无固定的办公室甚至办公桌，只要个人有需要，什么都可以自由使用；公司也不规定严格的考勤制度，能及时达成工作目标即可；更没有规程式的作业程序与方法，一切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自主
性和创造性。正是在这种“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该中心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全球ＩＴ行业内最具有创新精神与实力的研发机构之一。
五、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探讨
1，基本国情
我国是知识经济的后来者。虽然目前信息化的来势较猛，速度很快，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的：
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
信息化建设水平，主要体现在四个指标上：⑴电脑普及率．截止2000年中，美国电脑拥有量为1.641亿台，占世界电脑总拥有量的28.32％，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我国同期拥有量是1590万台，占世界总量的2.73%，平均每万人88台。⑵网络普及率。2000年美国上网人数达1.37亿人，我国为1000万人。⑶国民经济信息化投入。1999年美国是我国的约45倍。⑷社会信息化指数．根据相关数据计算，2000年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大约还处在美国60年代的水平。2000年以后，我国肯定又有长足的发展，由于难以取得系统的资料，故只用了上个世纪的资料。但是，我们在前进，美国也在发展，这种基本差距，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科技竞争力不强
据洛桑管理学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在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竞争力排序中，我国排名为28。比上年下降3位，而且还在下降之中。见下表：
我国历年科技竞争力排名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科技竞争力排名 27 28 20 13 25 28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网
科技投入不足
科技投入，是影响科技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物质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方面的差距很大。特别是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严重不足，1999-2000年，绝对量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占GDP的比重不到1%。见下表：
1999——2000年R&D经费国际比较 单位：亿美元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韩国
研发费用 82 2470 1303 501 327 91
占GDP比例% 0.83 2.79 2.83 2.33 2.23 2.83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网
高科技人才缺乏
发展高新技术，必须要有大批高科技人才，特别是能够出产原发性创新成果的尖端人才。这
方面，我国不仅缺乏，而且流失严重。据估计，我国出国留学生累计达４０多万人，学成回国的仅占三分之一。近两年，情况有好转，“海归派”在逐步增加，但是，尖端人才不足的局面，并非短期内能够改变的。
风险投资发展缓慢
前已述及，风险投资不到位，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主要原因是：市场不完善，风险投资家的人才匮乏，资金来源太窄，政策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等等。 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有工业化已经接近完成的发达地区，有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的次发达地区，还有工业化尚在起步的落后地区。
2，发展对策
总的来说，根据“新型工业化”路线，在我国发展知识经济应采取“梯度战略”。即按照国内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实行有差别的发展方针。在发达地区，应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知识经济，成为全国带动工业化的火车头；在次发达地区，重心应放在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上；在后进地区，则宜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积极进行信息化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信息化创造条件。具体对策见如下框图：
宏观政策引导
美国的经验表明，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本世纪前十年内，可考虑如下政策：
——制定宏观战略。把知识经济的发展，作为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动力。按照产业调整与转移的一般规律，在国内也可采取“雁形”带动模式，以发达地区为“领头雁”，将发展知识产业与转移传统产业循序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波浪式地向次发达、不发达地区逐步推进。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又可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政府启动若干重大信息工程。如，扶持国内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建设大项目。这可“创造”信息产业发展的巨大市场。
——完善和推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包括科技、金融、产权、财政税收等政策。
发展信息产业
发展信息产业本身，应按照“梯度战略”的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方针。一般地说，“合能效果”强的地区，宜集中研发创新，培养龙头企业，形成聚集优势。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可发展信息产品的规模性生产。其他地区，则应积极推进与普及信息基本建设。不要一哄
而上。为此，还须注意如下问题：一是立足两个市场，既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又要满足国内需求。二是制定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法律、法规，使信息产业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三是加强信息市场建设，强化竞争机制，完善约束机制。四是普及全民信息教育，大力培养信息化人才。 增加科研投入
加大信息化的科研投入，重点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进一步增加政府对知识经济和旨在知识创新的科技开发的财政投入，委托非政府组织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国内外公开招标竞争。将政府用于技改投资额部分地转化为技术创新基金，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允许各类企业、科研单位公开竞争或联合竞争。二是运用政策鼓励社会投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还可实行一些辅助性措施，如，适当提高不同行业的折旧率，企业科技开发的投入可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对企业进口高新技术设备实行减免税，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新技术产业化贷款”，为中小高新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低息贷款。
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发展高新科技事业，当务之急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科研人员和教师彻底从“单位所有制”中解放出来，变“国家干部”为“自由职业者”，逐步推行聘用制。取消不合理的赔偿制度和追究制度。与此同时，建立与健全专门人才库和人才网落，设立青年研究基金，逐步实行知识股份化，以及构筑适宜人才自我发展的企业文化。与此同时，要积极利用加入WTO的机遇。重视人才引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快发展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不足，是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瓶颈，这方面的思路是：首先，拓展风险资本的来源渠道。除政府拨款、银行间接融资外，可吸收大量民间资本，引进外资，允许一定比例的基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以解决当前资金不足的困难。其次，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尽快建立我国二板市场，为风险资本功成身退提供最佳机制。三是培育风险投资家。积极创造条件，让一批批具有创新思维和风险意识的风险投资家，得以脱颖而出。四是完善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引进其规范化、科学化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五是构筑政府支撑体系。如，尽快制定和完善风险投资的机关法规，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建立风险投资种子基金，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长期贷款提供信贷担保等等。
高科技产业放开所有制
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其重要特色是瞬息万变。要适应这种变化，主要依靠“人”的智慧和主创精神。显然，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比较难以适应这种要求。不仅我国如此，国外也是一样。国际经验表明，非公有中小企业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这就要求放开高科技产业的所有制，鼓励与支持私人创业，并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
制度创新
宽松的制度环境，是知识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前提。首先是自由创业的制度创新，建立“高科
技产业特区”，尤其要逐步通过改革与创新，形成前面所说的那种“栖息地”。不如此，难以冲破现有的制度障碍。其次是强劲激励的制度创新。激励机制脆弱，曾经是我国知识精英一度大量外流的重要根源。这方面，当前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股份制企业中，建立专利权持股的制度；二是在任何单位，都允许科技人员自由创业的制度；三是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再其次是行政管理的制度创新。目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管理的制度创新。在高科技领域，应由目前的集中决策体制逐步过渡到分散决策为主、集中决策为辅的体制。要最大限度地发扬基层的首创精神，否则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形势，会坐失良机。二是科研管理的制度创新。目前千篇一律的项目管理模式，完全不能适应高科技发展的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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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鲁克：新现实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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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夏振坤，知识经济：经验借鉴、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6。
知识经济的兴起与中国现代化
作者：夏振坤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准确把握所处的时代，科学判断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兴起的新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对我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它带来什么机遇与挑战？它对我国现代化提出了什么新的课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加以探究的问题。
一、知识经济是一种什么形态的经济
1，知识经济的定义
“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几乎只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一个名词发生如此频繁的更换，这在过去确是少见的。这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个现象实在太新了；二是变化太快了。我的本意认为：“新”不合适，因它是个动态概念。十年之后，就不新了！还是叫知识经济为好。
知识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我的定义是：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以信息革命为先导，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科技为支撑，趋向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下面，分别作一阐述。
以知识创新为核心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美国保尔·罗默（Paul Romer）曾提出：“点子加技术发明等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知识、技术、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软件产品即一例。知识创新包括五个方面：（1）知识直接转化为新产品：如视窗95，98„„；（2）知识直接转化为新的生产方式：如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等等；（3）知识直接开创新市场：如硬软件开发更新，直接创造新的市场„„；（4）知识直接创造新材料：如硅片、纳米技术„„；（5）知识创新创造新的组织方式。
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一般取决于有形财富，如：土地，资本，工厂，汽车，等等。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不一样了，价值往往取决于无形财富，如：一个点子，一个标识语句，一个电脑代码等等。
以信息革命为先导
信息革命为知识创新的加速提供了可能。因特网，使得知识的传播与更新，比过去工业经济
时代要快几十、几百、几万倍！一些高新技术的发明与发现，同超高功能的电子计算机的手段是分不开的。所以信息革命是整个高科技革命的先导。
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
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如纳米）是新经济的主要载体，这是人所共知的。 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
从分散化看，“家庭就业”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美国已有200多家公司正在进行“电子通讯上班”制；从网络化看，网络化发展使得家庭、企业、银行、学校、医院以及各种服务部门直接而便捷地联成了一体：网上购物、网上结算、网上学校、网上就医等等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从虚拟化看，虚拟货币、虚拟银行、虚拟经济、虚拟战争，乃至虚拟国家，已经或将成为可能。 2，知识经济的前景
我在5年前曾提出过“多维发展”观，认为发展的阶段维，可能会经历三个大阶段，即：工业化阶段——信息化阶段——生态化阶段。现在，似乎历史的进程在提前——随着生物工程的进展加速，特别是基因密码的破译，有的学者认为人类马上又要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即“生物社会”了！
是这样吗？——我仍持保留态度。我的基本看法是：“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新经济）还要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代，因为它还未完全“占领”一切经济——社会领域，还是刚刚开始。此其一。其二，生态社会，或生物经济，还远未到来。我认为要称得起“生物经济”或“生态社会”，必须要达到那种境界，即：人类可能“克隆”一切自然资料和生物，而且是大规模地再生这些东西！显然，这种境界，现在还渺茫得很。
新经济在美国前9年的表现确实十分诱人。但自纳斯达克股市受挫后，各种理论甚嚣尘上！认为新经济前程辉煌者有之；认为新经济繁荣过后是崩溃者也有之；认为牛市是金融泡沫从而会导致风暴者有之；还有人认为牛市不是泡沫而是新经济的本质，“信息革命不过又是一个投机泡沫”。我们不妨把他们分别为“乐观派”和“悲观派”。在乐观派那里：（1）美国新经济具有强劲的接受严重打击的能力；（2）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之中，从而将会带动新一轮的风险投资高潮和增长；（3）目前的牛市不是泡沫，投资者会明智地降低股份。在悲观派那里：（1）美国经济具有其脆弱性的一面，即过分依赖外国资本（占23%），一旦回报率下降，就可能撤离；
（2）新经济的核心是技术周期，而技术周期是依靠低通胀、高投资来支撑的，一旦创新减速，就会引发通胀，美元疲软，外资就会逃走——技术周期不可避免地会中断；（3）美联储也不是绝对不会犯错，前一阵，提高利率似乎做过了头，后来降息又没有一步到位。总的来说，这两者，都有其合理的部分，也有走极端之嫌。
对新经济前景的正确判断，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1、新经济，确实是一个新事物，它具有内在强劲的生命力，从长远来看，方兴未艾，必将取代工业经济而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发展阶段。
2、正由于是新事物，人们在适应它的规律方面，必会有一个由相对盲目性到相对自觉性的学习过程。——包括趋之若骛的股市泡沫和宏观决策的失误——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震荡起伏，应属意料中的事。
3、对于纳股泡沫的破裂，不应看作是新经济的“昙花一现”。工业经济不也是经常发生泡沫破灭吗，但工业经济并未因此而幻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均衡（实际上这种均衡是不存在的），任何经济形态都难免会出现泡沫现象，有泡沫必然会有破裂的时候。知识经济也不例外，虽然它在微观领域中表现出某种供给与需求的融合化趋向，但在宏观领域，仍然存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立。由于边际递增与巨额利润的刺激，也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投机是情理中事。
就美国新经济而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处在泡沫破裂后的恢复期，这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经济的恢复，而且还包括理论的修正和政策的调整。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小布什的“战争经济”是一场豪赌。此处无意全面评价这场赌博的结局，只想就新经济摆脱萧条而言，有可能赢，也可能输。所谓赢，是大量国防预算的投入，通过军事高科技研发，能否出现一个新的创新蜂聚期？就像八十年代的“三大发明”（以太网、图形用户接口、激光打印机）和九十年代的“四大应用创新”（电子邮件、英特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电子聊天）那样，为新经济的复苏提供有力的技术基础。至于输，是由于美国鹰派的一意孤行，可能使美国陷入世界性的反美浪潮之中，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弹，恐怖主义进一步升级，就有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3，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
知识经济这场革命，就其规模与深度而言，几乎不亚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引发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传统的经济学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站在经济学的高度，知识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有的比较清晰了，有的还只是初露端倪。
商品特质
知识经济的核心商品——信息，具有与工业经济的商品相比不同的品质。在工业经济中，商品在实体上具有对立性、在占有上具有排他性。正是这种特性，才会有商品交换，才会有商品经济。你用着的手机，我就不能用；我穿着的衣服，你就不能穿等等。在知识经济中，信息这种商品则不然，我使用这条信息，完全不排斥你也可以用；你使用这种软件，我也可以同时用它。不
存在什么排他性问题。这样，知识经济的商品交换乃至整个经济运行，也就会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
劳动泛化
在高科技产业中，由于：
——劳动者结构发生了基本变化，智力劳动者（专科以上）已占到绝大比重。如美国，在泰勒时代，体力劳动者占90%，智力劳动者占10%；到20世纪九十年代，体力劳动者下降到20%，智力劳动者上升为80%；预计到2010年，将会变为10%和90%。在信息产业中，后者的比重更大。 ——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有主导地位。在发达国家，产品价值中的科技含量已达到70%以上。
——在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中，知识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知识成为主导性生产要素。如，软件业中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视窗”软件）。
——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知识创新者、价值创造者、资本所有者一体化了。而且，要素的组合效益与资本的运营效益已大大超过了诸要素个别价值之和。因而，这些劳动加入了价值创造的行列。
这样，“劳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体力劳动”的范围，如果仍然沿用只有体力劳动才是价值源泉的命题，就无法解释高科技产业中的“超超额利润”了。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即认为在高科技产业中，从原料到最终消费品，需经过四个层面的劳动：变形性劳动，变异性劳动，组合性劳动，运筹性劳动。
第一，变形性劳动。这是体力层次的劳动。即：原料加工成传统产品的劳动，实现资源与劳动的整合。如将沙矿淘选成硅，在既定设计图纸下的焊接、组装、包装上箱等等。
第二，变异性劳动。这是科技层次的劳动。即：通过高科技的投入，使原有资源不只是改变形状和位置，而且改变性质（理化的或生物的变化），实现资源、劳动与科技的整合，形成一种崭新的物质（产品）。如硅变成芯片、实用软件等。
第三，组合性劳动。这是管理层次的劳动。即：通过管理工程的注入，使各种要素与半成品高效率地形成最佳组合性产品，实现多要素的定向整合，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商品。其价值又会叠加。如合理的企业组织与科学的工艺流程将研发出来的软件成果变成美观、实用、价格合理的软件商品。
第四，运筹性劳动。时至今日，经济活动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商品生产的范畴，信息化、全球化，使资本的运营、市场的选择、风险的防范等活动，在企业的兴衰成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运筹层次的劳动，实际上覆盖了以上三个层次以及后续阶段，是通过资本所有者与经理
层的合作，实现资本、劳动、科技、商品与市场的大整合，最终实现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价值的实现过程。
应该说，这四种劳动都不同程序地创造新价值。上述四个层次的劳动，从第一层次到第四层次，其创造的价值量和承担的风险，都是依次递增的。如果说，变形性劳动创造一般性商品价值，则变异性劳动创造精品价值，组合性劳动创造品牌价值，运筹性劳动创造名牌价值。显然，一般商品的价值也是不能和精品商品相比的，精品商品的价值是不能和品牌商品相比的，品牌商品的价值也是不能和名牌商品相比的。
与此相对应，在高科技产业中，体力劳动者主要创造了一般商品的新价值，智力劳动者主要创造了精品商品的新价值，管理劳动者主要创造了品牌商品的新价值，资本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主要创造了名牌商品的新价值和企业无形资产的新价值。这里，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下关于资本所有者的剥削问题。有的学者为证明资本所有者高收入的合理性，甚至否定剥削的存在，又回到了“三要素论”，这是不可取的。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又何必费那么多笔墨，只须把萨伊请回来就行了。问题在于，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过去那种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完全等同于剥削收入已经很不确切了。排除完全靠食利的资本所有者，当今的资本所有者的收入结构已经复杂化了。其收入，至少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死要素”的租金、利息收入，这是对一切公民（甚至共产党员）都通用的；二是扩大再生产基金，这是社会必要的；三是“运筹性劳动”的报酬，这在全球化大竞争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四是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劳动回报；五是纯剥削收入。
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上述四个方面都应有权参与，而且应该按各方在新创造价值中的贡献率进行分配。
报酬递增
报酬递减律，最早是由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提出的。19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创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被经济学界称之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即所谓“边际革命”。在此基础上，马歇尔集其大成，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体系。
大家都熟悉，边际价值论是以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价格决定于边际供求关系，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各种产品用途的估价就会出现效用递减。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报酬递减律，是这样的：报酬递减这个现象，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它只是一种很有局限的、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规律性现象。这些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技术不变，二是存在完全竞争。即是说，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一种技术在初始阶段，由于其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带来超额利润。但由于完全、自由的竞争（自由进入），别人也可以模仿，生产者多了，就会带来利润的平均化——收益递减了（在农业中，则是土地报酬递减）。由此，就存在两个悖论：一、如果技术进步的频率大到可以冲销利润平均化
的速率，那么递减就不会出现；二、如果出现某一生产领域的垄断（竞争之不可能），则递减也成问题。
信息产业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大动摇了报酬递减的理由，甚至出现了报酬递增的现象。报酬递增会不会取代报酬递减而成为一种“规律”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这种现象还没有在一切经济领域中出现。为什么在信息产业中会出现“报酬递增”呢？现在初步看来，是缘自下面的“五大效应”：
第一，创新效应。如果说工业时代技术更新的周期以年为单位计算，那么在信息时代，这种周期将是以月、日来计算。技术更新的加快，使得“报酬递减”的第一个条件（技术不变）几乎不存在了。不断地出现新技术，不断地产生超额利润，从而冲销了“递减”的趋势。
第二，成本效应。在以高科技为主体的信息时代，“边际成本”似乎已成多余的了——生产第一块芯片的成本是2.5亿美元，而到第二片之后，成本几乎为零（几美分！）。厂商的全部成本就变成了一个“固定成本”。边际成本的下降，利于获取超额利润，进一步弱化了“递减”的趋势。
第三，垄断效应。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产业中的技术创新，往往呈现出“平台式”的特点——如微软的Windows从95，97，98到XP，都是在一个平台上的纵深创新（或系统创新），而这个平台是有知识产权的，别人不能进入！这样就形成一种“传承垄断！高额的超额利润不能“平均化”，也就不是“递减”，而是“递增”了。
第四，网络效应。网络越大，影响的范围越广，使用和继续加入的人就越多。人越多，市场就越大，经济因而呈现一种正反馈式的发展。须特别提到“有效信息不灭定律”：1-1=1，1=∞。即：一条有效信息，一个人消费后，并不妨碍别人消费（这与工业资源不同）。而且，消费的人越多，此信息就越值钱！这样，“赢者通吃”的网上规则使得用其他网络（语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这也在客观上为垄断推波助澜。
第五，惯性效应。比如，当人们长期使用某一种软件后，就会形成惯性而很难改用其它软件。这也从客观上促使了垄断程度的加深。
总之，在信息产业中，由于平台创新、传承垄断和边际成本的消失，使得原来形成“报酬递减”的技术周期、自由竞争（利润平均化）几乎不存在了。这也就是出现“报酬递增”现象的内在机理！
由此，建立在“边际效用递减”基础上的传统微观经济学将何去何从？目前，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分工变化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分工总是和专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学词典中，对“分工（Division of Labor）”是这样定义的：“每一个人专门从事生产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工作的一生产方法。分工是现代工业经济所特有的，它能增进一国的生产率。”（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1页）对“专业化（Specialization）”是这样定义的：“对不同的个人、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不同的生产活动的划分。专业化即分工可以存在于生产某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多个不同的操作中，„„专业化存在的基础是互相依存，„„因此，专业化是各行各业的基础„„。”（同上书，第414-415页）可见，传统经济学对劳动分工的定义，具有如下基本特质：
第一，分工与专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即：生产分成若干细小的专门步骤或任务，每个人在小组从事其中一项专门的工作；
第二，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因为它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节约工序转移的时间、可以便利采用机器操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分工是朝着专业化愈来愈细的方向发展的，每个人变成知识与技能愈来愈狭窄的“专家”。
信息化革命，出现了一些趋向相反的新情况：
首先，是“跨功能小组”的出现。由于信息经济中，“生产工具”主要不再是机器，而是人的“大脑”，需要由具备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协同工作、交叉繁殖，才能产生新的设计和产品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于是，跨功能小组就应运而生。这种跨功能小组，现阶段只是“迁就”工业化所造成的专业化分工的现状而作的一种权宜融合而已。就其本质发展来说，应该是朝着每个人的“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种趋向，同传统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显然大异其趣！
其次，是组织结构的平面化。旧的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往往是和“金字塔”式的纵向组织结构理论相联系的。这也是一种分工，即组织形式上的层次分工与专业化。它认定具有不同功能的管理层次和相应控制程序，有利于生产流程的协调动作。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雇员行为、供应商和客户三者的“一体化”趋向。瞬息万变的市场，使得这种金字塔式的多层次组织形式，不便于及时提供信息，改进工作和提高雇员的首创精神。于是，组织结构由主体化向平面化的过渡便开始了。所谓平面化，也就是一种“交叉复式结构”。在那里，雇员没有固定的办公桌，他们执行多种功能，没有传统的“专业分工”，取消了全部的中间管理层，由上述的跨功能小组直接向经理负责。显然，这种“交叉复式结构”，也是对传统分工理论的一种挑战，是在组织形式分工上的挑战。
再次，是商业过程的重塑。随着高级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在商业过程中只需用少数人就可以更快地完成商业活动中多种作业和任务的整合：一个办事员坐在收款台后，用一台电脑就可以即时核对受委托接受的定单，并分配支付的款项。原来大量的票据处理工作，全都没有了！原来许多繁琐的“额外活动”都取消了，多种商务活动通过电脑和信息技术被整合了。因此，商业活动过程中原来的分工与专业化，也就被整合成一种综合性的活动了。
以上这些新的现象，无不对传统的劳动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说明信息化条件下的分工同工业化条件下的分工，将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如果说，工业化的分工是一种分析式的分工，信息化的分工则是一种综合式的分工；工业化的分工是一种愈益专业化的分工，信息化的分工则是愈益多能化的分工；工业化的分工是一种人依附机器的分工，信息化的分工则是人创造机器、使之服从于人的智能发展需要的分工。
这种分工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化的分工使人愈来愈成为机器的一个“部件”，信息化的分工使人愈来愈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垄断新义
反对垄断，鼓励竞争，这在传统经济学和发达经济体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多数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反托拉斯法。但是，在新的信息经济中，却出现了新的情况，使得“垄断”的定义乃至对策似乎有重新加以界定的必要了！
信息化的推进，一方面的确大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使竞争更加剧烈，似乎市场更趋完全了，甚至有人提出“欢迎亚当·斯密归来”。然而，不要忽视，这只是在既有商品的流动市场上是这样的。而在新商品的创新领域则完全不是如此！在创新的领域（从点子到研发再到新产品），信息的不对称现象不仅不可能透明化，反而是更加的不对称——相互保密了。因为，一个好点子一说出去就给别人“偷”去了，不值一文了。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关于报酬递增的机理中所讲的“传承垄断”，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报酬递增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实力的倾斜（有能力收购其他竞争对手的公司），由于“用户基础”的变化（使用某个产品的惯性和广泛性的基础），从而就可能“锁定”市场，造成新的市场不完全和新形态的垄断。
新垄断与旧垄断，如何区别？有待实践的发展，现在还说不很清楚。但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
（1）旧的垄断，是凭借对资本占有上的优势，通过资本的集中而形成的对市场的独占趋势；新的垄断，则是凭借对知识占有上的优势，通过不断创新、推出新产品而形成的对市场的独占趋势。
（2）旧的垄断，由于是凭借资本优势使自己的产品独占市场份额，由于报酬递减的驱使，因而是对既有技术的一种“保护”倾向，排斥新技术取代旧有技术，是阻碍创新的。新的垄断则不然，由于它受报酬递增激励，垄断则是和技术的纵深创新、不断创新相联系的！
显然，对待这种新形态的垄断，的确是个复杂的新课题。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犯了错误？是否用旧的垄断观和反垄断法错误地处理了新垄断问题？很值得探讨。目前，国内外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W.布赖恩·阿瑟教授和萨尔坦·科马里教授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1994年以来美国GDP持久增长，造就90年代的经济成功，应归功于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增长，特别是软件和计算机公司爆炸性的增长。全部GDP增长中30%是这个行业所提供的。而其中，微软又是它的“火车头”！
因此，阿瑟认为：“反托拉斯者在控制因收益递增而获得支配地位的高科技公司时必须谨慎从事。控制这样的公司将扼杀创新。”（《信息时代的经济学》P.141-143页）
——我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9日刊发了一篇署名智以方的文章，文中也指出：1995年，由于视窗95的推出，给IT产业带来了旺盛的增长动力，世纪末世界又寄希望于视窗XP的推出。但由于反垄断官司的原因，使微软迟迟不敢推出XP，即使IT业的发展出于出现“低谷”。是否由于此使美国经济加快了衰退的步伐？这是很值得继续观察的。
供求关系
在传统经济学那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是很明晰的，它们二者是构成价格机制的两大杠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形成市场的均衡价格；价值产生于供给方，消费者则是价值的破坏（消耗）者；等等。近几年来，由于新经济的兴起，供求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由于直接商业模式出现而形成的供给与需求一体化趋势。供应商、制造商与客户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这种一体化趋势，使传统观念中供给与需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供给者可以直接控制需求。例如，美国的格里婴儿用品公司设计了一套“供给予链”，通过进入客户的电子数据库交换销货点的交易资料和与客户建立私人电子联系，开发出能对需求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的系统。又如，现代的广告，在促进消费（需求）方面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边界——如果都是理性选择，供应商何必花大量的投入去做广告？
第二，制造商可以满足个性需求。例如，在美国，运用一个多体选择和定购系统，客户就可以直接从工厂定购一部按自己意愿设计“定制”的汽车。这样，供给和需求的独立性就大大削弱了，二者的界线难以分清了。
第三，供给与需求的融合趋势。可以说，有什么潜在的需求，就会有什么供给。由潜在需求→点子→创新→供给之间的时差大大缩短，甚至看不到距离了。这些变化，都是由电子商务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似乎进入了“电子需求与供给”的时代。
其次，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外购”，使得供给与需求也变得不清晰了。 以上这些新的情况，都对传统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提出了质疑：
——谁是供给者，谁是消费者？
——是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决定需求？
——价格还是效用的指示器吗？
——消费者在价值创造中有没有作用？
等等。
如上所述，新经济（知识经济）与旧经济（传统工业经济）显然是有差别的，但是它又不能离开旧经济的基础，因为前者是由后者发展而来的。所以，在实践中，新经济一方面表现出它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它对旧经济的依附性、传承性。
独特性。
前面从经济学的层面初步描述了新旧经济的区别，这些区别，必然会在经济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的独特性。我在《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的第七章中，曾经列举了知识经济在生产力方面和生产方式方面的九大特征：生产手段的智能化；生产要素的无形化；管理的信息化；技术更新的高速化；经济全球化；经济活动网络化；生产低耗化；产业转型化；就业分散化。这些特征，在各种文献中都有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故在此不赘。大家可以去看书。此外，我还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综合性地区别一下新经济与旧经济在宏观调控上应注意的差别：
美国《商业周刊》的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J. Mandel）在最近出版的《即将到来的因特网大萧条》一书中讲到：旧经济好像一列汽车，新经济好像一架飞机。汽车在出事时，司机就会立即踩刹车，提高利率，降温！而新经济则不能这样“刹车”，反而应该降息——采取“反直觉的降息”，使飞机维持一定速度飞行。因为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风险创新投资的迅速增长，如果像旧经济那样也“刹车”，飞机就会停速而堕毁！所以，他预言，如果美国政府，特别是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刹车办法，美国经济就可能出现大滑坡！（《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二期）
这种由于主观判断的错误而采取了不当的宏观调控措施，以致造成巨大危机的事件，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第一次，20世纪三十年代的那次大萧条，开始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股市崩溃，但由于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从而导致了一场全面的大危机。第二次，1990-1991年日本的经济衰退，据说也是由日本银行犯了一系列错误，致使股市下跌，演变成了衰退。第三次，是大家都知道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IMF采取错误的对策，硬压有关国家（如印尼）
提高利率，而不是降低利率，致使危机更加恶化。（见前文及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依附性
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有人讲，知识经济是“寄生性”经济。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个“寄生”的经济还能叫做“新经济”吗？为什么不是“寄生性”？一因知识经济并不是绝对地离不开传统经济，有些知识经济如信息产业、通讯产业和生物工程产业，仍是可以独自发展的。二因新经济与旧经济并不是一个新部门取代一个旧部门的问题，而是包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旧部门使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焕发出新生命力的问题。例如，生产小麦，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都是生产小麦，但其使用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就大不一样。部门没有变，技术基础却变了。其他一些传统的工业产品，又何尝不如此？ 但是，无可否认，知识经济中的不少领域，如“网络经济”中的有形商品流转部分就必须依附于传统经济，以传统经济作为其载体，从这点来看，似乎带有某种“寄生性”。此其一。其二，新经济仍然离不开传统金融制度的支持，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没有高风险投资体制的支持，新经济发展不起来，也支撑不下去，而且对这种投资的支持，它特别显得敏感——比传统经济更敏感！美国新经济之所以能爆发性地发展，重要原因就是其在创业前期得到了国家财政和风险资本的大力资助，并且能通过利用更广阔的股市迅速地扩展。
这种对投资的高依附性，必然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起伏性。起伏性，源于投机性。我们知道，新经济的高风险投资，是由高回报率决定的：1美元风险资本所产生的专利权，比普通1美元公司研发支出所产生的专利权高出3-5倍！而这种高回报，则是由新经济的高技术创新——高频率的技术周期带来的。这里，就隐藏着危险：一旦技术周期转向下降趋势（不可能总是直线上升），风险资本就可能同样迅速地撤退！而对风险资本，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新经济就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在美国，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随着纳股的破裂，资本的大量撤离，技术周期明显趋缓，进而美国新经济也就出现了疲软。由于美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外国资本——外资受到美国新经济高回报率的吸引。一旦技术增长减速，外资便会迅速外逃！所以一些美国经济学家预感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
二、知识经济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1，全方位的战略调整
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提法不一，内容相同。总之，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新经济，不仅赋予我国现代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而且完全可能通过跳跃式发展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目标与内涵的调整
过去，现代化几乎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因为那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迫切希望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增强本国国力，提升国际地位。但从现在的形势发展来
看，这已远远不够了。如今的现代化目标，应是作为“工业化”高级阶段或后续阶段的“信息化”、“知识化”；现代化的内涵则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文化的多元融合化”。
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
过去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的“三大阶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今，阶层分化、重组、嬗变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总的趋向是：以脑力劳动、知识创新为特质的阶层将上升为社会的中坚和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以体力劳动为特质的阶层，将呈萎缩趋势。这种趋向给我们的传统思维带来了很大冲击。这方面，后面有专门论述。
以人为本
现代化的推进，将愈来愈突出“以人为本”。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知识经济的生命线在于“知识创新”！而知识创新最主要地依赖于人的灵感！要灵感不断涌现，其生命线又在于：人的心情舒畅+强劲的激励！要实现这种“舒畅与激励”，就必须营造出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才生态环境”。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才生态环境，要求的条件是苛刻的：
第一、要把“人才”当上帝，而不是“工具”；
第二、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解放个性”，发挥特长，允许多元化；
第三、一切分配制度都要以“贡献”为原则，反对平均主义；
第四、人才流动须做到有进有出，双向流动。要看到人才流动的积极效应：一可有利于信息交流，二可有利于知识更新，三可有利于创新放大。
2，新型工业化的提出
什么叫新型工业化？
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现代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个定义，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表述。
当今的现代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意味着由后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意味着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工业化。是增加了新技术革命内涵的工业化，而不是19世纪的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工业化，而不是旧的工业化的翻版。实践证明，由于用信息技术重新武装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大大提高了工业化的质量，因而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工业化的效益，增强了经济的竞争力。否则，就会大大落后于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就可能边缘化。
当今的信息化，它本来是工业化的后续阶段（从原生意义上讲），而我国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在资金积累、市场开发、技术发展、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还不可能全面合理地满足信息化的
要求，还有赖于传统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城市化、民主化的成熟为其提供物质、政治、精神文明的基础。一句话，要用工业化为信息化创造条件。
因此，在当代中国，撇开信息化搞工业化，必然是“复制古董”，少、慢、差、废。企望“完成了”工业化再开始信息化，那种工业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完成了”也会是一堆废物。此路不通！同样，脱离工业化来搞信息化，必然是盲目冒进，欲速则不达。正确的选择，只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生互促，水涨船高。
知识经济将会是低能耗的经济，高科技产业大多是环保性产业。如微电子、生物工程、新能源和新材料等，能耗低，污染少。这与过去号称“油老虎”、“电老虎”的重化工是迥然不同的。如果用高新技术改造重化工，老虎也会变成绵羊。因此，实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路线，必然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充裕的巨大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在中西部地区）。这，既可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又可为信息化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还可为社会稳定、市场繁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有效购买力。
3，一个预言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使我们离社会主义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我认为，从总的大趋势看，是更近了！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将重建个人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那个社会，不存在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借以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并在此基础上妨碍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社会便得以实现协调与公平。
而工业化的生产力，是一种追求高度分工与高度集中（垄断）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形成一种相互倾轧与对抗，并趋向垄断财富的生产关系；工业化的分工和倾轧必然是使专业化愈来愈窄（非全面发展），使人变成价值观极为现实的“经济动物”。因此，传统工业化并不能提供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诉求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一代新人。
但是，我们从信息革命的初始表现，似乎可以看到马克思所预想的那些苗头——“五大苗头”：
第一、以微型 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力，似乎可以看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某种可能； 第二、网络化的离散或集结，似乎可以看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某种雏形；
第三、信息的网络化，使得垄断信息——从而垄断经济的困难越来越大，人的依附性越来越小； 第四、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以网络化为载体的新经济，将要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种狭窄分工与专业化的个人和组织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五、网络经济的重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公益性。在新的网络经济中，厂商的目标，首先必须“利他”，然后才能“利已”！若非如此，厂商就无法生存。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会否失效？
因此，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健康发展的生产力、协同和谐的生产关系和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的新人，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所赖以建立的三大基础条件，正在信息革命过程中得到准备！
三、知识经济和现代化进程必须造就一个知识阶层
1，知识阶层的崛起
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大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知识分子（或掌握、垄断了知识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从未如此空前地突出起来了！而且是朝着社会主导力量发展。对于这一事实，有人洞察到了，有人还很模糊：有人欢迎，有人忧心忡忡！但，不管你承认与否，这是一大历史潮流。应该看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个群体的成长及其历史作用的充分发挥。
甚至可以这样说：承不承认这一点，承认的深度如何，将是一切政治力量、政治家前途命运之所系，以至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能否适应时代需要的分水岭。
这个阶层具体包括四种人：
①信息技术的研发者；
②信息产业的经营者；
③信息产品的生产者；
④信息工具的操作者（网络师）。
前二者一般为白领，后二者一般为蓝领，但都属智力劳动者与管理者。
2，崛起的条件
我把它分为历史性的条件和现实性的条件。
历史性的条件。即：量变积累的条件。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前期，知识分子只是一个具有很强“依附性”的群体，往往以“军师”、“师爷”、“参谋”、“教授”等等身份出现，没有多少独立性，其本身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意识——自认为是主导阶级的“打工族”。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文化——教育社会化的推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他们有可能摆脱对主导阶级的依附意识，摆脱“主人”的监督和人身依附。如：
——生产的社会化，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行业，如各种工业行业、商业行业、社会服务行业„„这些行业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咨询人员大量增长，队伍不断壮大。这些人员，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主导阶级”，由过去的“御用文人”向“世俗文人”嬗变了。这种世俗化的过程，随着语言的多样化而加速了。
——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需要强化公共教育制度，以培养那些行业所需要的人才。而公共教育的日趋多元化、独立化，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逐步摆脱过去那种“一元化”的偏狭价值观，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去观察事物。教师、学生往往倾向于“忧国忧民”，对全社会负责——姑且不对它进行价值判断，但“不唯上”、“不唯书”的倾向，肯定是走向独立性的一步。
——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推动着由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父权衰落，母权壮大，子女争取自主的要求更难压制”（[美]阿尔文·古尔德纳，（1979）。受教育权的普及与加速，也必然加快了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形成。
——现代传媒，随社会化的进程而日益对社会生活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无冕之王”的相对独立性自不待言。
但是，所有这些，在知识分子形成自身独立的阶级意识的进程中，都只能是起着“量变”的作用。因为，它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得以真正独立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
现实性的条件。即：质变突破的条件。信息化的技术革命，为知识分子走向一个独立的阶层群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
——以个人电脑为基础的生产工具和网络化的生产力系统，为知识分子无拘无束、独立谋生，成为不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主导者，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信息网络化，使少数人靠垄断信息而主宰他人成为不可能，同时也就使广大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主生活的意识得到升华；
——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对知识创新的高度依赖，在客观上必然产生鼓励知识分子自主创新的趋向。这就为知识阶层逐步取得主导阶层地位，提供了道义和伦理的基础。
3，知识阶层的新属性
目前，由于这个阶层，还处于萌动之中，不完全成型。人们也只看到了某些带有本质性的生长点，所以对于其阶层属性的界定，现在作最后定论实属不智，也不可能。因而，此时的界定只能是一种模糊的描述而已。下面，根据阿尔文的分析，简述如下：
目前看来，这个群体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们，既与旧的工人阶级有相似之处，又有别于旧的工人阶级；既与旧的资产阶级有相似之处，又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
具体说，一方面，他们像旧的工人阶级一样，靠智力劳动维持生计，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也创造“剩余价值”，而且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是剩余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但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像旧的工人阶级那样作为“机器控制人”的异化劳动的无产者了，他们是一群追求个人自由发展，能够自主工作，实现“人控制机器”、“人创造机器”的新型知识精英。另一方面，
他们像旧的资产阶级那样，靠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变成资本，并据为己有而从中渔利，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想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他们决不是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道德精英；但不同的是，他们掌握了多种文化、语言和科学技术，他们比旧的资产阶级更有知识，更懂得社会发展和工作环境的重要性，因而不像旧资产阶级那样贪得无厌、贩卖灵魂、不择手段。
因此，当他们反对旧资产阶级的特权的时候，他们崇尚平等，赞成限制或剥夺凭借金钱、土地而占有利润、地租、利息的特权。当他们为追求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时，他们又会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为他们的“能”是最高的）。可见，他们的主张是有差异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群体，你说它是“知识工人阶级”也可以；你说它是“知识资产阶级”似乎也有些相像！具体地说，这个阶层的特征是：
①自由性：相对独立的人身，来去自由，依附性小；
②游离性：就业上的游离状态，变动性大；
③个体性：可“打工”亦可“个体经营”；
④暴发性：由于“递增”机制，一夜暴富！
⑤亲和性：要求协同、交流；
⑥交叉性（复合性）：前述“四种人”，是按性质分，如果落实到一个人，可能一人兼有数重身份：特别是研发者与经营者之间，操纵者与研发者之间交叉性更大。
4，历史地位的新视角
根据以上分析，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群体，似乎过去一些旧的观念和思维定势，有重新加以审视的必要：
第一，“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总是把主导阶级看作是“皮”，是社会的根本，而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只是附着在皮上的毛，是寄生阶层，“你离开了我，就活不成！”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经理阶层，决定着企业的兴衰；
——网络专家，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软件专家，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
第二，理论的悖论。人们一方面是那么不遗余力地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却又那样不信任甚至压抑理论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列宁也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从马克思到列宁本人），提出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彼岸的（至多是工团主义），而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创造出革命理论并通过先锋队的党派输送到工
人运动中去，才可能产生革命的运动。即使如此，上述那种理论的悖论，却难以解开现实生活中的“结”。
第三、革命胜利的决定论。过去政权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决定于是否充分发动了工农大众，知识分子是起着先锋和参谋的作用。现代知识革命的胜利，则历史地落在知识阶层的身上了。当然，这个过程，必然包括工农分子的知识化。
四、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实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同时成功地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难题。这种良好运行、健康发展的经济状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新经济”也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高频词汇。笔者认为，不同于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工业革命为先导、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体，趋向集中化、等级化、实体化的“旧经济”，“新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以信息革命为先导、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体，趋向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类型。较之“旧经济”，它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强劲的发展动力和更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当前，受美国国民经济得益于新经济而高速增长的启迪，世界各国深切感受到发展新经济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纷纷拟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如欧盟在1997年发表的《2000年议程》中，明确“将知识化放在最优先地位”；日本将其立国方针由“技术立国”转为“科技创新立国”；等等。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也纷纷将知识及其相关产业提到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业已在各地兴建了为数不少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众所周知，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有“因”方有“果”。我们不仅要看到新经济发展的喜人成果，更要弄清楚到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新经济才得以破土而出，蓬勃发展。这对于新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我国，对新经济发展之必要条件的理解，却过于片面和简单，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只要由政府出面确定一个“基地”，联合几所大学，划出一片土地，投入一些资金，就可以形成一个新型产业中心了，新经济就能得到发展了。知识，土地，资金，当然都是必需的要素，但这只是一些最起码的条件，换句话说，都是一些表面性而非本质性的条件。本文力图根据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经验，总结归纳出发展新经济最本质的条件，大体有五条：
1，国家宏观上的战略启动与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之间的高超融合
国家宏观上的战略启动与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二者间的高超融合是新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这是因为：
国家宏大的战略计划（注意：是必须付诸实用的计划），第一，可以提供“无止境的巨大市场”，国家庞大的政府开支和产业发展的倾向，将创造对高科技产品的巨大需求；第二，可以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政策支持与财力支撑。
而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更多地依靠个人的灵感！例如软件的设计。
二者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明：市场需求→初始资本→强劲激励→创新频率。国家的战略计划（政策导向与支持）形成对高科技产业的巨大需求；要满足需求，必然要有相应的投入，形成初始资本；初始资本的形成，为人才的创新和创业既提供了物质基础，又提供了动力机制，形成对人才的强劲激励；最终导致创新频率的加快，创新成果的增多。
总之，国家宏观上的战略启动与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光有前者，新经济的发展会丧失其微观基础，计划就会落空；光有后者，新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都会受到局限，不能形成气候，也无法持久。必须使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美国的信息革命，就是这样驱动起来的。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美国其所以成为全世界信息革命的领导者，决非偶然。他认为，20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美国的军事合约与太空计划，是其信息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当时，一为了超过前苏联的军事技术优势（当时苏联的加加宁已从太空成功返回），二为了超过日本的经济竞争实力，国防部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了太空计划，大力资助高技术公司开发信息技术，并且保护市场。1989年国防预算达37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相关的R&D投资1985年和1990年分别为430亿美元、428亿美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科技创新。可以设想，在当时，若不是国家的这种战略启动和强力推行，那些公司是很难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的。同时，这种宏观的推动，在美国马上就得到了微观（企业和个人）的响应，因为其自由创新的社会环境确实比别的国家更为优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国防预算下降到2600亿美元，国防产业随之解雇人员，大量科学家、工程师便向民用工业转移。同时，政府对国防技术转让的限制也大大放松。所有这一切，共同促进了九十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大发展。目前，美国的新经济进入了一个萧条期。要走出萧条，有的美国学者主张仍然要依靠政府的公共政策。认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九十年代，高速发展时期，就有必要采取明智的货币政策和合理的财政政策，加速新技术的开发，这些公共政策将会在美国经济长期和短期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约翰.瑞欧2001）
2，具有发挥“合能效果”（Synergy）的能力
所谓“合能效果”，是指：科学教育、技术创新、工业生产、商业应用等环节，形成一种一体化的“直通车”效应，围绕信息技术的革命，这四大方面的能量能密切地变分力为合力，使创新可以迅速而直接地转化为商业价值。发挥“合能效果”的能力，则是整合所有能力的能力，是包括企业、地区、国家在内的经济主体的核心竞争力。
要发挥“合能效果”，一般而言，要求：大学、科研机构、高科技工业企业、商业与服务业具有较大的聚集度，而且这些单位市场化水平都很高，创新力都较强。因为只有具有较高的聚集度，才可以方便地进行人才、物资、信息的交流，才有利于促进横向的或纵向的一体化，才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果。总之，能使形成合力的成本较低。例如，世界上信息革命较先行的国家（美国除外），其信息革命几乎都是从一些聚集度很高的大都会地区发轫的——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日本的东京、横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中国的北京、上海。但也有美国这个例外。在美国，由于其商业性创新多由大学或科研院所直接进行，故其信息产业中心也就位于大学附近。硅谷就紧邻斯坦福大学。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出了斯坦福这样一个“另类大学”——它实际上是把教学、科研创新、生产、商业一体化了！美国出现这种现象，有其特殊原因：一是美国的工业企业集中度大，而这些超大型的传统企业，在开始时是抵制信息革命的；二是美国的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平衡的，即使像旧金山这样一个并不很大的城市，也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现代化水平。
3，合理的制度安排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认为，在解释经济增长时除了劳动、资本和技术因素外，还要引入制度变量。制度对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对美国新经济的研究中，我们也注意到，正是其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美国而不是条件相近的欧洲和日本，能够充当新经济时代“领头羊”的角色。
那么，究竟是哪些制度安排能促进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项： 自由创业的制度环境
前面讲过，政府战略启动和个人自由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而个人自由创新，首要地取决于自由创业的制度。硅谷的灵魂正在于此。这种自由创业制度，具有三大效应： 激励效应：使个人有创新的冲动或原动力；
发展效应：产业发展迅速，创业成本低；
人才效应：人才竞争力强，留得住，引得来。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效应，新经济才得以源源不断地向前发展，当然，自由创业制度乃是一个大的制度前提，它的形成有赖于多项具体、细致的制度安排，如：
——低门槛的注册制度：1美元也可；
——自由的进入、退出机制：任何公司可以随时开门，也可以随时关门；
——分散决策的决策制度：政府干预最少；
——宽松的人事管理制度：带走（个人发明）专利不追究；
——公司法人新陈代谢制度：创业者也可以下（如斯科公司，创业者由于不善经营而被炒）； ——以私有为主的产权制度（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等等。
健全的载体：高新技术产业区
一提到新经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美国的硅谷，硅谷已不仅成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程度
最高的地区，并且业已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旗帜或者说导航灯。它既是新经济的物质载体（地理意义），同时也是精神载体（象征意义）。若没有硅谷这个载体。或许新经济还不至于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其他各国或地区新经济的发展，也都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区这个载体，如英国有剑桥，日本有筑波，中国台湾有新竹、北京有中关村，等等。
大体上讲，作为新经济发展载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具有如下功能：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并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形成信息、技术和人才的集散地；形成自由创新与自由创业的社会氛围；发挥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幅射作用；充当各种新政策、新制度、新技术的拓荒地与试验田。
当然，高新技术产业区并不是越多越好。美国经济能量如此巨大，全国也只有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北卡州“三角”三个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区。而我国却犯过去的老毛病，各地一哄而上，高新技术产业区数量众多却质量低下，大多名不符实，这对我国新经济的发展实在是不足取的。
要建设合理、高效的高新园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①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切不可贪多求快,贪大求洋,要集中有限的资源打“歼灭战”。
②在发展初期，给予区内企业适度的财税优惠。因为高科技产业的创业是有较大风险的；而且当园区形成规模后，后入企业会享受原有企业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人、财、物、信息、关系等）即外部性，因此应当对初期入园企业给予适当优惠。
③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的是搞好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并构建廉洁、透明、高效的监管机制。而在其他领域则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④促进园区内外的信息、技术与人才的交流。提倡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沙龙、论坛。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新经济的基础在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分配和使用。而知识的生产、传播、分配、使用，其前提又在于知识的产权是能够界定的，并且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知识本身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如巨大的初始成本使创始异常艰难，而近乎于零的边际成本使复制与传播极为容易。因此，知识产权若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将极大地挫伤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正像经典经济学教科书所分析的一样，知识将很难得到充分供给。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切实履行的。美国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法规，并且依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不断出台修正案，确保法制体系能够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美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也是较大的，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时代华纳、SONY等娱乐公司起诉某一网站在互联网上免费传播MP3音乐一案，法院最终裁定该网站侵权成立，并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因为美国属于英美法系，注重“案例成法”，上述这一案例如今已成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力武器。
而我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却不十分得力，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例屡见不鲜，屡禁难止。一张软件光盘国外要卖几十上百美元，国内的盗版光碟却不用１美元即能买到。难怪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国时总要买上大批盗版软件带往国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产软件业难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首先要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与执法，并在法院内部设立常设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其次，大力宣传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营造全社会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最后，加强与各国司法界、工商界、理论界的交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做法，注重与国际惯例接轨。
强劲的激励制度
人类社会从大工业经济时代飞跃到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以物质资源、机器装备为主的竞争也逐渐转向以智力资源、创新能力为主的人才竞争。人才短缺、创新力不足的国家必定在知识经济的新一轮洗牌过程中陷入边缘化的境地。而人才的竞争，除了跟教育制度休戚相关外，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激励制度的有效与否。
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纷纷采取了灵活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其中股票权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欧洲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说，美国鼓励吸收外国高科技人才的政策和股票期权机制，使得美国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这是欧洲所无法比拟的，也是欧洲新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根据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特别是阿尔钦、德姆塞茨、哈特等人所作的杰出理论贡献，剩余索取权对解决企业激励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而股票期权制（即允许持有者在一定时期内以约定价格购买所在公司的股票）的实质，就是承认持有者对公司盈余的剩余所有权。因此，对高科技人才给予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其行为本身已超出金融工具创新范畴，在更高层次上讲，乃是对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肯定，对人才作为稀缺资源的珍视，这就会对人才产生根本性的激励。
同时，股票期权能将个人发展与公司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双方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进而大大增强个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在创业之初，因为有股票期权，即使工资低一点，人才也留得住；在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个人所得到的财富呈几何级增长，同时对社会既有物质贡献又产生示范效应。微软公司员工中产生上百个百万富翁，即为一例，因为，实行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将使个人、企业、社会三方都获益，实现“多赢”局面，各国在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都应以此为鉴。
4，有效的金融支撑
硅谷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原因，如毗邻斯坦福大学从而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行业、企业、高校间发达的信息与关系网络，开放、自由的社会心理氛围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有效的金融支撑乃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前提性条件。硅谷所在地旧金山，本身就拥有美国第二大金融市场。
有效的金融支撑，其内涵是较广的，包括完美的交易、支付、结算体系，良好的信用制度，稳定的金融秩序，发达的股票、债券市场等。但从美国的实践经验看，对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金融支持，莫过于风险投资。
美国的微软公司、苹果公司、国际数字公司等高科技公司都是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与推动下得以超常规发展的。世界上2000多家孵化器，80％也都是风险投资。近来年美国风险投资的数量规模迅速扩大，看投资额由1993年的40亿美元骤升至1999年的400亿美元，公司或基金的数量也增至4000多家，另据有关资料分析，1998年每个美国创新企业平均获得的风险投资为470万美元，而欧盟国家则只有110万美元，欧洲的风险资金体系大大落后于美国，这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欧洲新经济发展滞后于美国的原因。
为什么新经济的发展特别依赖风险投资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投资——人才——创新”的内在联系中得到解释。
创新，不论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理论创新抑或制度创新，其主体都是人，因而创新的基础在人才，特别是知识功底扎实、创新意识强烈的人才。而人才的吸引与挽留，离不开资本的介入，也就离不开投资。因为人才要施展其才华，没有舞台是不行的，而投资正好为其提供了这个舞台——即知识创新的物质平台，特别在人才频繁流动的当今社会，没有资本的投入，人才马上就会离开。对企业来说是这样，大到对地区、国家而言同样如此。为什么人才东南飞，海外飞？原因就在这里：没有投资如何创业？无法创业干脆走人；人才一走，创新就停；创新一停，新经济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因此，投资，尤其是风险投资，通过“投资——人才——创新”的内在联系，直接作用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成为不可或缺的金融支撑。
为了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美国在财税、金融等政策上给予许多优惠措施：如1971年设置纳斯达克市场；1978年和1981年两次下调资本增值税率，使之由49.5%降到20%；1979年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等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一下培养复合型风险投资家——“金融伯乐”的重要性。古语有云：“国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现在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的确有许多好成果、好发明，苦于缺乏“懂行识货”的投资者，开法通过产业化使之转化为商业价值，社会从中蒙受巨大损失。这就要求有一批能够“慧眼识珠”的“金融伯乐”。为此，应具有如下特点：①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技术背景,商业运作经验等)；②具有超强的敏感性,善于发掘与捕捉机会；③具有良好的预见力与判断力，这是提高项目成功率的基础；④既有敢冒风险的精神，又有分散风险的能力；⑤秉承不急于求成与容忍失败的投资理念。
5，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这里重点讲两个方面：
“栖息地”的人才内涵
建设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其目标就是要使之成为一切有志于创新者水草丰满的栖息地。在生物意义上的一个栖息地里，决不会规定哪种飞禽准来，哪种不准来；也不会限定来了就不准走，更不会规定什么时候能来（或能走），来了可以呆多长时间，如此等等。人才的栖息地也应是这样。
而要形成这样一种人才栖息地，必须确保实现以下四点：
——来去自由，要树立这样一个观点：知识经济特别要求人才的自由流动！须知，人才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信息的交流、知识的更新与创新的放大。只有加快流动，人才方能“日新又日新”。若搞就业终身制，个人将难求发展，单位也会毫无生气，“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也是目前“末位淘汰制”大行其道的原因。
——不拘一格。不拘学历，不拘年龄，不拘身份，有好的点子，好的成果，就给你贷款。当然，这如前面讲到的，需要有一个独具慧眼的“金融伯乐”！
——无拘无束。知识与技术的创新，有赖于活跃的思想，开放的氛围。硅谷的山景地区有个“步行者马车轮酒吧餐厅”（Walker’s Wagon Wheel Bar and Grill）的聊天场所，据卡斯特说，那里所促成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要比斯坦福大学的研讨会所促成的还要多。
——允许失败。每一次的失败都预示着离成功又近了一步，技术正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中不断取得进步的（诺贝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于千百次的爆炸试验中发明炸药）。再以风险投资为例，风险投资家一般会将其资金分布于多个不同的项目。当然，其中大多数都失败了，但只要有一、两个成功，就会带来巨额的回报，风险投资的魅力亦在于此。
“以人为本”的新理念
“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灵魂在于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灵魂在于“灵感”的不断涌现；灵感产生的灵魂在于“心情舒畅＋强劲激励”；而“心情舒畅＋强劲激励”的灵魂又在于一切以人为本——把人当上帝，而不是“工具”！
这方面，上海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这个中心里面，员工无固定的办公室甚至办公桌，只要个人有需要，什么都可以自由使用；公司也不规定严格的考勤制度，能及时达成工作目标即可；更没有规程式的作业程序与方法，一切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自主
性和创造性。正是在这种“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该中心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全球ＩＴ行业内最具有创新精神与实力的研发机构之一。
五、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探讨
1，基本国情
我国是知识经济的后来者。虽然目前信息化的来势较猛，速度很快，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的：
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
信息化建设水平，主要体现在四个指标上：⑴电脑普及率．截止2000年中，美国电脑拥有量为1.641亿台，占世界电脑总拥有量的28.32％，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我国同期拥有量是1590万台，占世界总量的2.73%，平均每万人88台。⑵网络普及率。2000年美国上网人数达1.37亿人，我国为1000万人。⑶国民经济信息化投入。1999年美国是我国的约45倍。⑷社会信息化指数．根据相关数据计算，2000年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大约还处在美国60年代的水平。2000年以后，我国肯定又有长足的发展，由于难以取得系统的资料，故只用了上个世纪的资料。但是，我们在前进，美国也在发展，这种基本差距，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科技竞争力不强
据洛桑管理学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在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竞争力排序中，我国排名为28。比上年下降3位，而且还在下降之中。见下表：
我国历年科技竞争力排名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科技竞争力排名 27 28 20 13 25 28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网
科技投入不足
科技投入，是影响科技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物质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方面的差距很大。特别是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严重不足，1999-2000年，绝对量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占GDP的比重不到1%。见下表：
1999——2000年R&D经费国际比较 单位：亿美元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韩国
研发费用 82 2470 1303 501 327 91
占GDP比例% 0.83 2.79 2.83 2.33 2.23 2.83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网
高科技人才缺乏
发展高新技术，必须要有大批高科技人才，特别是能够出产原发性创新成果的尖端人才。这
方面，我国不仅缺乏，而且流失严重。据估计，我国出国留学生累计达４０多万人，学成回国的仅占三分之一。近两年，情况有好转，“海归派”在逐步增加，但是，尖端人才不足的局面，并非短期内能够改变的。
风险投资发展缓慢
前已述及，风险投资不到位，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主要原因是：市场不完善，风险投资家的人才匮乏，资金来源太窄，政策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等等。 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有工业化已经接近完成的发达地区，有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的次发达地区，还有工业化尚在起步的落后地区。
2，发展对策
总的来说，根据“新型工业化”路线，在我国发展知识经济应采取“梯度战略”。即按照国内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实行有差别的发展方针。在发达地区，应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知识经济，成为全国带动工业化的火车头；在次发达地区，重心应放在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上；在后进地区，则宜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积极进行信息化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信息化创造条件。具体对策见如下框图：
宏观政策引导
美国的经验表明，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本世纪前十年内，可考虑如下政策：
——制定宏观战略。把知识经济的发展，作为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动力。按照产业调整与转移的一般规律，在国内也可采取“雁形”带动模式，以发达地区为“领头雁”，将发展知识产业与转移传统产业循序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波浪式地向次发达、不发达地区逐步推进。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又可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政府启动若干重大信息工程。如，扶持国内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建设大项目。这可“创造”信息产业发展的巨大市场。
——完善和推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包括科技、金融、产权、财政税收等政策。
发展信息产业
发展信息产业本身，应按照“梯度战略”的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方针。一般地说，“合能效果”强的地区，宜集中研发创新，培养龙头企业，形成聚集优势。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可发展信息产品的规模性生产。其他地区，则应积极推进与普及信息基本建设。不要一哄
而上。为此，还须注意如下问题：一是立足两个市场，既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又要满足国内需求。二是制定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法律、法规，使信息产业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三是加强信息市场建设，强化竞争机制，完善约束机制。四是普及全民信息教育，大力培养信息化人才。 增加科研投入
加大信息化的科研投入，重点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进一步增加政府对知识经济和旨在知识创新的科技开发的财政投入，委托非政府组织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国内外公开招标竞争。将政府用于技改投资额部分地转化为技术创新基金，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允许各类企业、科研单位公开竞争或联合竞争。二是运用政策鼓励社会投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还可实行一些辅助性措施，如，适当提高不同行业的折旧率，企业科技开发的投入可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对企业进口高新技术设备实行减免税，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新技术产业化贷款”，为中小高新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低息贷款。
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发展高新科技事业，当务之急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科研人员和教师彻底从“单位所有制”中解放出来，变“国家干部”为“自由职业者”，逐步推行聘用制。取消不合理的赔偿制度和追究制度。与此同时，建立与健全专门人才库和人才网落，设立青年研究基金，逐步实行知识股份化，以及构筑适宜人才自我发展的企业文化。与此同时，要积极利用加入WTO的机遇。重视人才引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快发展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不足，是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瓶颈，这方面的思路是：首先，拓展风险资本的来源渠道。除政府拨款、银行间接融资外，可吸收大量民间资本，引进外资，允许一定比例的基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以解决当前资金不足的困难。其次，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尽快建立我国二板市场，为风险资本功成身退提供最佳机制。三是培育风险投资家。积极创造条件，让一批批具有创新思维和风险意识的风险投资家，得以脱颖而出。四是完善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引进其规范化、科学化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五是构筑政府支撑体系。如，尽快制定和完善风险投资的机关法规，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建立风险投资种子基金，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长期贷款提供信贷担保等等。
高科技产业放开所有制
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其重要特色是瞬息万变。要适应这种变化，主要依靠“人”的智慧和主创精神。显然，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比较难以适应这种要求。不仅我国如此，国外也是一样。国际经验表明，非公有中小企业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这就要求放开高科技产业的所有制，鼓励与支持私人创业，并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
制度创新
宽松的制度环境，是知识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前提。首先是自由创业的制度创新，建立“高科
技产业特区”，尤其要逐步通过改革与创新，形成前面所说的那种“栖息地”。不如此，难以冲破现有的制度障碍。其次是强劲激励的制度创新。激励机制脆弱，曾经是我国知识精英一度大量外流的重要根源。这方面，当前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股份制企业中，建立专利权持股的制度；二是在任何单位，都允许科技人员自由创业的制度；三是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再其次是行政管理的制度创新。目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管理的制度创新。在高科技领域，应由目前的集中决策体制逐步过渡到分散决策为主、集中决策为辅的体制。要最大限度地发扬基层的首创精神，否则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形势，会坐失良机。二是科研管理的制度创新。目前千篇一律的项目管理模式，完全不能适应高科技发展的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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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鲁克：新现实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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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振坤，发展经济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8，夏振坤，新经济评析，经济评论，2001、6。
9，夏振坤，知识经济：经验借鉴、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