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国务院决定把广州中山大学汉语教研组与北京大学的合并，于是就把我父亲从广州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这年正好我初中毕业，于是高中就要到北京来读了。经过了解，发现不能简单地转学，必须来北京考试，这是因为北京市不承认广州市的学历。为了不耽误考试，我要比我们家其他人提前一个月来北京。好像这个规定只针对高中入学的学生，因为我的弟弟妹妹无需提前来。与我父亲同时被调往北京的教授还有岑祺祥先生，他儿子岑运恒也是我初中同学，于是我俩作伴乘火车一起来北京。
这年我13岁，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没有家长陪同。我俩买的是硬卧，我睡中铺，岑运恒睡上铺。那时从广州到北京，要在火车上过两夜，整个旅途中我都很兴奋，一直坐在窗口旁看外面的风景，而岑运恒却和我截然不同，旅途中和我不说话，整个旅途都一直在上铺闷头睡觉。因此，与其说是我俩搭伴，不如说等于是我独自旅行。当时我对他的行为十分不理解，到了几年后才知道他是得了自闭症病，发展到后来，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连房门都不出，吃饭都要家人送到他的房间里。
既然我提前了一个月来到北京，只能先住在我父亲的朋友家，这位朋友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吴达元，吴伯伯早年也是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后来也去了西南联大，这些经历与我父亲都相同，显然他俩的关系不一般。他们家在北大燕东园，也是一栋小洋楼，吴伯伯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叫吴庆宝，老二是儿子叫吴庆安，老二的年龄比我略小一点，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更多。吴伯伯、吴伯母他们一家对我非常热情，在我父母还没有搬来北京之前，他们就带我去颐和园以及香山去游览，还到了卧佛寺以及后面的樱桃沟去，那里美丽的自然景色，潺潺流淌的溪水，至今我还印象深刻。
?当年我和吴庆安在樱桃沟，左边是我。
?吴达元教授和吴伯母
?
吴庆安和他母亲吴伯母
因为新家要住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所以只能就近上学，当时的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都没有高中部，在北大西门外101中学离得很近，不过它是干部子弟学校我也没法进，于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报考位于中国人民大学西边的北京十九中。
我觉得，当年北京不承认广州的学历是没道理的，纯属于地域歧视。好在我的成绩一向很好，所以考试当然很顺利就通过了。
北京十九中位于海淀六郎庄南边一个叫万泉庄的村子边，紧靠学校东边的马路叫苏州街，西边大约1公里就是一条河，后来改建成现在的昆玉河，我读高中的时候，中午常去那条河里游泳。记得那时正是把该河道加宽加深的时候，那时叫“京密引水渠”，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学生也参加了挖土的劳动。
那时，十九中的校门朝南，学校里只有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东边是一个礼堂，西边的平房作为学校的办公室。教学楼的北边有片小树林，树林的北边有几间实验室。树林的东边是操场。学校的北边，就是一片玉米地，玉米地边上便是一个高射炮阵地，虽然抗美援朝已经结束了好几年，但是高射炮还是始终警惕地瞄向天空，炮兵们有时候还会占用学校的操场操练。
我家搬来北京之后，就住在北大未名湖北边的朗润园175号，这是一个小院子，四周由比房子高的小土坡围起来，比较僻静，土坡的后面是湖水，周围的环境很优美。我家住北房和东房，西房则是我父亲的得力助手唐作藩先生一家。
刚开始到十九中上学的时候，我还不会骑车，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大概要一个小时，我要先从北大校园的朗润园出发，出北大南校门，穿过一条叫老虎洞的胡同，穿过海淀当时唯一的一条商业街，从八一小学门口过，然后顺着苏州街向南走，过了八一小学之后，路两边就都是庄稼地了。
当时我高一同班有位同学叫彭晓梅，名字像是女孩，实际上是一位高个子男孩，他因为近视，我则因为是年龄最小，所以我俩就并排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并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有段时间，每天上学和放学，他都骑车带我，省了我的力气和时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学会骑车为止。彭晓梅的哥哥叫彭修文，当时是中央民族广播乐团的指挥，那时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彭修文变成了极负盛名的指挥家。
?彭晓梅和我
?我、林利、彭晓梅、宗福成、贝德
在十九中读书的时候，午饭要在学校的食堂吃。我从小在广州生活，吃惯了米饭，而到北京之后，刚好那时开始实行粮食定量制度，给每人都发粮票，粮票中分三类：米票、面票和粗粮票。其中米票的比例比较低，只占20-30%，其余就是面票和粗粮票。这样一来，我在食堂吃饭时就不可能都吃米饭了，但是馒头我根本就咽不下去，每咬一口它都在嘴里粘来粘去无法下咽，必须要喝很多水才能将这口馒头吞下去。这样一来，吃馒头对我来说就是很痛苦的事。后来我发现，尽管当地人不喜欢吃粗粮，但是我觉得窝头比馒头还好咽一点，所以我宁可吃窝头。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当时我在食堂买饭时，看到卖饭窗口上的小黑板上写着：糖三角。我还以为是卖糖，价格是三角钱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红糖馅儿的包子，只是形状呈三角形。说实在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北京人的这种面食太低级、粗放了，不像广州的早茶里有各种各样好吃的精制点心和花样。
高中毕业后，彭晓梅没有考上大学，后来进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1973年，北京成立了显像管厂，试生产了第一批9英寸的黑白显像管，显像管厂厂长送给他一只让他试用，他很忙，知道我是无线电爱好者，就转送了给我，由于有了这个对于业余爱好者当时最难找到的电视机部件，我就自制了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这是后话。
后来，彭晓梅突然得了癌症，住进北京市第六人民医院，他虽然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还是非常乐观，我们高中同学常去看望他，直至他去世。
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那时，北京市经常组织中学生搞一些课外活动，让著名的数学家如华罗庚等做科普讲座，记得我去听过几次。在我高二那年，北京市首次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在市里的比赛开始前，每间中学都先在自己学校里进行预赛，十九中预赛的时候我正好患感冒，所以没有参加。但是由于我平时数学成绩优秀，所以学校还是派我参加了北京市的竞赛。
竞赛分两场，第一场一个小时，只有4道题，第二场时间长一点，一共14道题。我第一场的题目非常顺利就答完了，到考第二场的时候，第一道题我做了一会儿，发现有点难做不出来，于是就立刻转做第二道，但是第二道也做不出来，只好做第三道，就这样下去，发现每道都不会，最后一道题，连题目都没有看明白。于是只好回头再来做第一道，做了一段时间，还是做不出，又做第二道……，时间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最后到交卷的时候，这第二场一道完整的题都没有做完。
事后听说，第一场考的是书本知识，如果第一场没有通过，就根本没戏，第二场则全都不是书本上学过的，是考思维方法。我想这下全完了，肯定没戏了。等到最后公布结果的时候，北京市一等奖有10名，二等奖14名，三等奖50名，参加竞赛的有3000多人，我居然得了二等奖！一等奖的前三名可以免试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一等奖的第一名叫王志良，后来进了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是北大管弦乐队的队长。一等奖第三名是一位女同学叫杨晚兰，后来在北大与我同班。那天上台领奖的时候，有位也是得二等奖的同学在我面前要让我先走，我让他先走，让来让去。后来我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之后，他正好和我同班，这位就是马逢时。
?前几年大学同窗一起坐邮轮出游，这是在济州岛海边，左起：马逢时、朱慧真、魏庆鼎、我、衷仁保
我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题为“我的志愿”的作文，说我要当一名拖拉机手，为什么呢？那时看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里，集体农庄就意味着幸福的生活，拖拉机手在田野上开着拖拉机，在休息时拉着手风琴……。到了高中后，我又想去清华学汽车制造。但是自从我在数学竞赛获奖之后，同学们都认为我应该去学数学。到填大学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征求父亲的意见，他主张我学计算机，但是同学都说，计算机是应用科学，没有多少学术含量，所以，最后我的第一志愿还是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数学专业。
十九中的高中生活，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例如我是在十九中第一次开始拉手风琴的，也是第一次看到下雪的，在广州从来没有见过雪是什么样子，下雪那天，我都没有心思上课了，眼睛一直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虽说在当时苏联影片的影响下，拉手风琴是很时髦的事情，不过我到了北京之后，仍然继续学钢琴。由于学费比较贵，所以我弟妹们都不再学琴了，家里只供我一个人学琴。当时清华大学有个音乐室，室主任姓陆，他的夫人李雅妹就是我的钢琴教师。我每周到她家去上课一次，每次45分钟。每次学一首新曲子，回家后每天都要练，如果一周后回琴时弹不好就要挨批评。每隔半年左右，李雅妹老师的学生们会在一起开一个音乐会，大家表演自己最拿手的乐曲。
我入学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十九中也是刚有高中部不久，我们是高中的第二届毕业生。从北大和清华的附中此时都还没有高中部可以看出，当年中关村这一带的中学教育还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在这个回忆录中我没有提到女同学，这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女分班的。我们年级四个班，一二三班是男生，四班是女生，男生和女生来往非常少。
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些课外的活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扫盲，一个是参与农业机械化工作。
当时，我作为志愿者，定期到附近蓝靛厂的农民家里去给农村妇女扫盲，听课的人不到10人，全都不识字，有一块小黑板。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到蓝靛厂地区去办事，还遇到了当年听课的学生，她热情地说：这不是当年给我们扫盲的老师吗？
十九中的北边是玉米地，再向北，就是六郎庄了，这一带都种植了水稻。这片稻田，一直延绵到西苑和颐和园附近，这里出产的水稻，就是有名的京西稻，一年一熟，米粒大而饱满，比南方的一年两熟的稻米好吃。每到秋收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割稻。高三那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农业机械化的运动，学校派我们到附近农村去搞机械化，我就被派到了六郎庄，和村子里的一位年轻木匠一起研制插秧机。这位木匠还是很能干的，参照图纸，制作出了插秧机，它前面有一个斗，里面平放秧苗，操作者推着像小船一样的插秧机在水田里向前走，在人的操纵下，先用小铁夹夹住一小捆秧苗，再把它们插入泥中。每台插秧机上这样的铁夹子并排有六个，所以推一下就可同时插六棵秧苗。我和他每天都在试验和改进这台插秧机，搞得非常有兴趣，而且插秧的效率要比人工提高很多倍，只有一点不愉快，就是经常挨蚂蟥咬。搞了一个夏天，这个插秧机也没有被采用，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京西稻是精耕细作，求质量不求效率，插秧机的夹子容易损伤秧苗，所插的秧苗成活率不如人工。听说，那时当地农民有个嘲笑我们的歌谣：“插秧机，插秧机，插死的秧苗一大堆”。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所有这些稻田都不见了，变成了海淀公园、高尔夫俱乐部和万泉新新家园等楼盘……。
当年，同班生里，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是彭晓梅和贝德，他俩的家距离比较近，所以常来往。贝德的父亲是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他的夫人是苏州人。此外，当时住校的同学里我和李志水来往也比较多。1957年我考上北大数力系后，彭晓梅、贝德、林利都没考上大学，结果他们都去了广播器材厂。而与李志水则失去了联系。没想到的是，1999年我经人介绍进入北京多方位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当副总兼总工，而该公司的另一位副总就是李志水！这就叫缘分。
我上高中时才13岁，所以还是少先队员，因此到高二我才离队加入共青团。因为我的年龄小，所以又结识了一些初中的同学，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时我们这个小圈子有五人，除我外另外四人是钱程（和我同班）、吴卫江、张海潮、陈拔都。钱程后来因病去世了，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最近拔都通过十九中的前校长陈新又与我联系上了。
拔都今年也70多岁了，他联系上我之后，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给我打电话一讲就是两个小时，给我介绍他现在搞的渔业养殖项目，从摩根史丹利讲到日本海的核泄漏对渔业的影响……，总之就是向我描述他的项目前景如何如何好。我对他说，你搞的项目我完全是外行，你和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你需要投资几千万，我没这个能力；如果你要我推荐投资人，我所有认识的人都不是这个圈子的，所以也帮不上忙。我加了他的微信，他告诉我，他不会玩微信。我心想，你现在就只有自己一人，70多了，还要从头开始创业，我真帮不上啦。我劝他说，现在应该休息啦！
?当年我的入团介绍人唐仲伍（今年十九中校庆）
?陈拔都和我在十九中校庆上
?李志水（中）、博金海（右）在十九中校庆上
?我的母校十九中
?十九中校庆
1954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国务院决定把广州中山大学汉语教研组与北京大学的合并，于是就把我父亲从广州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这年正好我初中毕业，于是高中就要到北京来读了。经过了解，发现不能简单地转学，必须来北京考试，这是因为北京市不承认广州市的学历。为了不耽误考试，我要比我们家其他人提前一个月来北京。好像这个规定只针对高中入学的学生，因为我的弟弟妹妹无需提前来。与我父亲同时被调往北京的教授还有岑祺祥先生，他儿子岑运恒也是我初中同学，于是我俩作伴乘火车一起来北京。
这年我13岁，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没有家长陪同。我俩买的是硬卧，我睡中铺，岑运恒睡上铺。那时从广州到北京，要在火车上过两夜，整个旅途中我都很兴奋，一直坐在窗口旁看外面的风景，而岑运恒却和我截然不同，旅途中和我不说话，整个旅途都一直在上铺闷头睡觉。因此，与其说是我俩搭伴，不如说等于是我独自旅行。当时我对他的行为十分不理解，到了几年后才知道他是得了自闭症病，发展到后来，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连房门都不出，吃饭都要家人送到他的房间里。
既然我提前了一个月来到北京，只能先住在我父亲的朋友家，这位朋友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吴达元，吴伯伯早年也是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后来也去了西南联大，这些经历与我父亲都相同，显然他俩的关系不一般。他们家在北大燕东园，也是一栋小洋楼，吴伯伯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叫吴庆宝，老二是儿子叫吴庆安，老二的年龄比我略小一点，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更多。吴伯伯、吴伯母他们一家对我非常热情，在我父母还没有搬来北京之前，他们就带我去颐和园以及香山去游览，还到了卧佛寺以及后面的樱桃沟去，那里美丽的自然景色，潺潺流淌的溪水，至今我还印象深刻。
?当年我和吴庆安在樱桃沟，左边是我。
?吴达元教授和吴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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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安和他母亲吴伯母
因为新家要住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所以只能就近上学，当时的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都没有高中部，在北大西门外101中学离得很近，不过它是干部子弟学校我也没法进，于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报考位于中国人民大学西边的北京十九中。
我觉得，当年北京不承认广州的学历是没道理的，纯属于地域歧视。好在我的成绩一向很好，所以考试当然很顺利就通过了。
北京十九中位于海淀六郎庄南边一个叫万泉庄的村子边，紧靠学校东边的马路叫苏州街，西边大约1公里就是一条河，后来改建成现在的昆玉河，我读高中的时候，中午常去那条河里游泳。记得那时正是把该河道加宽加深的时候，那时叫“京密引水渠”，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学生也参加了挖土的劳动。
那时，十九中的校门朝南，学校里只有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东边是一个礼堂，西边的平房作为学校的办公室。教学楼的北边有片小树林，树林的北边有几间实验室。树林的东边是操场。学校的北边，就是一片玉米地，玉米地边上便是一个高射炮阵地，虽然抗美援朝已经结束了好几年，但是高射炮还是始终警惕地瞄向天空，炮兵们有时候还会占用学校的操场操练。
我家搬来北京之后，就住在北大未名湖北边的朗润园175号，这是一个小院子，四周由比房子高的小土坡围起来，比较僻静，土坡的后面是湖水，周围的环境很优美。我家住北房和东房，西房则是我父亲的得力助手唐作藩先生一家。
刚开始到十九中上学的时候，我还不会骑车，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大概要一个小时，我要先从北大校园的朗润园出发，出北大南校门，穿过一条叫老虎洞的胡同，穿过海淀当时唯一的一条商业街，从八一小学门口过，然后顺着苏州街向南走，过了八一小学之后，路两边就都是庄稼地了。
当时我高一同班有位同学叫彭晓梅，名字像是女孩，实际上是一位高个子男孩，他因为近视，我则因为是年龄最小，所以我俩就并排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并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有段时间，每天上学和放学，他都骑车带我，省了我的力气和时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学会骑车为止。彭晓梅的哥哥叫彭修文，当时是中央民族广播乐团的指挥，那时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彭修文变成了极负盛名的指挥家。
?彭晓梅和我
?我、林利、彭晓梅、宗福成、贝德
在十九中读书的时候，午饭要在学校的食堂吃。我从小在广州生活，吃惯了米饭，而到北京之后，刚好那时开始实行粮食定量制度，给每人都发粮票，粮票中分三类：米票、面票和粗粮票。其中米票的比例比较低，只占20-30%，其余就是面票和粗粮票。这样一来，我在食堂吃饭时就不可能都吃米饭了，但是馒头我根本就咽不下去，每咬一口它都在嘴里粘来粘去无法下咽，必须要喝很多水才能将这口馒头吞下去。这样一来，吃馒头对我来说就是很痛苦的事。后来我发现，尽管当地人不喜欢吃粗粮，但是我觉得窝头比馒头还好咽一点，所以我宁可吃窝头。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当时我在食堂买饭时，看到卖饭窗口上的小黑板上写着：糖三角。我还以为是卖糖，价格是三角钱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红糖馅儿的包子，只是形状呈三角形。说实在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北京人的这种面食太低级、粗放了，不像广州的早茶里有各种各样好吃的精制点心和花样。
高中毕业后，彭晓梅没有考上大学，后来进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1973年，北京成立了显像管厂，试生产了第一批9英寸的黑白显像管，显像管厂厂长送给他一只让他试用，他很忙，知道我是无线电爱好者，就转送了给我，由于有了这个对于业余爱好者当时最难找到的电视机部件，我就自制了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这是后话。
后来，彭晓梅突然得了癌症，住进北京市第六人民医院，他虽然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还是非常乐观，我们高中同学常去看望他，直至他去世。
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那时，北京市经常组织中学生搞一些课外活动，让著名的数学家如华罗庚等做科普讲座，记得我去听过几次。在我高二那年，北京市首次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在市里的比赛开始前，每间中学都先在自己学校里进行预赛，十九中预赛的时候我正好患感冒，所以没有参加。但是由于我平时数学成绩优秀，所以学校还是派我参加了北京市的竞赛。
竞赛分两场，第一场一个小时，只有4道题，第二场时间长一点，一共14道题。我第一场的题目非常顺利就答完了，到考第二场的时候，第一道题我做了一会儿，发现有点难做不出来，于是就立刻转做第二道，但是第二道也做不出来，只好做第三道，就这样下去，发现每道都不会，最后一道题，连题目都没有看明白。于是只好回头再来做第一道，做了一段时间，还是做不出，又做第二道……，时间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最后到交卷的时候，这第二场一道完整的题都没有做完。
事后听说，第一场考的是书本知识，如果第一场没有通过，就根本没戏，第二场则全都不是书本上学过的，是考思维方法。我想这下全完了，肯定没戏了。等到最后公布结果的时候，北京市一等奖有10名，二等奖14名，三等奖50名，参加竞赛的有3000多人，我居然得了二等奖！一等奖的前三名可以免试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一等奖的第一名叫王志良，后来进了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是北大管弦乐队的队长。一等奖第三名是一位女同学叫杨晚兰，后来在北大与我同班。那天上台领奖的时候，有位也是得二等奖的同学在我面前要让我先走，我让他先走，让来让去。后来我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之后，他正好和我同班，这位就是马逢时。
?前几年大学同窗一起坐邮轮出游，这是在济州岛海边，左起：马逢时、朱慧真、魏庆鼎、我、衷仁保
我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题为“我的志愿”的作文，说我要当一名拖拉机手，为什么呢？那时看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里，集体农庄就意味着幸福的生活，拖拉机手在田野上开着拖拉机，在休息时拉着手风琴……。到了高中后，我又想去清华学汽车制造。但是自从我在数学竞赛获奖之后，同学们都认为我应该去学数学。到填大学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征求父亲的意见，他主张我学计算机，但是同学都说，计算机是应用科学，没有多少学术含量，所以，最后我的第一志愿还是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数学专业。
十九中的高中生活，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例如我是在十九中第一次开始拉手风琴的，也是第一次看到下雪的，在广州从来没有见过雪是什么样子，下雪那天，我都没有心思上课了，眼睛一直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虽说在当时苏联影片的影响下，拉手风琴是很时髦的事情，不过我到了北京之后，仍然继续学钢琴。由于学费比较贵，所以我弟妹们都不再学琴了，家里只供我一个人学琴。当时清华大学有个音乐室，室主任姓陆，他的夫人李雅妹就是我的钢琴教师。我每周到她家去上课一次，每次45分钟。每次学一首新曲子，回家后每天都要练，如果一周后回琴时弹不好就要挨批评。每隔半年左右，李雅妹老师的学生们会在一起开一个音乐会，大家表演自己最拿手的乐曲。
我入学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十九中也是刚有高中部不久，我们是高中的第二届毕业生。从北大和清华的附中此时都还没有高中部可以看出，当年中关村这一带的中学教育还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在这个回忆录中我没有提到女同学，这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女分班的。我们年级四个班，一二三班是男生，四班是女生，男生和女生来往非常少。
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些课外的活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扫盲，一个是参与农业机械化工作。
当时，我作为志愿者，定期到附近蓝靛厂的农民家里去给农村妇女扫盲，听课的人不到10人，全都不识字，有一块小黑板。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到蓝靛厂地区去办事，还遇到了当年听课的学生，她热情地说：这不是当年给我们扫盲的老师吗？
十九中的北边是玉米地，再向北，就是六郎庄了，这一带都种植了水稻。这片稻田，一直延绵到西苑和颐和园附近，这里出产的水稻，就是有名的京西稻，一年一熟，米粒大而饱满，比南方的一年两熟的稻米好吃。每到秋收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割稻。高三那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农业机械化的运动，学校派我们到附近农村去搞机械化，我就被派到了六郎庄，和村子里的一位年轻木匠一起研制插秧机。这位木匠还是很能干的，参照图纸，制作出了插秧机，它前面有一个斗，里面平放秧苗，操作者推着像小船一样的插秧机在水田里向前走，在人的操纵下，先用小铁夹夹住一小捆秧苗，再把它们插入泥中。每台插秧机上这样的铁夹子并排有六个，所以推一下就可同时插六棵秧苗。我和他每天都在试验和改进这台插秧机，搞得非常有兴趣，而且插秧的效率要比人工提高很多倍，只有一点不愉快，就是经常挨蚂蟥咬。搞了一个夏天，这个插秧机也没有被采用，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京西稻是精耕细作，求质量不求效率，插秧机的夹子容易损伤秧苗，所插的秧苗成活率不如人工。听说，那时当地农民有个嘲笑我们的歌谣：“插秧机，插秧机，插死的秧苗一大堆”。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所有这些稻田都不见了，变成了海淀公园、高尔夫俱乐部和万泉新新家园等楼盘……。
当年，同班生里，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是彭晓梅和贝德，他俩的家距离比较近，所以常来往。贝德的父亲是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他的夫人是苏州人。此外，当时住校的同学里我和李志水来往也比较多。1957年我考上北大数力系后，彭晓梅、贝德、林利都没考上大学，结果他们都去了广播器材厂。而与李志水则失去了联系。没想到的是，1999年我经人介绍进入北京多方位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当副总兼总工，而该公司的另一位副总就是李志水！这就叫缘分。
我上高中时才13岁，所以还是少先队员，因此到高二我才离队加入共青团。因为我的年龄小，所以又结识了一些初中的同学，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时我们这个小圈子有五人，除我外另外四人是钱程（和我同班）、吴卫江、张海潮、陈拔都。钱程后来因病去世了，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最近拔都通过十九中的前校长陈新又与我联系上了。
拔都今年也70多岁了，他联系上我之后，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给我打电话一讲就是两个小时，给我介绍他现在搞的渔业养殖项目，从摩根史丹利讲到日本海的核泄漏对渔业的影响……，总之就是向我描述他的项目前景如何如何好。我对他说，你搞的项目我完全是外行，你和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你需要投资几千万，我没这个能力；如果你要我推荐投资人，我所有认识的人都不是这个圈子的，所以也帮不上忙。我加了他的微信，他告诉我，他不会玩微信。我心想，你现在就只有自己一人，70多了，还要从头开始创业，我真帮不上啦。我劝他说，现在应该休息啦！
?当年我的入团介绍人唐仲伍（今年十九中校庆）
?陈拔都和我在十九中校庆上
?李志水（中）、博金海（右）在十九中校庆上
?我的母校十九中
?十九中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