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面临一次巨大的文化碰撞，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如何才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交流融合，生根开花，这已经是一个一百多年的话题。要全面评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很多中外思想家、理论家对此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这里不直接讨论这个话题，而是粗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希望历史能够给今天一些有益的借鉴。
儒学在中国占据正统地位，大致是从汉朝开始的。但是，儒学的地位后来遇到了挑战，最大的挑战者就是佛教。在当年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中，佛教就是来自西方的学问，就是“夷狄”的学问，而不是中原本土的思想。因此，如何面对来自西方的佛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今天如何面对西方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形成了自己成熟而完整的体系，恰似1840年以前的西方理论体系。佛教在东汉末年开始进入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如同水上浮萍，难以扎根。这种状况与现代西方文明刚进入中国的情形差不多。但是，现代西方文明是靠武力，在全世界强行推广，包括在中国。而佛教在中国的推广，则没有借助武力，更多是靠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自觉接受，其中包括某些皇帝。佛教因而在中国获得较大、较快的发展。
与当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还有一个不同是，佛教进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正统的儒家学说造成严峻挑战外，还遇到了中国本土道教的竞争。道教将老子尊为教主，其实就是想从历史悠久性上抗衡佛教。但是，佛教的发展更快，它严重威胁了儒学的正统地位。魏晋时期很多名士到今天依然以其风流倜傥、自由潇洒而令人惊叹。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被称为“玄学”，实际上就是受到了佛教、道教的大量影响，与儒家思想已有很大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以反对儒学而领导时尚。到了唐代，李姓皇族将道家的老子尊为祖先，再加上玄奘的西行和回归，儒学的地位岌岌可危。虽然唐初还有魏征、狄仁杰这样的儒学人士，但是，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儒学到了唐代已经处于“不断如带”的状况。很多时候，儒学在当时中国社会只是一个潜流，而佛教则大为畅行。
佛教进入中国并非一无是处，具体内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是，佛教的广泛传播也带来很多问题。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几百年间，在宋朝之前，中国一共发生过四次“禁佛”，本人以前有专文介绍，此处不再详说。只是要指出一下，宋代以前的“禁佛”主要是社会经济原因，因为佛教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现代人在评价宋朝的时候，经常使用“积贫积弱”这个词，我认为，宋朝的“积贫积弱”与佛教在此之前的长期盛行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历史的后遗症，或者叫滞后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试想，佛教思想如何能应对外来威胁？因此，佛教进入中国几百年后，中国人才通过实践，真正了解了它对社会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非只是少数人在理论上陶醉一番就叫好不叠。对于今天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实际上也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一百年在历史上不算长，与佛教进入中国到被真正认识的时间相比，也不算长。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人们更容易在理论上陶醉于西方文明，而不易察觉西方文明彻底植入中国以后会有什么不良结果。换句话说，当今西方文化植入中国后正反两反面的影响，至今还没有被中国人全面认识。
宋朝以前的四次“禁佛”是出于社会经济考虑的政治手段，真正从思想上开始反击佛教的，大致从唐代中期的韩愈开始。韩愈反佛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是，韩愈更大的历史价值在于，他在反佛的同时，开始重新树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理解韩愈等人只是把老古董再翻出来，将其重新放上神坛而已。佛教在思想和理论上的确有可取之处，它因此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与系统化。比方说，汉代的儒学大都是章句训诂，但是，宋代的儒学则是一家家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带来的结果之一。在宋代以后形成的儒家思想中，其实吸收和借鉴了很多佛教的内容，例如北宋思想家周敦颐的《爱莲说》。
不光儒学如此，佛教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它原先在西土佛国的形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佛教的本土化，甚至使得中国的佛教自成体系，不用到西土去祭拜佛祖，反而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门派的宗师。详细不多说，只说一点。佛教在它诞生地附近，至今依然吃伸手饭，需要社会的大量供养。而在中国。佛教终于变成“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出家人乞讨叫化在中国不再大量流行。而从中国传播出去的佛教，也大都以中国为祖庭，不再追溯西方的源头。
宋代以后的儒学和佛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之前几百年间，佛教和儒学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这种交融使双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交融留给当今世界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从宋代开始，中国真正确立了宗教不得超越世俗政治的原则，政教合一被中国人彻底废止。而与宋朝同时代的西方和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实行着政教合一的制度。直到新兴的美国在《宪法》中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可能，政教分离才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原则。事实上，政教分离政策的明确源头，就是在中国的宋朝建立的。
历史上西方佛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及其结果，对于今天来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首先，外来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其次，外来文化也有很大的局限和副作用；再次，本土文化可以得益于外来文化而丰富和改进自己；第四，外来文化也需要适应中国的水土而做出改变。因此，任何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绝对化的做法都不合适。如今，将外来文化的优越性绝对化的倾向过于强烈，恰似当年佛教在中国无法无天的状态，出现狄仁杰、韩愈、杜牧这样坚决排佛的人，是对外来文化极端化的一个平衡。宋朝以后，持严厉排佛态度的儒家学者越来越少，相反，在理论和思想上真正融合的越来越多。现代中国要出现这个局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关键在于，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的本体必须得到确立。
当今的中国面临一次巨大的文化碰撞，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如何才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交流融合，生根开花，这已经是一个一百多年的话题。要全面评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很多中外思想家、理论家对此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这里不直接讨论这个话题，而是粗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希望历史能够给今天一些有益的借鉴。
儒学在中国占据正统地位，大致是从汉朝开始的。但是，儒学的地位后来遇到了挑战，最大的挑战者就是佛教。在当年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中，佛教就是来自西方的学问，就是“夷狄”的学问，而不是中原本土的思想。因此，如何面对来自西方的佛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今天如何面对西方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形成了自己成熟而完整的体系，恰似1840年以前的西方理论体系。佛教在东汉末年开始进入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如同水上浮萍，难以扎根。这种状况与现代西方文明刚进入中国的情形差不多。但是，现代西方文明是靠武力，在全世界强行推广，包括在中国。而佛教在中国的推广，则没有借助武力，更多是靠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自觉接受，其中包括某些皇帝。佛教因而在中国获得较大、较快的发展。
与当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还有一个不同是，佛教进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正统的儒家学说造成严峻挑战外，还遇到了中国本土道教的竞争。道教将老子尊为教主，其实就是想从历史悠久性上抗衡佛教。但是，佛教的发展更快，它严重威胁了儒学的正统地位。魏晋时期很多名士到今天依然以其风流倜傥、自由潇洒而令人惊叹。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被称为“玄学”，实际上就是受到了佛教、道教的大量影响，与儒家思想已有很大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以反对儒学而领导时尚。到了唐代，李姓皇族将道家的老子尊为祖先，再加上玄奘的西行和回归，儒学的地位岌岌可危。虽然唐初还有魏征、狄仁杰这样的儒学人士，但是，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儒学到了唐代已经处于“不断如带”的状况。很多时候，儒学在当时中国社会只是一个潜流，而佛教则大为畅行。
佛教进入中国并非一无是处，具体内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是，佛教的广泛传播也带来很多问题。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几百年间，在宋朝之前，中国一共发生过四次“禁佛”，本人以前有专文介绍，此处不再详说。只是要指出一下，宋代以前的“禁佛”主要是社会经济原因，因为佛教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现代人在评价宋朝的时候，经常使用“积贫积弱”这个词，我认为，宋朝的“积贫积弱”与佛教在此之前的长期盛行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历史的后遗症，或者叫滞后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试想，佛教思想如何能应对外来威胁？因此，佛教进入中国几百年后，中国人才通过实践，真正了解了它对社会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非只是少数人在理论上陶醉一番就叫好不叠。对于今天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实际上也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一百年在历史上不算长，与佛教进入中国到被真正认识的时间相比，也不算长。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人们更容易在理论上陶醉于西方文明，而不易察觉西方文明彻底植入中国以后会有什么不良结果。换句话说，当今西方文化植入中国后正反两反面的影响，至今还没有被中国人全面认识。
宋朝以前的四次“禁佛”是出于社会经济考虑的政治手段，真正从思想上开始反击佛教的，大致从唐代中期的韩愈开始。韩愈反佛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是，韩愈更大的历史价值在于，他在反佛的同时，开始重新树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理解韩愈等人只是把老古董再翻出来，将其重新放上神坛而已。佛教在思想和理论上的确有可取之处，它因此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与系统化。比方说，汉代的儒学大都是章句训诂，但是，宋代的儒学则是一家家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带来的结果之一。在宋代以后形成的儒家思想中，其实吸收和借鉴了很多佛教的内容，例如北宋思想家周敦颐的《爱莲说》。
不光儒学如此，佛教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它原先在西土佛国的形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佛教的本土化，甚至使得中国的佛教自成体系，不用到西土去祭拜佛祖，反而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门派的宗师。详细不多说，只说一点。佛教在它诞生地附近，至今依然吃伸手饭，需要社会的大量供养。而在中国。佛教终于变成“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出家人乞讨叫化在中国不再大量流行。而从中国传播出去的佛教，也大都以中国为祖庭，不再追溯西方的源头。
宋代以后的儒学和佛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之前几百年间，佛教和儒学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这种交融使双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交融留给当今世界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从宋代开始，中国真正确立了宗教不得超越世俗政治的原则，政教合一被中国人彻底废止。而与宋朝同时代的西方和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实行着政教合一的制度。直到新兴的美国在《宪法》中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可能，政教分离才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原则。事实上，政教分离政策的明确源头，就是在中国的宋朝建立的。
历史上西方佛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及其结果，对于今天来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首先，外来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其次，外来文化也有很大的局限和副作用；再次，本土文化可以得益于外来文化而丰富和改进自己；第四，外来文化也需要适应中国的水土而做出改变。因此，任何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绝对化的做法都不合适。如今，将外来文化的优越性绝对化的倾向过于强烈，恰似当年佛教在中国无法无天的状态，出现狄仁杰、韩愈、杜牧这样坚决排佛的人，是对外来文化极端化的一个平衡。宋朝以后，持严厉排佛态度的儒家学者越来越少，相反，在理论和思想上真正融合的越来越多。现代中国要出现这个局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关键在于，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的本体必须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