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去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出来，其他获奖者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莫言正悄悄地呆在山东高密老家的村子里，记者们几乎找不到他。他说自己不是低调，也不是不看重茅盾文学奖，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最难的，但也是可控的，写完了之后读者买不买，能不能得奖，就不是作家能决定的了。”当然，得了奖莫言也开心，“起码是一种认可，代表60多个评委的承认，一个写作者还是希望被人肯定的。” 但有人肯定自然也就会有人否定，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莫言写《蛙》就是冲着拿奖去的：小说通篇渲染了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愚昧，以及刻意选择在西方饱受争议的“计划生育”题材，就是为了讨好西方评委的胃口，就是为了在西方得奖。对此，莫言坦言：“理智上我觉得很正常，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也都会有争议；不过从情感上来说，我肯定还是有些不高兴的。”莫言说，高密老家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小说的重要灵感来源，“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它是我的血地。我的父母把我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一落土就落在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上。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瘠、多么荒凉，这个地方的官员多么霸道，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多么愚昧，但是作为一个故乡的人，作为一个在外的游子，一旦踏上这块土地，就会心潮激荡，那种感觉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的力量。”莫言强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故乡是很重要的，所以自己怎么可能会“利用”故乡“贬低”故乡去博得奖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不久前，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在网站上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项的赔率表：中国作家莫言不仅首次出现在类似的名单上，还以一赔六点五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赔率为一赔八。按照以往的规律，一个作家在赔率表上排名越靠前、赔率越低，就意味着博彩公司认为其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越大。于是莫言一下子又成了媒体的热追对象，一时间人人都想从这个“诺奖第一候选”的作家嘴里掏出点劲爆的话来。可是莫言又一次选择了“莫言”，只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辟谣说明——在此之前，常在网络发表争议言论的青年作家、策划人张一一曾经放言，莫言一直在西方获奖呼声很高，是因为用高价“收买”了马悦然为自己的多本瑞典版图书做翻译，而马悦然正是诺奖的众多评审委员中唯一懂中文的一个，他的意见对中文作品在诺奖的评定中有很大的作用——对此，莫言在微博上写道：“本人郑重声明，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而针对热议的诺奖话题，他一个字也没说。 “没有新作，一个作家就没有发言权。” 8月的上海热浪滚滚，莫言却仍然中规中矩地穿了一件短袖衬衣，翻出个格格正正的衣领来，让人看了都替他热。可是莫言本人却一副“心静自然凉”的架势，低眉顺目地端坐着——这个“低眉顺目”没有感情色彩，只是个单纯的描述——是的，我一直觉得莫言的面相有一种作家里少见的温吞柔顺。可是面相温和眉目柔顺的人，性格里却往往有一种特别的坚毅，或者说，灵魂中总有一种与面相形成强烈反差的叛逆，这一点在莫言的文字中就有分明的表现。 这一次得以见到莫言，主要是因为他应邀参加了好几场上海书展的论坛活动，不过与历届书展相比，这一次他一个独立的活动都没有举办。问他这般低调为哪般，莫言先是笑了一下——抿紧嘴唇，眼尾那里拉得更低更长，这是他标志性的表情——然后毫不避讳地说：“没有新作，一个作家就没有发言权。” 且不说过去的《红高粱》系列，新世纪以来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几乎每部长篇新作的出手都会引来关注，这位以恣肆想象力著称的作家，却毫不讳言自己近年“没有新作”，这还是让人有点意外的。 不过继2009年出版《蛙》之后，莫言的确近三年都没有新作问世。然而《蛙》对莫言的意义是不同的，许多人都认为《蛙》显出了一个不同的莫言。“我以往的小说比较强调变形、夸张、天马行空，写起来也畅快。但《蛙》与现实密切相关，是刚刚乃至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它也可以用我擅长的方式写，但我觉得不般配。所以，不玩技巧、不耍花招，就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去逼近人物和故事。”于是，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莫言扎实地写出了这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作品，冒着争议和风险将其出版，最终获得了肯定，拿到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实，从《天堂蒜薹之歌》到《四十一炮》，莫言也并不总是生活在充满魔幻色彩的“高密东北乡”，在这些作品中，他对于现实的关注从未间断过。“小说家不应该回避社会生活，这既是小说家的良心，也是创作的必然需求。”莫言说，“同时，求变求新也是艺术家的本能，不能老是重复自己。”《蛙》之后迟迟没有动笔写新作，莫言说，正是出于自己对“新”的不自信。 “生活是千百万人的千百万种个性，小说家必须要在这千百万种个性所汇成的洪流中游泳、呼吸、搏杀，才能使小说‘新’起来。别人夸我的想象力，但我不能吃老本。小说家不能永远依赖有限的个人经验，还要调动所有器官去感受外部世界——稍微震颤，就有反应。可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对外界迟钝了，对新的生活了解太少了。所以如果不新，我宁可不写。”说到这里，莫言笑了，“当然，我努力想拆掉年龄的墙壁。但你有交流的热情，别人却未必有同等的愿望。”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意味深长，似乎暗示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代沟”。拿这个相问，莫言说：“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年龄段也应该产生每个年龄段代表性的作家。80后、90后作家写他们的同龄人，一定比我写得好。”“所以你能坦然接受随着年龄增长，作为一个时代的作家慢慢退出主流？”莫言大笑道：“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了。退出舞台的中心，逐渐边缘化，我不仅接受，也很满意这种状态。年轻时还有这样的野心，希望自己的作品包罗万象，但现在，我更想通过写作寻找知音。就像站在枯枝上的老鸟，寻求一样老的鸟，听我唱歌。”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去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出来，其他获奖者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莫言正悄悄地呆在山东高密老家的村子里，记者们几乎找不到他。他说自己不是低调，也不是不看重茅盾文学奖，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最难的，但也是可控的，写完了之后读者买不买，能不能得奖，就不是作家能决定的了。”当然，得了奖莫言也开心，“起码是一种认可，代表60多个评委的承认，一个写作者还是希望被人肯定的。” 但有人肯定自然也就会有人否定，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莫言写《蛙》就是冲着拿奖去的：小说通篇渲染了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愚昧，以及刻意选择在西方饱受争议的“计划生育”题材，就是为了讨好西方评委的胃口，就是为了在西方得奖。对此，莫言坦言：“理智上我觉得很正常，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也都会有争议；不过从情感上来说，我肯定还是有些不高兴的。”莫言说，高密老家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小说的重要灵感来源，“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它是我的血地。我的父母把我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一落土就落在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上。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瘠、多么荒凉，这个地方的官员多么霸道，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多么愚昧，但是作为一个故乡的人，作为一个在外的游子，一旦踏上这块土地，就会心潮激荡，那种感觉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的力量。”莫言强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故乡是很重要的，所以自己怎么可能会“利用”故乡“贬低”故乡去博得奖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不久前，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在网站上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项的赔率表：中国作家莫言不仅首次出现在类似的名单上，还以一赔六点五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赔率为一赔八。按照以往的规律，一个作家在赔率表上排名越靠前、赔率越低，就意味着博彩公司认为其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越大。于是莫言一下子又成了媒体的热追对象，一时间人人都想从这个“诺奖第一候选”的作家嘴里掏出点劲爆的话来。可是莫言又一次选择了“莫言”，只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辟谣说明——在此之前，常在网络发表争议言论的青年作家、策划人张一一曾经放言，莫言一直在西方获奖呼声很高，是因为用高价“收买”了马悦然为自己的多本瑞典版图书做翻译，而马悦然正是诺奖的众多评审委员中唯一懂中文的一个，他的意见对中文作品在诺奖的评定中有很大的作用——对此，莫言在微博上写道：“本人郑重声明，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而针对热议的诺奖话题，他一个字也没说。 “没有新作，一个作家就没有发言权。” 8月的上海热浪滚滚，莫言却仍然中规中矩地穿了一件短袖衬衣，翻出个格格正正的衣领来，让人看了都替他热。可是莫言本人却一副“心静自然凉”的架势，低眉顺目地端坐着——这个“低眉顺目”没有感情色彩，只是个单纯的描述——是的，我一直觉得莫言的面相有一种作家里少见的温吞柔顺。可是面相温和眉目柔顺的人，性格里却往往有一种特别的坚毅，或者说，灵魂中总有一种与面相形成强烈反差的叛逆，这一点在莫言的文字中就有分明的表现。 这一次得以见到莫言，主要是因为他应邀参加了好几场上海书展的论坛活动，不过与历届书展相比，这一次他一个独立的活动都没有举办。问他这般低调为哪般，莫言先是笑了一下——抿紧嘴唇，眼尾那里拉得更低更长，这是他标志性的表情——然后毫不避讳地说：“没有新作，一个作家就没有发言权。” 且不说过去的《红高粱》系列，新世纪以来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几乎每部长篇新作的出手都会引来关注，这位以恣肆想象力著称的作家，却毫不讳言自己近年“没有新作”，这还是让人有点意外的。 不过继2009年出版《蛙》之后，莫言的确近三年都没有新作问世。然而《蛙》对莫言的意义是不同的，许多人都认为《蛙》显出了一个不同的莫言。“我以往的小说比较强调变形、夸张、天马行空，写起来也畅快。但《蛙》与现实密切相关，是刚刚乃至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它也可以用我擅长的方式写，但我觉得不般配。所以，不玩技巧、不耍花招，就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去逼近人物和故事。”于是，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莫言扎实地写出了这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作品，冒着争议和风险将其出版，最终获得了肯定，拿到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实，从《天堂蒜薹之歌》到《四十一炮》，莫言也并不总是生活在充满魔幻色彩的“高密东北乡”，在这些作品中，他对于现实的关注从未间断过。“小说家不应该回避社会生活，这既是小说家的良心，也是创作的必然需求。”莫言说，“同时，求变求新也是艺术家的本能，不能老是重复自己。”《蛙》之后迟迟没有动笔写新作，莫言说，正是出于自己对“新”的不自信。 “生活是千百万人的千百万种个性，小说家必须要在这千百万种个性所汇成的洪流中游泳、呼吸、搏杀，才能使小说‘新’起来。别人夸我的想象力，但我不能吃老本。小说家不能永远依赖有限的个人经验，还要调动所有器官去感受外部世界——稍微震颤，就有反应。可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对外界迟钝了，对新的生活了解太少了。所以如果不新，我宁可不写。”说到这里，莫言笑了，“当然，我努力想拆掉年龄的墙壁。但你有交流的热情，别人却未必有同等的愿望。”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意味深长，似乎暗示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代沟”。拿这个相问，莫言说：“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年龄段也应该产生每个年龄段代表性的作家。80后、90后作家写他们的同龄人，一定比我写得好。”“所以你能坦然接受随着年龄增长，作为一个时代的作家慢慢退出主流？”莫言大笑道：“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了。退出舞台的中心，逐渐边缘化，我不仅接受，也很满意这种状态。年轻时还有这样的野心，希望自己的作品包罗万象，但现在，我更想通过写作寻找知音。就像站在枯枝上的老鸟，寻求一样老的鸟，听我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