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之药”有许多版本，《韩非子》：“有人向楚王献上不死之药，掌管通报的谒者把药拿进宫去。中射之士（卫士）问道：‘是可以吃的吗？’谒者说：‘可以。’于是把药抢过去吃了。楚王大发脾气，叫人要把中射之士杀了。中射之士请人去劝说楚王，说：‘臣下问了谒者，他说：‘可以吃。’所以臣下就把药吃下去了。这事臣下是没有罪的，罪在谒者身上。而且那人献上的是不死之药，臣下吃了而王又把我杀了，那就是死药，是那人欺骗了王。要知道杀了无罪的臣下来证明王被别人所欺骗，倒不如把臣放了。’楚王便没有杀他。”
这个故事一直以来对后世影响很大，鄙人通过学习，把它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违反逻辑竟能忽悠人。这个故事有两个逻辑陷阱：第一个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偷换了概念。如中射之士故意问谒者：这药‘是可以吃的吗？’谒者不知是计，随口答道：‘可以吃。’而他则把可以吃的药故意曲解为他有权吃的药，并把责任推到谒者身上；第二个则故意扩大了不死之药的内涵，把治病的不死之药与被杀死之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起来证明：如果楚王杀了他，说明就是死药而不是不死之药，并以此来明他无罪，罪在献药之人。这真是岂有此理，强词夺理，诡诈无极！
第二，说明了楚王的昏庸和赏罚不明。如“中射之士请人去劝说楚王”，他不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原因，而是没有耳骨──耳朵软的，风来从风，雨来从雨，偏听偏信，仅凭一面之词就把他放了，说明楚王的昏庸才会被人愚弄，同时说明他赏罚不明，不能以理服人。韩非子说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意思是：“君主的忧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了别人，就为别人所控制。”楚王就是如此。可见，一个强大的楚国到后来之所以会走向灭亡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这种“不死之药”揭示了一种“不死之道”。这个“道”通过转化、变化，从形式上，已由道具变成了具体的法，从内容上，也就不再是逻辑的游戏了，于是这个“道”可以理解为：
其一，可以说的“道”（大道）。如正道、道义、天道，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存在就是合理”等，这些“道”都是可以公开说的大道理。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像“天道”与道家所说的“道”，这些博大精深的东西，既不是一般人，也不是短时间能说得清、道得明的，更不要说鄙人了，因此不敢多言，还请诸君见谅！在此，只能简单说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道”罢了。
其二，不一定可以说的“道”（小道）。从实践来看，一是只做不说的。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钻政策、法律的空子，有政策不执行，绕开政策、法规的“红线”走，或打擦边球。又如“法不责众” 等，这些都是只做不说，做了再说，扰乱社会的“道”，于是“奸奸巧巧又煎又炒，老老实实没得吃”。二是只说不做的。如有些人对不愿意执行的政策、法规总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们口头上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使人信以为真，甚至为之动容，而在行动上却无动于衷，不是从客观上找原因，就是推诿、扯皮，于是推来推去，时间过去，最后是不了了之，谁也不负责任。三是有罪的变成无罪，无罪的变成有罪。如像中射之士犯了王法，本是该杀的，但他却通过请人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并把罪责推到谒者和献不死之药的人身上，有罪的变成无罪，无罪的变成有罪，狡诈之人往往就是如此。当然，事实的确如此，但并非总是如此。
其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秘密、隐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种类繁多，一言难尽，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说，就像是日历上的节日，表面看去有节（如“端午”节），而用手揉它却没有节（节，读jié，如竹节，谐则，指原则）。如一些技术、法门的东西，看是有的，事实也是有的，但是摸不着的，就是请教人家，人家也不会说的。又如“有钱可使鬼”，币厚言甜，“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于是“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这虽是公开的秘密，但要人家言传就难。此外，还有一些秘密、隐私的东西，都可以理解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
实践证明，这种“不死之道”不但揭示了自然界的天道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道，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道”(包括潜规则)，揭示了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正因为如此，像中射之士这种狡诈之人才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甚至得以继续行骗。可见，如果任由这些邪恶之“道”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不死之药”有许多版本，《韩非子》：“有人向楚王献上不死之药，掌管通报的谒者把药拿进宫去。中射之士（卫士）问道：‘是可以吃的吗？’谒者说：‘可以。’于是把药抢过去吃了。楚王大发脾气，叫人要把中射之士杀了。中射之士请人去劝说楚王，说：‘臣下问了谒者，他说：‘可以吃。’所以臣下就把药吃下去了。这事臣下是没有罪的，罪在谒者身上。而且那人献上的是不死之药，臣下吃了而王又把我杀了，那就是死药，是那人欺骗了王。要知道杀了无罪的臣下来证明王被别人所欺骗，倒不如把臣放了。’楚王便没有杀他。”
这个故事一直以来对后世影响很大，鄙人通过学习，把它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违反逻辑竟能忽悠人。这个故事有两个逻辑陷阱：第一个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偷换了概念。如中射之士故意问谒者：这药‘是可以吃的吗？’谒者不知是计，随口答道：‘可以吃。’而他则把可以吃的药故意曲解为他有权吃的药，并把责任推到谒者身上；第二个则故意扩大了不死之药的内涵，把治病的不死之药与被杀死之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起来证明：如果楚王杀了他，说明就是死药而不是不死之药，并以此来明他无罪，罪在献药之人。这真是岂有此理，强词夺理，诡诈无极！
第二，说明了楚王的昏庸和赏罚不明。如“中射之士请人去劝说楚王”，他不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原因，而是没有耳骨──耳朵软的，风来从风，雨来从雨，偏听偏信，仅凭一面之词就把他放了，说明楚王的昏庸才会被人愚弄，同时说明他赏罚不明，不能以理服人。韩非子说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意思是：“君主的忧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了别人，就为别人所控制。”楚王就是如此。可见，一个强大的楚国到后来之所以会走向灭亡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这种“不死之药”揭示了一种“不死之道”。这个“道”通过转化、变化，从形式上，已由道具变成了具体的法，从内容上，也就不再是逻辑的游戏了，于是这个“道”可以理解为：
其一，可以说的“道”（大道）。如正道、道义、天道，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存在就是合理”等，这些“道”都是可以公开说的大道理。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像“天道”与道家所说的“道”，这些博大精深的东西，既不是一般人，也不是短时间能说得清、道得明的，更不要说鄙人了，因此不敢多言，还请诸君见谅！在此，只能简单说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道”罢了。
其二，不一定可以说的“道”（小道）。从实践来看，一是只做不说的。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钻政策、法律的空子，有政策不执行，绕开政策、法规的“红线”走，或打擦边球。又如“法不责众” 等，这些都是只做不说，做了再说，扰乱社会的“道”，于是“奸奸巧巧又煎又炒，老老实实没得吃”。二是只说不做的。如有些人对不愿意执行的政策、法规总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们口头上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使人信以为真，甚至为之动容，而在行动上却无动于衷，不是从客观上找原因，就是推诿、扯皮，于是推来推去，时间过去，最后是不了了之，谁也不负责任。三是有罪的变成无罪，无罪的变成有罪。如像中射之士犯了王法，本是该杀的，但他却通过请人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并把罪责推到谒者和献不死之药的人身上，有罪的变成无罪，无罪的变成有罪，狡诈之人往往就是如此。当然，事实的确如此，但并非总是如此。
其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秘密、隐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种类繁多，一言难尽，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说，就像是日历上的节日，表面看去有节（如“端午”节），而用手揉它却没有节（节，读jié，如竹节，谐则，指原则）。如一些技术、法门的东西，看是有的，事实也是有的，但是摸不着的，就是请教人家，人家也不会说的。又如“有钱可使鬼”，币厚言甜，“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于是“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这虽是公开的秘密，但要人家言传就难。此外，还有一些秘密、隐私的东西，都可以理解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
实践证明，这种“不死之道”不但揭示了自然界的天道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道，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道”(包括潜规则)，揭示了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正因为如此，像中射之士这种狡诈之人才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甚至得以继续行骗。可见，如果任由这些邪恶之“道”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