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采取“限共、溶共、反共”政策，秘密颁布了“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条令后，至1940年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5月19日，就发出了《关于山东工作方针》，明确指出“山东今后之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反摩擦，坚持我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应准备长期斗争，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1940年2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沂水县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其目的是限制和借敌伪力量消灭中共领导的武装，取消建立的地方武装、限制中共扩充军队，阻止共产党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民主政权，不准筹集给养。这次反共限共会议，受到中共方面代表的严厉驳斥。3月间，沈鸿烈又积极推行反共政策，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组织“民众运动督导团”，来推行其反共措施。国民党在山东发动的反共高潮由此而始。为配合这种形势需要，国民党组织成立了苏鲁战区，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4月，五十七军约2万人先后进入鲁中南地区。当时，国民党地方反共武装主要有以下几股：
盘踞在边联县东北部的是王洪九部。这是临、郯、费三县边区反共分子比较集中的武装团伙，除握有大批武装外，兼设政权和学校。该部号称万余人，实际上能投入战斗的也不过三四千人．该部在临沂城西以艾山为中心的大片土地上。北连沂水，西靠费县，东依日军，西南和抗日根据地的边联县接壤，最南面的基本占领区，在庙山、黄土埝、朱陈以北地带。但他们的活动区域，则到达边联县的棠林、矿坑、麒麟山、沂堂等地。
盘踞在沭河以西、沂河以东的是许兰笙部，为横跨临郯公路的一股反动地主武装。号称数千人，实际上只有千余人枪。该部主要盘踞在李家庄以东一带，其活动范围，东到沭河，西至沂、武河岸边。对以涌泉为中心的临郯边区抗日根据地构成威胁。
盘踞在邳北一带的为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部、刘斐然部以及张发德部等。其北通过许兰笙占领区，可与王洪九部联到一起，对临郯边区南部一带造成威胁。
梁钟亭和阎丽天部。梁钟亭和阎丽天二人都是抗战初期国民党郯城县长。其属下有保安二团千余人，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的装备。马头一役，团长陈冠华溃逃后，主力营长孙荣来升任团长。此人为阎丽天反共武装的骨干分子。为了配合日伪军切断临郯边区南北交通，阎丽天保安二团残部，由孙荣来率领，窜到临郯抗日根据地庄坞、涌泉以北，汤庄伪警察局据点以东3华里的东卜庄村，安了据点。
还有一批拥兵自重、危及民众的土匪武装，主要有庄坞、涌泉西北边沿神山、磨山一带的群匪，这一带向有“神山到磨山，毛贼出万千”的谚话，历来就是土匪出没、人民遭殃的苦难地区。匪股主要有：马玉法部，百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北5华里处的麒麟山村；万兴法部，200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东北3华里的西庄村；颜世桂部，300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西门外的郑岭村；王廷九部，百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南3华里的王官庄村（今名青竹官庄）。李寿常部，是盘踞在磨山一带的大股土匪武装，其基本武装不足千人，但下辖秦福礼、杨猫子、汪奎元等若干小股土匪，计约3000人以上。李寿常是一个老惯匪，既与华岩寺的日军、埝头的伪军、临沂城的宪兵队有来往，又为住芙蓉村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刘敢陈所掌握，接受了第四支队司令的委任状。
层山、二庙一带的群匪，活动于庄坞、涌泉以南的大、小池头、徐桥、芦塘、二庙一带。以大股土匪张思俭部为主，基本武装有六七百人，下辖小股土匪约2000人以上。匪首张思俭为国民党特务张剑宸直接掌握，他们白天是是梁仲亭、阎丽天的得力帮凶。后来张思俭公开投降日寇，归马头日军直接指挥。他们白天是伪军，夜晚是土匪，系日顽两面控制的一股反共坚决的土匪武装，对临郯边区根据地破坏性较大。
当沈鸿烈掀起反共高潮后，各地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地主武装，也纷纷制造摩擦，挑起是非。在鲁南地区出现了抗日军民和日伪军、国民党反共势力、土匪势力之间尖锐复杂的多角斗争。在今属县境内是刘敢陈和李子瀛的国民党土顽武装，住在芙蓉和横山一带。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为使鲁南的国民党地方势力站稳脚跟，在卞庄东南芙蓉山下，派员点验检阅已改编为山东游击第十八纵队刘敢陈部下的真实兵力情况，刘敢陈属下的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长、横山的李子瀛部，第二支队长、磨山土匪李寿常等都率部参加检阅。为向上多索要粮饷，刘敢陈号称兵力万人，这次于学忠点验人数还不够数，老谋深算的刘敢陈，便令其儿子刘家干、刘国干出马，勾结伪军、土匪，滥竽充数作为自己的人马，人马还是不够，便拉来当地青壮年充数，在芙蓉山下搞了一次所谓声势浩大的的阅兵式，这是一次向抗日根据地的反共示威，给国民党顽固势力撑腰打气。刘敢陈虚报冒领到国民政府军饷800万元，除去军费，据说从中还克扣为家中置地200亩。他们不打日军，公开反共，专与八路军和中共地方武装作对，对解放区抗日民众也不放过，实行道路盘查，割据封锁，根据地的老百姓赶集走亲，要经过层层盘查，一有不慎，甚至丢掉性命。临郯边区根据地宋庄的村民沈廷砚、沈廷斌去卞庄赶集，路过芙蓉时，被刘敢陈部下盘查扣押，以八路军探子的“罪名”枪杀。
对此，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9月，磨山大队王兆军带一个中队住在沙埠，被国民党顽固派阎丽天、刘敢陈部千余人包围，八路军一一五师南进支队三大队在庄坞闻讯后，营长王献廷率队跑步前往增援，腿部负伤不下火线，一鼓作气，冲入村内，打垮了顽军，为磨山大队解了围。
1940年春，王洪九部移驻蒙山东南部古城，秉承蒋介石“限共、溶共、反共”的旨意，4月份开始制造事端，进攻鲁中抗日军民，抓捕八路军干部战士，破坏抗日民众团体。面对挑衅，我军奋起反击。王洪九自知理亏，玩弄两面手法。更加疯狂地制造事端，逮捕关押抗日军民。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发起讨逆战斗。王部在古城被围攻五天五夜，死伤惨重，极为惊慌。城内缺粮缺柴，家畜家禽全部吃光，弹尽粮绝，增援无望。便在张里元派人调停的情况下，接受了我军提出的条件，将部队撤至祊河以南，按照三方确定的协议，承诺不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山东分局决定，停止讨王战役，撤出古城阵地。王洪九则率领余部约900人，趁夜间迅速撤离。7月底，王洪九率部撤至棠林乡的矿坑村（今矿坑乡驻地）。
在王部移驻矿坑以前，由于顽五十七军的进攻，费南马庄山区的形势已经恶化。为应付事态的发展，减少不应有的损失，遵照上级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二梯队西撤，东进支队游击第二大队和费县第二区抗日民主政府及其所属工作人员、区团武装于7月底从马庄撤出，转移到棠林乡，先后在灰泉、薛南一带活动。并以区乡人员和区武装为基础组建了东进支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郭华为中队长，邵光华(费县二区区委书记)任指导员。中队虽属“二大队”建制，仍进行独立活动，既发挥了区政府的领导作用，又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王洪九部侵占矿坑地区之后，二大队和四中队面对如狼似虎的日伪顽军，深感势力单薄，只好离开薛南，撤出棠林乡，向南转移到苍山附近村庄。不久，二大队西调，四中队辗转到时属费县第二区泇河乡的仲村以西村庄。这时，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始处于敌伪顽军夹击的状态，形势恶化，队伍减员，有些人革命意志不坚定，经受不住考验，妥协回家。也有的人外出执行任务，借故不归。根据地不断缩小，斗争日趋艰难，王洪九部却借机得到喘息和发展。加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发来电报，批准王洪九参加国民党，又补充了部分军饷。于是反动本性未改的王洪九便依附国民党五十一、五十七军的反动势力，以矿坑为中心，开始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共领导的临郯边区和边联山区两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
王洪九将司令部设在矿坑村，西面是五十七军三三四旅，荣子恒任旅长。是王洪九的得力靠山。王惊魂稍定，便开始集结旧部，拉夫、抓兵，扩充实力。黄庄农民郝世起结婚未满一月，就被抓去当兵，负重伤后还逼着上操，挨打受骂，被逼自杀。王洪九还纠集了大量地痞、流氓、赌棍、破落地主等社会渣滓，给他们封官加职。下坡村破落地主陈凤山被任命为连长，他得意忘形，很快拉起了四五十人的队伍。王洪九就是依靠这些反动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不久，就发展到2000多人，原有的7个大队，得到充实和加强。同时任命王辅宜为副司令。司令部辖7个大队。一大队、特务一中队、手枪队、便衣队和二大队五中队随司令部驻矿坑，一大队队长陈继孔。特务二中队驻矿坑东围子。二大队，王文彩担任大队长，驻单家庄。三大队，杜庆九担任大队长，先驻惠民庄，后驻芦家湖。四大队，徐凤林(诨号徐龟腰子)担任大队长，驻朱柳屯。五大队，杨子芙担任大队长，先驻涧头，后驻惠民庄。六大队，徐梅亭担任大队长，先驻薛南、升平庄，后驻矿坑。七大队，刘来恩担任大队长，驻后立庄。王洪九还在矿坑建立了胜利中学，由王辅宜兼校长。
王洪九部在古城被围困时，曾向张里元求援。当时，张里元和八路军仍保持着较好的统战关系，故只派人调和，未派兵救援，王洪九以此结怨。王部武装势力恢复和发展壮大后，即声明与张里元断绝关系，直接受国民党鲁苏战区领导。1940年11月，王洪九部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独立第二十七支队”。
王洪九部被国民党军改编为第二十七支队后，气焰更加嚣张，扬言“和共产党八路军势不两立，血战到底”。1941年1月17日，王洪九部与申从周部东西呼应，调动2000多人，疯狂地向边联地区扑来，在大肆屠杀抗日军民的同时，还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袭击抗日根据地边沿区笤帚院、宪庄等村庄，致使这些村庄遭受重大损失。
面对严峻的形势，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旅部和鲁南军区司令部研究决定，强攻王洪九的司令部驻地矿坑，回击其顽固反共的嚣张气焰。1941年2月27日夜晚，进攻矿坑战斗正式开始，四团首先攻占东山，打掉碉堡，王部姜开燕分队大部被消灭，余部逃进矿坑。八路军控制了矿坑东山和矿坑西北岭高地，居高临下，压制住敌人火力。六团在团长贺东生、政委刘西元指挥下，从北面发起强攻，扫除鹿寨，架梯爬墙。由于王部拼死抵抗，未能攻进围内。于是，八路军将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日军的一门山炮调到矿坑东北山坡，进行猛烈轰击，把矿坑西北角的碉堡摧毁，围墙炸开一个缺口。拂晓前，八路军突破缺口，攻进围内，守卫西北角的一个中队狼狈溃退。这时，王洪九部的特务连、手枪队赶到，双方展开激战。天明后(农历二月二日)，顽五十七军三三四旅六七一团一营配合王部第七大队和第三大队分两路增援矿坑，八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遂在中午前撤出。这次反击，虽没有夺取矿坑，但给王部以重创，八路军也有少量伤亡。矿坑战斗后，王洪九更加丧心病狂的反共反人民，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急先锋。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采取“限共、溶共、反共”政策，秘密颁布了“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条令后，至1940年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5月19日，就发出了《关于山东工作方针》，明确指出“山东今后之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反摩擦，坚持我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应准备长期斗争，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1940年2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沂水县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其目的是限制和借敌伪力量消灭中共领导的武装，取消建立的地方武装、限制中共扩充军队，阻止共产党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民主政权，不准筹集给养。这次反共限共会议，受到中共方面代表的严厉驳斥。3月间，沈鸿烈又积极推行反共政策，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组织“民众运动督导团”，来推行其反共措施。国民党在山东发动的反共高潮由此而始。为配合这种形势需要，国民党组织成立了苏鲁战区，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4月，五十七军约2万人先后进入鲁中南地区。当时，国民党地方反共武装主要有以下几股：
盘踞在边联县东北部的是王洪九部。这是临、郯、费三县边区反共分子比较集中的武装团伙，除握有大批武装外，兼设政权和学校。该部号称万余人，实际上能投入战斗的也不过三四千人．该部在临沂城西以艾山为中心的大片土地上。北连沂水，西靠费县，东依日军，西南和抗日根据地的边联县接壤，最南面的基本占领区，在庙山、黄土埝、朱陈以北地带。但他们的活动区域，则到达边联县的棠林、矿坑、麒麟山、沂堂等地。
盘踞在沭河以西、沂河以东的是许兰笙部，为横跨临郯公路的一股反动地主武装。号称数千人，实际上只有千余人枪。该部主要盘踞在李家庄以东一带，其活动范围，东到沭河，西至沂、武河岸边。对以涌泉为中心的临郯边区抗日根据地构成威胁。
盘踞在邳北一带的为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部、刘斐然部以及张发德部等。其北通过许兰笙占领区，可与王洪九部联到一起，对临郯边区南部一带造成威胁。
梁钟亭和阎丽天部。梁钟亭和阎丽天二人都是抗战初期国民党郯城县长。其属下有保安二团千余人，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的装备。马头一役，团长陈冠华溃逃后，主力营长孙荣来升任团长。此人为阎丽天反共武装的骨干分子。为了配合日伪军切断临郯边区南北交通，阎丽天保安二团残部，由孙荣来率领，窜到临郯抗日根据地庄坞、涌泉以北，汤庄伪警察局据点以东3华里的东卜庄村，安了据点。
还有一批拥兵自重、危及民众的土匪武装，主要有庄坞、涌泉西北边沿神山、磨山一带的群匪，这一带向有“神山到磨山，毛贼出万千”的谚话，历来就是土匪出没、人民遭殃的苦难地区。匪股主要有：马玉法部，百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北5华里处的麒麟山村；万兴法部，200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东北3华里的西庄村；颜世桂部，300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西门外的郑岭村；王廷九部，百余人枪，盘踞在神山村南3华里的王官庄村（今名青竹官庄）。李寿常部，是盘踞在磨山一带的大股土匪武装，其基本武装不足千人，但下辖秦福礼、杨猫子、汪奎元等若干小股土匪，计约3000人以上。李寿常是一个老惯匪，既与华岩寺的日军、埝头的伪军、临沂城的宪兵队有来往，又为住芙蓉村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刘敢陈所掌握，接受了第四支队司令的委任状。
层山、二庙一带的群匪，活动于庄坞、涌泉以南的大、小池头、徐桥、芦塘、二庙一带。以大股土匪张思俭部为主，基本武装有六七百人，下辖小股土匪约2000人以上。匪首张思俭为国民党特务张剑宸直接掌握，他们白天是是梁仲亭、阎丽天的得力帮凶。后来张思俭公开投降日寇，归马头日军直接指挥。他们白天是伪军，夜晚是土匪，系日顽两面控制的一股反共坚决的土匪武装，对临郯边区根据地破坏性较大。
当沈鸿烈掀起反共高潮后，各地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地主武装，也纷纷制造摩擦，挑起是非。在鲁南地区出现了抗日军民和日伪军、国民党反共势力、土匪势力之间尖锐复杂的多角斗争。在今属县境内是刘敢陈和李子瀛的国民党土顽武装，住在芙蓉和横山一带。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为使鲁南的国民党地方势力站稳脚跟，在卞庄东南芙蓉山下，派员点验检阅已改编为山东游击第十八纵队刘敢陈部下的真实兵力情况，刘敢陈属下的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长、横山的李子瀛部，第二支队长、磨山土匪李寿常等都率部参加检阅。为向上多索要粮饷，刘敢陈号称兵力万人，这次于学忠点验人数还不够数，老谋深算的刘敢陈，便令其儿子刘家干、刘国干出马，勾结伪军、土匪，滥竽充数作为自己的人马，人马还是不够，便拉来当地青壮年充数，在芙蓉山下搞了一次所谓声势浩大的的阅兵式，这是一次向抗日根据地的反共示威，给国民党顽固势力撑腰打气。刘敢陈虚报冒领到国民政府军饷800万元，除去军费，据说从中还克扣为家中置地200亩。他们不打日军，公开反共，专与八路军和中共地方武装作对，对解放区抗日民众也不放过，实行道路盘查，割据封锁，根据地的老百姓赶集走亲，要经过层层盘查，一有不慎，甚至丢掉性命。临郯边区根据地宋庄的村民沈廷砚、沈廷斌去卞庄赶集，路过芙蓉时，被刘敢陈部下盘查扣押，以八路军探子的“罪名”枪杀。
对此，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9月，磨山大队王兆军带一个中队住在沙埠，被国民党顽固派阎丽天、刘敢陈部千余人包围，八路军一一五师南进支队三大队在庄坞闻讯后，营长王献廷率队跑步前往增援，腿部负伤不下火线，一鼓作气，冲入村内，打垮了顽军，为磨山大队解了围。
1940年春，王洪九部移驻蒙山东南部古城，秉承蒋介石“限共、溶共、反共”的旨意，4月份开始制造事端，进攻鲁中抗日军民，抓捕八路军干部战士，破坏抗日民众团体。面对挑衅，我军奋起反击。王洪九自知理亏，玩弄两面手法。更加疯狂地制造事端，逮捕关押抗日军民。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发起讨逆战斗。王部在古城被围攻五天五夜，死伤惨重，极为惊慌。城内缺粮缺柴，家畜家禽全部吃光，弹尽粮绝，增援无望。便在张里元派人调停的情况下，接受了我军提出的条件，将部队撤至祊河以南，按照三方确定的协议，承诺不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山东分局决定，停止讨王战役，撤出古城阵地。王洪九则率领余部约900人，趁夜间迅速撤离。7月底，王洪九率部撤至棠林乡的矿坑村（今矿坑乡驻地）。
在王部移驻矿坑以前，由于顽五十七军的进攻，费南马庄山区的形势已经恶化。为应付事态的发展，减少不应有的损失，遵照上级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二梯队西撤，东进支队游击第二大队和费县第二区抗日民主政府及其所属工作人员、区团武装于7月底从马庄撤出，转移到棠林乡，先后在灰泉、薛南一带活动。并以区乡人员和区武装为基础组建了东进支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郭华为中队长，邵光华(费县二区区委书记)任指导员。中队虽属“二大队”建制，仍进行独立活动，既发挥了区政府的领导作用，又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王洪九部侵占矿坑地区之后，二大队和四中队面对如狼似虎的日伪顽军，深感势力单薄，只好离开薛南，撤出棠林乡，向南转移到苍山附近村庄。不久，二大队西调，四中队辗转到时属费县第二区泇河乡的仲村以西村庄。这时，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始处于敌伪顽军夹击的状态，形势恶化，队伍减员，有些人革命意志不坚定，经受不住考验，妥协回家。也有的人外出执行任务，借故不归。根据地不断缩小，斗争日趋艰难，王洪九部却借机得到喘息和发展。加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发来电报，批准王洪九参加国民党，又补充了部分军饷。于是反动本性未改的王洪九便依附国民党五十一、五十七军的反动势力，以矿坑为中心，开始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共领导的临郯边区和边联山区两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
王洪九将司令部设在矿坑村，西面是五十七军三三四旅，荣子恒任旅长。是王洪九的得力靠山。王惊魂稍定，便开始集结旧部，拉夫、抓兵，扩充实力。黄庄农民郝世起结婚未满一月，就被抓去当兵，负重伤后还逼着上操，挨打受骂，被逼自杀。王洪九还纠集了大量地痞、流氓、赌棍、破落地主等社会渣滓，给他们封官加职。下坡村破落地主陈凤山被任命为连长，他得意忘形，很快拉起了四五十人的队伍。王洪九就是依靠这些反动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不久，就发展到2000多人，原有的7个大队，得到充实和加强。同时任命王辅宜为副司令。司令部辖7个大队。一大队、特务一中队、手枪队、便衣队和二大队五中队随司令部驻矿坑，一大队队长陈继孔。特务二中队驻矿坑东围子。二大队，王文彩担任大队长，驻单家庄。三大队，杜庆九担任大队长，先驻惠民庄，后驻芦家湖。四大队，徐凤林(诨号徐龟腰子)担任大队长，驻朱柳屯。五大队，杨子芙担任大队长，先驻涧头，后驻惠民庄。六大队，徐梅亭担任大队长，先驻薛南、升平庄，后驻矿坑。七大队，刘来恩担任大队长，驻后立庄。王洪九还在矿坑建立了胜利中学，由王辅宜兼校长。
王洪九部在古城被围困时，曾向张里元求援。当时，张里元和八路军仍保持着较好的统战关系，故只派人调和，未派兵救援，王洪九以此结怨。王部武装势力恢复和发展壮大后，即声明与张里元断绝关系，直接受国民党鲁苏战区领导。1940年11月，王洪九部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独立第二十七支队”。
王洪九部被国民党军改编为第二十七支队后，气焰更加嚣张，扬言“和共产党八路军势不两立，血战到底”。1941年1月17日，王洪九部与申从周部东西呼应，调动2000多人，疯狂地向边联地区扑来，在大肆屠杀抗日军民的同时，还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袭击抗日根据地边沿区笤帚院、宪庄等村庄，致使这些村庄遭受重大损失。
面对严峻的形势，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旅部和鲁南军区司令部研究决定，强攻王洪九的司令部驻地矿坑，回击其顽固反共的嚣张气焰。1941年2月27日夜晚，进攻矿坑战斗正式开始，四团首先攻占东山，打掉碉堡，王部姜开燕分队大部被消灭，余部逃进矿坑。八路军控制了矿坑东山和矿坑西北岭高地，居高临下，压制住敌人火力。六团在团长贺东生、政委刘西元指挥下，从北面发起强攻，扫除鹿寨，架梯爬墙。由于王部拼死抵抗，未能攻进围内。于是，八路军将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日军的一门山炮调到矿坑东北山坡，进行猛烈轰击，把矿坑西北角的碉堡摧毁，围墙炸开一个缺口。拂晓前，八路军突破缺口，攻进围内，守卫西北角的一个中队狼狈溃退。这时，王洪九部的特务连、手枪队赶到，双方展开激战。天明后(农历二月二日)，顽五十七军三三四旅六七一团一营配合王部第七大队和第三大队分两路增援矿坑，八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遂在中午前撤出。这次反击，虽没有夺取矿坑，但给王部以重创，八路军也有少量伤亡。矿坑战斗后，王洪九更加丧心病狂的反共反人民，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