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一期的《探索与争鸣》上，秦晖发文就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反思。 秦晖说，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呈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这一认同无疑处于粗浅的初级阶段。新文化运动则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它对传统有更为激进的批判，对西学的认识也明显深化。在这一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启蒙”。但它后来的走向，却越来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 为何出现这种相悖的情形呢？对此，主要流行两种解释：一者认为当归咎于“激进”和“革命”，这是“启蒙”过了头导致的；另一说则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这两种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 秦晖认为，要理解这段历史，必须考虑一战后的远东格局，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全盘否定北洋政府。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这无法用“救亡”来解释。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不喜欢的北洋政府。国人后来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并非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 也就是说，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而不是救亡。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增大而将学习对象转向苏俄，而是因为国人启蒙的兴趣转向了“社会革命”，学习目标从西方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巴黎和会前后，国人真的出现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而不再追求“自由”的转变呢？ 秦晖说，实际的情形是，“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而个人自由正是因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说“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更准确。不过，个人自由观念是转经日本引入的，与欧美的“原版”个人自由思想又有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 在西方，自由主义在消除不宽容等东西后，个人自由完全可以在基督教文明中实现，并且和教会共存。同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自由主义要消除的是“罢黜百家”之“独尊”，而不是“儒术”，消除这些弊病后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儒家文明中实现，并且和儒学共存。但是，十九到二十 世纪之交引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大增的个人自由观念却不是这种模式，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 甲午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另一方面日本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国人多以日本为学西的中介。当时国人赴日不仅数量大，而且与国内政治文化变革联系紧密。可以说，十九到二十 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思潮，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留日学生带来的。章太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等都是留日出身。 日本的个人自由思想虽也是受西学影响，但却更为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明治时期的反儒学西虽然引进了一些宪政成分，却主要是用它消除“藩权”，而非消除皇权。由明治到昭和，日本终于走上军部鸱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之路。有趣的是，“军国主义”这类词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它不仅没有贬义，而且明显是一个褒义词。 追求“军国主义”就必须实行一种独特的“个人解放”，即严复所谓“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人人自立”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追求，但这种个人解放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家族、乡里、采邑等依附性亲缘社会、熟人社会或“小共同体”的独立，而非个人对民族、国家、“人民”以及自命为代表这些“大共同体”的“组织”的独立。甚至，把个人从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来，就是为让其能为“国家”或“组织”的伟大事业所用，成为这些大共同体的工具，而不是让其成为真正自主的、无论对大小共同体均拥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越来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新近一期的《探索与争鸣》上，秦晖发文就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反思。 秦晖说，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呈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这一认同无疑处于粗浅的初级阶段。新文化运动则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它对传统有更为激进的批判，对西学的认识也明显深化。在这一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启蒙”。但它后来的走向，却越来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 为何出现这种相悖的情形呢？对此，主要流行两种解释：一者认为当归咎于“激进”和“革命”，这是“启蒙”过了头导致的；另一说则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这两种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 秦晖认为，要理解这段历史，必须考虑一战后的远东格局，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全盘否定北洋政府。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这无法用“救亡”来解释。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不喜欢的北洋政府。国人后来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并非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 也就是说，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而不是救亡。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增大而将学习对象转向苏俄，而是因为国人启蒙的兴趣转向了“社会革命”，学习目标从西方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巴黎和会前后，国人真的出现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而不再追求“自由”的转变呢？ 秦晖说，实际的情形是，“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而个人自由正是因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说“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更准确。不过，个人自由观念是转经日本引入的，与欧美的“原版”个人自由思想又有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 在西方，自由主义在消除不宽容等东西后，个人自由完全可以在基督教文明中实现，并且和教会共存。同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自由主义要消除的是“罢黜百家”之“独尊”，而不是“儒术”，消除这些弊病后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儒家文明中实现，并且和儒学共存。但是，十九到二十 世纪之交引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大增的个人自由观念却不是这种模式，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 甲午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另一方面日本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国人多以日本为学西的中介。当时国人赴日不仅数量大，而且与国内政治文化变革联系紧密。可以说，十九到二十 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思潮，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留日学生带来的。章太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等都是留日出身。 日本的个人自由思想虽也是受西学影响，但却更为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明治时期的反儒学西虽然引进了一些宪政成分，却主要是用它消除“藩权”，而非消除皇权。由明治到昭和，日本终于走上军部鸱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之路。有趣的是，“军国主义”这类词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它不仅没有贬义，而且明显是一个褒义词。 追求“军国主义”就必须实行一种独特的“个人解放”，即严复所谓“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人人自立”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追求，但这种个人解放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家族、乡里、采邑等依附性亲缘社会、熟人社会或“小共同体”的独立，而非个人对民族、国家、“人民”以及自命为代表这些“大共同体”的“组织”的独立。甚至，把个人从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来，就是为让其能为“国家”或“组织”的伟大事业所用，成为这些大共同体的工具，而不是让其成为真正自主的、无论对大小共同体均拥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越来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