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诚的《新西游记》重新构造了一个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它以新时代的审美方式—体现“人性”解构了《西游记》。《新西游记》创作的缘由既是作者思想的结晶又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人性方面的影响，因此它作为一部后现代主义作品表现对人性的关注，如人物形象的颠覆透视人性，人性美与丑的彰显。
关键词：海诚 《新西游记》 后现代主义 人性
《西游记》在当下以其丰厚的内蕴受到文学家、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钟爱。同时，新时代的审美风尚为文学家们对它的研究选择了方向，越来越多的作品以展现当代性对它进行再创作。其中作家海诚不落窠臼地以《新西游记》给当代《西游记》的解构性再创作凭添了新的审美观照元素。《新西游记》是以体现人性解构经典、颠覆传统的作品。作品的关键在于人性的刻画，如创作原因受人性的启发，主题为人性的展现，核心是人性的阐述。这是笔者在阅读完《新西游记》之后获得的最大感触。小说中，无论是人性美的代表者如来，还是人性之丑的显现者沙僧，抑或是倾慕女色的唐僧等等都抛弃了传统，他们以人性寻找着当下生存的意义。
（一）
小说不仅重构了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而且丰富了经典的故事情节，背弃了经典的法则规范。面对其独特魅力，我们不免要探究海诚创作的缘由。一方面海诚洞察到摹本中的不足，“《西游记》思想性方面的‘问题’，或可归之于原著者的‘时代局限性’。今人似不应苟求。但作品的最大不足还是在形象塑造上……”[1]，从而海诚要完善它，“谈一部古典名著的不足，并不是要否定她，而是为了丰富、完善她”。[1]这是他创作《新西游记》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作品也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魏愚、宋慧婷认为：“海诚的《新西游记》的成功之处在于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叙事起点，其艺术聚焦于《西游记》的艺术局限而不是它的成就，这就保证了《新西游记》艺术上的完全自足性和真正创新性，从而避免了情节、故事的简单重复。”[2]在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文学时代，从经典的局限出发，填补缺口以完善经典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作者从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汲取了创作灵感。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解构世界、颠覆传统、消解中心的文学样式，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但这种“反文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已经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领域”[3]p8，并对中国当代文学亦产生了重大影响，《新西游记》自然也不例外，它正是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后现代主义文学最为关注人性，在其影响下，《新西游记》也凸显人性的光辉，体现对人性美的称赞。
（二）
1．人物形象透视人性
小说重点刻画了一个倾慕女色的唐僧。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一直为女色所吸引，迷恋伊昌国公主，洒泪于姑射仙子，无奈辞别宝象国公主百花羞等。面对女色，唐僧情不自禁而又依依惜别，梦寐以求而又化为泡影，因感情无果而又迁怒于人，所以他既为感情而欢喜，又为抉择于感情、取经而烦恼，更为游离于感情之外而无奈、留恋，甚至落泪。于是唐僧的至情至性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不再是一个冷漠的说教者。最后人性驱使他与天竺国衬红结合，这增添了故事情节的曲折，也更加巧妙地让唐僧不得不独自去取经。综上，唐僧形象的颠覆见证了人性的光芒，唐僧独自取经的情节刻画了其人性的刚强。小说有力度地对唐僧人性的刻画打破了佛门压抑人性的戒律，更改唐僧作为宗教代言的程式。
此外小说倾力打造沙僧工于心计的形象。首先他谄媚唐僧。沙僧不仅称赞唐僧的学问，而且对唐僧察言观色、惟命是从。这与孙悟空的耿直、八戒的憨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他陷害孙悟空。沙僧多次在唐僧面前诋毁孙悟空，如在第26回中，孙悟空将狐女的尸首拿给唐僧看时，沙僧说“在何处寻了只狐子哄人呢”，此外他还常与藤精等妖怪为伍，使得孙悟空屡遭挫折。不但如此，他甚至几次在观世音面前诋毁孙悟空，这与观世音对孙悟空不满的心理不谋而合，进而讨好了观世音。沙僧挖空心思地陷害孙悟空恰恰在于他对孙悟空的嫉妒心理，害怕孙悟空与之争夺功名。最后他背弃唐僧。当得知唐僧破戒之后，沙僧完全置师徒情分于不顾，向观世音告状，升为罗汉。小说因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伪君子的形象而有力地证明了人性之丑，以一种崭新的气息颠覆了传统。
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颠覆，著名评论家吴义勤认为“唐僧师徒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其实只是四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标本’，他们没有血肉。而到了《新西游记》中这个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唐僧不再是一个冷漠可恶的说教者，而是一个极有心性和情感的血肉丰满的‘情僧’；沙僧的角色转变就更明显了，由‘义仆’形象而沦落为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小人，最后竟靠出卖师父先独自升仙升天。这个形象的欺骗性和人性之恶，都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寓言性。”[4]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颠覆，不仅仅停留在对唐僧、沙僧、孙悟空的刻画，如来、观世音、玉帝、太上老君、八戒、嫦娥等等也在转变其形象，以迥异的个性展现人性。
2．人性之美
小说对人性美最突出的表现是七姐妹去灵山求婚时的一幕。七姐妹钟情于唐僧而向佛祖求婚，她们不但人美，而且情意更真，“歌声如泣如诉，感人肺腑”，情歌感天动地，诸神仙纷纷落于尘埃，因此她们的人性是美的，这也为众佛子、如来的人性美的刻画作了铺垫。七姐妹的歌舞之美使得“众佛子个个同饮了仙酬琼浆，心旷神怡”，她们的歌声情真意切，“唱得那菩萨缠绵，罗汉沉迷，众弟子心施摇曳”，她们将花环抛向四周时，“众佛子惊喜，你争我抢，七手八脚……自此乱了方寸，毁了规矩，脚心儿也发痒，围上七姐妹，也手舞足蹈起来”。众佛子被七姐妹的歌舞所吸引，他们内心的情感在此得到释放而飞蛾扑火般地跟着七姐妹手舞足蹈起来。读者在对众佛子貌似很滑稽而又破坏了佛门规矩的欣赏中捕捉到了众佛子内心的七情六欲。他们的人性得到了肯定，与宗教束缚人性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之路，于是宗教在此得到了嘲讽。且众佛子因七姐妹之美而动容动情，因此他们内心具有人性美。看到众佛子与七姐妹一同手舞足蹈的场景时，孙悟空问如来此地是佛门清净地还是市井歌乐场。令人诧异的是此时如来“正在宝座上随着歌调耸动上身”。如来本是佛之首，而他亦如此，可见人性之光在如来身上也熠熠生辉。进一步讲，如来的人性掷地有声地诋毁、动摇了权威。并且如来一改原来严肃之貌，说“此地清苦惯了，难得一乐，随他们去吧”，继而如来的人性美被匠心独运地传达出来。同时如来对七姐妹的求婚并不反对，且当唐僧破戒之后，如来也只是让唐僧独身去取经。这些都是对如来“人性”美的传神刻画，其形象因此更加合情合理。
摘 要：海诚的《新西游记》重新构造了一个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它以新时代的审美方式—体现“人性”解构了《西游记》。《新西游记》创作的缘由既是作者思想的结晶又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人性方面的影响，因此它作为一部后现代主义作品表现对人性的关注，如人物形象的颠覆透视人性，人性美与丑的彰显。
关键词：海诚 《新西游记》 后现代主义 人性
《西游记》在当下以其丰厚的内蕴受到文学家、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钟爱。同时，新时代的审美风尚为文学家们对它的研究选择了方向，越来越多的作品以展现当代性对它进行再创作。其中作家海诚不落窠臼地以《新西游记》给当代《西游记》的解构性再创作凭添了新的审美观照元素。《新西游记》是以体现人性解构经典、颠覆传统的作品。作品的关键在于人性的刻画，如创作原因受人性的启发，主题为人性的展现，核心是人性的阐述。这是笔者在阅读完《新西游记》之后获得的最大感触。小说中，无论是人性美的代表者如来，还是人性之丑的显现者沙僧，抑或是倾慕女色的唐僧等等都抛弃了传统，他们以人性寻找着当下生存的意义。
（一）
小说不仅重构了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而且丰富了经典的故事情节，背弃了经典的法则规范。面对其独特魅力，我们不免要探究海诚创作的缘由。一方面海诚洞察到摹本中的不足，“《西游记》思想性方面的‘问题’，或可归之于原著者的‘时代局限性’。今人似不应苟求。但作品的最大不足还是在形象塑造上……”[1]，从而海诚要完善它，“谈一部古典名著的不足，并不是要否定她，而是为了丰富、完善她”。[1]这是他创作《新西游记》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作品也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魏愚、宋慧婷认为：“海诚的《新西游记》的成功之处在于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叙事起点，其艺术聚焦于《西游记》的艺术局限而不是它的成就，这就保证了《新西游记》艺术上的完全自足性和真正创新性，从而避免了情节、故事的简单重复。”[2]在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文学时代，从经典的局限出发，填补缺口以完善经典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作者从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汲取了创作灵感。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解构世界、颠覆传统、消解中心的文学样式，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但这种“反文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已经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领域”[3]p8，并对中国当代文学亦产生了重大影响，《新西游记》自然也不例外，它正是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后现代主义文学最为关注人性，在其影响下，《新西游记》也凸显人性的光辉，体现对人性美的称赞。
（二）
1．人物形象透视人性
小说重点刻画了一个倾慕女色的唐僧。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一直为女色所吸引，迷恋伊昌国公主，洒泪于姑射仙子，无奈辞别宝象国公主百花羞等。面对女色，唐僧情不自禁而又依依惜别，梦寐以求而又化为泡影，因感情无果而又迁怒于人，所以他既为感情而欢喜，又为抉择于感情、取经而烦恼，更为游离于感情之外而无奈、留恋，甚至落泪。于是唐僧的至情至性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不再是一个冷漠的说教者。最后人性驱使他与天竺国衬红结合，这增添了故事情节的曲折，也更加巧妙地让唐僧不得不独自去取经。综上，唐僧形象的颠覆见证了人性的光芒，唐僧独自取经的情节刻画了其人性的刚强。小说有力度地对唐僧人性的刻画打破了佛门压抑人性的戒律，更改唐僧作为宗教代言的程式。
此外小说倾力打造沙僧工于心计的形象。首先他谄媚唐僧。沙僧不仅称赞唐僧的学问，而且对唐僧察言观色、惟命是从。这与孙悟空的耿直、八戒的憨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他陷害孙悟空。沙僧多次在唐僧面前诋毁孙悟空，如在第26回中，孙悟空将狐女的尸首拿给唐僧看时，沙僧说“在何处寻了只狐子哄人呢”，此外他还常与藤精等妖怪为伍，使得孙悟空屡遭挫折。不但如此，他甚至几次在观世音面前诋毁孙悟空，这与观世音对孙悟空不满的心理不谋而合，进而讨好了观世音。沙僧挖空心思地陷害孙悟空恰恰在于他对孙悟空的嫉妒心理，害怕孙悟空与之争夺功名。最后他背弃唐僧。当得知唐僧破戒之后，沙僧完全置师徒情分于不顾，向观世音告状，升为罗汉。小说因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伪君子的形象而有力地证明了人性之丑，以一种崭新的气息颠覆了传统。
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颠覆，著名评论家吴义勤认为“唐僧师徒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其实只是四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标本’，他们没有血肉。而到了《新西游记》中这个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唐僧不再是一个冷漠可恶的说教者，而是一个极有心性和情感的血肉丰满的‘情僧’；沙僧的角色转变就更明显了，由‘义仆’形象而沦落为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小人，最后竟靠出卖师父先独自升仙升天。这个形象的欺骗性和人性之恶，都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寓言性。”[4]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颠覆，不仅仅停留在对唐僧、沙僧、孙悟空的刻画，如来、观世音、玉帝、太上老君、八戒、嫦娥等等也在转变其形象，以迥异的个性展现人性。
2．人性之美
小说对人性美最突出的表现是七姐妹去灵山求婚时的一幕。七姐妹钟情于唐僧而向佛祖求婚，她们不但人美，而且情意更真，“歌声如泣如诉，感人肺腑”，情歌感天动地，诸神仙纷纷落于尘埃，因此她们的人性是美的，这也为众佛子、如来的人性美的刻画作了铺垫。七姐妹的歌舞之美使得“众佛子个个同饮了仙酬琼浆，心旷神怡”，她们的歌声情真意切，“唱得那菩萨缠绵，罗汉沉迷，众弟子心施摇曳”，她们将花环抛向四周时，“众佛子惊喜，你争我抢，七手八脚……自此乱了方寸，毁了规矩，脚心儿也发痒，围上七姐妹，也手舞足蹈起来”。众佛子被七姐妹的歌舞所吸引，他们内心的情感在此得到释放而飞蛾扑火般地跟着七姐妹手舞足蹈起来。读者在对众佛子貌似很滑稽而又破坏了佛门规矩的欣赏中捕捉到了众佛子内心的七情六欲。他们的人性得到了肯定，与宗教束缚人性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之路，于是宗教在此得到了嘲讽。且众佛子因七姐妹之美而动容动情，因此他们内心具有人性美。看到众佛子与七姐妹一同手舞足蹈的场景时，孙悟空问如来此地是佛门清净地还是市井歌乐场。令人诧异的是此时如来“正在宝座上随着歌调耸动上身”。如来本是佛之首，而他亦如此，可见人性之光在如来身上也熠熠生辉。进一步讲，如来的人性掷地有声地诋毁、动摇了权威。并且如来一改原来严肃之貌，说“此地清苦惯了，难得一乐，随他们去吧”，继而如来的人性美被匠心独运地传达出来。同时如来对七姐妹的求婚并不反对，且当唐僧破戒之后，如来也只是让唐僧独身去取经。这些都是对如来“人性”美的传神刻画，其形象因此更加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