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总体上没有社会政策。所以现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彼得·贝奇主编的《奥地利学派指南》一书中，没有写到社会保障或者社会政策。我们只能去选取几个人来对照分析他们有关社会政策的不同观点。值得对照分析是其以下三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罗斯巴德，以及哈耶克。哈耶克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米塞斯是哈耶克的'师父“，也就是哈耶克这位徒弟的“带路党”。罗斯巴德在大学里正宗师从米塞斯，但是比哈耶克晚出生大约27年。米塞斯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其它各种各样的差异（能力，天赋，出身等等）是正常的，由此也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不平等。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人的不平等是人类合作与发展的基础。他的这个观点也为罗斯巴德和哈耶克所接受。那么，既然人与人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和不平等，是否需要从社会政策上做些事情呢？无论如何，不论我们是否会同意他们的社会政策观，先去了解一下看来应该是饶有兴味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当中在国家是否提供公共救济（即政府救济）和社会保障方面有比较大的分歧。米塞斯应该属于一种小政府主义者。罗斯巴德属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而哈耶克是低保障论者。哈耶克的低保障论体现在他的如下观点：如果你饭都吃不饱、衣服穿不暖的时候，由政府提供救济让你吃饱饭、穿暖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条件是有工作创收能力者还得先通过付出自己的努力争取自食其力。同时，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由于物质条件改善，稍微超出这种必需水平的公共救济是经常会发生的，是挡不住的。其原因是民主政体里存在“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政党竞争当中各党派不断增加竞选承诺，可能会不断走向福利国家，而且越走越远。哈耶克还同意法律规定社会成员均根据保险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来自组织社会保险，反对政府统一以垄断方式组织社会保险。这种社保不是国家保险，而是社会的自组织保险。这种社保可以是各种保险。比如他不会排除私人保险，互助保险或者合作保险。而且这些保险不应该是现收现付制，而是基于个人账户制。如果有人指责哈耶克的社会保险论是有问题的话，估计只能指责他强调由法律规定每个人需要加入某种他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由此，哈耶克提出一种低保障方案，非常靠近真正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而距离福利国家的那端则很非常远。他提议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打桩立定，以免整个国家朝着福利国家方向滑动，甚至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即通往全权主义之路。哈耶克的社会政策观基本上就是这一套路。其积极意义一目了然。与哈耶克不同，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反对政府救济政策和任何法定社会保障政策。
所以，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哈耶克不是“空中飞人”，他的观点既有超越性，也接地气。市场派学者不能不提出自己独立的社会政策观，否则会自我孤立，自我封闭，反而怂恿了那些民粹主义政客大搞社会再分配。哈耶克被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批评，两者说他是干预主义者，拒绝任何政府社会政策。对于他来说，与个人保障有关的事情均通过无政府自组织来解决就行。米塞斯的很多同僚和学生反对米塞斯，跟他割断关系或者保持疏远。他们对他不主张社会保障尤其愤怒。除了社会政策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经济秩序观上的分歧也使得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把哈耶克不公正地视为“干预主义者”。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支持自由放任，哈耶克反对自由放任，认为市场竞争需要一个秩序，应“为竞争而计划”，就是要形成和维持一种竞争秩序，而竞争秩序的规则是需要发现的。哈耶克在《米塞斯回忆录》序言中讲了米塞斯对社会政策的观点。按照哈耶克的描述，米塞斯的彬彬有礼，克己，有时候很暴躁，孤立于一般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到，当米塞斯在维也纳掉头不支持推进社会政策思想的时候，他疏远了他的许多同僚和学生。哈耶克写道：“25年后我仍能感觉到当他掉头不顾支配着本世纪最初几年学术青年头脑的这种社保理想时他这种似乎突然的决裂所导致同仁和学生的情绪和愤怒：当时，他的学生魏斯告诉我这一事件，表情带着明显的愤慨，显然是为了防止我作出类似的背叛‘社会’价值观的举止并对一种‘过时的’自由主义表现出太过分的同情”。
米塞斯认为自由企业和个人的自愿联合优于国家强制推行的方案，他说在劳动阶层近况的任何提高都得益于资本主义，而社会立法却常常带来始料不及的相反结果。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观反对社保，反对征税，把征收税赋视为一种盗窃行为。哈耶克则比较平衡地从如何维护个人自由角度去评价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并提出自己的方案。这恰恰是难能可贵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第3部分用了8个章节探讨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但是米塞斯并不欣赏哈耶克的这种努力。米塞斯肯定了《自由宪章》当中哈耶克对自由文明创造力的总结和分析，但对于哈耶克在该书中对福利国家几个特征的论述，米塞斯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他的失望。“事实上”，米塞斯写道，“福利国家仅仅是将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转变为唯社会论的手段”。他认为，哈耶克自己“对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分析”只能说明这些政策为何注定不能实现他们所设计的目标，并且导致进一步的干预行为，直至所有的经济自由都丧失殆尽，最终出现一个全面的计划体制，例如在一战时兴登堡计划试图要達立的那种唯社会论类型。
实际上米塞斯对哈耶克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哈耶克的方案恰恰是为了不让西方国家走向经济自由丧失殆尽的极致状态。哈耶克生活在已经非常福利国家化的西方国家环境中，难能可贵地提出一套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方案，努力使得个人基本权利能够在政治社会中得到很大可能程度的保护，使得整个社会的车轮回到这个立基之处，而不是继续不断朝着“通往奴役之路”（即全权主义体制）方向滑动。因此，在《自由宪章》第三部分，哈耶克有两大功劳，一是揭示福利国家问题，二是提出自己的市场派社会政策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会有瑕疵，但是给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和改进提供了条件。我们应该感谢哈耶克，而不是简单排斥他。简单排斥哈耶克，实际上就是自我孤立于政治社会之外，自我放弃自己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和参与。
（另参阅我的冯兴元公众号文章《哈耶克的社会政策观》，
2016年11月23日）
奥地利学派总体上没有社会政策。所以现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彼得·贝奇主编的《奥地利学派指南》一书中，没有写到社会保障或者社会政策。我们只能去选取几个人来对照分析他们有关社会政策的不同观点。值得对照分析是其以下三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罗斯巴德，以及哈耶克。哈耶克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米塞斯是哈耶克的'师父“，也就是哈耶克这位徒弟的“带路党”。罗斯巴德在大学里正宗师从米塞斯，但是比哈耶克晚出生大约27年。米塞斯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其它各种各样的差异（能力，天赋，出身等等）是正常的，由此也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不平等。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人的不平等是人类合作与发展的基础。他的这个观点也为罗斯巴德和哈耶克所接受。那么，既然人与人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和不平等，是否需要从社会政策上做些事情呢？无论如何，不论我们是否会同意他们的社会政策观，先去了解一下看来应该是饶有兴味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当中在国家是否提供公共救济（即政府救济）和社会保障方面有比较大的分歧。米塞斯应该属于一种小政府主义者。罗斯巴德属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而哈耶克是低保障论者。哈耶克的低保障论体现在他的如下观点：如果你饭都吃不饱、衣服穿不暖的时候，由政府提供救济让你吃饱饭、穿暖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条件是有工作创收能力者还得先通过付出自己的努力争取自食其力。同时，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由于物质条件改善，稍微超出这种必需水平的公共救济是经常会发生的，是挡不住的。其原因是民主政体里存在“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政党竞争当中各党派不断增加竞选承诺，可能会不断走向福利国家，而且越走越远。哈耶克还同意法律规定社会成员均根据保险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来自组织社会保险，反对政府统一以垄断方式组织社会保险。这种社保不是国家保险，而是社会的自组织保险。这种社保可以是各种保险。比如他不会排除私人保险，互助保险或者合作保险。而且这些保险不应该是现收现付制，而是基于个人账户制。如果有人指责哈耶克的社会保险论是有问题的话，估计只能指责他强调由法律规定每个人需要加入某种他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由此，哈耶克提出一种低保障方案，非常靠近真正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而距离福利国家的那端则很非常远。他提议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打桩立定，以免整个国家朝着福利国家方向滑动，甚至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即通往全权主义之路。哈耶克的社会政策观基本上就是这一套路。其积极意义一目了然。与哈耶克不同，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反对政府救济政策和任何法定社会保障政策。
所以，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哈耶克不是“空中飞人”，他的观点既有超越性，也接地气。市场派学者不能不提出自己独立的社会政策观，否则会自我孤立，自我封闭，反而怂恿了那些民粹主义政客大搞社会再分配。哈耶克被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批评，两者说他是干预主义者，拒绝任何政府社会政策。对于他来说，与个人保障有关的事情均通过无政府自组织来解决就行。米塞斯的很多同僚和学生反对米塞斯，跟他割断关系或者保持疏远。他们对他不主张社会保障尤其愤怒。除了社会政策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经济秩序观上的分歧也使得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把哈耶克不公正地视为“干预主义者”。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支持自由放任，哈耶克反对自由放任，认为市场竞争需要一个秩序，应“为竞争而计划”，就是要形成和维持一种竞争秩序，而竞争秩序的规则是需要发现的。哈耶克在《米塞斯回忆录》序言中讲了米塞斯对社会政策的观点。按照哈耶克的描述，米塞斯的彬彬有礼，克己，有时候很暴躁，孤立于一般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到，当米塞斯在维也纳掉头不支持推进社会政策思想的时候，他疏远了他的许多同僚和学生。哈耶克写道：“25年后我仍能感觉到当他掉头不顾支配着本世纪最初几年学术青年头脑的这种社保理想时他这种似乎突然的决裂所导致同仁和学生的情绪和愤怒：当时，他的学生魏斯告诉我这一事件，表情带着明显的愤慨，显然是为了防止我作出类似的背叛‘社会’价值观的举止并对一种‘过时的’自由主义表现出太过分的同情”。
米塞斯认为自由企业和个人的自愿联合优于国家强制推行的方案，他说在劳动阶层近况的任何提高都得益于资本主义，而社会立法却常常带来始料不及的相反结果。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观反对社保，反对征税，把征收税赋视为一种盗窃行为。哈耶克则比较平衡地从如何维护个人自由角度去评价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并提出自己的方案。这恰恰是难能可贵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第3部分用了8个章节探讨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但是米塞斯并不欣赏哈耶克的这种努力。米塞斯肯定了《自由宪章》当中哈耶克对自由文明创造力的总结和分析，但对于哈耶克在该书中对福利国家几个特征的论述，米塞斯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他的失望。“事实上”，米塞斯写道，“福利国家仅仅是将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转变为唯社会论的手段”。他认为，哈耶克自己“对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分析”只能说明这些政策为何注定不能实现他们所设计的目标，并且导致进一步的干预行为，直至所有的经济自由都丧失殆尽，最终出现一个全面的计划体制，例如在一战时兴登堡计划试图要達立的那种唯社会论类型。
实际上米塞斯对哈耶克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哈耶克的方案恰恰是为了不让西方国家走向经济自由丧失殆尽的极致状态。哈耶克生活在已经非常福利国家化的西方国家环境中，难能可贵地提出一套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方案，努力使得个人基本权利能够在政治社会中得到很大可能程度的保护，使得整个社会的车轮回到这个立基之处，而不是继续不断朝着“通往奴役之路”（即全权主义体制）方向滑动。因此，在《自由宪章》第三部分，哈耶克有两大功劳，一是揭示福利国家问题，二是提出自己的市场派社会政策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会有瑕疵，但是给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和改进提供了条件。我们应该感谢哈耶克，而不是简单排斥他。简单排斥哈耶克，实际上就是自我孤立于政治社会之外，自我放弃自己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和参与。
（另参阅我的冯兴元公众号文章《哈耶克的社会政策观》，
2016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