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HUANGZHONG(JournalofWuhanConservatoryofMusic,China)
文章编号:1003-7721(2006)01-0096-07
樊祖荫、赵晓楠
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四)
摘 要:文章通过对20世纪汉族民歌研究史料的爬疏和整理,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百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首先以1949年为界将百0年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性0论证。1949年以
前,民歌研究分为/俗文学界等学科的研究0和/音乐学界的调研0两个方面(之间稍有年代上的前后关系);1949年以后,则按照年代的延续分为/前17年的研究状况0、/文革十年的停滞0、/1976年以后的研究0等三个时期。其次,根据这一纵向时间轴线,又对每一阶段民歌研究的特点、参与人物、主要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主要成果展开横向的叙述和分析,以综述的形式勾勒出百年民歌研究史的宏观面貌[本文第一、二、三部分发表于《黄钟》2005年第一、二、四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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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族民歌;20世纪;音乐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乐》发表了宋大能《振兴民歌之路)))评1982年四川省民歌调演兼谈/民歌消亡0问题》(以下简称/宋文0)的文章,
(五)学术争鸣
正常的学术争鸣是促进研究健康发展的必需,从百年民歌研究史来看,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争鸣是从80年代开始的。1949年以前由于学科本身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从事研究的人员很少,多独自进行自己的研究,尚不能就某一问题进行学者之间的探讨。1949年到1966年以及/文革0时期,50年代初期出现过小规模的学者之间的讨论(如李焕之和孟文涛就调式问题的探讨),以后则较为少见。进入60年代以后更是偏离了学术轨道而充满/政治火药味道0,与其说是/交流0,不如说是/批判0更恰当。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学者之间正常的交流才逐步形成,但较之国外学者或1949年以前其他学术领域之间的学术争鸣、论辩甚至论战的程度,民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还是不充分的。二十年来主要出现过两次具有重要影响大规模的论辩,即关于/民歌概念转换0和/王洛宾事件0的大讨论,以及两三次小范围的关于/民歌研究0、/曲调考源0等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学界传统的民歌概念/早就落后于实际0,在新时期
/民歌既包括有人民的口头创作,也包括有人民的笔头创作,已经形成一种口头、笔头双管齐下的创作局面0;文章进一步指出/不承认笔头创作的这批艺术质量较高,数量又十分可观的新民歌,那又怎么如实探讨民歌的现状,充分展望它的未来呢?0宋大能从1982年四川省民歌调演中/由专业、业余音乐工作者创作、改编的作品,占全部调演曲目的百分之九十四0的现实出发,引发了思考进而得出上述的观点,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确认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民歌就是民歌,公开为它正名0的呼吁。
此论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十多位学者参与了这场论争。该年的《人民音乐》就发表相关论辩文章4篇,晓明在《也谈民歌)))与宋大能同志商榷》(《人民音乐》1983年2期)中首先从/民歌概念是一种约定俗成0出发,从民歌创作/具有集体性的特点0的角度,指出了民歌与创作歌曲(甚至包括民歌改编在内)的本质不同;该文还针对/宋文0中/戏曲、说唱音乐在专业音乐工作者直接参与下进行了大量改革(包括创制新腔)后,为什么仍然可以称之为戏曲、说唱音乐,而对于民歌就另眼看待呢0的比较,指出了说唱和戏曲艺人们/早在新音乐工作者介入之
1、关于/民歌概念转换0
这次论辩出现在1983年。1983年1期的《人民音
*作者简介:樊祖荫(1940~),男,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北京 100101);赵晓楠(1974~),男,文学硕士、中国音乐学院讲师(北京 100101)。
收稿时间:2003-12-02
前,已有了它自己特定方式的专业性创作过程和个性化了的作品,新音乐工作者的加入无非是对对这种创作增添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们创作方式的性质0,而民歌创作则不具备这一条件和传统。同时该文还指出了/宋文0中前后矛盾和逻辑混乱等错误,晓明在文章最后指出/民歌作为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产物,也由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但是,事物变化了,就是创造出新词还是赋予原有词汇以新的含义,这只能在历史进程中,由人民群众集体的意志来选择。0
苗晶在《民歌的概念改变了吗?)))读〈振兴民歌之路〉有感》(《人民音乐》1983年3期)中从民歌创作的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可塑性、民族性等特征出发,指出/如果按照宋文的主张,,,,民歌一要改变作者,二要改变创作方法,三要改变民歌的属性0,由此必然带来民歌概念的混乱。同时也指出在新时期如何振兴民歌是应该值得认真考虑和研究的问题,但是/民歌仍然姓-民.,民歌的历史长河会按着它的客观规律发展的。0参与讨论的其他学者如裘正(《读〈振兴民歌之路〉》,《人民音乐》1983年3期)、吕平(《愿/民歌0姓/民0》,《人民音乐》1985年1期)、彭国华(《民歌概念不容/转化0》,《音乐探索》1985年4期)等人也大致表达了上述的看法和观点。
应该指出的是,宋大能观点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快以一切手段将十年/文革0禁止演唱民歌造成的损失进行挽救,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学术概念的严肃性而言,民歌的概念是不可以轻易地改变的,这一点/宋文0的观点又失之草率。经过这次讨论在学术界似乎统一了认识,但在学术圈之外,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现实中又的确出现了如/宋文0中所说的情况,很多媒体(如电视、磁带、网络)中经常把民歌、改编民歌和创作民歌混为一谈,且此风越刮越烈,在青年一代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上述这场关于/民歌概念转换0讨论十年之后,冯光钰在观看了广西国际民歌节之后,再次针对着一现象撰文《民歌刍论二章)))从/广西国际民歌节0》(《人民音乐》1994年5期)中指出民歌的内涵与外延和民歌传承与文化积累两个问题。反对大众传媒把民歌风、民谣风、民族风格的歌曲一律称之为民歌的做法,认为无限扩大民歌的外延会造成民歌概念的混乱。同时作者把一定的民歌传承方式归结为一种文化积累的方式,是可以影响到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也算是对1980年代这场争论的回应。民歌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新时期下是不是会转换?这些问题迫切地摆在学术界面前。余咏宇在《给中国民歌下个/定义0(上、下)》(《黄钟》1994年3、4期)中介绍了中西方各种民歌的定义,认为中西定义因为各自的学术传统和政治涵义而存在差别,总体而言,中式定义更多地集中在民歌本身,而西式定义则更关注文化背景。同时认为应从/概念0这一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认识民歌的本质和特征。
响。
相对于学术界的内部争论而言,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学术之外的力量(如电视)及其对大众的影
2、/王洛宾事件0
这次辩论的中心论题是/民歌的记谱编配和创作之间的差别0,以及/民歌的搜集者是否享有著作权0的问题。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93年王洛宾在《纯情的梦)))自选作品集》中,称自己对西北地区民歌的工作实际是创作,而当时新闻媒体不负责任冠以王洛宾/西北民歌之父0的称呼更是引起了广大西北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感,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戴鹏海率先在1994年4月11日的/每周文艺节目0中,严肃批评了近期媒体的/炒作0。此后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孟文涛、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也分别在/武汉晚报0、/文汇报0等刊物上讨论民歌与创作之间的区别、对/西北民歌之父0的称呼提出质疑。学者们的一连串发问,以及由于事关对民歌的根本认识、在社会上造成的对/什么是民歌0的误解、以及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引起的强烈不满,1994年《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等编辑部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全国各主要音乐学院,纷纷组织音乐界、民族界、语言界的专家学者就此现象进行评论。1995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新疆分会召开了/中国西北民歌学术座谈会0,专门对民歌的搜集改编、民歌的原始著作权、民歌搜集者的义务、权利和道德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王洛宾本人的影响力,这次论争越出了学术界,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刊杂志纷纷参与讨论。围绕此次事件的相关文章很多,仅1994、1995两年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和摘编就近50篇。参与讨论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是百年民歌研究史中之仅见。
关于这一事件,90年代以前的看法也是有着历史发展的轨迹的,以《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例,五六十年代的歌集中都称之为/青海民歌0,少部分歌集附录了/王洛宾记录整理0或/王洛宾译配0。80年代以后学术界和社会肯定了王洛宾在西北各族民歌的搜集整理、推广介绍中具有相当的历史贡献,王洛宾本人也因此得到巨大的荣誉。但在80年代出版的《洛宾歌曲集》中,仍旧以/记录、译配0称之。当时即使/改编0之说都鲜见,更不要说是/创作0,整个事件是在进入90年代后逐渐发生变化的。1994年论争之前4年,就有学者在一篇名为《对王洛宾歌曲创作价值的认识》(李枚,《交响》1990年3期)的文章中指出,王洛宾的工作是对民间歌曲创造性的/升华0,/记谱、译配是不足以反映他的工作难度和深度0,/要以音乐发展史为参照,重视他对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王洛宾表现在它的系列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在他自己艺术观念的理性指导下的创作模式,表明它是以一个作曲家的心态、思维在写歌,而不是简单的情之所至,即兴为之。0对王洛宾的历史定位是/我们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个致力于民间音乐的先行者,更是一个真正的作曲家0。此后,一部名为
《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电影和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对王洛宾的访谈录,更在社会上造成了/王洛宾热0,直到1994年王洛宾《纯情的梦)))自选作品集》的问世。
根据对当年文章的回顾,学术界把该事件定位于一起/炒文化0的有害历史严肃性的事件(戴鹏海《历史是严肃的)))从/王洛宾热0谈到/炒文化0》,《人民音乐》1994年6期),随后在各专题座谈会上,一些知情人对历史真相的回顾(杜亚雄《编选〈洛宾歌曲集〉的前前后后》,《人民音乐》1994年6期;石夫《王洛宾先生和新疆民歌》,《人民音乐》1994年9期;鲁承《/在那遥远的地方0是怎样产生的》,《中国音乐》1994年2期),纷纷指出即使王洛宾本人在1990年代以前也承认自己的工作是记谱和译配。在辨明事实真相之后,学者们更是从民歌的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部分歌曲与其曲调原型的对比,严肃区分了搜集、整理民歌和创作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提出了民歌的/著作权0问题(晓明《实事求是)))我们的准则》,《中国音乐》1994年2期;居其宏《民间音乐的现代传承及其著作权归属》,《人民音乐》1994年9期;孟由《民歌的/著作权0)))读〈王洛宾作品自选集〉想到的》,《中国音乐》1994年2期;周吉等人在新疆音协举办的/中国西北民歌学术座谈会0上的发言,《人民音乐》1995年4期;),绝大部分学者的看法是无论从事实真相还是学理分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民歌之父0,才享有民歌的/著作权0(肖人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民歌之父》,《中国音乐》1994年2期;艾克拜尔#米吉提《读〈民歌岂容出卖〉一文有感)))兼谈王洛宾现象》,《人民音乐》1994年9期;任雅森#吾守尔《民间文艺遗产亟待保护》,《人民音乐》1994年11、12期合刊;夏米力《关于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的来信》,《中国音乐》1995年2期)。此外,学者们还对在现代社会中民歌传承方式的改变、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必要调整、民歌搜集者和原始演唱者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规范、现代音像出版发行工作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应该从现代社会相关法律制定的规定和条款来解决问题(屈景明《关于音乐作品的法律界定》,《人民音乐》1994年10期;田联韬《用法律观念审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著作权》,《人民音乐》1995年4期)。新疆艺术研究所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鉴定王洛宾与这些西部歌曲的关系,其结果在1995年6期的/人民音乐0上,以《关于十首歌曲著作权的意见》刊出。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包括《人民音乐》在内的很多刊物和报刊也刊登了王洛宾本人对此的看法和一些相反的意见。王洛宾在《历史是公正的》(《人民音乐》1994年11、12期合刊)、《我和西部民歌》(《人民音乐》1995年1期、6期)、《民歌的记谱与加工)))王洛宾先生访谈录》(《人民音乐》1995年1期)等文章,坚持自己对几首歌曲享有著作权,对自己80年代出版《洛宾歌曲选》种/译配、改编0的说法提出纠正和否定,并且指责有些批评者是/受他人雇佣0,对自己的批评是/诬蔑陷害0和/人身攻击0。社会上
一些群众读者也撰文对王洛宾辩解,从普通听众的角度认为没有王洛宾就没有这些歌曲的广泛流传,由此认定王洛宾具有著作权。还有一些读者甚至提出了/保护洛宾老人0(杨世英《保护洛宾老人》,上海《每周文艺节目》1994年6月30日)的口号。也有学者认为王洛宾式的/半编半译0和/简化原型0的做法属于一种类型的文化创作,王洛宾拥有部分改编民歌的/著作权0无可争议(刘再生《批评者,批也,评也)))对/王洛宾热0现象的思考》,《人民音乐》1994年10期)。
在学术界激烈讨论的同时,还发生了王洛宾与台湾歌手罗大佑的一场官司,其间的周折和这次大讨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于庆新在1995年/中国音乐年鉴0上的专题长文《版权保护,步履维艰》。当年学术界与社会上的看法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经过一番激烈甚至措辞强硬的激辩之后,整个事件在王洛宾逝世后,于无声处渐于消失。
3、关于/民歌研究0和/民歌曲调考源0
关于/民歌研究0的讨论出现在1994年,当年武汉音乐学院/黄钟0编辑部组织若干学者对近期的民歌研究状况进行讨论,与会的学者主要从民歌研究脱离中国儒家/观民风知得失0的传统、忽视民歌自身历史的纵向发展,以及民歌研究者缺少社会使命感等方面进行反思。参会学者的发言和观点经过整理,以四篇论文的形式在该年《黄钟》第4期开辟的专栏中发表(周耘《观民风知得失与我国民歌研究的误区》;宋祥瑞《民歌研究一波三折》;蔡际洲《民歌研究三题》;田可文《弄本〈民歌史料集〉,如何》)。
关于/民歌曲调考源0的争鸣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993年/沂蒙山小调0曲调源流的论争,一次是1994年关于谁是/东方红0词作者的辩论。前者的参与者及其文章是:王希彦《〈沂蒙山小调〉是山东民歌:就吕金藻同志/正名0一文再正名》(《人民音乐》1993年3期);方萌《〈沂蒙山小调〉民歌原型考》(《人民音乐》1993年1期);冯国林《也谈〈沂蒙山小调〉的民歌原型》(《人民音乐》1993年8期);延声《含民歌素材的歌曲新民歌)))对〈沂蒙山小调〉是山东民歌一文的几点质疑》(《人民音乐》1993年9期)等。争论的焦点在于《沂蒙山小调》属于民歌还是基于民歌的创作,而这一问题在13年前苗晶发表过的/《〈沂蒙山小调〉释疑》(《音乐研究》1980年3期)一文中就曾谈到,苗晶通过考证分析,认为《沂蒙山小调》产生于1941年,又通过实例分析出该曲的原型是河北民歌《小白菜》,是经过河北南部涞源地区的变体《十二条手巾》发展为《沂蒙山小调》的。
参与1994年《东方红》词作者讨论的有卫世诚《〈东方红与陕西民歌〉读后》(《人民音乐》1999年3期)、李石根《关于〈东方红〉的词作者问题》和黎崇《〈东方红〉的词作者)))农民歌手李有源》、卫世诚《李有源是〈东方红〉的词作者吗?》(以上三篇文章在《人民音乐》1995年期)、顾震夷《〈东方红〉词作者考真》等学者及其文章。与此问题相
关的一篇文章是1979年易人在该年1期《南艺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东方红〉的最初传播者)))李增正同志》的文章。
除了这几次学术争论,还有对/民歌集成0编选标准问题的讨论,请见下文/集成工作0的相关描述。
音乐》(2000,中国华侨出版社)等。
在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介绍概述性质的论文是很多的,大致统计在230篇左右,在此就不多介绍了。
(八)其他
这些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
1、集成工作: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千秋大业,始于60年代初期的/民歌集成0经过/文革0的中断,1979年在全国范围重新开始并持续至今。这一历史性的贯穿20世纪最后二十年,甚至可以上推到1949年后半个世纪的浩大工程,毫不夸张地说为中国民歌研究队伍的培养、任务的确定、方法的应用、理论的探索等方面,都起着坚实的基石作用。从1988年/湖北卷0率先审定出版后,陆续有24个省卷得以完成,以平均每卷收录民歌1000首计算,现已出版卷本收录的民歌将近25000首民歌。如此持久浩繁的工作,缺少统一的编选标准和记谱格式是无法想象的。集成总编辑部曾就此召开过几次专家会议,其讨论结果和制定的原则标准都收录在1986年内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文件资料汇编》一书中。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就编选原则等问题在学术刊物上展开讨论,议题焦点是把集成作为历史资料的汇集?还是择优而选的/精华本0。晓星(1982)、振奋(1983、1984)等学者[12]认为集成本在有限的编选空间中,应该根据民歌歌词内容的优劣、反映的思想倾向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择优0编选。编选标准的确立基本等同于五六十年代编选民歌歌集的标准。对此意见,杨沐(1981)、李江(1982)、乔建中(1986)等学者[13]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动用如此巨大力量的集成工作,首先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强调民歌集成作为文献资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不应以非学术因素作为编选取舍的标准。根据文化部、中国音协1979年联合下达的《关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要求,同时经过学者之间的充分讨论和各省卷的原有实践经验,制定出了民歌集成/要有充分的代表性、文献性、科学性、艺术性0的要求,以及/质量高、范围广、品种全0的编选原则。二十多年来,围绕集成工作仲的各种原则性和技术性问题,杨匡民(1979)、晋音民(1979采集)、吕言韪(1983)、宗江(1983)、冯光钰(1986)、何延风(1986)、谢宗良(1987)、王民基(1990)、黄翔鹏
[14]
(1992),乔建中(1992)等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六)介绍概述
经过半个世纪的民歌调查、搜集、整理工作,学界对中国民歌(汉族民歌)的基本状况是有着比较详细的掌握和了解的。在60年代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64)的一些观点和资料,在新时期下略显不足。近二十年的新理论新成果也需要进行整理,于是,概述性质的专著纷纷出版。与五六十年代/集体撰写0不同,这些论著大多为研究者个人的著述,在书中除了介绍一般概况外,还有个人学术研究的新体会、新认识。严格意义上的民歌概论概述主要有:宋大能《民间歌曲概论》(1979,人民音乐出版社)、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1982,上海文艺出版社)、秦咏诚等《中国民族音乐大观》(1989,沈阳出版社)李映明《中国民歌概论》(199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周青青《中国民歌》(1993,人民音乐出版社)、伍国栋《中国民间音乐》(1995,浙江教育出版社)、吴超《中国民歌》(1995,浙江教育出版社)、韦行《中国民歌》(1997,中国青年出版社)、刘金荣《中国民歌概述》(1998,云南民族出版社)、乔建中、冯洁轩《中国音乐》(1999,文化艺术出版社)、肖常纬《中国民族音乐概述》(1999,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1999,福建教育出版社)、杨红《中国传统音乐引论》(19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2000,上海音乐出版社)等。这些著作,在民歌界定、民歌分类、民歌的音乐特点和艺术特色等方面的介绍,虽然都有独到之处,但整体上是一致的。因为出版年代不一,体现的学界热点问题不一,如周青青的《中国民歌》对色彩区理论的介绍,王耀华、杜亚雄、杨红、袁静芳等把民歌定位于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一个体裁的论述等。
除此,二十年来还出版了一批以/初探0、/简论0、/教程0等作为书名的论著,在体例和内容上,大致与上述的/概述0相一致,如福建龙岩文化局《闽西山歌》(1979,上海文艺出版社)、枫波《鄂西山歌初探》(1979,长江文艺出版社)、苗晶、金西等《山东民间歌曲论述》(1983,山东人民出版社)、许友年《论马来民歌》(1984,福建人民出版社)、刘春曙、王耀华《福建民间音乐简论》(1986,上海文艺出版)、严永通、凌火金《广西客家山歌研究》(1991,广西人民出版社)、温萍《客家山歌揽胜》(1992,深圳海天出版社)、冯布岭《民族音乐基础教程》(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陈义《崖州民歌简论》(19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伍林发等《三明音乐》(199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王建和《宁化客家民间
2、民歌演唱:70年代后期以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美声、民族、通俗0三种唱法的区分,原生意义上的民歌唱法,对一般听众而言,已经被民族唱法所取代;从事美声唱法的演员对民歌的兴趣,也远不如五六十年代的一代演员;广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对民歌更是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学术界试图做出一些努力,如介绍/民歌唱法0的特点和风格,分析美声唱法对民歌风格的适应等等,但就目前的社会条件而言,其效果不大。相反,部分针对
某地区、某品种民歌独特唱法的介绍研究性质的文章更具有学术意义,如王世杰对昌黎民歌演唱技巧的介绍(1981),朱仲禄介绍的花儿演唱方法(1986)、张振坤对客家山歌唱法的分析(1989),黄虹、王郁芝对自己演唱云南民歌的体会(1993,1995),李万进、周友金对鄂高腔山歌的演唱特点的介绍(1997)等。金明春对方言与民歌演唱关系的探讨(1989),王永令对八十年代中期一度流行的电声乐队伴奏民歌现象的分析(1987)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喻宜喧(1978)、张树楠(1978)、程子建(1979)、郭颂(1979)、毛新年(1979)、李金泉(1979)、白秉权(1981)、周大风(1981)、琚清林(1983)、斯琴毕力格(1984)、肖翰芝(1984)、韩映红(1985、1995)、程云(1985)、戈弘(1986)、杨戈(1988)、杨春发(1994)、刘志(1995)、储声虹(1996)、孙义(1997)、韩伟(1997)、魏占河(2000)等人
[15]也从不同角度参与了唱法问题的讨论。
协贵州分会编印),以16篇译文的规模,可以视为中国学界对东欧前苏民歌研究成果的总结。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欧美民歌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在民歌资料上,章珍芳翻译的美国民歌研究专家Alanlomax的/歌唱测定体系0(1988,音研所内部资料),是本期(也是全部民歌资料翻译史)最具深度的译介专著。Lomax把歌唱风格作为研究对象,将歌唱方法、歌唱风格与民族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做法,以及它在世界范围选取民歌进行比较的宽阔视野,都对中国民歌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研究)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对欧美资料翻译的还有:周振文(1981)、林笳(1981)、周立(1986)、胡亚非(1987)、刘安义(1994)等
[18]人。
对日文资料的介绍不多,但很有特色。赵佳梓翻译的关鼎《亚洲各国民歌》于199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及少数从世界音乐的角度介绍民歌的专著,全面地介绍了亚洲四大文化区25个国家的民歌,其参考价值极为重要。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民歌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的同类研究也有借鉴作用,如周耘译井口淳子《中国黄土高原杨家沟村的〈祈雨调〉》(《黄钟》1997年3期)。此外,刘洪浪1981年翻译的萩原执孝撰写的《民谣调查四十年之结晶)))写在〈日本民谣大观〉之后》(《民族民间音乐》1981年3期),介绍了日本研究界对日本民歌四十年的调查整理工作。
5、民歌教学:在现代社会中,民歌的原生环境逐渐消失,民歌的传承面临挑战。是任其消亡,还是移步换形另谋出路,也是研究者考虑的问题。各级学校中民歌课程的开设,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在专业院校作为专业课程与在一般学校中作为素质课程,由于目的、对象的不同,其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也不同。在90年代后,探讨民歌教学的文章陆续涌现,主要有刘尚仁(1988)、易人、苏青(1990)、冯志莲(1993)、苏青(1996)、李文珍(1997)、温恒
[19]泰(1997)、陈燕(1999)等。
3、改编创作:从数量上看,本期要远超过/文革0前17年的论文量,但就其在整体民歌研究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却不如前一时期。除了文章大多属于一般性的介绍缺少创新和深度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本时期民歌研究的主流已经改变,/为创作服务0不再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作曲界也不再流行通过直接改编民歌进行创作的方式。但由于该问题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群众文艺活动中还有实用价值,一些作普及工作的研究者撰写了一些小册子用来辅导群众音乐创作,如王杰、冯国林1981年出版的《用民间音调写歌》(河北人民出版社);何忠三1984年出版的《广西民歌改编实例讲座》(南宁市群艺馆编印)就是这种性质的论著。此外,二十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尚有40余篇。参与探讨的有:易人(1978)、宋扬(1979)王石路(1979)、方妙英(1980)冰河(1980)、何振京(1981)、简其华(1981)、黄忻(1983)、董维松(1983)、刘天浪(1983)、邱仲彭(1983)、周大风(1984)、徐荣坤(1984)、雷振邦(1984)、宋运昭(1985)、张文秀(1987)、石应宽(1987)、任秀岭(1989)、王巍(1993)、孙韶(1993)、李新学(1994)、潘哲华
[16]
(1994)、胡文臻(1996)、黄白(1999)。
6、研究专著:所谓专著,是在某一领域进行深入探讨,进而的阐发自己观点的著作。在百年民歌研究史,真正符合专著条件的并不多,这与本学科自身的发展有关。进入80年代末和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性质的著作有所增加。因为其所论述的领域各不相同,不能用简要的语言概括,在此只列举其著作名称。这些专著主要有:赵希孟《谈东北林区劳动号子音乐》(1981,人民音乐出版社)、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7,文化艺术出版社)、沙汉昆《中国民歌的结构与旋法》(1988,上海音乐出版社)、郗慧民《西北花儿学》(1989,兰州大学出版社)、乔伦和江玉亭《河北民间歌曲研究》(1990,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1992,吉林教育出版社)、王世一等人《漫瀚调》(1993,人民音乐出版社),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1994,人民音乐出版
4、译文:1949年后的资料翻译工作,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的资料为主,这种传统在1976年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得以继续。除了政治条件的影响外,学者本身的学术思想倾向,以及音乐理论界对外语的整体掌握程度,都对翻译工作有限制作用。以巴托克为代表的匈牙利民歌研究群体成果的介绍,一直是民歌资料翻译工作的重点,从上一时期主要围绕民歌研究与创作关系的问题,逐渐过渡到对巴托克等人民歌研究体系的深度介绍,形成了本期的特色。如金经言根据德文本转译的专著《匈牙利民歌)))试论匈牙利农民曲调的体系化》(1985,音研所内部资料)。此外介绍巴托克的翻译者还有薛良(1980)、金经
[17]言(1983、1991)、朱建(1994)等人。萧家驹1988年翻译
的《东欧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学译文集》(贵阳,中国音
社)、温萍《粤乐奇葩)))梅州市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94,广东高教出版社)、白秉权《民族歌唱方法研究》(1996,陕西人民出版社)、管谨义《中国古代歌曲概论》(1998,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冯光钰《中国同宗民歌》(1998,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1998,山东文艺出版社)、苗晶《黄河万里寻根》(19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成〉部分省卷初稿感到的几个问题[J].音乐研究,1982(1);振奋.编选民歌浅见二则[J].人民音乐,1983、关于民歌的
[2]杨沐.民歌资料的采录应当注意全面性欲真实性[J].人民音乐,1981(2);李江.民歌遗产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兼与晓星同志商榷[J].音乐研究,1982(4);乔建中.应当强调〈中国民歌集成〉的文献价值[J].人民音乐,1986(2)。
[3]杨匡民.民歌采集编选工作笔谈[J].长江歌声,1979(1、2);晋音民.谈如何采集民歌[J].山西歌声,1979(1);宗江.民歌,根植于沃土中的奇葩--参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采录工作重的一点体会[J].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3(3);冯光钰.提高少数民族民歌集成的编辑质量[J].民族民间音乐,1986(2);何延风.民歌集成终止的注意的一个问题[J].民族音乐,1986(3);谢宗良.我国的民歌集成工作已有三千多年历史[J].天津歌声,1987(3);冯光钰、王民基.保存民族音乐遗产的重要措施--兼评〈中国民间歌区集成#湖北卷〉[J].音乐研究,1990(1);黄翔鹏.〈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是文化史上的千秋大业[J].人民音乐,1992(4);乔建中.高原风、黄河情--贺〈中国民歌集成#山西卷〉出版[J].人民音乐,1992(9)。
[4]王世杰.昌黎民歌的特点和唱法[J].人民音乐,1981(11);朱仲禄.
[5]易人.运用江苏民歌进行改编创新的探讨[J].南艺学报,1978(1);宋扬.移花接木创新曲[J].人民音乐,1979(2);王石路.民歌及其改编[J].音乐生活,1979(7);方妙英.民歌的改编与创新[J].长江歌声》1980(1至5);冰河.音乐创作的种子--初探民
民歌研究的展望
纵观百年民歌研究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有理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与国际民歌研究界的交流的增多,我们也看到了自身的缺欠。我们在民歌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点:如民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民歌手的调查,民歌的美学研究,民歌形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跨文化、跨地区、跨民族民歌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都有待与在短时期内加以弥补。更重要的是就民歌的整体性而言,百年民歌研究的前五十年是俗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后五十年是音乐界的迎头赶上。那么在新的历史到来之时,民歌研究正召唤着两大领域的结合,把在上一个百年中被拆分为若干学科的民歌研究合并起来,还民歌的整体面貌。但恰在此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日益加速,经济科技建设愈加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民歌研究可能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着缺乏来自更高层次关注的局面,面临滑向社会边缘的态势。在缺乏足够资金的条件下,怎样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各方学者的民歌研究。是一个急迫需要预先考虑的问题。笔者以为迅速建立国家、社会各方的/民歌研究0基金组织,设立特殊的
出版发行机制来加强同一领域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以及由政府、学院制定严格而持续的培养民歌研究专家的计划等,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内部,为了更为深入地认识和研究,音乐界的民歌研究者在研究方法,调查方法上亟需拓宽视野,在如下方面进行改进:
1、进一步系统收集民歌及一切相关的民族学资料;2、在专业学院和普通高等学院教学中,通过真实可靠的田野音像资料加快对青年学生的培养;
3、加强学界对元理论和方法论的学习和应用,提高所有民歌研究者的整体水平;
4、加强学术研究与社会的联系,一方面对本地区民歌研究涉及到的文化焦点问题和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另一方面切实做好民歌研究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
[全文完]
[参 考 文 献]
[1]晓星.编选民间歌取得取舍标准--读〈中国民间歌区集
歌素材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J].音乐辅导,1980(6);何振京.词曲关系散议(一,二)[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2,4);简其华.向丰富多彩的民歌吸取养料[J].中国音乐,1981(1);黄忻.由民歌改编想到的[J].人民音乐,1983(5);董维松.新民歌的创作及其他[J].人民音乐,1983(4);刘天浪.民间音调在幼儿歌曲创作中的运用[J].人民音乐,1983(9);邱仲彭.略论民歌的发展与创新[J].音乐研究,1983(2);周大风.谈民歌及其改编[J].中国音乐,1984(2);徐荣坤.谈民歌的创作方式[J].音乐研究,1984(4);雷振邦.民歌加工、发展的几种手法[J].吉林歌曲,1984(2);宋运昭.关于〈龙船调〉--兼谈民歌创作的集体性[J].长江歌声,1985(12);张文秀.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彩--〈黄河儿女情〉创作小记[J].人民音乐,1987(11);石应宽.民歌改编方法简述(一至四)[J].音乐世界,1987(12)、1988(1-3);任秀岭.运用当地民歌的几点做法[J].音乐世界,1989(1);王巍.探索与启示:从〈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谈起[J].人民音乐,1993(7);孙韶.从中国当代通俗歌曲〈信天游〉的创作看陕北民歌的继承与发展[J].交响,1993(4);李新学.民歌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J].齐鲁艺苑,1994(4);潘哲华.从三首歌曲谈创作的民歌[J].([台]中华音乐文化教育,1994(总71);胡文臻.民歌的演变、继承和创新[J].民族艺林,1996(4);黄白.也谈民歌的改编:创作随笔[J].群文论苑,1999(2)。
[6]贝拉#巴托克(薛良译).音乐创作与民歌的关系[J].岭南歌声,1980(3);巴托克(金经言译).关于民间音乐及其整理--〈匈牙利民歌〉绪论[J].中国音乐,1983(3);库克尔兹(金经言译).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看巴托克的民间音乐研究[J].中国音乐,1991(2);巴托克(朱建译).农民音乐对现代音乐的影响[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1、2合刊)。
[7]尔夫冈#苏潘沃(周振文译).圣赞歌曲与民歌研究[J].民族民间音乐,1981(3);卡尔布西基(林笳译).民歌研究的社会学体系[J].民族民间音乐,1981(4);黑科尔逊(周立译).美国的民歌[J].中国音乐,1986(2);斯通贝克(胡亚非译).民歌,民谣,乡村音乐和美国梦[J].人民音乐,1987(2);鲍曼(刘安义译).民间音乐的传播与口语传播[J].中国音乐,1994(2)。
[8]刘尚仁.民族民间音乐教学探索[J].交响,1988(2);易人、苏青.民歌教学中的广、精、美、活[J].艺苑,1990(4);冯志莲.浅谈民歌课的教学方法[J].乐府新声,1993(2);苏青.高等音乐院校民歌教学探析[J].中国音乐,1996(4);李文珍.民间歌曲课的因材施教[J].中国音乐,1997(3);温恒泰.外国民歌在声乐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1);陈燕.女中音教学中民歌教材的运用[J].中国音乐,1999(3)。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
ResearchOntheHanNationalFolkSongsin20thCentury(Ⅳ)
FANZu-yin&ZHAOXiao-nan
Abstract:ThroughorganizedthehistoricalresearchmaterialsofHannationalfolksongsin20thcentury,andfromtheviewpointofmusicology,thepapersanalyzedandreviewedthesubjectresearchinhundredyears.Itdividedhundredyearsresearchintothetwostages:before1949,thereweretwoaspectsforfolksongsresearch,thefolkliteraturewithothersubjectsandmusicologyinvestigation;after1949,therewerethreeperiods,statusofpreceding17years,stagnatedintenyearsoftheCu-lturalRevolution,theeraafter1976.Then,basedonthetimeaxes,thewritersdiscussedandana-lyzedthefeaturesoffolksongsresearchineachstagebreadthwise,aswellasthepersonalities,mainmethods,thepurposeofresearch,andthechiefresults,tosummarizethegeneralaspectoffolksongsresearchhistoryinhundredyears.
KeyWords:Hannationalfolksongs,20thcentury,researchonmusicology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HUANGZHONG(JournalofWuhanConservatoryofMusic,China)
文章编号:1003-7721(2006)01-0096-07
樊祖荫、赵晓楠
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四)
摘 要:文章通过对20世纪汉族民歌研究史料的爬疏和整理,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百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首先以1949年为界将百0年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性0论证。1949年以
前,民歌研究分为/俗文学界等学科的研究0和/音乐学界的调研0两个方面(之间稍有年代上的前后关系);1949年以后,则按照年代的延续分为/前17年的研究状况0、/文革十年的停滞0、/1976年以后的研究0等三个时期。其次,根据这一纵向时间轴线,又对每一阶段民歌研究的特点、参与人物、主要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主要成果展开横向的叙述和分析,以综述的形式勾勒出百年民歌研究史的宏观面貌[本文第一、二、三部分发表于《黄钟》2005年第一、二、四期上]。
*
关键词:汉族民歌;20世纪;音乐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乐》发表了宋大能《振兴民歌之路)))评1982年四川省民歌调演兼谈/民歌消亡0问题》(以下简称/宋文0)的文章,
(五)学术争鸣
正常的学术争鸣是促进研究健康发展的必需,从百年民歌研究史来看,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争鸣是从80年代开始的。1949年以前由于学科本身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从事研究的人员很少,多独自进行自己的研究,尚不能就某一问题进行学者之间的探讨。1949年到1966年以及/文革0时期,50年代初期出现过小规模的学者之间的讨论(如李焕之和孟文涛就调式问题的探讨),以后则较为少见。进入60年代以后更是偏离了学术轨道而充满/政治火药味道0,与其说是/交流0,不如说是/批判0更恰当。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学者之间正常的交流才逐步形成,但较之国外学者或1949年以前其他学术领域之间的学术争鸣、论辩甚至论战的程度,民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还是不充分的。二十年来主要出现过两次具有重要影响大规模的论辩,即关于/民歌概念转换0和/王洛宾事件0的大讨论,以及两三次小范围的关于/民歌研究0、/曲调考源0等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学界传统的民歌概念/早就落后于实际0,在新时期
/民歌既包括有人民的口头创作,也包括有人民的笔头创作,已经形成一种口头、笔头双管齐下的创作局面0;文章进一步指出/不承认笔头创作的这批艺术质量较高,数量又十分可观的新民歌,那又怎么如实探讨民歌的现状,充分展望它的未来呢?0宋大能从1982年四川省民歌调演中/由专业、业余音乐工作者创作、改编的作品,占全部调演曲目的百分之九十四0的现实出发,引发了思考进而得出上述的观点,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确认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民歌就是民歌,公开为它正名0的呼吁。
此论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十多位学者参与了这场论争。该年的《人民音乐》就发表相关论辩文章4篇,晓明在《也谈民歌)))与宋大能同志商榷》(《人民音乐》1983年2期)中首先从/民歌概念是一种约定俗成0出发,从民歌创作/具有集体性的特点0的角度,指出了民歌与创作歌曲(甚至包括民歌改编在内)的本质不同;该文还针对/宋文0中/戏曲、说唱音乐在专业音乐工作者直接参与下进行了大量改革(包括创制新腔)后,为什么仍然可以称之为戏曲、说唱音乐,而对于民歌就另眼看待呢0的比较,指出了说唱和戏曲艺人们/早在新音乐工作者介入之
1、关于/民歌概念转换0
这次论辩出现在1983年。1983年1期的《人民音
*作者简介:樊祖荫(1940~),男,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北京 100101);赵晓楠(1974~),男,文学硕士、中国音乐学院讲师(北京 100101)。
收稿时间:2003-12-02
前,已有了它自己特定方式的专业性创作过程和个性化了的作品,新音乐工作者的加入无非是对对这种创作增添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们创作方式的性质0,而民歌创作则不具备这一条件和传统。同时该文还指出了/宋文0中前后矛盾和逻辑混乱等错误,晓明在文章最后指出/民歌作为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产物,也由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但是,事物变化了,就是创造出新词还是赋予原有词汇以新的含义,这只能在历史进程中,由人民群众集体的意志来选择。0
苗晶在《民歌的概念改变了吗?)))读〈振兴民歌之路〉有感》(《人民音乐》1983年3期)中从民歌创作的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可塑性、民族性等特征出发,指出/如果按照宋文的主张,,,,民歌一要改变作者,二要改变创作方法,三要改变民歌的属性0,由此必然带来民歌概念的混乱。同时也指出在新时期如何振兴民歌是应该值得认真考虑和研究的问题,但是/民歌仍然姓-民.,民歌的历史长河会按着它的客观规律发展的。0参与讨论的其他学者如裘正(《读〈振兴民歌之路〉》,《人民音乐》1983年3期)、吕平(《愿/民歌0姓/民0》,《人民音乐》1985年1期)、彭国华(《民歌概念不容/转化0》,《音乐探索》1985年4期)等人也大致表达了上述的看法和观点。
应该指出的是,宋大能观点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快以一切手段将十年/文革0禁止演唱民歌造成的损失进行挽救,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学术概念的严肃性而言,民歌的概念是不可以轻易地改变的,这一点/宋文0的观点又失之草率。经过这次讨论在学术界似乎统一了认识,但在学术圈之外,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现实中又的确出现了如/宋文0中所说的情况,很多媒体(如电视、磁带、网络)中经常把民歌、改编民歌和创作民歌混为一谈,且此风越刮越烈,在青年一代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上述这场关于/民歌概念转换0讨论十年之后,冯光钰在观看了广西国际民歌节之后,再次针对着一现象撰文《民歌刍论二章)))从/广西国际民歌节0》(《人民音乐》1994年5期)中指出民歌的内涵与外延和民歌传承与文化积累两个问题。反对大众传媒把民歌风、民谣风、民族风格的歌曲一律称之为民歌的做法,认为无限扩大民歌的外延会造成民歌概念的混乱。同时作者把一定的民歌传承方式归结为一种文化积累的方式,是可以影响到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也算是对1980年代这场争论的回应。民歌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新时期下是不是会转换?这些问题迫切地摆在学术界面前。余咏宇在《给中国民歌下个/定义0(上、下)》(《黄钟》1994年3、4期)中介绍了中西方各种民歌的定义,认为中西定义因为各自的学术传统和政治涵义而存在差别,总体而言,中式定义更多地集中在民歌本身,而西式定义则更关注文化背景。同时认为应从/概念0这一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认识民歌的本质和特征。
响。
相对于学术界的内部争论而言,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学术之外的力量(如电视)及其对大众的影
2、/王洛宾事件0
这次辩论的中心论题是/民歌的记谱编配和创作之间的差别0,以及/民歌的搜集者是否享有著作权0的问题。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93年王洛宾在《纯情的梦)))自选作品集》中,称自己对西北地区民歌的工作实际是创作,而当时新闻媒体不负责任冠以王洛宾/西北民歌之父0的称呼更是引起了广大西北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感,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戴鹏海率先在1994年4月11日的/每周文艺节目0中,严肃批评了近期媒体的/炒作0。此后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孟文涛、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也分别在/武汉晚报0、/文汇报0等刊物上讨论民歌与创作之间的区别、对/西北民歌之父0的称呼提出质疑。学者们的一连串发问,以及由于事关对民歌的根本认识、在社会上造成的对/什么是民歌0的误解、以及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引起的强烈不满,1994年《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等编辑部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全国各主要音乐学院,纷纷组织音乐界、民族界、语言界的专家学者就此现象进行评论。1995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新疆分会召开了/中国西北民歌学术座谈会0,专门对民歌的搜集改编、民歌的原始著作权、民歌搜集者的义务、权利和道德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王洛宾本人的影响力,这次论争越出了学术界,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刊杂志纷纷参与讨论。围绕此次事件的相关文章很多,仅1994、1995两年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和摘编就近50篇。参与讨论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是百年民歌研究史中之仅见。
关于这一事件,90年代以前的看法也是有着历史发展的轨迹的,以《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例,五六十年代的歌集中都称之为/青海民歌0,少部分歌集附录了/王洛宾记录整理0或/王洛宾译配0。80年代以后学术界和社会肯定了王洛宾在西北各族民歌的搜集整理、推广介绍中具有相当的历史贡献,王洛宾本人也因此得到巨大的荣誉。但在80年代出版的《洛宾歌曲集》中,仍旧以/记录、译配0称之。当时即使/改编0之说都鲜见,更不要说是/创作0,整个事件是在进入90年代后逐渐发生变化的。1994年论争之前4年,就有学者在一篇名为《对王洛宾歌曲创作价值的认识》(李枚,《交响》1990年3期)的文章中指出,王洛宾的工作是对民间歌曲创造性的/升华0,/记谱、译配是不足以反映他的工作难度和深度0,/要以音乐发展史为参照,重视他对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王洛宾表现在它的系列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在他自己艺术观念的理性指导下的创作模式,表明它是以一个作曲家的心态、思维在写歌,而不是简单的情之所至,即兴为之。0对王洛宾的历史定位是/我们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个致力于民间音乐的先行者,更是一个真正的作曲家0。此后,一部名为
《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电影和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对王洛宾的访谈录,更在社会上造成了/王洛宾热0,直到1994年王洛宾《纯情的梦)))自选作品集》的问世。
根据对当年文章的回顾,学术界把该事件定位于一起/炒文化0的有害历史严肃性的事件(戴鹏海《历史是严肃的)))从/王洛宾热0谈到/炒文化0》,《人民音乐》1994年6期),随后在各专题座谈会上,一些知情人对历史真相的回顾(杜亚雄《编选〈洛宾歌曲集〉的前前后后》,《人民音乐》1994年6期;石夫《王洛宾先生和新疆民歌》,《人民音乐》1994年9期;鲁承《/在那遥远的地方0是怎样产生的》,《中国音乐》1994年2期),纷纷指出即使王洛宾本人在1990年代以前也承认自己的工作是记谱和译配。在辨明事实真相之后,学者们更是从民歌的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部分歌曲与其曲调原型的对比,严肃区分了搜集、整理民歌和创作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提出了民歌的/著作权0问题(晓明《实事求是)))我们的准则》,《中国音乐》1994年2期;居其宏《民间音乐的现代传承及其著作权归属》,《人民音乐》1994年9期;孟由《民歌的/著作权0)))读〈王洛宾作品自选集〉想到的》,《中国音乐》1994年2期;周吉等人在新疆音协举办的/中国西北民歌学术座谈会0上的发言,《人民音乐》1995年4期;),绝大部分学者的看法是无论从事实真相还是学理分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民歌之父0,才享有民歌的/著作权0(肖人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民歌之父》,《中国音乐》1994年2期;艾克拜尔#米吉提《读〈民歌岂容出卖〉一文有感)))兼谈王洛宾现象》,《人民音乐》1994年9期;任雅森#吾守尔《民间文艺遗产亟待保护》,《人民音乐》1994年11、12期合刊;夏米力《关于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的来信》,《中国音乐》1995年2期)。此外,学者们还对在现代社会中民歌传承方式的改变、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必要调整、民歌搜集者和原始演唱者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规范、现代音像出版发行工作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应该从现代社会相关法律制定的规定和条款来解决问题(屈景明《关于音乐作品的法律界定》,《人民音乐》1994年10期;田联韬《用法律观念审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著作权》,《人民音乐》1995年4期)。新疆艺术研究所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鉴定王洛宾与这些西部歌曲的关系,其结果在1995年6期的/人民音乐0上,以《关于十首歌曲著作权的意见》刊出。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包括《人民音乐》在内的很多刊物和报刊也刊登了王洛宾本人对此的看法和一些相反的意见。王洛宾在《历史是公正的》(《人民音乐》1994年11、12期合刊)、《我和西部民歌》(《人民音乐》1995年1期、6期)、《民歌的记谱与加工)))王洛宾先生访谈录》(《人民音乐》1995年1期)等文章,坚持自己对几首歌曲享有著作权,对自己80年代出版《洛宾歌曲选》种/译配、改编0的说法提出纠正和否定,并且指责有些批评者是/受他人雇佣0,对自己的批评是/诬蔑陷害0和/人身攻击0。社会上
一些群众读者也撰文对王洛宾辩解,从普通听众的角度认为没有王洛宾就没有这些歌曲的广泛流传,由此认定王洛宾具有著作权。还有一些读者甚至提出了/保护洛宾老人0(杨世英《保护洛宾老人》,上海《每周文艺节目》1994年6月30日)的口号。也有学者认为王洛宾式的/半编半译0和/简化原型0的做法属于一种类型的文化创作,王洛宾拥有部分改编民歌的/著作权0无可争议(刘再生《批评者,批也,评也)))对/王洛宾热0现象的思考》,《人民音乐》1994年10期)。
在学术界激烈讨论的同时,还发生了王洛宾与台湾歌手罗大佑的一场官司,其间的周折和这次大讨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于庆新在1995年/中国音乐年鉴0上的专题长文《版权保护,步履维艰》。当年学术界与社会上的看法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经过一番激烈甚至措辞强硬的激辩之后,整个事件在王洛宾逝世后,于无声处渐于消失。
3、关于/民歌研究0和/民歌曲调考源0
关于/民歌研究0的讨论出现在1994年,当年武汉音乐学院/黄钟0编辑部组织若干学者对近期的民歌研究状况进行讨论,与会的学者主要从民歌研究脱离中国儒家/观民风知得失0的传统、忽视民歌自身历史的纵向发展,以及民歌研究者缺少社会使命感等方面进行反思。参会学者的发言和观点经过整理,以四篇论文的形式在该年《黄钟》第4期开辟的专栏中发表(周耘《观民风知得失与我国民歌研究的误区》;宋祥瑞《民歌研究一波三折》;蔡际洲《民歌研究三题》;田可文《弄本〈民歌史料集〉,如何》)。
关于/民歌曲调考源0的争鸣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993年/沂蒙山小调0曲调源流的论争,一次是1994年关于谁是/东方红0词作者的辩论。前者的参与者及其文章是:王希彦《〈沂蒙山小调〉是山东民歌:就吕金藻同志/正名0一文再正名》(《人民音乐》1993年3期);方萌《〈沂蒙山小调〉民歌原型考》(《人民音乐》1993年1期);冯国林《也谈〈沂蒙山小调〉的民歌原型》(《人民音乐》1993年8期);延声《含民歌素材的歌曲新民歌)))对〈沂蒙山小调〉是山东民歌一文的几点质疑》(《人民音乐》1993年9期)等。争论的焦点在于《沂蒙山小调》属于民歌还是基于民歌的创作,而这一问题在13年前苗晶发表过的/《〈沂蒙山小调〉释疑》(《音乐研究》1980年3期)一文中就曾谈到,苗晶通过考证分析,认为《沂蒙山小调》产生于1941年,又通过实例分析出该曲的原型是河北民歌《小白菜》,是经过河北南部涞源地区的变体《十二条手巾》发展为《沂蒙山小调》的。
参与1994年《东方红》词作者讨论的有卫世诚《〈东方红与陕西民歌〉读后》(《人民音乐》1999年3期)、李石根《关于〈东方红〉的词作者问题》和黎崇《〈东方红〉的词作者)))农民歌手李有源》、卫世诚《李有源是〈东方红〉的词作者吗?》(以上三篇文章在《人民音乐》1995年期)、顾震夷《〈东方红〉词作者考真》等学者及其文章。与此问题相
关的一篇文章是1979年易人在该年1期《南艺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东方红〉的最初传播者)))李增正同志》的文章。
除了这几次学术争论,还有对/民歌集成0编选标准问题的讨论,请见下文/集成工作0的相关描述。
音乐》(2000,中国华侨出版社)等。
在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介绍概述性质的论文是很多的,大致统计在230篇左右,在此就不多介绍了。
(八)其他
这些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
1、集成工作: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千秋大业,始于60年代初期的/民歌集成0经过/文革0的中断,1979年在全国范围重新开始并持续至今。这一历史性的贯穿20世纪最后二十年,甚至可以上推到1949年后半个世纪的浩大工程,毫不夸张地说为中国民歌研究队伍的培养、任务的确定、方法的应用、理论的探索等方面,都起着坚实的基石作用。从1988年/湖北卷0率先审定出版后,陆续有24个省卷得以完成,以平均每卷收录民歌1000首计算,现已出版卷本收录的民歌将近25000首民歌。如此持久浩繁的工作,缺少统一的编选标准和记谱格式是无法想象的。集成总编辑部曾就此召开过几次专家会议,其讨论结果和制定的原则标准都收录在1986年内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文件资料汇编》一书中。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就编选原则等问题在学术刊物上展开讨论,议题焦点是把集成作为历史资料的汇集?还是择优而选的/精华本0。晓星(1982)、振奋(1983、1984)等学者[12]认为集成本在有限的编选空间中,应该根据民歌歌词内容的优劣、反映的思想倾向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择优0编选。编选标准的确立基本等同于五六十年代编选民歌歌集的标准。对此意见,杨沐(1981)、李江(1982)、乔建中(1986)等学者[13]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动用如此巨大力量的集成工作,首先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强调民歌集成作为文献资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不应以非学术因素作为编选取舍的标准。根据文化部、中国音协1979年联合下达的《关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要求,同时经过学者之间的充分讨论和各省卷的原有实践经验,制定出了民歌集成/要有充分的代表性、文献性、科学性、艺术性0的要求,以及/质量高、范围广、品种全0的编选原则。二十多年来,围绕集成工作仲的各种原则性和技术性问题,杨匡民(1979)、晋音民(1979采集)、吕言韪(1983)、宗江(1983)、冯光钰(1986)、何延风(1986)、谢宗良(1987)、王民基(1990)、黄翔鹏
[14]
(1992),乔建中(1992)等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六)介绍概述
经过半个世纪的民歌调查、搜集、整理工作,学界对中国民歌(汉族民歌)的基本状况是有着比较详细的掌握和了解的。在60年代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64)的一些观点和资料,在新时期下略显不足。近二十年的新理论新成果也需要进行整理,于是,概述性质的专著纷纷出版。与五六十年代/集体撰写0不同,这些论著大多为研究者个人的著述,在书中除了介绍一般概况外,还有个人学术研究的新体会、新认识。严格意义上的民歌概论概述主要有:宋大能《民间歌曲概论》(1979,人民音乐出版社)、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1982,上海文艺出版社)、秦咏诚等《中国民族音乐大观》(1989,沈阳出版社)李映明《中国民歌概论》(199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周青青《中国民歌》(1993,人民音乐出版社)、伍国栋《中国民间音乐》(1995,浙江教育出版社)、吴超《中国民歌》(1995,浙江教育出版社)、韦行《中国民歌》(1997,中国青年出版社)、刘金荣《中国民歌概述》(1998,云南民族出版社)、乔建中、冯洁轩《中国音乐》(1999,文化艺术出版社)、肖常纬《中国民族音乐概述》(1999,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1999,福建教育出版社)、杨红《中国传统音乐引论》(19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2000,上海音乐出版社)等。这些著作,在民歌界定、民歌分类、民歌的音乐特点和艺术特色等方面的介绍,虽然都有独到之处,但整体上是一致的。因为出版年代不一,体现的学界热点问题不一,如周青青的《中国民歌》对色彩区理论的介绍,王耀华、杜亚雄、杨红、袁静芳等把民歌定位于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一个体裁的论述等。
除此,二十年来还出版了一批以/初探0、/简论0、/教程0等作为书名的论著,在体例和内容上,大致与上述的/概述0相一致,如福建龙岩文化局《闽西山歌》(1979,上海文艺出版社)、枫波《鄂西山歌初探》(1979,长江文艺出版社)、苗晶、金西等《山东民间歌曲论述》(1983,山东人民出版社)、许友年《论马来民歌》(1984,福建人民出版社)、刘春曙、王耀华《福建民间音乐简论》(1986,上海文艺出版)、严永通、凌火金《广西客家山歌研究》(1991,广西人民出版社)、温萍《客家山歌揽胜》(1992,深圳海天出版社)、冯布岭《民族音乐基础教程》(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陈义《崖州民歌简论》(19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伍林发等《三明音乐》(199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王建和《宁化客家民间
2、民歌演唱:70年代后期以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美声、民族、通俗0三种唱法的区分,原生意义上的民歌唱法,对一般听众而言,已经被民族唱法所取代;从事美声唱法的演员对民歌的兴趣,也远不如五六十年代的一代演员;广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对民歌更是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学术界试图做出一些努力,如介绍/民歌唱法0的特点和风格,分析美声唱法对民歌风格的适应等等,但就目前的社会条件而言,其效果不大。相反,部分针对
某地区、某品种民歌独特唱法的介绍研究性质的文章更具有学术意义,如王世杰对昌黎民歌演唱技巧的介绍(1981),朱仲禄介绍的花儿演唱方法(1986)、张振坤对客家山歌唱法的分析(1989),黄虹、王郁芝对自己演唱云南民歌的体会(1993,1995),李万进、周友金对鄂高腔山歌的演唱特点的介绍(1997)等。金明春对方言与民歌演唱关系的探讨(1989),王永令对八十年代中期一度流行的电声乐队伴奏民歌现象的分析(1987)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喻宜喧(1978)、张树楠(1978)、程子建(1979)、郭颂(1979)、毛新年(1979)、李金泉(1979)、白秉权(1981)、周大风(1981)、琚清林(1983)、斯琴毕力格(1984)、肖翰芝(1984)、韩映红(1985、1995)、程云(1985)、戈弘(1986)、杨戈(1988)、杨春发(1994)、刘志(1995)、储声虹(1996)、孙义(1997)、韩伟(1997)、魏占河(2000)等人
[15]也从不同角度参与了唱法问题的讨论。
协贵州分会编印),以16篇译文的规模,可以视为中国学界对东欧前苏民歌研究成果的总结。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欧美民歌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在民歌资料上,章珍芳翻译的美国民歌研究专家Alanlomax的/歌唱测定体系0(1988,音研所内部资料),是本期(也是全部民歌资料翻译史)最具深度的译介专著。Lomax把歌唱风格作为研究对象,将歌唱方法、歌唱风格与民族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做法,以及它在世界范围选取民歌进行比较的宽阔视野,都对中国民歌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研究)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对欧美资料翻译的还有:周振文(1981)、林笳(1981)、周立(1986)、胡亚非(1987)、刘安义(1994)等
[18]人。
对日文资料的介绍不多,但很有特色。赵佳梓翻译的关鼎《亚洲各国民歌》于199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及少数从世界音乐的角度介绍民歌的专著,全面地介绍了亚洲四大文化区25个国家的民歌,其参考价值极为重要。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民歌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的同类研究也有借鉴作用,如周耘译井口淳子《中国黄土高原杨家沟村的〈祈雨调〉》(《黄钟》1997年3期)。此外,刘洪浪1981年翻译的萩原执孝撰写的《民谣调查四十年之结晶)))写在〈日本民谣大观〉之后》(《民族民间音乐》1981年3期),介绍了日本研究界对日本民歌四十年的调查整理工作。
5、民歌教学:在现代社会中,民歌的原生环境逐渐消失,民歌的传承面临挑战。是任其消亡,还是移步换形另谋出路,也是研究者考虑的问题。各级学校中民歌课程的开设,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在专业院校作为专业课程与在一般学校中作为素质课程,由于目的、对象的不同,其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也不同。在90年代后,探讨民歌教学的文章陆续涌现,主要有刘尚仁(1988)、易人、苏青(1990)、冯志莲(1993)、苏青(1996)、李文珍(1997)、温恒
[19]泰(1997)、陈燕(1999)等。
3、改编创作:从数量上看,本期要远超过/文革0前17年的论文量,但就其在整体民歌研究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却不如前一时期。除了文章大多属于一般性的介绍缺少创新和深度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本时期民歌研究的主流已经改变,/为创作服务0不再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作曲界也不再流行通过直接改编民歌进行创作的方式。但由于该问题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群众文艺活动中还有实用价值,一些作普及工作的研究者撰写了一些小册子用来辅导群众音乐创作,如王杰、冯国林1981年出版的《用民间音调写歌》(河北人民出版社);何忠三1984年出版的《广西民歌改编实例讲座》(南宁市群艺馆编印)就是这种性质的论著。此外,二十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尚有40余篇。参与探讨的有:易人(1978)、宋扬(1979)王石路(1979)、方妙英(1980)冰河(1980)、何振京(1981)、简其华(1981)、黄忻(1983)、董维松(1983)、刘天浪(1983)、邱仲彭(1983)、周大风(1984)、徐荣坤(1984)、雷振邦(1984)、宋运昭(1985)、张文秀(1987)、石应宽(1987)、任秀岭(1989)、王巍(1993)、孙韶(1993)、李新学(1994)、潘哲华
[16]
(1994)、胡文臻(1996)、黄白(1999)。
6、研究专著:所谓专著,是在某一领域进行深入探讨,进而的阐发自己观点的著作。在百年民歌研究史,真正符合专著条件的并不多,这与本学科自身的发展有关。进入80年代末和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性质的著作有所增加。因为其所论述的领域各不相同,不能用简要的语言概括,在此只列举其著作名称。这些专著主要有:赵希孟《谈东北林区劳动号子音乐》(1981,人民音乐出版社)、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7,文化艺术出版社)、沙汉昆《中国民歌的结构与旋法》(1988,上海音乐出版社)、郗慧民《西北花儿学》(1989,兰州大学出版社)、乔伦和江玉亭《河北民间歌曲研究》(1990,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1992,吉林教育出版社)、王世一等人《漫瀚调》(1993,人民音乐出版社),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1994,人民音乐出版
4、译文:1949年后的资料翻译工作,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的资料为主,这种传统在1976年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得以继续。除了政治条件的影响外,学者本身的学术思想倾向,以及音乐理论界对外语的整体掌握程度,都对翻译工作有限制作用。以巴托克为代表的匈牙利民歌研究群体成果的介绍,一直是民歌资料翻译工作的重点,从上一时期主要围绕民歌研究与创作关系的问题,逐渐过渡到对巴托克等人民歌研究体系的深度介绍,形成了本期的特色。如金经言根据德文本转译的专著《匈牙利民歌)))试论匈牙利农民曲调的体系化》(1985,音研所内部资料)。此外介绍巴托克的翻译者还有薛良(1980)、金经
[17]言(1983、1991)、朱建(1994)等人。萧家驹1988年翻译
的《东欧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学译文集》(贵阳,中国音
社)、温萍《粤乐奇葩)))梅州市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94,广东高教出版社)、白秉权《民族歌唱方法研究》(1996,陕西人民出版社)、管谨义《中国古代歌曲概论》(1998,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冯光钰《中国同宗民歌》(1998,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1998,山东文艺出版社)、苗晶《黄河万里寻根》(19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成〉部分省卷初稿感到的几个问题[J].音乐研究,1982(1);振奋.编选民歌浅见二则[J].人民音乐,1983、关于民歌的
[2]杨沐.民歌资料的采录应当注意全面性欲真实性[J].人民音乐,1981(2);李江.民歌遗产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兼与晓星同志商榷[J].音乐研究,1982(4);乔建中.应当强调〈中国民歌集成〉的文献价值[J].人民音乐,1986(2)。
[3]杨匡民.民歌采集编选工作笔谈[J].长江歌声,1979(1、2);晋音民.谈如何采集民歌[J].山西歌声,1979(1);宗江.民歌,根植于沃土中的奇葩--参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采录工作重的一点体会[J].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3(3);冯光钰.提高少数民族民歌集成的编辑质量[J].民族民间音乐,1986(2);何延风.民歌集成终止的注意的一个问题[J].民族音乐,1986(3);谢宗良.我国的民歌集成工作已有三千多年历史[J].天津歌声,1987(3);冯光钰、王民基.保存民族音乐遗产的重要措施--兼评〈中国民间歌区集成#湖北卷〉[J].音乐研究,1990(1);黄翔鹏.〈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是文化史上的千秋大业[J].人民音乐,1992(4);乔建中.高原风、黄河情--贺〈中国民歌集成#山西卷〉出版[J].人民音乐,1992(9)。
[4]王世杰.昌黎民歌的特点和唱法[J].人民音乐,1981(11);朱仲禄.
[5]易人.运用江苏民歌进行改编创新的探讨[J].南艺学报,1978(1);宋扬.移花接木创新曲[J].人民音乐,1979(2);王石路.民歌及其改编[J].音乐生活,1979(7);方妙英.民歌的改编与创新[J].长江歌声》1980(1至5);冰河.音乐创作的种子--初探民
民歌研究的展望
纵观百年民歌研究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有理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与国际民歌研究界的交流的增多,我们也看到了自身的缺欠。我们在民歌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点:如民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民歌手的调查,民歌的美学研究,民歌形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跨文化、跨地区、跨民族民歌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都有待与在短时期内加以弥补。更重要的是就民歌的整体性而言,百年民歌研究的前五十年是俗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后五十年是音乐界的迎头赶上。那么在新的历史到来之时,民歌研究正召唤着两大领域的结合,把在上一个百年中被拆分为若干学科的民歌研究合并起来,还民歌的整体面貌。但恰在此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日益加速,经济科技建设愈加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民歌研究可能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着缺乏来自更高层次关注的局面,面临滑向社会边缘的态势。在缺乏足够资金的条件下,怎样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各方学者的民歌研究。是一个急迫需要预先考虑的问题。笔者以为迅速建立国家、社会各方的/民歌研究0基金组织,设立特殊的
出版发行机制来加强同一领域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以及由政府、学院制定严格而持续的培养民歌研究专家的计划等,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内部,为了更为深入地认识和研究,音乐界的民歌研究者在研究方法,调查方法上亟需拓宽视野,在如下方面进行改进:
1、进一步系统收集民歌及一切相关的民族学资料;2、在专业学院和普通高等学院教学中,通过真实可靠的田野音像资料加快对青年学生的培养;
3、加强学界对元理论和方法论的学习和应用,提高所有民歌研究者的整体水平;
4、加强学术研究与社会的联系,一方面对本地区民歌研究涉及到的文化焦点问题和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另一方面切实做好民歌研究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
[全文完]
[参 考 文 献]
[1]晓星.编选民间歌取得取舍标准--读〈中国民间歌区集
歌素材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J].音乐辅导,1980(6);何振京.词曲关系散议(一,二)[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2,4);简其华.向丰富多彩的民歌吸取养料[J].中国音乐,1981(1);黄忻.由民歌改编想到的[J].人民音乐,1983(5);董维松.新民歌的创作及其他[J].人民音乐,1983(4);刘天浪.民间音调在幼儿歌曲创作中的运用[J].人民音乐,1983(9);邱仲彭.略论民歌的发展与创新[J].音乐研究,1983(2);周大风.谈民歌及其改编[J].中国音乐,1984(2);徐荣坤.谈民歌的创作方式[J].音乐研究,1984(4);雷振邦.民歌加工、发展的几种手法[J].吉林歌曲,1984(2);宋运昭.关于〈龙船调〉--兼谈民歌创作的集体性[J].长江歌声,1985(12);张文秀.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彩--〈黄河儿女情〉创作小记[J].人民音乐,1987(11);石应宽.民歌改编方法简述(一至四)[J].音乐世界,1987(12)、1988(1-3);任秀岭.运用当地民歌的几点做法[J].音乐世界,1989(1);王巍.探索与启示:从〈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谈起[J].人民音乐,1993(7);孙韶.从中国当代通俗歌曲〈信天游〉的创作看陕北民歌的继承与发展[J].交响,1993(4);李新学.民歌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J].齐鲁艺苑,1994(4);潘哲华.从三首歌曲谈创作的民歌[J].([台]中华音乐文化教育,1994(总71);胡文臻.民歌的演变、继承和创新[J].民族艺林,1996(4);黄白.也谈民歌的改编:创作随笔[J].群文论苑,1999(2)。
[6]贝拉#巴托克(薛良译).音乐创作与民歌的关系[J].岭南歌声,1980(3);巴托克(金经言译).关于民间音乐及其整理--〈匈牙利民歌〉绪论[J].中国音乐,1983(3);库克尔兹(金经言译).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看巴托克的民间音乐研究[J].中国音乐,1991(2);巴托克(朱建译).农民音乐对现代音乐的影响[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1、2合刊)。
[7]尔夫冈#苏潘沃(周振文译).圣赞歌曲与民歌研究[J].民族民间音乐,1981(3);卡尔布西基(林笳译).民歌研究的社会学体系[J].民族民间音乐,1981(4);黑科尔逊(周立译).美国的民歌[J].中国音乐,1986(2);斯通贝克(胡亚非译).民歌,民谣,乡村音乐和美国梦[J].人民音乐,1987(2);鲍曼(刘安义译).民间音乐的传播与口语传播[J].中国音乐,1994(2)。
[8]刘尚仁.民族民间音乐教学探索[J].交响,1988(2);易人、苏青.民歌教学中的广、精、美、活[J].艺苑,1990(4);冯志莲.浅谈民歌课的教学方法[J].乐府新声,1993(2);苏青.高等音乐院校民歌教学探析[J].中国音乐,1996(4);李文珍.民间歌曲课的因材施教[J].中国音乐,1997(3);温恒泰.外国民歌在声乐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1);陈燕.女中音教学中民歌教材的运用[J].中国音乐,1999(3)。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
ResearchOntheHanNationalFolkSongsin20thCentury(Ⅳ)
FANZu-yin&ZHAOXiao-nan
Abstract:ThroughorganizedthehistoricalresearchmaterialsofHannationalfolksongsin20thcentury,andfromtheviewpointofmusicology,thepapersanalyzedandreviewedthesubjectresearchinhundredyears.Itdividedhundredyearsresearchintothetwostages:before1949,thereweretwoaspectsforfolksongsresearch,thefolkliteraturewithothersubjectsandmusicologyinvestigation;after1949,therewerethreeperiods,statusofpreceding17years,stagnatedintenyearsoftheCu-lturalRevolution,theeraafter1976.Then,basedonthetimeaxes,thewritersdiscussedandana-lyzedthefeaturesoffolksongsresearchineachstagebreadthwise,aswellasthepersonalities,mainmethods,thepurposeofresearch,andthechiefresults,tosummarizethegeneralaspectoffolksongsresearchhistoryinhundredyears.
KeyWords:Hannationalfolksongs,20thcentury,researchonmusi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