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朝几位宰相各有特点，《资治通鉴》谓：“姚崇尚通，宋�Z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其实，以“尚通”著称的姚崇，生活上亦非常俭朴，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重大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俱丰实。”杜甫亲历过开元盛世，他这首诗是对当时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真实写照。唐代盛世的出现，固然与唐太宗、唐玄宗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同时也离不开众多善于治国安邦的大臣，尤其是贤能的宰相。被史家称为贤相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Z）”，无疑为开创盛世做过重大贡献。 一般来说，常人遇到盛世享太平，过安逸日子；达官贵人更是锦衣玉食，骄奢淫逸，尽情享乐。依此类推，位极人臣的宰相自然会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其实不然，盛世宰相姚崇生活极为俭朴，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与伦比。然而，这位资深望重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顶盛、个人官位达到顶点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没有灰色收入，所以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那时候京城街道虽然宽阔，但没有小汽车，住在郊区上班颇为不便。为了不影响工作，姚崇每次上朝处理政事之后，就近到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留宿，而没有回家去住。有一次，姚崇得了疟疾，只好叫家人来寺院照料自己；没有要朝廷指派专人看护，也没有为家人索要护理费。住在寺院，他仍旧带病坚持工作，协助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重大事项，唐玄宗就命令源乾曜去寺院与姚崇商量。姚崇的清廉勤俭，着实令源乾曜敬佩感动，于是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中书省官邸）里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豪华又藏有机要文件，住进去不合适，故而谢绝了。玄宗派人对他说：“四方馆原本为官吏而设立，你住进去也是为了社稷；我恨不得要你住进宫内来呢！让你入住四方馆何必谦辞？” 开元九年（721），姚崇病逝。当时国家富足强盛，社会上流行厚葬风气。去世前夕，姚崇将不太丰厚的家产平分与几个儿子，并告诫他们不得为他厚葬。他对古代先贤薄葬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奢侈厚葬存在种种弊病；要求自己死后，不要穿官服，只穿平常衣服入殓，不要紫衣玉带，也不要抄经画像。此外，他还嘱咐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O依吾此法。” 从生前到身后，姚崇忠实践行了自己的格言：“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作为三朝宰相，日子过得那么俭朴寒碜，不说他为大唐盛世抹黑，至少面子上没有增光添彩。但从根本上看，恰恰是姚崇等高端要人崇俭尚廉，才成就了强盛的时代。试想，如果朝中大臣崇尚奢华，就会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要维持骄奢淫逸的生活，必然要谋取大量钱财，因此难免出现权力腐败。腐败并不创造财富，只能将民脂民膏转入贪官污吏手里，终将导致仓廪空虚，社会萧条，民生凋敝。这一点，已被历史无情地证实。 实际上，唐玄宗前期正是任用姚崇、宋�Z、张九龄等贤相，才创造出开元盛世，后期以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从而引起祸乱，几致王朝灭亡。玄宗后期怠于政事，纵情享乐，自恃国库殷富，视金帛为粪土，赏赐贵宠，动辄巨万。杨国忠掌权以后，大肆聚敛天下财物，源源不断输入京城供玄宗挥霍。与此同时，杨国忠恣意弄权，拿官职做买卖，广收贿赂。他弄权谋取的钱财极为可观，仅受贿的细绢就达3000万匹，相当于当时国家一年的调绢总和。巨额钱财被杨国忠用来挥霍，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杨国忠带头贪腐，吏治日益腐败，贿赂公行，民怨沸腾。由于杨国忠与安禄山闹矛盾，致使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烽火连绵的内战，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使大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重现盛世的辉煌。 姚崇、杨国忠，先后做过玄宗的宰相，一个廉俭，一个贪奢，两样品行，两种命运。尽管杨国忠最终难逃被杀分尸的惩罚，但纵然杀他一千遍，也无法挽救大唐的国运。贪奢，让杨国忠成为千古罪人；廉俭，成就了姚崇的贤相美名。 其实，姚崇作为一代贤相，不仅为开创盛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他所提出了的《十事要说》，既是解决当时问题的救时良方，也是值得后世借鉴的治国要领。“五诫”系列短文，字字珠玑，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了他的执政理念与吏治思想。在《执秤诫》中，他倡导“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要“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并指出“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执镜诫》中，他告诫为官要“内涵虚心，外分朗鉴”，“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他提出官吏应“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强调“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在《冰壶诫》中，他赞扬君子为官“内怀冰清，外涵玉润”的冰壶之德，抨击“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劣行径，倡导“与其浊富，宁比清贫”的价值观。 三朝宰相竟然买不起城区房子而家居偏远城郊，在今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个传说，对于当下贪官来说更是不可思议。据新闻报道，某县级银行行长在首都竟有35套房子，某省城医院院长竟有100套房子，对比仅有城郊陋室的唐代宰相姚崇，到底谁该感到汗颜？！不少贪官以为，职位高能耐大功绩大理应多捞多得。论职位，哪个贪官比姚崇更高？论能耐，论功绩，哪个贪官比姚崇更大？如若贪腐算是能耐的话，这一点姚崇倒是望尘莫及。不过，在任何文明社会，贪腐终究是丑恶的，理应受到法纪制裁。时过境迁，姚崇仍是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任何贪官都应该自惭形秽，都不应为贪腐寻找任何借口。为官做人，若以姚崇为标杆，牢记他的“五诫”，起码不会陷入贪腐的泥潭。
唐玄宗开元朝几位宰相各有特点，《资治通鉴》谓：“姚崇尚通，宋�Z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其实，以“尚通”著称的姚崇，生活上亦非常俭朴，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重大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俱丰实。”杜甫亲历过开元盛世，他这首诗是对当时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真实写照。唐代盛世的出现，固然与唐太宗、唐玄宗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同时也离不开众多善于治国安邦的大臣，尤其是贤能的宰相。被史家称为贤相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Z）”，无疑为开创盛世做过重大贡献。 一般来说，常人遇到盛世享太平，过安逸日子；达官贵人更是锦衣玉食，骄奢淫逸，尽情享乐。依此类推，位极人臣的宰相自然会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其实不然，盛世宰相姚崇生活极为俭朴，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与伦比。然而，这位资深望重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顶盛、个人官位达到顶点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没有灰色收入，所以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那时候京城街道虽然宽阔，但没有小汽车，住在郊区上班颇为不便。为了不影响工作，姚崇每次上朝处理政事之后，就近到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留宿，而没有回家去住。有一次，姚崇得了疟疾，只好叫家人来寺院照料自己；没有要朝廷指派专人看护，也没有为家人索要护理费。住在寺院，他仍旧带病坚持工作，协助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重大事项，唐玄宗就命令源乾曜去寺院与姚崇商量。姚崇的清廉勤俭，着实令源乾曜敬佩感动，于是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中书省官邸）里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豪华又藏有机要文件，住进去不合适，故而谢绝了。玄宗派人对他说：“四方馆原本为官吏而设立，你住进去也是为了社稷；我恨不得要你住进宫内来呢！让你入住四方馆何必谦辞？” 开元九年（721），姚崇病逝。当时国家富足强盛，社会上流行厚葬风气。去世前夕，姚崇将不太丰厚的家产平分与几个儿子，并告诫他们不得为他厚葬。他对古代先贤薄葬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奢侈厚葬存在种种弊病；要求自己死后，不要穿官服，只穿平常衣服入殓，不要紫衣玉带，也不要抄经画像。此外，他还嘱咐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O依吾此法。” 从生前到身后，姚崇忠实践行了自己的格言：“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作为三朝宰相，日子过得那么俭朴寒碜，不说他为大唐盛世抹黑，至少面子上没有增光添彩。但从根本上看，恰恰是姚崇等高端要人崇俭尚廉，才成就了强盛的时代。试想，如果朝中大臣崇尚奢华，就会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要维持骄奢淫逸的生活，必然要谋取大量钱财，因此难免出现权力腐败。腐败并不创造财富，只能将民脂民膏转入贪官污吏手里，终将导致仓廪空虚，社会萧条，民生凋敝。这一点，已被历史无情地证实。 实际上，唐玄宗前期正是任用姚崇、宋�Z、张九龄等贤相，才创造出开元盛世，后期以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从而引起祸乱，几致王朝灭亡。玄宗后期怠于政事，纵情享乐，自恃国库殷富，视金帛为粪土，赏赐贵宠，动辄巨万。杨国忠掌权以后，大肆聚敛天下财物，源源不断输入京城供玄宗挥霍。与此同时，杨国忠恣意弄权，拿官职做买卖，广收贿赂。他弄权谋取的钱财极为可观，仅受贿的细绢就达3000万匹，相当于当时国家一年的调绢总和。巨额钱财被杨国忠用来挥霍，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杨国忠带头贪腐，吏治日益腐败，贿赂公行，民怨沸腾。由于杨国忠与安禄山闹矛盾，致使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烽火连绵的内战，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使大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重现盛世的辉煌。 姚崇、杨国忠，先后做过玄宗的宰相，一个廉俭，一个贪奢，两样品行，两种命运。尽管杨国忠最终难逃被杀分尸的惩罚，但纵然杀他一千遍，也无法挽救大唐的国运。贪奢，让杨国忠成为千古罪人；廉俭，成就了姚崇的贤相美名。 其实，姚崇作为一代贤相，不仅为开创盛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他所提出了的《十事要说》，既是解决当时问题的救时良方，也是值得后世借鉴的治国要领。“五诫”系列短文，字字珠玑，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了他的执政理念与吏治思想。在《执秤诫》中，他倡导“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要“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并指出“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执镜诫》中，他告诫为官要“内涵虚心，外分朗鉴”，“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他提出官吏应“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强调“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在《冰壶诫》中，他赞扬君子为官“内怀冰清，外涵玉润”的冰壶之德，抨击“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劣行径，倡导“与其浊富，宁比清贫”的价值观。 三朝宰相竟然买不起城区房子而家居偏远城郊，在今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个传说，对于当下贪官来说更是不可思议。据新闻报道，某县级银行行长在首都竟有35套房子，某省城医院院长竟有100套房子，对比仅有城郊陋室的唐代宰相姚崇，到底谁该感到汗颜？！不少贪官以为，职位高能耐大功绩大理应多捞多得。论职位，哪个贪官比姚崇更高？论能耐，论功绩，哪个贪官比姚崇更大？如若贪腐算是能耐的话，这一点姚崇倒是望尘莫及。不过，在任何文明社会，贪腐终究是丑恶的，理应受到法纪制裁。时过境迁，姚崇仍是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任何贪官都应该自惭形秽，都不应为贪腐寻找任何借口。为官做人，若以姚崇为标杆，牢记他的“五诫”，起码不会陷入贪腐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