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首长，以总督、巡抚为尊(按：新疆、东北等地，未设行省以前，不在此例)，然而，总督与巡抚相较，谁是老大呢?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是从一品，巡抚(加兵部侍郎衔)是正二品；总督辖地有至二、三省者，巡抚则只管一省；如此，则总督似为巡抚的上官，巡抚得听从总督的号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督与巡抚，特别是同驻一省的督、抚，为了谁当老大，常常打得头破血流，以致满城风雨，朝野不宁。此即清史上有名的“督抚同城之弊”。 督抚同驻之城有四：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驻福州，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驻昆明。若要为四座城市各写一部政治史，那么，督抚之间的斗争绝对要占不小的篇幅。举几个典型案例，稍作说明。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广东巡抚百龄不和，那彦成抓住百龄“非刑毙命”（非刑指法律规定以外的刑罚）的把柄，告他的御状，导致百龄被下放到实录馆，当一份闲差；接替百龄的是孙玉庭，与总督也处不好关系，乃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将那彦成告到北京，那彦成因此被遣戊新疆；十年之后，百龄败部复活（意指卷土重来），又做了两广总督，孰知他“恩将仇报”，竟以“奏报不实”参劾玉庭，搞得他下岗待业。这三位都是公认有操守的能吏，他们之间的争斗或被称为“君子攻君子”，尚且如此残酷，倘若“小人攻君子”，那非出人命不可。咸丰初年，湖广总督吴文就被湖北巡抚崇纶摆了一道。崇纶抬出皇帝的招牌，逼迫文在军伍不齐、补给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阵，导致文丧命沙场。此后，发生在昆明的事情更恐怖。咸丰、同治年间，云南省爆发回民起义，巡抚徐之铭暗通叛军，将与其意见不合的前抚邓尔恒及总督潘铎杀害，其间，还有一个总督张亮基，被他吓得数次告病求退，以速离云南为幸。其他，如两广总督瑞麟先后赶走郭嵩焘、蒋益澧两任巡抚；湖广总督官文弹劾湖北巡抚严树森，旋即自己被继任巡抚曾国荃弹劾，终于罢官；张之洞在两广、湖广任上分别与倪文蔚、谭继洵闹别扭。等等事例，层出不穷。可见，无论贤良不肖，只要做了同城督抚，那就是一对冤家。 既然同城督、抚之争历久不息，愈演愈烈，满朝文武以及皇帝就没发现这个问题?他们不傻，特别是清朝的皇帝更不傻，他们早就发现了；不但发现了，这个局还是皇帝有意酿成的。 总督与巡抚，在明代只是一种临时差事，由皇帝钦派至地方，处理突发事件；到了清代，督、抚才成为固定职位。原则上来说，总督负责军务，巡抚察吏治民；总督对巡抚有节制之权――节制二字，不是今语直接领导的意思，而只有监督、指导之义；巡抚也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行政权限。若二人各安其分，似无冲突。然而这只是表象，实际情况是，承平日久，哪还有什么军务；若无军务，总督贵为封疆，岂不无事可做?于是，不甘闲放的总督就会对巡抚“侵权”，干涉所在省份的人事、财政与司法。总督若是“君子”，这种行为就叫“勤于王事”；若为“小人”，则是“假公济私”。然不论公私，他要横插一杠，巡抚既受其节制，决不能直接抗拒，于是，只有私下里祭起神通，间接抵制。以此，势成水火。礼尚往来，同城督抚不斗起来，那叫不正常。可这一斗，不就影响了地方的治理么?最高长官的精力花在内讧上，临民治事的效果必然打折扣；“天王圣明”，岂有看不清的道理?但皇帝仍欲维持这个局面，不轻更动。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在君主专制下施行绝对的中央集权，最忌讳的是“权柄下移”、“外重内轻”。地方上如果只有一个最高长官(俗云“土皇帝”)，行政效率固然提高，但地方权力随之凝聚增大，必然对中央政府造成压力，政权稳定甚或受到威胁――小则对中央政令讨价还价，大则称兵肇乱。此类历史教训，皇帝莫不烂熟于心，哪敢掉以轻心。如此，则怎么防止地方权力的集中、增强?最善之策，莫过于打散或混淆地方权力，让任一地方长官都不能独大。于是，一省已设巡抚，再给他配个总督，让他俩闹别扭，终日厮斗，通过“互相稽查”，以收“示维制、防恣横”之效。 此外，督抚同城之城，也非随意确定，试比较福州与杭州、武昌与长沙、广州与桂林、昆明与贵阳的战略地位，即知有深意焉。可见，同城督抚之斗争，既有外因(皇帝以中央政府的稳定而牺牲地方行政的效率)，也有内因(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几成必然之势，无可避免。 但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竟出现一个不循故辙、超越时代的人物――湖北巡抚胡林翼。今人或闻“中兴四大名臣”――曾、胡、左、李之名，但更熟悉国藩、宗棠、鸿章的事迹，对排在第二位的林翼，多少有些隔膜。其实，林翼之苦心调护，尝救宗棠之命；林翼之包揽把持，洵为鸿章之师；而林翼之坚忍卓绝，终成国藩之名。他唯一的遗憾，是死得早了点，不及见大功之成。闲话少说，讲一讲他如何与湖广总督官文相处。 林翼之父达源为少詹事(所谓文学侍从，清贵之选)，岳父为两江总督陶澍，本人早登甲科，可谓少年得意；此后，家境破败，捐发贵州知府，清廉自誓，力当强寇，可谓备尝艰辛。先是贵公子，后做亲民官；曾是金马玉堂中人，又亲历骨山血海之惨；少年挥霍金钱，中年严于取舍；看惯上流社会的排场，而能体会底层卒伍的喜恶；这种独特经历，或有助于他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当然，督抚同城相斗的历史惯性太大，他免不了要踏几步弯路。初任巡抚，他对满洲正白旗出身(上三旗之一，由皇帝亲领)、自内务府(可称皇家财务中心)发迹的官文，印象一点都不好，甚至官文以总督之尊“三往拜”，他竟“谢不见”。此后，听闻督署幕客经官文授意擅许实缺(今语“卖官”)，署中用费如泥沙，且挪用军饷，他不禁动了“进贤退不肖”的杀心――密奏参劾总督。凭他收集的证据，以他在首都的奥援，加上他在湖北的文治武功，林翼自信，这一炮放出去绝不是哑弹――事实也能证明：他与国藩联手，就曾“干掉”不少大官。眼见流行百余年的同城督抚恶斗将在武昌上演。幸好，他在发动战役之前咨询了幕僚阎敬铭――敬铭是个聪明人，更是个有智慧的人，否则日后作不成宰相(按：清代官制不设宰相，然俗谓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者为宰相)。敬铭听毕他的计划，开口便说：“误矣”；接下来讲理由： 首先，督抚相斗，谁敢保证必胜?其次，就算胜了，朝廷若再派一个官文式总督下来，你还再次参劾他?更糟糕的是，朝廷若派下一个“励清操，勤庶务”的总督，他虽“不明远略”，却非要“专己自是”，另有一套，届时，你怎么跟他斗?若斗，最佳结果也不过两败俱伤，而东征大业俱付诸流水矣。这样有意思吗?你回头看看现实：官文不过中材，但他于军务吏治多能依你的意思去办，唯一恼人的只是贪财。毕竟不是大贪，就是每年给他花上十几万两银子，又何碍大局?至于他位置私人，买官卖官，你既为巡抚，有察吏之权，那么，“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于公于私，必能得到体谅。“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哄好了他，你“不啻兼为总督”。而今竟想干掉他，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敬铭是智者，林翼何尝不一点即通；闻言，击案大喜，赞曰：“吾子真经济才也。微子言，吾几误矣。”嗣后，林翼与官文和睦相处，再不讲半句闲话。官文做甩手掌柜，打了胜仗还由他挂头牌，请旨领赏，何乐不为?于是，他对林翼“亦敬服终身”。 当然，上述故事对官文有点“妖魔化”。吾人今日犹可见到他的亲笔信稿，文翰未必尽雅，识见未必高超，但自有一分从容儒缓的气度，以此悬揣，他或不是济急之才，但绝非搅事之棍。《清史稿》评价胡、官的关系，说：“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窃谓能得其情。 （摘自《名牌》）
清代地方首长，以总督、巡抚为尊(按：新疆、东北等地，未设行省以前，不在此例)，然而，总督与巡抚相较，谁是老大呢?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是从一品，巡抚(加兵部侍郎衔)是正二品；总督辖地有至二、三省者，巡抚则只管一省；如此，则总督似为巡抚的上官，巡抚得听从总督的号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督与巡抚，特别是同驻一省的督、抚，为了谁当老大，常常打得头破血流，以致满城风雨，朝野不宁。此即清史上有名的“督抚同城之弊”。 督抚同驻之城有四：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驻福州，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驻昆明。若要为四座城市各写一部政治史，那么，督抚之间的斗争绝对要占不小的篇幅。举几个典型案例，稍作说明。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广东巡抚百龄不和，那彦成抓住百龄“非刑毙命”（非刑指法律规定以外的刑罚）的把柄，告他的御状，导致百龄被下放到实录馆，当一份闲差；接替百龄的是孙玉庭，与总督也处不好关系，乃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将那彦成告到北京，那彦成因此被遣戊新疆；十年之后，百龄败部复活（意指卷土重来），又做了两广总督，孰知他“恩将仇报”，竟以“奏报不实”参劾玉庭，搞得他下岗待业。这三位都是公认有操守的能吏，他们之间的争斗或被称为“君子攻君子”，尚且如此残酷，倘若“小人攻君子”，那非出人命不可。咸丰初年，湖广总督吴文就被湖北巡抚崇纶摆了一道。崇纶抬出皇帝的招牌，逼迫文在军伍不齐、补给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阵，导致文丧命沙场。此后，发生在昆明的事情更恐怖。咸丰、同治年间，云南省爆发回民起义，巡抚徐之铭暗通叛军，将与其意见不合的前抚邓尔恒及总督潘铎杀害，其间，还有一个总督张亮基，被他吓得数次告病求退，以速离云南为幸。其他，如两广总督瑞麟先后赶走郭嵩焘、蒋益澧两任巡抚；湖广总督官文弹劾湖北巡抚严树森，旋即自己被继任巡抚曾国荃弹劾，终于罢官；张之洞在两广、湖广任上分别与倪文蔚、谭继洵闹别扭。等等事例，层出不穷。可见，无论贤良不肖，只要做了同城督抚，那就是一对冤家。 既然同城督、抚之争历久不息，愈演愈烈，满朝文武以及皇帝就没发现这个问题?他们不傻，特别是清朝的皇帝更不傻，他们早就发现了；不但发现了，这个局还是皇帝有意酿成的。 总督与巡抚，在明代只是一种临时差事，由皇帝钦派至地方，处理突发事件；到了清代，督、抚才成为固定职位。原则上来说，总督负责军务，巡抚察吏治民；总督对巡抚有节制之权――节制二字，不是今语直接领导的意思，而只有监督、指导之义；巡抚也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行政权限。若二人各安其分，似无冲突。然而这只是表象，实际情况是，承平日久，哪还有什么军务；若无军务，总督贵为封疆，岂不无事可做?于是，不甘闲放的总督就会对巡抚“侵权”，干涉所在省份的人事、财政与司法。总督若是“君子”，这种行为就叫“勤于王事”；若为“小人”，则是“假公济私”。然不论公私，他要横插一杠，巡抚既受其节制，决不能直接抗拒，于是，只有私下里祭起神通，间接抵制。以此，势成水火。礼尚往来，同城督抚不斗起来，那叫不正常。可这一斗，不就影响了地方的治理么?最高长官的精力花在内讧上，临民治事的效果必然打折扣；“天王圣明”，岂有看不清的道理?但皇帝仍欲维持这个局面，不轻更动。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在君主专制下施行绝对的中央集权，最忌讳的是“权柄下移”、“外重内轻”。地方上如果只有一个最高长官(俗云“土皇帝”)，行政效率固然提高，但地方权力随之凝聚增大，必然对中央政府造成压力，政权稳定甚或受到威胁――小则对中央政令讨价还价，大则称兵肇乱。此类历史教训，皇帝莫不烂熟于心，哪敢掉以轻心。如此，则怎么防止地方权力的集中、增强?最善之策，莫过于打散或混淆地方权力，让任一地方长官都不能独大。于是，一省已设巡抚，再给他配个总督，让他俩闹别扭，终日厮斗，通过“互相稽查”，以收“示维制、防恣横”之效。 此外，督抚同城之城，也非随意确定，试比较福州与杭州、武昌与长沙、广州与桂林、昆明与贵阳的战略地位，即知有深意焉。可见，同城督抚之斗争，既有外因(皇帝以中央政府的稳定而牺牲地方行政的效率)，也有内因(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几成必然之势，无可避免。 但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竟出现一个不循故辙、超越时代的人物――湖北巡抚胡林翼。今人或闻“中兴四大名臣”――曾、胡、左、李之名，但更熟悉国藩、宗棠、鸿章的事迹，对排在第二位的林翼，多少有些隔膜。其实，林翼之苦心调护，尝救宗棠之命；林翼之包揽把持，洵为鸿章之师；而林翼之坚忍卓绝，终成国藩之名。他唯一的遗憾，是死得早了点，不及见大功之成。闲话少说，讲一讲他如何与湖广总督官文相处。 林翼之父达源为少詹事(所谓文学侍从，清贵之选)，岳父为两江总督陶澍，本人早登甲科，可谓少年得意；此后，家境破败，捐发贵州知府，清廉自誓，力当强寇，可谓备尝艰辛。先是贵公子，后做亲民官；曾是金马玉堂中人，又亲历骨山血海之惨；少年挥霍金钱，中年严于取舍；看惯上流社会的排场，而能体会底层卒伍的喜恶；这种独特经历，或有助于他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当然，督抚同城相斗的历史惯性太大，他免不了要踏几步弯路。初任巡抚，他对满洲正白旗出身(上三旗之一，由皇帝亲领)、自内务府(可称皇家财务中心)发迹的官文，印象一点都不好，甚至官文以总督之尊“三往拜”，他竟“谢不见”。此后，听闻督署幕客经官文授意擅许实缺(今语“卖官”)，署中用费如泥沙，且挪用军饷，他不禁动了“进贤退不肖”的杀心――密奏参劾总督。凭他收集的证据，以他在首都的奥援，加上他在湖北的文治武功，林翼自信，这一炮放出去绝不是哑弹――事实也能证明：他与国藩联手，就曾“干掉”不少大官。眼见流行百余年的同城督抚恶斗将在武昌上演。幸好，他在发动战役之前咨询了幕僚阎敬铭――敬铭是个聪明人，更是个有智慧的人，否则日后作不成宰相(按：清代官制不设宰相，然俗谓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者为宰相)。敬铭听毕他的计划，开口便说：“误矣”；接下来讲理由： 首先，督抚相斗，谁敢保证必胜?其次，就算胜了，朝廷若再派一个官文式总督下来，你还再次参劾他?更糟糕的是，朝廷若派下一个“励清操，勤庶务”的总督，他虽“不明远略”，却非要“专己自是”，另有一套，届时，你怎么跟他斗?若斗，最佳结果也不过两败俱伤，而东征大业俱付诸流水矣。这样有意思吗?你回头看看现实：官文不过中材，但他于军务吏治多能依你的意思去办，唯一恼人的只是贪财。毕竟不是大贪，就是每年给他花上十几万两银子，又何碍大局?至于他位置私人，买官卖官，你既为巡抚，有察吏之权，那么，“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于公于私，必能得到体谅。“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哄好了他，你“不啻兼为总督”。而今竟想干掉他，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敬铭是智者，林翼何尝不一点即通；闻言，击案大喜，赞曰：“吾子真经济才也。微子言，吾几误矣。”嗣后，林翼与官文和睦相处，再不讲半句闲话。官文做甩手掌柜，打了胜仗还由他挂头牌，请旨领赏，何乐不为?于是，他对林翼“亦敬服终身”。 当然，上述故事对官文有点“妖魔化”。吾人今日犹可见到他的亲笔信稿，文翰未必尽雅，识见未必高超，但自有一分从容儒缓的气度，以此悬揣，他或不是济急之才，但绝非搅事之棍。《清史稿》评价胡、官的关系，说：“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窃谓能得其情。 （摘自《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