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各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认知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的发展趋势，最具代表性的一点莫过于人们对于官场文化的解读。在传统文化中涉及官场的小说不在少数，但针对官场现象进行全面批判的则不多。进入到21世纪，话语背景的转换带给人们新的审视角度，也使得小说中针对官场中各类现象的描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笔者认为小说《酒友》就是这样一部具有现代色彩，以人际关系中最为常见的“酒友”关系作为切入点的小说，是一部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 一、谴责小说的诞生与官场文化的传统 对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始终是文学作品重要的表现主题，作家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已然形成数量庞大、主题一致、情感融通的类型化文学作品――谴责小说。在谴责小说中，针对官场中暴露的官场问题、表现的官宦文化、展现的人际关系进行准确的描写最为著名的小说首推《官场现形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谴责小说的兴起归结于：“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1] 上文提及的所谓“谴责小说”仅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已，它崛起于晚清社会，却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较高成就。一方面，谴责小说的出现与18世纪中后期晚晴社会的现实境况紧密相关，是作者针对日渐腐败的社会和逐渐扭曲的人性进行的细致描绘；另一方面，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建立在《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基础之上，在褪去了高深莫测的暗喻的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极尽讽刺之能事的谴责与揭露。这一类型作品受到欢迎的根源在于“以小说的形式来抨击时弊，揭露社会的痛脚，当然是合乎民意――因为它宣泄了人们对清政府误国误民之举的痛恨之情，也顺应了当时所谓的‘维新， 改良’的口号，成为当时那种特殊时期的需要”[2]。 发展到21世纪，话语背景的变换使得人们理解官场文化的方式有所变化。小说《官场现形记》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早期谴责小说往往是直接针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展开批判，这就使得早期的谴责小说往往是以直接揭露晚清官场的腐败为主要内容，在满足读者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深处其中的人的心灵世界的描绘和思考。在小说《酒友》中，读者看到了与传统小说描绘景象全然不同的官场。老赵和老钱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多年的仕途蹉跎、多年的沉居下僚早就让他们身上的锐气消失殆尽。于是，当他们无法在官场获得人生价值的肯定时，“小四川”酒馆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寄托心灵的场所。 谁料，二十多年过去，两人在最有希望提拔的时候，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白白错过了机会。如今倒是看惯了，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至今还是大头兵。眼看提拔无望，两人都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事就喝点小酒，说点怪话，工作上疲疲沓沓，领导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彼此境遇差不多，有许多共同语言，两人整天粘在一起。在单位，大家都知道老赵和老钱是一对酒友，还有个绰号“二不离”。 在一个不是官场的地方，两个多年混迹于官场的人在酒精的麻醉下似乎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释放心中的不满，他们可以在这里全然地宣泄压抑的情感，他们可以在这里投入地表达人生的理想。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于士子而言，能够求得仕途的发展始终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灵寄托。小说《酒友》中的赵、钱二人并非是官场生活的牺牲品，他们没有成为政治倾轧的牺牲品，作为官场文化的产物，他们成为读者对传统官场文化进行批判的文化符号。 二、现实主义风格与“酒友”的苦难心灵 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文化政策的全面开放，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学作品曾一度盛行。但这一类型的作品由于过分展现人性本质层面的欲望使得其审美价值呈现弱化趋势，极大地影响其文学价值。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考察艺术上的成败应结合作者欲表现的主题，看其艺术上的表现力是否体现了创作构思”[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场文化几乎是与中国历史一样漫长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形成面貌不同的官场文化形态，就其本质而言，由于文化的延续性和固定性，我们很难在中国社会的某个阶段找寻到全然不同的官场文化，以小说《酒友》中描述的老钱、老赵为例，读者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到他们二人的真实原型，却分明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不同于前人创作的谴责小说将揭发人所未知的官场逸闻作为主要内容，小说《酒友》的作者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小说中老赵、老钱两人的心灵世界。当赵、钱二人在“小四川”饭店中对饮时，读者丝毫没有感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两个混迹于仕途的官员。在他们的身上既没有多年为官的气派，也少了几分志得意满的风气。与此形成截然相反对照的是胡适对早期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发表的评价，他指出：“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些人，只存谴责之心，丝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3]这一点在小说《酒友》中读者已经很难再找到，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于身处官场的老赵、老钱所经历的宦海沉浮的描绘，是他们对于自己经历的人生波折的展现。 将酒作为展现自我心灵世界的痛苦以及宣泄内心情感的因素――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仅仅是小说《酒友》的外在，就其内容而言，作者实则是以近乎冷酷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人性的真实，是将长久以来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展现出来。老赵和老钱为了谋得自我仕途的发展，可以抛弃多年来积淀的友谊，可以采用鄙弃的手段，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就是采用类似的手段在竞争。 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酒友》，跨越百年的中国作家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笔为读者描述自己所见到的中国社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峻思考。虽然时代的转换早就让封建王朝和科举考试成为历史的既往，但我们却依旧可以在小说《酒友》中看到等级的森严、人性的压抑。当老赵和老钱在经历了一番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为小吴的下属。当曾经的下属对两人展开一番训斥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场虚无的存在。于是他们又回归到“小四川”饭店中去品味“大高粱”带给他们的精神慰藉。从中读者不难感受到对中国官场文化进行思考的谴责小说正在发生转移，从早期的关注官场腐败逐渐过渡到对局中人的关注。 三、新时代的谴责小说与心灵困惑的突破 无论是诞生于清末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还是新时期的官场小说，作者都是针对特定时代官场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契合时代审美诉求”的表现。所不同的是，在早期的谴责小说中，作者往往是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随着特定时代审美标准的转换，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在创作这一类型的谴责小说时转而将他们对被压抑心灵世界的叩问作为了小说的主题。无论是对外在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还是对心灵世界进行思考，都指向共同的问题――人类的私欲。“何谓私欲？暂可理解为对个人物质享受的疯狂追求。怎样才能满足私欲呢？这是个无底的沟壑，为达到个人目的，首先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如若没有，便要走那条老路――‘升官发财’了。” 在《官场现形记》中，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私欲”，他们或是追求金钱，或是沉湎女色，或是沽名钓誉，在作者的笔下，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被彻底地暴露出来。正是由于作者在表现人性的“私欲”时采取了毫不掩饰的手法，才使得这部小说成为反响极为深远的谴责小说代表。这一点在小说《酒友》中可谓荡然无存，读者几乎很难将作者描绘的老赵和老钱在“小四川”饭店中对饮“大高粱”的场景与人性的“私欲”联系起来。一方面，老赵和老钱是多年以来沉居下僚的普通人，在他们的身上既无腐败官员的脑满肠肥，也没有身居高位的颐指气使，展现出来的只有心灵的孤独、寂寞；另一方面，老赵和老钱先后获得了升迁的人生际遇，对于官场生涯只能算作“浅尝辄止”。 “酒友”本就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人际关系之一，当这一关系被作者写入到小说《酒友》之后，我们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现代折射。首先，促成老赵和老钱二人特殊“酒友”关系的根源在于仕途的困顿，如果去除掉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我们就很难解释两个男人为何能够在“小四川”饭店中“亲了个嘴儿”，也就很难理解为何他们最终又能恢复特殊的“酒友”关系。“酒友”仅仅是赵、钱二人人际关系的外在现象而已，他们在饭店中所抒发的是官场文化带给他们心灵世界的压抑。其次，导致老赵和老钱特殊“酒友”关系破裂和弥合的直接因素也都来源于他们的仕途升迁。当老赵率先获得升迁之后，他们的“酒友”关系旋即发生了变换，而老钱的升迁则使得被倒置的关系再次发生变换。 作为一部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小说《酒友》就是以赵、钱二人起伏的人生作为载体，向读者展现传统官场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不同于传统的谴责小说，这部作品没有将官场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作为小说的表现内容，而是以身处其中的心灵世界作为主题，使得小说的审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25. [2] 李哲.论《官场现形记》中的“反贪官意识”[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1）. [3] 庞承强.《官场现形记》对近代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开拓 [J].古典文学知识，2003（05）. [作者简介] 王洋（1980― ），男，吉林辽源人，文学硕士，辽宁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声乐教学方面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各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认知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的发展趋势，最具代表性的一点莫过于人们对于官场文化的解读。在传统文化中涉及官场的小说不在少数，但针对官场现象进行全面批判的则不多。进入到21世纪，话语背景的转换带给人们新的审视角度，也使得小说中针对官场中各类现象的描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笔者认为小说《酒友》就是这样一部具有现代色彩，以人际关系中最为常见的“酒友”关系作为切入点的小说，是一部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 一、谴责小说的诞生与官场文化的传统 对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始终是文学作品重要的表现主题，作家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已然形成数量庞大、主题一致、情感融通的类型化文学作品――谴责小说。在谴责小说中，针对官场中暴露的官场问题、表现的官宦文化、展现的人际关系进行准确的描写最为著名的小说首推《官场现形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谴责小说的兴起归结于：“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1] 上文提及的所谓“谴责小说”仅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已，它崛起于晚清社会，却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较高成就。一方面，谴责小说的出现与18世纪中后期晚晴社会的现实境况紧密相关，是作者针对日渐腐败的社会和逐渐扭曲的人性进行的细致描绘；另一方面，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建立在《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基础之上，在褪去了高深莫测的暗喻的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极尽讽刺之能事的谴责与揭露。这一类型作品受到欢迎的根源在于“以小说的形式来抨击时弊，揭露社会的痛脚，当然是合乎民意――因为它宣泄了人们对清政府误国误民之举的痛恨之情，也顺应了当时所谓的‘维新， 改良’的口号，成为当时那种特殊时期的需要”[2]。 发展到21世纪，话语背景的变换使得人们理解官场文化的方式有所变化。小说《官场现形记》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早期谴责小说往往是直接针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展开批判，这就使得早期的谴责小说往往是以直接揭露晚清官场的腐败为主要内容，在满足读者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深处其中的人的心灵世界的描绘和思考。在小说《酒友》中，读者看到了与传统小说描绘景象全然不同的官场。老赵和老钱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多年的仕途蹉跎、多年的沉居下僚早就让他们身上的锐气消失殆尽。于是，当他们无法在官场获得人生价值的肯定时，“小四川”酒馆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寄托心灵的场所。 谁料，二十多年过去，两人在最有希望提拔的时候，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白白错过了机会。如今倒是看惯了，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至今还是大头兵。眼看提拔无望，两人都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事就喝点小酒，说点怪话，工作上疲疲沓沓，领导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彼此境遇差不多，有许多共同语言，两人整天粘在一起。在单位，大家都知道老赵和老钱是一对酒友，还有个绰号“二不离”。 在一个不是官场的地方，两个多年混迹于官场的人在酒精的麻醉下似乎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释放心中的不满，他们可以在这里全然地宣泄压抑的情感，他们可以在这里投入地表达人生的理想。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于士子而言，能够求得仕途的发展始终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灵寄托。小说《酒友》中的赵、钱二人并非是官场生活的牺牲品，他们没有成为政治倾轧的牺牲品，作为官场文化的产物，他们成为读者对传统官场文化进行批判的文化符号。 二、现实主义风格与“酒友”的苦难心灵 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文化政策的全面开放，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学作品曾一度盛行。但这一类型的作品由于过分展现人性本质层面的欲望使得其审美价值呈现弱化趋势，极大地影响其文学价值。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考察艺术上的成败应结合作者欲表现的主题，看其艺术上的表现力是否体现了创作构思”[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场文化几乎是与中国历史一样漫长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形成面貌不同的官场文化形态，就其本质而言，由于文化的延续性和固定性，我们很难在中国社会的某个阶段找寻到全然不同的官场文化，以小说《酒友》中描述的老钱、老赵为例，读者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到他们二人的真实原型，却分明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不同于前人创作的谴责小说将揭发人所未知的官场逸闻作为主要内容，小说《酒友》的作者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小说中老赵、老钱两人的心灵世界。当赵、钱二人在“小四川”饭店中对饮时，读者丝毫没有感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两个混迹于仕途的官员。在他们的身上既没有多年为官的气派，也少了几分志得意满的风气。与此形成截然相反对照的是胡适对早期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发表的评价，他指出：“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些人，只存谴责之心，丝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3]这一点在小说《酒友》中读者已经很难再找到，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于身处官场的老赵、老钱所经历的宦海沉浮的描绘，是他们对于自己经历的人生波折的展现。 将酒作为展现自我心灵世界的痛苦以及宣泄内心情感的因素――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仅仅是小说《酒友》的外在，就其内容而言，作者实则是以近乎冷酷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人性的真实，是将长久以来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展现出来。老赵和老钱为了谋得自我仕途的发展，可以抛弃多年来积淀的友谊，可以采用鄙弃的手段，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就是采用类似的手段在竞争。 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酒友》，跨越百年的中国作家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笔为读者描述自己所见到的中国社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峻思考。虽然时代的转换早就让封建王朝和科举考试成为历史的既往，但我们却依旧可以在小说《酒友》中看到等级的森严、人性的压抑。当老赵和老钱在经历了一番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为小吴的下属。当曾经的下属对两人展开一番训斥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场虚无的存在。于是他们又回归到“小四川”饭店中去品味“大高粱”带给他们的精神慰藉。从中读者不难感受到对中国官场文化进行思考的谴责小说正在发生转移，从早期的关注官场腐败逐渐过渡到对局中人的关注。 三、新时代的谴责小说与心灵困惑的突破 无论是诞生于清末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还是新时期的官场小说，作者都是针对特定时代官场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契合时代审美诉求”的表现。所不同的是，在早期的谴责小说中，作者往往是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随着特定时代审美标准的转换，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在创作这一类型的谴责小说时转而将他们对被压抑心灵世界的叩问作为了小说的主题。无论是对外在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还是对心灵世界进行思考，都指向共同的问题――人类的私欲。“何谓私欲？暂可理解为对个人物质享受的疯狂追求。怎样才能满足私欲呢？这是个无底的沟壑，为达到个人目的，首先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如若没有，便要走那条老路――‘升官发财’了。” 在《官场现形记》中，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私欲”，他们或是追求金钱，或是沉湎女色，或是沽名钓誉，在作者的笔下，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被彻底地暴露出来。正是由于作者在表现人性的“私欲”时采取了毫不掩饰的手法，才使得这部小说成为反响极为深远的谴责小说代表。这一点在小说《酒友》中可谓荡然无存，读者几乎很难将作者描绘的老赵和老钱在“小四川”饭店中对饮“大高粱”的场景与人性的“私欲”联系起来。一方面，老赵和老钱是多年以来沉居下僚的普通人，在他们的身上既无腐败官员的脑满肠肥，也没有身居高位的颐指气使，展现出来的只有心灵的孤独、寂寞；另一方面，老赵和老钱先后获得了升迁的人生际遇，对于官场生涯只能算作“浅尝辄止”。 “酒友”本就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人际关系之一，当这一关系被作者写入到小说《酒友》之后，我们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现代折射。首先，促成老赵和老钱二人特殊“酒友”关系的根源在于仕途的困顿，如果去除掉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我们就很难解释两个男人为何能够在“小四川”饭店中“亲了个嘴儿”，也就很难理解为何他们最终又能恢复特殊的“酒友”关系。“酒友”仅仅是赵、钱二人人际关系的外在现象而已，他们在饭店中所抒发的是官场文化带给他们心灵世界的压抑。其次，导致老赵和老钱特殊“酒友”关系破裂和弥合的直接因素也都来源于他们的仕途升迁。当老赵率先获得升迁之后，他们的“酒友”关系旋即发生了变换，而老钱的升迁则使得被倒置的关系再次发生变换。 作为一部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小说《酒友》就是以赵、钱二人起伏的人生作为载体，向读者展现传统官场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不同于传统的谴责小说，这部作品没有将官场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作为小说的表现内容，而是以身处其中的心灵世界作为主题，使得小说的审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25. [2] 李哲.论《官场现形记》中的“反贪官意识”[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1）. [3] 庞承强.《官场现形记》对近代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开拓 [J].古典文学知识，2003（05）. [作者简介] 王洋（1980― ），男，吉林辽源人，文学硕士，辽宁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声乐教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