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区别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过程。一般将城市化阶段分为：起步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 一般来说，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刚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形成的产物，由于人的急剧扩张，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郊区也纷纷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一般称郊区城市。
而逆城市化则是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较高的时候，这时人口（高收入较多）往往向郊区迁移。注：这里的郊区离城市有一定的距离，而郊区城市化中的郊区是与城市接壤的。
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发生的原因不同。郊区城市化应是一个城市自然扩张良性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现象。而逆城市化才应强调城市内部环境的恶化。
逆城市化：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城市郊区化村镇、开发区、工矿企业与城市、城乡相融连成一片，几乎是城区、郊区紧紧相连、不分彼此了。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城市郊区化所产生和带来的积极作用是极为相似的。
其一、城市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工作条件，促进了人地关系的进一步和谐；
其二、注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区域规划，促使城市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其三、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量。然而，城市郊区化建设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追求规模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发展的城市化建设道路，若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系列“城市病”，最终使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建设遇到阻碍而停止不前。这种“城市病”在中国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城市病
其主要表现为：1、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在城乡结合部位（处于城市和农村的交叉地
带），规划与管理出现“被遗忘的角落”和“真空”。
2、占地过多，土地利用矛盾突出。。
3、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
4、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得到良好保护。
5、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严重。在大规模的城市郊区化历程中，伴随着大量工业园区的向外迁移及大量城市居民楼房的兴建，每年都要建设新的公路或城市基础设施来满足城市扩张的需要。在政府强制或通过市场力量的安排下，许多农民失去了农田和家园。政府给的补贴可能杯水车薪，再加上可能存在的层层克扣，真正到农民手中的根本不够农民迁移到另一地方的费用。许多农民由此陷入了贫穷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乞丐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而这一切有悖于城市决策者的初衷。这种由于城市蔓延带来的人文问题在许多大中小城市十分严重，成为城市有关管理部门的心头之痛。（当然，城市郊区化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不只以上几种。）
主要表现
城市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相当人口规模的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居民点，它随生产力发展而产生，并随生产力发展而发展。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城市化的产生，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延续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所谓城市化，是指非农产业在某地形成和集聚所引起的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逆城市化主要表现有三点：
城市数目增多
早期城市因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劳动生产率低，不能为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时城市数目少，城市化还没有开始。城市化的开始之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之时。工业革命以后，新城市应运而生，成为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20世纪以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数目猛增。1800年世界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只有7个，1900年增加到42个，1950年由增加到175个。1900年特大城市世界上只有7个，1970年就增加到100个左右。城市和大城市的增多，加速了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形成，如美国出现了波士顿一华盛顿城市带，德国有鲁尔区城市带等。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工业革命时期，是城市化进程空前加速时期。随着工业企业，市政工程和公共设施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英国伦敦在1545年只有81万人，到1901年已达到658万。美国纽约在1800年仅61万，到1950年增至1230万人，日本东京在1950年为670万人， 1990年增加
到1810万人。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级大城市，如东京和墨西哥城等。同时，人口的增长刺激了工业企业，城市环保，住房城建等其它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的用地规模不断扩展。第三，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口的迁移，农业人口的剧增，使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城市化最突出的表现。初步城市化的国家，其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30 ％以下。中等城市化的国家，其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30 ％ ? 70 ％之间。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其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于70 ％ 。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继续，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非农业人口向郊区流动，使城市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它有三点表现：第一，城市人口向郊区移动，城郊差别减小。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布局过分集中，导致环境恶化，地价上涨等。城市中心区人口开始向郊区移动，它们在城市周围大建新城和卫星城，将城市人口，文化，产业一并带到郊区，这种现象在西方一些大城市尤为严重，被称为“美国式郊区化”现象。超级市场，高档住宅，大型停车场的构建，一改郊区简陋的面貌，使城市和郊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趋于平衡。
此外，高速公路，地铁等交通事业的发展，缩短了城郊之间的距离，使大量人口频繁往来于城市和郊区之间成为可能，形成独具特色的“钟摆式”移动趋势。这是逆城市化的开始。第二，城市人口减少，城市规模缩小。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伦敦从1950年的年到1970年的年的20年间，城市人口减少了10万人。其它像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每年城市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人口的减少使城市规模逐渐缩小，大城市趋于消失，乡村人口增加，城乡人口差别缩小。这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向着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迁移。乡村清洁的环境，优越的就业条件，宽松的氛围... ...吸引着城市人口涌向乡村，致使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是逆城市化发展的较高阶段。
编辑本段我国逆城市化现象
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2010年8月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出现。无独有偶，“两栖”公务员出现浙江，不久前义乌出现200多名公务员户口迁农村争补偿分红，一些公务员为“当农民”，把户口迁到农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农转非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市8月1日开设户籍改革转户窗口以来，广大农村居民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比较高。
抱有“铁饭碗”公务员为何“争当农民”？“农转非”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境遇为何差异如此之大？专家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差异归根结底主要是土地所蕴含的利益所致。 “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许多农民不愿进城放弃这些土地，所以出现‘逆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乡发展政策要根据地区差异因地制宜。”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道出个中原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持有同样观点，“我国东西部地区转户两重天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户口改革最关键的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但总体趋势流向城市。城市户籍本身蕴含福利待遇，而与之对应的是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通过搞开发出租等，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意进城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实际上，近年来出现某些公务员在农村拥有土地，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两栖’现象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较普遍，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钻政策的空子。不过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 公务员争当农民 巨额利益驱动？
在就业压力增大、无数人争考公务员的今天，浙江义乌市却出现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前不久，义乌市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被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义乌市为何“开除”这些公务员的“村籍”？公务员“争当农民”怪事背后有何“内情”？
“户口在农村,可以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当地一位官员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农村户口，它在农村涉及的经济利益十分巨大。”
在当地村民眼里，除获得宅基地、盖房子外，农村户口还可以拿征地补偿费，并每年从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中获得分红。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全省已推行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集体所有的资产清产核资，量化为股权，均摊到村民身上。目前，已有千余个农村完成了这项改革，去年人均分红500多元，有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分红则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表示，“公务员想当农民，存在土地的诱惑，这在全国不具普遍性。主要是东部一些省份政策
管理存有漏洞。户籍改革最终目标是取消城市和农村户口，首先应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改革是比较可行的。” 公务员“两栖”现象何以存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认为，因为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同时，有的村干部由于看中一些公务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也比较欢迎公务员户口“下乡”。真正让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还有赖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一些权力部门手握的资源逐渐取消。
农民不愿转市民 主要怕利益受损？
近年来，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的收益。“现在东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很快，不见得比城市低，关键是农民的宅基地、承包的土地，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这些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让其进城放弃这些土地，离城市较近的农民是尤其不愿意的。”孙久文分析说，加之我国东部城市化本身已经很高，农民生活水平很高，已无多少农民可以转户，这是江浙一带“农转非”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化快的过程中，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即使什么不干，仅靠租土地，有的甚至一年要挣几十万。他们不愿转为城市户口，这是地域造成的问题。”魏后凯说，然而，并非所有“逆城市化”背后都是巨大利益诱惑。在东部，相当一批人离开大城市，与无法支付高额生活成本有关。如果“逆城市化”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 有户籍管理者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 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即使政策完全放开，多数进城人员也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接受采访时流露出对于农民进程补偿政策背后的忧虑。他认为，农民在进城之后毫无疑问将失去土地，而土地会被政府以低价买进再高价卖出，转户农民在未来将无法选择再次回到农村，应从制度上给予农民一定的双向选择权利。并且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也不利于城市与农村同步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 是否应“户籍先行”？
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应“户籍先行”？此观点争议较大。孙久文表示，“成都、重庆的户籍改革，对于和重庆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差不多的地方才有借鉴意义。我主张首先要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本身改革。无论是长三角或珠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规模已经很大，要进一步发展周边的中小城市，做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立雄直言重庆经验短期内在北京上海复制“肯定行不通”。他认为，重庆虽为四大直辖市之一，但由于地处西部，交通状况和吸引移民的能力甚至不及东部中型城市，“户籍改革最应该先在欠发达地区开展，通过户籍改革，将有助于消除贫困，实现城乡权利的平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时和兴表示，就全国而言，目前还不适合普及重庆做法。对于农村面积比较大的地区，全部打破城乡户籍隔阂还不太可能。此外，从政府负担的角度用讲，财力上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公共服务也很难跟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表示，尽管农转非过程中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城市化有多种途径，各地的成功模式不是在全国都可实践的，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有些西部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肯定是行不通的。户口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户籍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福利待遇较多，大家愿意到城市。然而发达地区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可以搞开发，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转户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缩小城乡差异、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定要推进的。”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记者表示，“但当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城市管理者应该做好准备向这些转户农民提供住房以及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要有能力让各种城市资源和福利均等地降临在每个公民身上，这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区别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过程。一般将城市化阶段分为：起步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 一般来说，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刚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形成的产物，由于人的急剧扩张，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郊区也纷纷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一般称郊区城市。
而逆城市化则是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较高的时候，这时人口（高收入较多）往往向郊区迁移。注：这里的郊区离城市有一定的距离，而郊区城市化中的郊区是与城市接壤的。
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发生的原因不同。郊区城市化应是一个城市自然扩张良性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现象。而逆城市化才应强调城市内部环境的恶化。
逆城市化：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城市郊区化村镇、开发区、工矿企业与城市、城乡相融连成一片，几乎是城区、郊区紧紧相连、不分彼此了。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城市郊区化所产生和带来的积极作用是极为相似的。
其一、城市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工作条件，促进了人地关系的进一步和谐；
其二、注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区域规划，促使城市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其三、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量。然而，城市郊区化建设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追求规模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发展的城市化建设道路，若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系列“城市病”，最终使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建设遇到阻碍而停止不前。这种“城市病”在中国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城市病
其主要表现为：1、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在城乡结合部位（处于城市和农村的交叉地
带），规划与管理出现“被遗忘的角落”和“真空”。
2、占地过多，土地利用矛盾突出。。
3、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
4、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得到良好保护。
5、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严重。在大规模的城市郊区化历程中，伴随着大量工业园区的向外迁移及大量城市居民楼房的兴建，每年都要建设新的公路或城市基础设施来满足城市扩张的需要。在政府强制或通过市场力量的安排下，许多农民失去了农田和家园。政府给的补贴可能杯水车薪，再加上可能存在的层层克扣，真正到农民手中的根本不够农民迁移到另一地方的费用。许多农民由此陷入了贫穷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乞丐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而这一切有悖于城市决策者的初衷。这种由于城市蔓延带来的人文问题在许多大中小城市十分严重，成为城市有关管理部门的心头之痛。（当然，城市郊区化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不只以上几种。）
主要表现
城市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相当人口规模的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居民点，它随生产力发展而产生，并随生产力发展而发展。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城市化的产生，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延续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所谓城市化，是指非农产业在某地形成和集聚所引起的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逆城市化主要表现有三点：
城市数目增多
早期城市因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劳动生产率低，不能为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时城市数目少，城市化还没有开始。城市化的开始之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之时。工业革命以后，新城市应运而生，成为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20世纪以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数目猛增。1800年世界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只有7个，1900年增加到42个，1950年由增加到175个。1900年特大城市世界上只有7个，1970年就增加到100个左右。城市和大城市的增多，加速了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形成，如美国出现了波士顿一华盛顿城市带，德国有鲁尔区城市带等。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工业革命时期，是城市化进程空前加速时期。随着工业企业，市政工程和公共设施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英国伦敦在1545年只有81万人，到1901年已达到658万。美国纽约在1800年仅61万，到1950年增至1230万人，日本东京在1950年为670万人， 1990年增加
到1810万人。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级大城市，如东京和墨西哥城等。同时，人口的增长刺激了工业企业，城市环保，住房城建等其它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的用地规模不断扩展。第三，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口的迁移，农业人口的剧增，使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城市化最突出的表现。初步城市化的国家，其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30 ％以下。中等城市化的国家，其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30 ％ ? 70 ％之间。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其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于70 ％ 。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继续，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非农业人口向郊区流动，使城市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它有三点表现：第一，城市人口向郊区移动，城郊差别减小。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布局过分集中，导致环境恶化，地价上涨等。城市中心区人口开始向郊区移动，它们在城市周围大建新城和卫星城，将城市人口，文化，产业一并带到郊区，这种现象在西方一些大城市尤为严重，被称为“美国式郊区化”现象。超级市场，高档住宅，大型停车场的构建，一改郊区简陋的面貌，使城市和郊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趋于平衡。
此外，高速公路，地铁等交通事业的发展，缩短了城郊之间的距离，使大量人口频繁往来于城市和郊区之间成为可能，形成独具特色的“钟摆式”移动趋势。这是逆城市化的开始。第二，城市人口减少，城市规模缩小。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伦敦从1950年的年到1970年的年的20年间，城市人口减少了10万人。其它像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每年城市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人口的减少使城市规模逐渐缩小，大城市趋于消失，乡村人口增加，城乡人口差别缩小。这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向着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迁移。乡村清洁的环境，优越的就业条件，宽松的氛围... ...吸引着城市人口涌向乡村，致使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是逆城市化发展的较高阶段。
编辑本段我国逆城市化现象
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2010年8月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出现。无独有偶，“两栖”公务员出现浙江，不久前义乌出现200多名公务员户口迁农村争补偿分红，一些公务员为“当农民”，把户口迁到农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农转非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市8月1日开设户籍改革转户窗口以来，广大农村居民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比较高。
抱有“铁饭碗”公务员为何“争当农民”？“农转非”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境遇为何差异如此之大？专家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差异归根结底主要是土地所蕴含的利益所致。 “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许多农民不愿进城放弃这些土地，所以出现‘逆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乡发展政策要根据地区差异因地制宜。”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道出个中原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持有同样观点，“我国东西部地区转户两重天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户口改革最关键的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但总体趋势流向城市。城市户籍本身蕴含福利待遇，而与之对应的是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通过搞开发出租等，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意进城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实际上，近年来出现某些公务员在农村拥有土地，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两栖’现象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较普遍，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钻政策的空子。不过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 公务员争当农民 巨额利益驱动？
在就业压力增大、无数人争考公务员的今天，浙江义乌市却出现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前不久，义乌市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被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义乌市为何“开除”这些公务员的“村籍”？公务员“争当农民”怪事背后有何“内情”？
“户口在农村,可以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当地一位官员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农村户口，它在农村涉及的经济利益十分巨大。”
在当地村民眼里，除获得宅基地、盖房子外，农村户口还可以拿征地补偿费，并每年从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中获得分红。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全省已推行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集体所有的资产清产核资，量化为股权，均摊到村民身上。目前，已有千余个农村完成了这项改革，去年人均分红500多元，有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分红则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表示，“公务员想当农民，存在土地的诱惑，这在全国不具普遍性。主要是东部一些省份政策
管理存有漏洞。户籍改革最终目标是取消城市和农村户口，首先应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改革是比较可行的。” 公务员“两栖”现象何以存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认为，因为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同时，有的村干部由于看中一些公务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也比较欢迎公务员户口“下乡”。真正让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还有赖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一些权力部门手握的资源逐渐取消。
农民不愿转市民 主要怕利益受损？
近年来，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的收益。“现在东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很快，不见得比城市低，关键是农民的宅基地、承包的土地，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这些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让其进城放弃这些土地，离城市较近的农民是尤其不愿意的。”孙久文分析说，加之我国东部城市化本身已经很高，农民生活水平很高，已无多少农民可以转户，这是江浙一带“农转非”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化快的过程中，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即使什么不干，仅靠租土地，有的甚至一年要挣几十万。他们不愿转为城市户口，这是地域造成的问题。”魏后凯说，然而，并非所有“逆城市化”背后都是巨大利益诱惑。在东部，相当一批人离开大城市，与无法支付高额生活成本有关。如果“逆城市化”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 有户籍管理者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 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即使政策完全放开，多数进城人员也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接受采访时流露出对于农民进程补偿政策背后的忧虑。他认为，农民在进城之后毫无疑问将失去土地，而土地会被政府以低价买进再高价卖出，转户农民在未来将无法选择再次回到农村，应从制度上给予农民一定的双向选择权利。并且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也不利于城市与农村同步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 是否应“户籍先行”？
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应“户籍先行”？此观点争议较大。孙久文表示，“成都、重庆的户籍改革，对于和重庆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差不多的地方才有借鉴意义。我主张首先要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本身改革。无论是长三角或珠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规模已经很大，要进一步发展周边的中小城市，做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立雄直言重庆经验短期内在北京上海复制“肯定行不通”。他认为，重庆虽为四大直辖市之一，但由于地处西部，交通状况和吸引移民的能力甚至不及东部中型城市，“户籍改革最应该先在欠发达地区开展，通过户籍改革，将有助于消除贫困，实现城乡权利的平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时和兴表示，就全国而言，目前还不适合普及重庆做法。对于农村面积比较大的地区，全部打破城乡户籍隔阂还不太可能。此外，从政府负担的角度用讲，财力上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公共服务也很难跟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表示，尽管农转非过程中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城市化有多种途径，各地的成功模式不是在全国都可实践的，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有些西部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肯定是行不通的。户口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户籍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福利待遇较多，大家愿意到城市。然而发达地区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可以搞开发，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转户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缩小城乡差异、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定要推进的。”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记者表示，“但当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城市管理者应该做好准备向这些转户农民提供住房以及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要有能力让各种城市资源和福利均等地降临在每个公民身上，这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