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说，苏轼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我想，苏轼的这种成熟，首要就成熟在他对仕途的穷通成败、生命的修短恒暂、人生的过往是非等一系列大问题的看法与评价上。 在此，有必要先来认读一下《赤壁赋》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客”的身份问题。 我以为，“客”不太可能是苏轼现实生活中的某位友人（如道士杨世昌），只是聪明而不拘小节的苏东坡构思文章时的又一次虚拟，就像他当年在应试文章中杜撰典故一样，完全是因着自己行文达意的需要而虚设其人罢了。在这种认识之下，我愿往前再走一小步：“客”，没有可靠的身份，却有真实的生命，他其实就是曾经的苏轼。笔者为着行文达意的方便，姑且就认他是诗案牢狱之后、初至黄州时的那个苏子瞻——那个曾经扬厉意气、让同僚嫉恨、士子钦羡、百姓仰瞻的苏子瞻。所以，苏子与客的对话，实则就是今天的苏东坡和昔日的苏子瞻之间的对话，两者之间仅隔着一座黄州城、一段四年左右的时光。然而，此时苏东坡的精神却到达了昔日苏子瞻的脚步和眼睛所不能到达的境界，那曾经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换成了今天更为深厚而达观的人生智慧。 恐怕自启蒙读书的那天起，中国传统士子的心中就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经世济用意识和愿望，这不仅关乎个人命运穷达的问题，也是关乎家庭、宗族的荣辱与利益的事情，同时，它又或多或少的与兼济理想、淑世情怀相绾结着。在学而优则仕的这条路上，前赴后继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应试队伍，从黑发青年到白首老者，从寒门士子到富家子弟，其中便有那个信心与抱负都满满的苏子瞻。然而，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命途似乎又宿命般地难逃卑微、多舛、失意与悲愤的结局，两者简直如影相随，其中有些人还未来得及构想完成自己政治上青云腾达、兼济天下的美好图景，就已经黯然出局、倒下，有的甚至是在踏进官场之后、志得意满之时。这一次倒霉的是诗文与政绩都不错的湖州太守苏子瞻。 坎坷失意的仕途，淹蹇多舛的命运，渺小短暂的生命，无常无奈的人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灵修不察，美人难见；英雄安在，渔樵何往……苏子瞻一股脑儿地倾吐，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哀怨委屈，虚无迷茫。苏子瞻身陷此岸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愀然而正襟危坐的苏子（苏东坡）听完客（苏子瞻）的一番怨慕泣诉之后，颔首微笑，接着便行云流水一般地来了一段有关“变”与“不变”的议论。变者易见无常和虚无，悲己而羡他，是见近的执著；不变方是永恒与充盈，物与我皆无尽，是观远的随缘。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常住不迁的；物各有主，人各有命，无论何时何地，大可不必计较、纠结、执著诸如生死穷达、功过是非之类的身外之相，且在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所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惟自我于江风山月之中“观心见性”，内外不住，去来自由，不沉溺少执著，方可安闲恬静，虚融澹泊，通达无碍。 那谆谆的语气，循循的言辞，既像一个涉世深久、世事洞明的兄长之于兄弟，更似一位慈悲为怀、从容淡定的禅师之于众生。此情此景，颇似当年禅宗六祖付嘱、教诲众弟子一般，举重若轻，点迷成悟，化悲为喜。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一个后果就是，对身边的祸福悲欢、烟云过往，人会变得更加坚韧、自信，同时也更加淡然与澄澈。这是蒙羞遭难之后的一种圆融通达、腾挪自由的人生智慧，而包裹其中的热切、温暖的普世济生的情怀，更让人动容。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是当年苏轼自立并上书朝廷的为官理念、执政目标，在诗案之前的十多年的任上，苏轼一直孜孜矻矻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并富有成效，即便是踏着血雨腥风、生死悬崖来到黄州之后，苏轼淑世济民的情怀依然坚定如磐、滚烫如火：“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在这矢志不移、忠贞可鉴的话语之中，我们能读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乐观、自信的东山之望，也能悟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忘怀荣辱得失、无意恩怨是非的随缘澹泊。现在的苏东坡不再那么“奋厉”不再那么“眷眷”，是“不必仕不必不仕”，既不渴求也不拒绝，既不执著也不舍弃，以智慧观照，得内外明彻，一派禅定从容的大气象。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评说“豪放”风格与精神的16个字，其雄浑苍远、虚涵坚定的气象和品性，简直就像是以两百年后的苏东坡的个人境界与智慧为模范的一幅写意画：“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众在旁。” 心性宽厚者，其言温雅；眼界高远者，其思深致；心量广大者，其见无涯。而大手笔大道理，非温厚深远、襟怀博大者不能言，非有大境界者不能出。诗化的语言和哲理必源于诗性的心境与胸怀。 苏东坡的大境界自然是从黄州处得来，确切地说，是从黄州安国寺的佛心禅意中得来。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相信苏轼一路是战战兢兢、凄凄惶惶地走来，除了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更多的恐怕是一路地自我逼问与反思：我苏轼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到安国寺礼佛参禅，是苏轼耕作、诗酒、游赏之外的必修功课，“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我相信，这一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的选择，不会是苏轼的刻意寻访与求问，而是其精神生命蒙难之后的一种自然亲近和皈依，这种亲近与皈依，有似于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本能性的思念与回忆。 当然，从巴山蜀水的锦绣天地走出的苏轼，天生就是一个悟性极高、有大志有追求的人，自然不会因为黄州的这一段佛禅的经历，就从此改变自己基本的精神走向。但是，不可否认，黄州四年多的阅历与反省是苏轼人生路途上的一个拐点，至少在他此后阅世观生的视角和态度上，多了一种来自佛国禅境的叮嘱与观照，使他在今后的荣辱浮沉中，不会因为执著而纠结，不会因为清淡而放弃。当年父子三人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老师欧阳修的赞誉提携，宰相韩琦的倚重进荐；仁宗之喜，神宗之叹；38岁密州任上的“老夫聊发少年狂”，43岁诗案牢狱的“魂飞汤火命如鸡”……如今在佛心禅境中一一想来，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念清净，污染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在难解处得解，无救处得救；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黄州的一朝风月，便是苏轼的万古长空。因为没有了界限，所以也就没有了束缚，“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世界就此在东坡的上空展开，此后，中国的百姓也就牢牢记住了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心量的广大与否，决定于你思量和容纳的深度与广度。你若能思量到古往今来、生死悲欢，你便是绵延不绝的永恒历史；你若能容纳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你便是浩浩荡荡的无涯宇宙。心如虚空，方能容下世间万物色相、千般情愫，原本爱与僧人游的苏轼做到了——在他破茧成蝶、浴火重生的黄州。清风明月，山川沧海，美人英雄，鱼虾渔樵，有限无尽，须臾永恒，乃至最寻常平俗的杯盘狼藉与醉酒酣眠，都在苏东坡的境界中获得了一种安详而富有诗意的诠释与归宿。如果说，李白是专门来改造人们的眼神和想象力的话，那么，苏轼就是在有意无意间改造了我们看待世界与生命的眼界和智慧。 《赤壁赋》中引水为例，论“变”与“不变”的道理，《六祖坛经》中以水为喻，谈“此岸”“彼岸”的问题。的确，走出黄州之后的苏轼，少了些火气，多了份水性。在此后17年的仕途和人生之路上——无论是官至翰林、尚书，还是再贬惠州、儋州，他都走得稳健从容、坦然自在，“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真正成为了一个在天地间自由行走的政府官员、文章领袖和中国的人生哲学家——成功地由此岸抵达彼岸。“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其境界与智慧的广度和深度，恐怕就非一般的目力所能及、心力所能达的。 几乎因为相同的原因，1094年被贬至惠州，年近花甲的苏轼“泊然无所芥蒂，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据说，苏轼的这种无所芥蒂、优哉游哉的生活情景传到京城后，惹恼了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当政者，一句“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便由惠州（广东英德）再贬至更蛮荒更贫苦的儋州（海南儋县）。儋州一呆又是三年，徽宗即位，“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苏轼遇赦北归，过大庾岭有诗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诗中虽不免叹逝难平之意，但那从丹田逸出的超迈英飒之气，实在让人替65岁的苏轼而感动而骄傲。只是不知，当年他的那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政敌们，读到这首诗，脸上又会现出一种怎样的表情，是咬牙切齿，还是沉默不语，抑或歔欷叹服？当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此时的苏轼已然宽恕了他们过去曾经的一切。只可惜天不假其寿，一年后，泽被后人多多善良而高尚的苏轼便在常州驾鹤西去，享年66岁。 在儒为圣，在道则仙，在释是佛。舍去一个苏子瞻，收获一位苏东坡，或许我们真的不必为苏轼曾经的淹蹇坎壈、不获柄用而感慨、惋惜。 佛禅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汉语的意思是：大智慧到彼岸。黄州之后的苏东坡确由生命的此岸成功抵达彼岸。黄州成就了苏轼，苏轼成就了一种中国读书人的智慧与文化。 不知东方之既白，一切都似乎澄澈在佛国禅境的东坡的晨曦之中，空廓而邈远，静定而安详，一派大彻大悟之后的大宁静大自在。旭日温暖冉冉…… 吴成有，语文教师，现居安徽广德。责任编校：舒 坦
余秋雨说，苏轼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我想，苏轼的这种成熟，首要就成熟在他对仕途的穷通成败、生命的修短恒暂、人生的过往是非等一系列大问题的看法与评价上。 在此，有必要先来认读一下《赤壁赋》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客”的身份问题。 我以为，“客”不太可能是苏轼现实生活中的某位友人（如道士杨世昌），只是聪明而不拘小节的苏东坡构思文章时的又一次虚拟，就像他当年在应试文章中杜撰典故一样，完全是因着自己行文达意的需要而虚设其人罢了。在这种认识之下，我愿往前再走一小步：“客”，没有可靠的身份，却有真实的生命，他其实就是曾经的苏轼。笔者为着行文达意的方便，姑且就认他是诗案牢狱之后、初至黄州时的那个苏子瞻——那个曾经扬厉意气、让同僚嫉恨、士子钦羡、百姓仰瞻的苏子瞻。所以，苏子与客的对话，实则就是今天的苏东坡和昔日的苏子瞻之间的对话，两者之间仅隔着一座黄州城、一段四年左右的时光。然而，此时苏东坡的精神却到达了昔日苏子瞻的脚步和眼睛所不能到达的境界，那曾经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换成了今天更为深厚而达观的人生智慧。 恐怕自启蒙读书的那天起，中国传统士子的心中就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经世济用意识和愿望，这不仅关乎个人命运穷达的问题，也是关乎家庭、宗族的荣辱与利益的事情，同时，它又或多或少的与兼济理想、淑世情怀相绾结着。在学而优则仕的这条路上，前赴后继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应试队伍，从黑发青年到白首老者，从寒门士子到富家子弟，其中便有那个信心与抱负都满满的苏子瞻。然而，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命途似乎又宿命般地难逃卑微、多舛、失意与悲愤的结局，两者简直如影相随，其中有些人还未来得及构想完成自己政治上青云腾达、兼济天下的美好图景，就已经黯然出局、倒下，有的甚至是在踏进官场之后、志得意满之时。这一次倒霉的是诗文与政绩都不错的湖州太守苏子瞻。 坎坷失意的仕途，淹蹇多舛的命运，渺小短暂的生命，无常无奈的人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灵修不察，美人难见；英雄安在，渔樵何往……苏子瞻一股脑儿地倾吐，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哀怨委屈，虚无迷茫。苏子瞻身陷此岸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愀然而正襟危坐的苏子（苏东坡）听完客（苏子瞻）的一番怨慕泣诉之后，颔首微笑，接着便行云流水一般地来了一段有关“变”与“不变”的议论。变者易见无常和虚无，悲己而羡他，是见近的执著；不变方是永恒与充盈，物与我皆无尽，是观远的随缘。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常住不迁的；物各有主，人各有命，无论何时何地，大可不必计较、纠结、执著诸如生死穷达、功过是非之类的身外之相，且在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所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惟自我于江风山月之中“观心见性”，内外不住，去来自由，不沉溺少执著，方可安闲恬静，虚融澹泊，通达无碍。 那谆谆的语气，循循的言辞，既像一个涉世深久、世事洞明的兄长之于兄弟，更似一位慈悲为怀、从容淡定的禅师之于众生。此情此景，颇似当年禅宗六祖付嘱、教诲众弟子一般，举重若轻，点迷成悟，化悲为喜。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一个后果就是，对身边的祸福悲欢、烟云过往，人会变得更加坚韧、自信，同时也更加淡然与澄澈。这是蒙羞遭难之后的一种圆融通达、腾挪自由的人生智慧，而包裹其中的热切、温暖的普世济生的情怀，更让人动容。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是当年苏轼自立并上书朝廷的为官理念、执政目标，在诗案之前的十多年的任上，苏轼一直孜孜矻矻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并富有成效，即便是踏着血雨腥风、生死悬崖来到黄州之后，苏轼淑世济民的情怀依然坚定如磐、滚烫如火：“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在这矢志不移、忠贞可鉴的话语之中，我们能读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乐观、自信的东山之望，也能悟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忘怀荣辱得失、无意恩怨是非的随缘澹泊。现在的苏东坡不再那么“奋厉”不再那么“眷眷”，是“不必仕不必不仕”，既不渴求也不拒绝，既不执著也不舍弃，以智慧观照，得内外明彻，一派禅定从容的大气象。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评说“豪放”风格与精神的16个字，其雄浑苍远、虚涵坚定的气象和品性，简直就像是以两百年后的苏东坡的个人境界与智慧为模范的一幅写意画：“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众在旁。” 心性宽厚者，其言温雅；眼界高远者，其思深致；心量广大者，其见无涯。而大手笔大道理，非温厚深远、襟怀博大者不能言，非有大境界者不能出。诗化的语言和哲理必源于诗性的心境与胸怀。 苏东坡的大境界自然是从黄州处得来，确切地说，是从黄州安国寺的佛心禅意中得来。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相信苏轼一路是战战兢兢、凄凄惶惶地走来，除了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更多的恐怕是一路地自我逼问与反思：我苏轼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到安国寺礼佛参禅，是苏轼耕作、诗酒、游赏之外的必修功课，“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我相信，这一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的选择，不会是苏轼的刻意寻访与求问，而是其精神生命蒙难之后的一种自然亲近和皈依，这种亲近与皈依，有似于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本能性的思念与回忆。 当然，从巴山蜀水的锦绣天地走出的苏轼，天生就是一个悟性极高、有大志有追求的人，自然不会因为黄州的这一段佛禅的经历，就从此改变自己基本的精神走向。但是，不可否认，黄州四年多的阅历与反省是苏轼人生路途上的一个拐点，至少在他此后阅世观生的视角和态度上，多了一种来自佛国禅境的叮嘱与观照，使他在今后的荣辱浮沉中，不会因为执著而纠结，不会因为清淡而放弃。当年父子三人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老师欧阳修的赞誉提携，宰相韩琦的倚重进荐；仁宗之喜，神宗之叹；38岁密州任上的“老夫聊发少年狂”，43岁诗案牢狱的“魂飞汤火命如鸡”……如今在佛心禅境中一一想来，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念清净，污染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在难解处得解，无救处得救；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黄州的一朝风月，便是苏轼的万古长空。因为没有了界限，所以也就没有了束缚，“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世界就此在东坡的上空展开，此后，中国的百姓也就牢牢记住了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心量的广大与否，决定于你思量和容纳的深度与广度。你若能思量到古往今来、生死悲欢，你便是绵延不绝的永恒历史；你若能容纳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你便是浩浩荡荡的无涯宇宙。心如虚空，方能容下世间万物色相、千般情愫，原本爱与僧人游的苏轼做到了——在他破茧成蝶、浴火重生的黄州。清风明月，山川沧海，美人英雄，鱼虾渔樵，有限无尽，须臾永恒，乃至最寻常平俗的杯盘狼藉与醉酒酣眠，都在苏东坡的境界中获得了一种安详而富有诗意的诠释与归宿。如果说，李白是专门来改造人们的眼神和想象力的话，那么，苏轼就是在有意无意间改造了我们看待世界与生命的眼界和智慧。 《赤壁赋》中引水为例，论“变”与“不变”的道理，《六祖坛经》中以水为喻，谈“此岸”“彼岸”的问题。的确，走出黄州之后的苏轼，少了些火气，多了份水性。在此后17年的仕途和人生之路上——无论是官至翰林、尚书，还是再贬惠州、儋州，他都走得稳健从容、坦然自在，“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真正成为了一个在天地间自由行走的政府官员、文章领袖和中国的人生哲学家——成功地由此岸抵达彼岸。“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其境界与智慧的广度和深度，恐怕就非一般的目力所能及、心力所能达的。 几乎因为相同的原因，1094年被贬至惠州，年近花甲的苏轼“泊然无所芥蒂，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据说，苏轼的这种无所芥蒂、优哉游哉的生活情景传到京城后，惹恼了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当政者，一句“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便由惠州（广东英德）再贬至更蛮荒更贫苦的儋州（海南儋县）。儋州一呆又是三年，徽宗即位，“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苏轼遇赦北归，过大庾岭有诗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诗中虽不免叹逝难平之意，但那从丹田逸出的超迈英飒之气，实在让人替65岁的苏轼而感动而骄傲。只是不知，当年他的那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政敌们，读到这首诗，脸上又会现出一种怎样的表情，是咬牙切齿，还是沉默不语，抑或歔欷叹服？当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此时的苏轼已然宽恕了他们过去曾经的一切。只可惜天不假其寿，一年后，泽被后人多多善良而高尚的苏轼便在常州驾鹤西去，享年66岁。 在儒为圣，在道则仙，在释是佛。舍去一个苏子瞻，收获一位苏东坡，或许我们真的不必为苏轼曾经的淹蹇坎壈、不获柄用而感慨、惋惜。 佛禅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汉语的意思是：大智慧到彼岸。黄州之后的苏东坡确由生命的此岸成功抵达彼岸。黄州成就了苏轼，苏轼成就了一种中国读书人的智慧与文化。 不知东方之既白，一切都似乎澄澈在佛国禅境的东坡的晨曦之中，空廓而邈远，静定而安详，一派大彻大悟之后的大宁静大自在。旭日温暖冉冉…… 吴成有，语文教师，现居安徽广德。责任编校：舒 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