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新民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4年02期
自从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两个先锋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如何理解党的先进性、阶级性和群众性的问题。从近两年笔者参加的中央党校进修部学员的讨论和部分学者的讨论来看，影响理解这一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党的群众性，在于吸收社会各方面优秀分子入党方面。归根结底，就是在今天的时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论述：
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层面的问题，就是党的本质属性在于其阶级性，但党同时也是广大群众政治诉求的工具，这就内在地要求党有广泛的群众性。
一些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阶级性，现在又强调群众性，是不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这是影响理解党的先进性、阶级性和群众性统一的主要问题。
所谓政党观，就是人们对政党组织的看法，核心内容就是政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即政党的属性问题。
在西方有人认为政党是人们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的利益；有人认为政党是由具有类似态度和利益的人组成的组织，目的是为了获取和维持对政府的合法控制；有的认为政党是选举的工具；有的认为政党是政治权力组织的机构，其特征是独占政治功能，稳定的结构，排他性的党员以及支配选举的能力等。从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大多是从政党外在的直接的作用来看待政党，突出强调其社会工具性。因此，人们普遍承认，政党是公民政治诉求的工具，是公民政治参与、控制政府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突出强调政党的阶级性。“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上组织成一个独立于一切其他政党并同一切其他政党相对立的党，才能取得胜利”。列宁进一步强化了马恩的思想，强调“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强调不能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党变成超阶级的和非阶级的政党。马克思、列宁如此突出地强调党的阶级属性，这一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社会，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阶级性才能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二是因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晚于资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只有保持自己鲜明的阶级性和独立性才能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突出特点：第一，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虽然党在一定阶段出于策略的考虑可以与其他政党在某些问题上联合行动，但以不影响党的阶级性质为底线。第二，工人阶级组织为政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权，因此共产党如同其他政党一样，本质上也是群众政治诉求的工具，只是工人阶级政治诉求的工具不是别的政党，而是共产党。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并没有排斥共产党的社会工具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与西方其他的政党观相比，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政党的阶级属性方面，而共同点在于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特定的社会工具性。从这两种含义上来看政党的属性，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政党都具有共同的功能，为什么政党政治的操作有某种共同的规律可循。
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就政党的社会工具性做过专门论述，由于我们过去对政党作为群众的政治诉求工具也没有做过更多的研究，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党员，一提到政党，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党的阶级属性，而忽略了同时存在的另一属性。
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且执政长达50多年的历史条件下，党对于全社会的工具性作用，日益显露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崛起已经不是一种理论的预测，而是现实存在，群众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广大群众虽然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但在特定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一个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占有量和占有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其他群体反应，因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利益和意志需要诉求——主要是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但群众的诉求需要经过一定的整合才能影响政府决策，而起整合作用的，就是政党。这种整合不是基于对某些阶层的排斥的整合，而是在政策层面上，在尊重各独立群体的利益基础上的多元整合，这就要求党把自己的工具性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并且，由于是多元整合，就不能不反映多元群体、多个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执政党不仅仅是传统的特定阶层的工具，还是多元群体的群众的工具。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可以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现有的政党把自己的基础仅仅界定为特定阶层，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其他新兴的各阶层在经济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则必然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必然寻求拥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构成多党并存的格局，否则就无以整合全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二是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把不同的新兴阶层的代表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并将其优秀分子纳入到党内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既然长期掌握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那么党如果不成为全体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工具，就不能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党可以通过整合党内来自不同阶层的党员的意志，从而带动对全社会各阶层的整合。这在社会分化较为显著的情况下，是政党通常采用的方式。也就是说，政党的群众诉求的工具性作用，内在地要求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这后一种可能性，在当前的中国是现实的。在中国，能够有实力、有号召力体现政党的这一工具性作用的，就是共产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在2000年全国党校系统的调研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数据，即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10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表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代表性是认可的。
也有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强调党的工具性作用，会影响党的领导作用。其实，判断党的领导是否实现了，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得到实现为外在标志的，只要党的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政策得到了实现，就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领导。党的工具性表现在党的政策上，就是要体现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实现特定的历史使命，党的工具性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
由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定位于两个先锋队，并且吸收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不能说有悖于以阶级分析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相反，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政党观。
第二个层面：把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联系在一起，吸收社会各阶层优秀分子入党，是政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党员结构的特点和组织形态的进步。
群众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政党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二是指党员结构即党员社会成分的广泛性。从根本上讲，党的先进性源于，并且仅仅源于它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向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前进。先进性的其他的表现，都是以此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看，党的群众性的确是从代表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是指党员成分的广泛性和党员结构的复杂性。如果吸收社会各阶层优秀分子入党，党是否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文章论证在现有条件下吸收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的合理性。这些文章，概括起来看，其论据主要有三：一是理论依据，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群众的作用；二是历史的回顾，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成分的复杂性来说明问题；三是现实依据，即从当代阶级或阶层的变动，来说明党应与时俱进，通过吸收社会各阶层党员来增加执政的合法性。这些论述都是有说服力的，也是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的。
但是，鉴于对这一问题被一再提起，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产生这一分歧与我们的政党理论发展不充分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者，基于当时客观革命形势的需要，更多地从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题来阐述政党问题，因此不可能从与政党相关的元理论上来论述问题。
政党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归根结底，还是由政党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工具决定的。在近代历史和当代史上，群众、政党、政权是政治生活的三大要素，这是最早由某些学者提出、现已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这三大要素通过两个逻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是凡政党都以介入政权为目的，党一旦执政就力图牢牢掌握政权。这是政党的逻辑，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征之一。二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的逻辑。这两个逻辑，使得政党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认可才能掌握国家政权。这相对于专制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决定了政党的群众基础越广泛就越有利于政党的执政地位。但是，群众基础的广泛性，必然是与党员社会成分的广泛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政党产生的早期，西方的某些政党只是议会中争权夺利的派别，并不是群众性政党。但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政党为了执政，一步步走向社会，选举权扩大到哪一步，政党的群众基础、党员成分就扩大到哪一步。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结构出现橄榄型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时，党员成分就扩大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政党的组织形态方面的进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曾经说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意也在于说明党已经摆脱了狭小的范围。综观世界各个政党，不存在党内只有单一的党员成分却能称之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象。党员结构的单一，从理论上讲，只能出现于社会结构单一或专制体制下的某些状况中。
共产党固然不同于西方某些政党，但同样受到两个逻辑的制约。只要党以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名义出现，就必须以一国之内的最广大群众为执政基础，党本身的群众基础也相应地扩大到各阶层群众中，党员成分相应地也会复杂、多样。党员结构寓于党的群众基础之中，寓于政党的代表性之中。虽然不能说吸收了哪个阶层的个别人入党，就一定代表那个阶层的利益。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吸收剥削阶级的个别人入党，党却不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但总的说来，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游离于党的代表性之外，不能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却又把最大多数人中的某个阶层或群体排斥于党的大门之外。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党必定不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也不可能成为党的群众基础。当然，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所有被代表的人都可以无条件地加入党组织，而是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才可以入党，这对于任何阶级都是如此。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吸收党员方面的不同。
由此，党内社会成分的复杂多样，并不意味着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这仅仅是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员结构的特征之一。
那么，由于党员结构的变化，能不能说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全民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明确，政党不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组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政党的未来如同国家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虽然我们不必过多地考虑政党将来如何消亡，但需认识到这也是一个规律。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政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社会阶级或阶层自身的变化，会影响到党的阶级性。当全民都是党员时就是党的阶级性完全丧失之时，就等于没有党。但全民都是党员的时代又实实在在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即发展到了不需要政党的时代。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未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而在于如果现在就把党定位于这样的位置，就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是“左”的表现，而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右、是社会民主党化。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是以激烈的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消灭剥削阶级的时期，也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远未达到出现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地步，而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也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状况。在这种条件下，阶级性不可丧失，但整合全社会的政治力量，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也是不可缺少的。党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两个先锋队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发展，又不等于全民党。
作者介绍：高新民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作者：高新民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4年02期
自从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两个先锋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如何理解党的先进性、阶级性和群众性的问题。从近两年笔者参加的中央党校进修部学员的讨论和部分学者的讨论来看，影响理解这一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党的群众性，在于吸收社会各方面优秀分子入党方面。归根结底，就是在今天的时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论述：
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层面的问题，就是党的本质属性在于其阶级性，但党同时也是广大群众政治诉求的工具，这就内在地要求党有广泛的群众性。
一些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阶级性，现在又强调群众性，是不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这是影响理解党的先进性、阶级性和群众性统一的主要问题。
所谓政党观，就是人们对政党组织的看法，核心内容就是政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即政党的属性问题。
在西方有人认为政党是人们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的利益；有人认为政党是由具有类似态度和利益的人组成的组织，目的是为了获取和维持对政府的合法控制；有的认为政党是选举的工具；有的认为政党是政治权力组织的机构，其特征是独占政治功能，稳定的结构，排他性的党员以及支配选举的能力等。从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大多是从政党外在的直接的作用来看待政党，突出强调其社会工具性。因此，人们普遍承认，政党是公民政治诉求的工具，是公民政治参与、控制政府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突出强调政党的阶级性。“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上组织成一个独立于一切其他政党并同一切其他政党相对立的党，才能取得胜利”。列宁进一步强化了马恩的思想，强调“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强调不能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党变成超阶级的和非阶级的政党。马克思、列宁如此突出地强调党的阶级属性，这一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社会，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阶级性才能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二是因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晚于资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只有保持自己鲜明的阶级性和独立性才能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突出特点：第一，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虽然党在一定阶段出于策略的考虑可以与其他政党在某些问题上联合行动，但以不影响党的阶级性质为底线。第二，工人阶级组织为政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权，因此共产党如同其他政党一样，本质上也是群众政治诉求的工具，只是工人阶级政治诉求的工具不是别的政党，而是共产党。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并没有排斥共产党的社会工具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与西方其他的政党观相比，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政党的阶级属性方面，而共同点在于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特定的社会工具性。从这两种含义上来看政党的属性，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政党都具有共同的功能，为什么政党政治的操作有某种共同的规律可循。
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就政党的社会工具性做过专门论述，由于我们过去对政党作为群众的政治诉求工具也没有做过更多的研究，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党员，一提到政党，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党的阶级属性，而忽略了同时存在的另一属性。
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且执政长达50多年的历史条件下，党对于全社会的工具性作用，日益显露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崛起已经不是一种理论的预测，而是现实存在，群众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广大群众虽然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但在特定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一个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占有量和占有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其他群体反应，因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利益和意志需要诉求——主要是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但群众的诉求需要经过一定的整合才能影响政府决策，而起整合作用的，就是政党。这种整合不是基于对某些阶层的排斥的整合，而是在政策层面上，在尊重各独立群体的利益基础上的多元整合，这就要求党把自己的工具性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并且，由于是多元整合，就不能不反映多元群体、多个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执政党不仅仅是传统的特定阶层的工具，还是多元群体的群众的工具。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可以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现有的政党把自己的基础仅仅界定为特定阶层，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其他新兴的各阶层在经济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则必然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必然寻求拥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构成多党并存的格局，否则就无以整合全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二是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把不同的新兴阶层的代表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并将其优秀分子纳入到党内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既然长期掌握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那么党如果不成为全体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工具，就不能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党可以通过整合党内来自不同阶层的党员的意志，从而带动对全社会各阶层的整合。这在社会分化较为显著的情况下，是政党通常采用的方式。也就是说，政党的群众诉求的工具性作用，内在地要求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这后一种可能性，在当前的中国是现实的。在中国，能够有实力、有号召力体现政党的这一工具性作用的，就是共产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在2000年全国党校系统的调研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数据，即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10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表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代表性是认可的。
也有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强调党的工具性作用，会影响党的领导作用。其实，判断党的领导是否实现了，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得到实现为外在标志的，只要党的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政策得到了实现，就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领导。党的工具性表现在党的政策上，就是要体现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实现特定的历史使命，党的工具性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
由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定位于两个先锋队，并且吸收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不能说有悖于以阶级分析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相反，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政党观。
第二个层面：把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联系在一起，吸收社会各阶层优秀分子入党，是政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党员结构的特点和组织形态的进步。
群众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政党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二是指党员结构即党员社会成分的广泛性。从根本上讲，党的先进性源于，并且仅仅源于它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向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前进。先进性的其他的表现，都是以此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看，党的群众性的确是从代表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是指党员成分的广泛性和党员结构的复杂性。如果吸收社会各阶层优秀分子入党，党是否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文章论证在现有条件下吸收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的合理性。这些文章，概括起来看，其论据主要有三：一是理论依据，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群众的作用；二是历史的回顾，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成分的复杂性来说明问题；三是现实依据，即从当代阶级或阶层的变动，来说明党应与时俱进，通过吸收社会各阶层党员来增加执政的合法性。这些论述都是有说服力的，也是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的。
但是，鉴于对这一问题被一再提起，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产生这一分歧与我们的政党理论发展不充分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者，基于当时客观革命形势的需要，更多地从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题来阐述政党问题，因此不可能从与政党相关的元理论上来论述问题。
政党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归根结底，还是由政党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工具决定的。在近代历史和当代史上，群众、政党、政权是政治生活的三大要素，这是最早由某些学者提出、现已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这三大要素通过两个逻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是凡政党都以介入政权为目的，党一旦执政就力图牢牢掌握政权。这是政党的逻辑，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征之一。二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的逻辑。这两个逻辑，使得政党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认可才能掌握国家政权。这相对于专制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决定了政党的群众基础越广泛就越有利于政党的执政地位。但是，群众基础的广泛性，必然是与党员社会成分的广泛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政党产生的早期，西方的某些政党只是议会中争权夺利的派别，并不是群众性政党。但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政党为了执政，一步步走向社会，选举权扩大到哪一步，政党的群众基础、党员成分就扩大到哪一步。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结构出现橄榄型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时，党员成分就扩大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政党的组织形态方面的进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曾经说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意也在于说明党已经摆脱了狭小的范围。综观世界各个政党，不存在党内只有单一的党员成分却能称之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象。党员结构的单一，从理论上讲，只能出现于社会结构单一或专制体制下的某些状况中。
共产党固然不同于西方某些政党，但同样受到两个逻辑的制约。只要党以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名义出现，就必须以一国之内的最广大群众为执政基础，党本身的群众基础也相应地扩大到各阶层群众中，党员成分相应地也会复杂、多样。党员结构寓于党的群众基础之中，寓于政党的代表性之中。虽然不能说吸收了哪个阶层的个别人入党，就一定代表那个阶层的利益。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吸收剥削阶级的个别人入党，党却不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但总的说来，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游离于党的代表性之外，不能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却又把最大多数人中的某个阶层或群体排斥于党的大门之外。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党必定不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也不可能成为党的群众基础。当然，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所有被代表的人都可以无条件地加入党组织，而是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才可以入党，这对于任何阶级都是如此。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吸收党员方面的不同。
由此，党内社会成分的复杂多样，并不意味着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这仅仅是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员结构的特征之一。
那么，由于党员结构的变化，能不能说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全民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明确，政党不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组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政党的未来如同国家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虽然我们不必过多地考虑政党将来如何消亡，但需认识到这也是一个规律。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政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社会阶级或阶层自身的变化，会影响到党的阶级性。当全民都是党员时就是党的阶级性完全丧失之时，就等于没有党。但全民都是党员的时代又实实在在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即发展到了不需要政党的时代。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未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而在于如果现在就把党定位于这样的位置，就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是“左”的表现，而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右、是社会民主党化。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是以激烈的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消灭剥削阶级的时期，也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远未达到出现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地步，而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也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状况。在这种条件下，阶级性不可丧失，但整合全社会的政治力量，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也是不可缺少的。党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两个先锋队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发展，又不等于全民党。
作者介绍：高新民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