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实质都是增加财富仓库。
中国政府对改革的决心之大有目共睹，十八届三中全审议通过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项目有336项。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2013年以来国务院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30次是研究改革相关议题。本轮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让市场发力，激活社会的创造力，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些话看起来似乎很对，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比如政府简政放权了，但有几人因为政府简政放权而注册了公司？在目前形势下，就算零注册资金我也不会注册公司经营，无他，根本没有市场。政府认为减少干预就能使激活企业活力，实际上是一厢情愿。从实际效果也可看出这一点，在2013年上半年进行了新一轮经济刺激后，中国GDP的增长率由降转升，此时政府部门与多位专家学者都宣称改革红利正在显现，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然而，从2014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几乎全方位地疲弱过预期，这证实了在进入2014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急速恶化。
为何政府简政放权并不能化解当前危机？根源就在于当前面临的矛盾是财富仓库不足，也就是说中国民众每年要储存下来的财富超过的中国的财富仓库容量。在仓库容量有限的条件下，生产能力提高更多又有何用？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多财富要储存下来，这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在此暂且不表。
好了，再回到正题：为何说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实质都是增加财富仓库？政府保增长的手段无非如下几种：扩大出口、印钞、房地产、发债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自主恢复性增长阶段、出口拉动阶段与政府投资主导阶段。
在恢复增长阶段财富仓库容量远大于人们地储存的财富，这个阶段决定GDP高低的是生产能力。这一阶段富人都产生在日常消费品生产领域，以及商品流通领域，万元户是对当时富人的尊称，他们一般都是小商小贩，或者是个体养殖户。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供不应求，一切产品只要生产，就有满足不完的需求，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低端需求。整个20世纪80年代举全国之力扩大再生产，增加所有商品供给。也正是由于处在短缺时期，不论产品质量高低，只要能生产出来都有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短缺时代过去了，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即财富仓库容易不足时期。一个突出的信号是从90年代初开始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亏损。国有企业由于体制缺陷很难与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正面对抗，但在供不应求的80年代，国企的生存尚不成为问题。然而，随着过剩时代的到来，国企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亏损越来越严重。从1993年开始，史无前例的国企大改革终于拉开帷幕，通过关停并转，国企变成了私企，企业重新焕发活力。然而，代价是极为沉重的，数千万国企员工因此下岗；另一方面，当时的企业负责人大多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成为了企业的所有者，迅速拉开了与其他员工的财富差距，这也奠定了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础。
1997年国务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抽样调查中的主要社会零售商品几乎全部供过于求，这标志着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终结，有选择的、更高端、更挑剔的“买方市场”时代的到来。
商品过剩实际上就是储蓄过剩，因为人们希望将更多的收入储存起来而不是消费，而投资的需求又不能完全将储蓄吸收。这时候要使经济继续增长，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提高消费率，要么为过剩储蓄寻找财富仓库。
1990年代初，实际主管经济的是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他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扩大出口，以此带动经济增长。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自此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1993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1271亿人民币，汇率调整一年后的2004年出口额猛增到20381亿人民币，增幅高达80.8%，也使得中国外贸从1993年的逆差701亿人民币一举转变为顺差461亿。出口的快速增长与贸易顺差的大幅扩大化解了中国的商品过剩困境，可以说朱镕基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为中国的过剩储蓄寻找到了财富仓库，使中国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出口与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势头在2008年基本结束。由于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消费市场出现萎缩，以欧美市场为主的中国外贸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中国出口制造业也遭到来自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国家的竞争，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外贸已无法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吸纳中国过剩储蓄的重任就落到了房地产与政府投资身上。
实际上，早在2000年开始，房地产就逐渐担负起吸纳中国过剩储蓄的重任。到了2003年之后，房地产日渐火热。中国政府虽然看出房地产过热的危险，并且多次采取调控措施。但由于在保增长上极为依赖房地产，因此调控措施历来都投鼠忌器，只是想稳住房价，而不愿真正打压。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中国房价越调越高，2007年终于达到了新的高峰。
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扩大财富仓库的一种手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房地产投资，这个过程中民众收入增加，社会购房能力提高；另一方面，印钞强化了人们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如此一来，房地产就活跃起来，就能起到财富仓库的作用。
不但中国的货币政策是扩大财富仓库的一种手段，其他国家的也大都如此。比如拿美国来说，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重新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为了刺激消费与投资，美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并从2003年6月26日到2004年6月30日期间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投资热潮，促使房地产市场形成巨大泡沫。持续低利率刺激经济扩张，美国房地产价格涨幅超过1倍。
地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加上持续低利息带动了消费热潮，为防止经济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加息的直接影响是以房地产泡沫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开始破灭，房子迅速贬值，而因利率上升购房者需要偿还的贷款又要增加。于是许许多多本是低收入者的次级贷款者还不了贷款，次贷危机爆发。
危机后的美国又如何呢？不断量化宽松，而宽松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刺激房地产投资实现经济增长。
——摘自《繁荣的真相》
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实质都是增加财富仓库。
中国政府对改革的决心之大有目共睹，十八届三中全审议通过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项目有336项。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2013年以来国务院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30次是研究改革相关议题。本轮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让市场发力，激活社会的创造力，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些话看起来似乎很对，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比如政府简政放权了，但有几人因为政府简政放权而注册了公司？在目前形势下，就算零注册资金我也不会注册公司经营，无他，根本没有市场。政府认为减少干预就能使激活企业活力，实际上是一厢情愿。从实际效果也可看出这一点，在2013年上半年进行了新一轮经济刺激后，中国GDP的增长率由降转升，此时政府部门与多位专家学者都宣称改革红利正在显现，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然而，从2014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几乎全方位地疲弱过预期，这证实了在进入2014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急速恶化。
为何政府简政放权并不能化解当前危机？根源就在于当前面临的矛盾是财富仓库不足，也就是说中国民众每年要储存下来的财富超过的中国的财富仓库容量。在仓库容量有限的条件下，生产能力提高更多又有何用？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多财富要储存下来，这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在此暂且不表。
好了，再回到正题：为何说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实质都是增加财富仓库？政府保增长的手段无非如下几种：扩大出口、印钞、房地产、发债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自主恢复性增长阶段、出口拉动阶段与政府投资主导阶段。
在恢复增长阶段财富仓库容量远大于人们地储存的财富，这个阶段决定GDP高低的是生产能力。这一阶段富人都产生在日常消费品生产领域，以及商品流通领域，万元户是对当时富人的尊称，他们一般都是小商小贩，或者是个体养殖户。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供不应求，一切产品只要生产，就有满足不完的需求，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低端需求。整个20世纪80年代举全国之力扩大再生产，增加所有商品供给。也正是由于处在短缺时期，不论产品质量高低，只要能生产出来都有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短缺时代过去了，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即财富仓库容易不足时期。一个突出的信号是从90年代初开始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亏损。国有企业由于体制缺陷很难与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正面对抗，但在供不应求的80年代，国企的生存尚不成为问题。然而，随着过剩时代的到来，国企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亏损越来越严重。从1993年开始，史无前例的国企大改革终于拉开帷幕，通过关停并转，国企变成了私企，企业重新焕发活力。然而，代价是极为沉重的，数千万国企员工因此下岗；另一方面，当时的企业负责人大多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成为了企业的所有者，迅速拉开了与其他员工的财富差距，这也奠定了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础。
1997年国务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抽样调查中的主要社会零售商品几乎全部供过于求，这标志着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终结，有选择的、更高端、更挑剔的“买方市场”时代的到来。
商品过剩实际上就是储蓄过剩，因为人们希望将更多的收入储存起来而不是消费，而投资的需求又不能完全将储蓄吸收。这时候要使经济继续增长，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提高消费率，要么为过剩储蓄寻找财富仓库。
1990年代初，实际主管经济的是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他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扩大出口，以此带动经济增长。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自此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1993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1271亿人民币，汇率调整一年后的2004年出口额猛增到20381亿人民币，增幅高达80.8%，也使得中国外贸从1993年的逆差701亿人民币一举转变为顺差461亿。出口的快速增长与贸易顺差的大幅扩大化解了中国的商品过剩困境，可以说朱镕基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为中国的过剩储蓄寻找到了财富仓库，使中国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出口与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势头在2008年基本结束。由于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消费市场出现萎缩，以欧美市场为主的中国外贸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中国出口制造业也遭到来自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国家的竞争，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外贸已无法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吸纳中国过剩储蓄的重任就落到了房地产与政府投资身上。
实际上，早在2000年开始，房地产就逐渐担负起吸纳中国过剩储蓄的重任。到了2003年之后，房地产日渐火热。中国政府虽然看出房地产过热的危险，并且多次采取调控措施。但由于在保增长上极为依赖房地产，因此调控措施历来都投鼠忌器，只是想稳住房价，而不愿真正打压。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中国房价越调越高，2007年终于达到了新的高峰。
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扩大财富仓库的一种手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房地产投资，这个过程中民众收入增加，社会购房能力提高；另一方面，印钞强化了人们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如此一来，房地产就活跃起来，就能起到财富仓库的作用。
不但中国的货币政策是扩大财富仓库的一种手段，其他国家的也大都如此。比如拿美国来说，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重新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为了刺激消费与投资，美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并从2003年6月26日到2004年6月30日期间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投资热潮，促使房地产市场形成巨大泡沫。持续低利率刺激经济扩张，美国房地产价格涨幅超过1倍。
地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加上持续低利息带动了消费热潮，为防止经济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加息的直接影响是以房地产泡沫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开始破灭，房子迅速贬值，而因利率上升购房者需要偿还的贷款又要增加。于是许许多多本是低收入者的次级贷款者还不了贷款，次贷危机爆发。
危机后的美国又如何呢？不断量化宽松，而宽松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刺激房地产投资实现经济增长。
——摘自《繁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