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
暨昂昂溪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教授）
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已经80周年了。今年，是梁思永先生106岁华诞，遗憾的是，56年前，他就已和我们分手，告别了人间。梁先生只活了50年。他的50年生命很短，如同一颗巨大流星，虽瞬间即逝，生出的光却耀眼夺目，永远停驻在中国考古学史中，也照亮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正确方向。遗址、墓地这类遗存固然重要，却需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才能显露出它本身的价值。昂昂溪这处存在了几千年的遗址，是在1931年这个适当的年代，又经过中国考古学巨星梁思永先生照射之后，才反射出它本身具有的光泽，露出它本来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这些中外考古学人所以要聚会于齐齐哈尔市，举办这么一次昂昂溪文化学术研讨会来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的理由。下面，我将对此作些说明，并以此为切入口，再次谈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及其在中国考古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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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
奠基时期的重要工作
关于这一认识，我想指出如下几点：其一，调查史迹，出现于现代考古学之前。史迹之调查虽可视为现代考古学一项内涵，相对于史迹调查来说，考古发掘才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内涵，是现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在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之前，黑龙江省未见考古发掘，只见过考古调查，故思永先生的昂昂溪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创了黑龙江省现代考古工作的先河，是黑龙江省考古学开始出现的标志。
其二，就整个东北地区来看，梁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虽不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的肇始，是后于沙锅屯、貔子窝之后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却是中国考古学者于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工作。同时，就整个中国来讲，梁先生之发掘昂昂溪遗址，虽后于沙锅屯、仰韶村、甘青地区、西阴村、貔子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窝、城子崖诸项考古发掘之后，但仍处于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的考古工作。
其三，梁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的重要意义：一是其发掘、整理和发表报告的科学水平，高于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的其他几项考古工作；二是于史前时期来说，这次工作是继认识仰韶、齐家、马厂诸文化遗存之后，而在确认龙山文化之前，识别出一种新的文化遗存，而且，从经济形态上看，这一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又区别前所发现的种植农业型这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经营渔猎—采集的另类经济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因此，据这些重要意义来看，可以说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的一项重要的考古工作。所以，要谈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就不可不讲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这一考古工作。但深感遗憾的是，从梁先生发现昂昂溪这一文化遗存以后直到今天，我们考古学人对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研究，不仅远落后于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见到的新石器时代或史前时期几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也远远落后于此后发现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诸如东北的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及小河沿文化等，黄河下游的磁山文化、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等，黄河中游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荆村文化及客省庄文化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等，以及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等，等等，可以说在至今确认的史前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水平，实处于最低等之列。因此，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唤起中国考古学人，尤其是黑龙江考古同仁进一步关注并加强对昂昂溪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我想这是对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的最用心的纪念。
二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
一位奠基人
说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主要是基于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和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中的作用。
饮水思源。站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立场上往前思索，应认为安特生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肇始。
安特生于1921年对仰韶村的发掘，无疑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投下一颗震撼弹，向世人宣布，用西方考古学的方法，能将埋藏在地下的缺乏史书记录的中国古史考出来！更重要的是，缘于这一发掘，使安特生及其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国远古历史与文化的一些研究课题，1923～1924年，安特生的甘青地区考古，便是对这些课题所作的继续求索，在获得他认同的一些答案的同时，又在掌握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深化和扩充了课题。同时，安特生于《中华远古文化》和《甘肃考古记》两书中公布的资料、提出的见解以及由此带出来的问题，还成为尔后中外学人长期从正、反两方面思考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其中的史前考古学的元素，影响着乃至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其中的史前考古学走向前方的思路。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我们还能从有关中国史前考古学一些问题讨论的不同意见中，听到安特生的余音。所以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及其相关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肇始，并非虚词。
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则是告白世人，中国学人有能力从自己的学术思路，不仅也能用西方考古学方法，而且使用了较安特生进步的发掘方法将失传的中国历史从中国的土地下清理出来，并提出了自己的命题。但李济提出的学术课题及见解的规模与系统性，和其在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却逊于安特生。
无疑，没有安特生和李济的考古工作，则不会出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之发掘。但殷墟发掘学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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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和对中国考古学之形成所起的作用方面，却有别于安特生及李济的上述考古工作。
在学术缘起上，殷墟的发掘，不是沿着安特生，也不是沿着李济之学术思路进行的考古工作，而是沿着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派金石学家对甲骨文和由此产生的殷墟研究这一学术思路进行的考古发掘，目的是求证殷墟，和找到一个从文献上可以估算年代的坐标点，以便据此求索其他已发现的和还未发现的考古学遗存的纵向与橫向的关系。殷墟的考古发掘，不仅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还揭示出了一个殷代的文明社会，并把中国考古学推到了使世界学术界瞩目的先进水平。
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来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殷墟发掘所起的作用，远远高于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及其相关的考古工作，以及李济之西阴村的考古工作。一是怎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怎样作记录，怎样进行室内整理，怎样对考古学遗存进行多学科研究，怎样编写考古报告，怎样根据考古遗存信息进行学术研究，怎样修复好发掘出来的实物和怎样保存、保护好实物和文字、绘图及摄影资料，等等，无不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规范。这些经验与规范，自殷墟发掘至今，虽已有相当的发展，但追根溯源，可知这一发展的始点，基本上只能追溯到殷墟的发掘。另一从至今形成的学科研究与技术队伍的师承源流来看，在其演变过程中，虽融入了一些支流，但就其主干谱系关系，仍和殷墟发掘队伍血脉相连。
可以说，殷墟发掘为形成现今的中国考古学，实起了奠基的作用，也是形成现今中国考学学科研究与技术队伍的始点。
说到殷墟发掘，不能不首先看到如下三位先生的作用：一是傅斯年先生。他是殷墟发掘的领导人、策划人和总设计师。二是李济先生。他是殷墟发掘的组织者、具体领导人和前线总指挥。三便是梁思永先生。他是殷墟发掘的顶梁柱。李济先生是位谦谦君子，也是一位伯乐。梁启超在听了李济在清华所作关于西阴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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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发掘的学术演讲后，给他还在美国学习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演讲中说，他们‘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的人还在美国……是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可见，李济先生早就看上了梁思永，所以，梁思永之整理西阴村发掘资料，以及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在殷墟发掘中能起到中坚作用，与李济先生对他的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的作用，正如尹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在考古发掘的方法上，思永先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使中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逐渐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经验”，“由于他的参加，才把殷墟考古发掘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才把殷墟考古工作中存在的混乱局面澄清”，从而“对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尹达《悼念梁思永先生》，《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这是参加过殷墟发掘的人对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所起作用的评价。作出这么高评价所根据的大量事实，从现今发表的殷墟发掘文献，遗憾的是，实难一一道来，除管中窥豹外，就只能跟着尹达先生这些评价去领悟了。然而，这管中窥豹所见到的场景，也是令人惊叹和令人仰止的。这些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是：
其一，是梁思永先生作为参与殷墟发掘的最重要成员之一，策划和主持了安阳西北岗殷陵的发掘，夏鼐说这“发掘规模的宏大，工作的精细，收获的丰富，在国内几乎是空前的”（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尹达认为“收获之丰富，发掘工程之浩大，在中国考古发掘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事情。这对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贡献。如果不是思永先生的学力、经验和魄力，在当时就不可能收到那样的效果”（见前引尹达文）。同时，他也参与了为中国考古学确立了一个时空可靠的坐标点，和揭示出了小屯殷墟文化和小屯殷墟文明。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其二，是梁思永先生主编了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品说明及目录（《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这个《说明及目录》，以“总说明”、“衣服”、“装饰”、“饮食”、“起居”、“兵战”、“音乐”、“陈设”、“建筑”、“丧葬”和“书契”分类名目和实物277件，“影片”20张及“图片”11幅说明，全面展示了殷墟发掘成果。这份《说明及目录》当是梁思永先生研究与释读殷墟发掘的大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殷墟发掘所作的整体研究及其认识，也可据此体会出思永先生以自己的学识全面掌控殷墟发掘的一般情况。《说明及目录》所以由梁思永主编，和能达到如是的学术水平，当和他在殷墟发掘所处的地位及其掌控殷墟发掘能力相关。这份大纲所表达的学术见解，自具体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未有研究殷墟的学者达到这大纲所表述的学术水平。
其三，思永先生开创了依据土质、土色划分单位自上而下的考古发掘方法，是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他对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首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龙山和小屯先后层位的相对年代关系，这便是思永先生从考古实践中创立了这一考古发掘方法的最好说明，也是实践他创立的这一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其四，至于思永先生著述的《小屯、龙山与——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仰韶》和《龙山文化—
一》两文所作出的学术贡献，1981年，在我和黄景略合作写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早已作出了说明，在此，除指出如下两点外，就不再评价了。这两点是：一是夏鼐先生在
可见，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以殷墟发掘为标志进入形成期的一位最重要的奠基人。
三
梁思永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许多部门缺乏干部，只能启用民国时期已造就的人才从事其熟悉的工作。梁思永先生便是其中之一。1950年8月，梁思永先生即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兼任，所内工作基本上由梁思永主持。尹达先生说，梁思永是“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学术机关里做考古工作”（见前引尹达文）的学者，自然没有办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办法，有的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如何搞考古事业那些经验。所以，尹达先生又说：思永先生“自然在立场观点上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正局限着他的学术事业上的成就”（见前引尹达文）。我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百周年会上，即已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事业，继承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的治学道统，这是夏鼐所以成为夏鼐的重要原因，现在还应补充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所以有如今局面的重要原因。至于梁思永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近4年期间，如何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那套办考古事业的办法，即治学道统，一一传承下来，据公开发表的文献，实难以道明，但从思永先生履行其担任的副所长职责中，却可窥知一二：
其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即由夏鼐和苏秉琦先生分别组团，展开了对豫西和西安附近的考古调查。苏秉琦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一文，即是秉琦师率团进行此次调查的一项收获。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秉琦师在考古所他的办公室内，拿出他们当时采集的陶片让我看，并谈及这次调查的收获，和《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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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说的“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龙山文化的最精辟的一篇论文”（见前引夏鼐文）；二是我要说的，即《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开创了考古学文化划分类型的先河。
其五，是思永先生确认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即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和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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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与分布》一文的主要论点，说他在这次调查之后，向病中的梁先生作了汇报，文中的论点得到梁先生的首肯。说到此，他很兴奋，喜形于色。并说，今后还得将这次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将其发表出来。关于这次调查资料的整理与著文发表出来的愿望，秉琦师最终未能实现。这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次谈话给我留下这样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秉琦师十分尊重思永先生；二是作为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病中的梁先生，仍认真地履行着他所担任的职务！这里说的仅是梁思永先生履行副所长职务实现学术领导职责的个案例证，那么，下面讲的则是思永先生履行副所长学术领导的一般情形。
其二，夏鼐先生说：1950年8月考古研究所成立后，梁思永先生“受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所长。虽以体弱不能出门，但仍努力积极工作。所中的具体领导工作，差不多都由他主持。数年来计划和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工作，煞费苦心”（见上引夏鼐文），尹达则指出“被任命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思永先生”，“积极筹划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发掘、室内的整理研究，以及行政工作。考古研究所之有今天的局面和成绩，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见上引尹达文）。夏鼐先生还说：思永先生“解放后，虽以身弱事忙，自己没有做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计划和指导考古工作以及培养青年干部，对于解放以来我国考古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发展，是很有贡献的”（见前引夏鼐文）。夏鼐和尹达两位先生于1954年讲的这些话，表明思永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履行了他所承担的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这一学术领导职务了。梁思永先生以什么样的想法实践他担负的职务？夏鼐和尹达两位先生都没有说，但思永先生的想法却不可从天上掉下来，作为从“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学术机关里做考古工作”（尹达语，见前引尹达文）的梁思永先生，自然只能搬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取得成效的考古学治学道统，即考古学治学思路与规范来实践自己担任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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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导职责了。这是可以想见的。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参加考古工作和参加考古学学习的学人，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见证人，所以没见到民国时期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学术上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于学术主流上见到的却是一脉相承的原因。
1954年前，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这三个考古单位外，几乎没有像样的考古学单位，同时，在这三个单位的考古学人之外，也几乎没有在考古学说得上话的其他考古学者。就考古学来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仅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其他中国考古学领域的研究，则集中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而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担任教职和授课的学者，除少数学者外，基本上也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职的研究人员，故可以认为，梁思永先生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确立的中国考古学治学道统传承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就是传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事业，而他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为该所的创立所起的奠基性的作用，也当被视做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的奠基。四
学习梁思永先生扎根田野、唯实求真的
创新精神
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的贡献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中国考古学旅程中一座划时代的丰碑。
这样的划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丰碑，在梁思永先生之前，只有安特生以其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树立的一座丰碑；在梁思永先生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的旅程中，也只有苏秉琦以其为中国考古学作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铸造的另一座丰碑。
安特生不仅创立了中国考古学，也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提出了体系性的认识。他是将起源于欧洲的考古学移植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第一人。安特生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他的仅具蓝图意义的这一体系性认识，具有欧洲考古学的色彩。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安特生提出的这一体系性认识仍从正、反两方面左右着治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乃至治中国文化学的中外学人的思维，及至20世纪
安特生所确立的体系相比，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扩大了安特生的学术内涵，自成体系，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提出了颇为系统的认识，动摇和突破了安特生的识知系统。梁思永先生所确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体系性的认知系统，虽未从整体上推翻或替代安特生确立的认知体系，也未能完全消除安特生的学说已形成的和仍将造成的影响，却是引领中国考古学走进和安特生相区别的新路的路标。
可见，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各自为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是矗立着的标志中国考古学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的三座丰碑。
梁思永先生所以能为中国考古学树立这样一座丰碑，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则基本上可作如下的归纳：
其一，如夏鼐先生所说，梁思永先生是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习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于东亚考古学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为着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曾一度返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并且整理清华所藏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即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资料，可能当时忌讳提到李济名字，夏先生所以如是说———引者注），写成专刊”（见前引夏鼐文）。可见，思永先生的人类学，尤其是考古学的基础深厚，具有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的经验，以及接受及释读遗存释放的信息，和从信息中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二，是思永先生具有扎根田野考古，并从田野考古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务实求真的问学精神。这里所说的“问题”，也就是苏秉琦先生常说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夏鼐先生是这样叙述的：思永先生“1930年夏季毕业归国后，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工作。1930年秋赴黑龙江工作，发掘昂昂溪遗址。冬间，转道通辽入热河调查”。“1931年春将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写成后，便去参加安阳小屯及后冈的发掘，秋间，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又去安阳后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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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当前苏联学者再度捡起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宣扬说教而遭到中国学者反击后，安特生的影响才从正、反两方面退出了中国的学术舞台。苏秉琦为中国考古学铸造的丰碑的内涵，则是治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他从这一理论与文化得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中国考古学文化是世界考古学文化的一个区系或一个板块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或多中心说，文明形成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三种类型说，和“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的三阶段说等，秉琦师的治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他所提出的关于中国考古学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这些学说，植根于中国土地，是从中国考古学文化遗存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回归实践，或以理论指导实践的这一重要内涵及其意义来看，苏秉琦的理论乃是考古学实现了中国化和中国考古学已迈入成熟期的宣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至今仍影响着中国考古学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对研究世界考古学和世界史有所启发。苏秉琦的理论仍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主导着中国考古学的正确走向，是将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引向前方的一面旗帜。介于上述两座考古学丰碑之间的梁思永先生树立的这座丰碑，以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存堆积实际的田野考古理论与方法，以及《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和《殷墟发掘展览目录》等几篇论著所表述的关于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认知体系为标志，是中国化了的田野考古理论与方法，开辟了从中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实际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新路，其取得的对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相当巨大，从基本内涵来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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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春季没完成的工程。1932年春患烈性肋膜炎，卧病两年，到1934年春才渐恢复。夏间将热河调查报告编成。秋间赴安阳主持西北岗殷陵的发掘。1935年春秋两季，都在继续西北岗殷陵的发掘工作”（见前引夏鼐文）。可见，思永先生自1930年秋至1935年秋的5年间，除去两年因患烈性肋膜炎病外，3年之内有8次投身于田野考古工作，显示出他勤于田野考古、扎根于田野考古、从田野考古所见遗存及发表的考古资料与论著中找到问题和问学于田野考古的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关于思永先生怎样从遗存和发表的考古资料与论著中找到问题，以及如何问学于田野考古的情况，可从他的论著中找到答案，在此就不赘述了。
其三，是思永先生除具有扎根田野考古的务实求真的问学精神之外，从他发表的不多的几篇论著及其相关的注释来看，可知他知识渊博，为求解亲手从田野考古找到的课题，具备不漏一篇地收集和释读已发表的相关著作的
问学态度，以及通览及一一梳理解析这些相关论著的能力，与严谨的治学作风，同时，他又不囿于一切已有的学术成见，具备能够根据严格审视过的新材料、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田野考古发明，以实现学术创新的胆略与魄力。
正如上述三个原因，推动着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了贡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考古学树立了一座划时代的丰碑。联系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我认为有志于献身于中国考古学的学人，当以梁思永先生为榜样，扎进田野和已发表的考古材料中去，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发扬思永先生的唯实求真的问学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提升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水平。
附记：据2010年9月8日的发言提纲，
2012年10月1日于小石桥写成此稿，2012年10月23日和2013年4月3日于小石桥改定。
（责任编辑：王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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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
暨昂昂溪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教授）
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已经80周年了。今年，是梁思永先生106岁华诞，遗憾的是，56年前，他就已和我们分手，告别了人间。梁先生只活了50年。他的50年生命很短，如同一颗巨大流星，虽瞬间即逝，生出的光却耀眼夺目，永远停驻在中国考古学史中，也照亮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正确方向。遗址、墓地这类遗存固然重要，却需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才能显露出它本身的价值。昂昂溪这处存在了几千年的遗址，是在1931年这个适当的年代，又经过中国考古学巨星梁思永先生照射之后，才反射出它本身具有的光泽，露出它本来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这些中外考古学人所以要聚会于齐齐哈尔市，举办这么一次昂昂溪文化学术研讨会来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的理由。下面，我将对此作些说明，并以此为切入口，再次谈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及其在中国考古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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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
奠基时期的重要工作
关于这一认识，我想指出如下几点：其一，调查史迹，出现于现代考古学之前。史迹之调查虽可视为现代考古学一项内涵，相对于史迹调查来说，考古发掘才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内涵，是现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在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之前，黑龙江省未见考古发掘，只见过考古调查，故思永先生的昂昂溪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创了黑龙江省现代考古工作的先河，是黑龙江省考古学开始出现的标志。
其二，就整个东北地区来看，梁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虽不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的肇始，是后于沙锅屯、貔子窝之后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却是中国考古学者于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工作。同时，就整个中国来讲，梁先生之发掘昂昂溪遗址，虽后于沙锅屯、仰韶村、甘青地区、西阴村、貔子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窝、城子崖诸项考古发掘之后，但仍处于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的考古工作。
其三，梁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的重要意义：一是其发掘、整理和发表报告的科学水平，高于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的其他几项考古工作；二是于史前时期来说，这次工作是继认识仰韶、齐家、马厂诸文化遗存之后，而在确认龙山文化之前，识别出一种新的文化遗存，而且，从经济形态上看，这一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又区别前所发现的种植农业型这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经营渔猎—采集的另类经济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因此，据这些重要意义来看，可以说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的一项重要的考古工作。所以，要谈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就不可不讲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这一考古工作。但深感遗憾的是，从梁先生发现昂昂溪这一文化遗存以后直到今天，我们考古学人对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研究，不仅远落后于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见到的新石器时代或史前时期几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也远远落后于此后发现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诸如东北的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及小河沿文化等，黄河下游的磁山文化、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等，黄河中游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荆村文化及客省庄文化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等，以及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等，等等，可以说在至今确认的史前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水平，实处于最低等之列。因此，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唤起中国考古学人，尤其是黑龙江考古同仁进一步关注并加强对昂昂溪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我想这是对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的最用心的纪念。
二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
一位奠基人
说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主要是基于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和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中的作用。
饮水思源。站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立场上往前思索，应认为安特生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肇始。
安特生于1921年对仰韶村的发掘，无疑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投下一颗震撼弹，向世人宣布，用西方考古学的方法，能将埋藏在地下的缺乏史书记录的中国古史考出来！更重要的是，缘于这一发掘，使安特生及其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国远古历史与文化的一些研究课题，1923～1924年，安特生的甘青地区考古，便是对这些课题所作的继续求索，在获得他认同的一些答案的同时，又在掌握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深化和扩充了课题。同时，安特生于《中华远古文化》和《甘肃考古记》两书中公布的资料、提出的见解以及由此带出来的问题，还成为尔后中外学人长期从正、反两方面思考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其中的史前考古学的元素，影响着乃至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其中的史前考古学走向前方的思路。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我们还能从有关中国史前考古学一些问题讨论的不同意见中，听到安特生的余音。所以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及其相关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肇始，并非虚词。
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则是告白世人，中国学人有能力从自己的学术思路，不仅也能用西方考古学方法，而且使用了较安特生进步的发掘方法将失传的中国历史从中国的土地下清理出来，并提出了自己的命题。但李济提出的学术课题及见解的规模与系统性，和其在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却逊于安特生。
无疑，没有安特生和李济的考古工作，则不会出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之发掘。但殷墟发掘学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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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和对中国考古学之形成所起的作用方面，却有别于安特生及李济的上述考古工作。
在学术缘起上，殷墟的发掘，不是沿着安特生，也不是沿着李济之学术思路进行的考古工作，而是沿着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派金石学家对甲骨文和由此产生的殷墟研究这一学术思路进行的考古发掘，目的是求证殷墟，和找到一个从文献上可以估算年代的坐标点，以便据此求索其他已发现的和还未发现的考古学遗存的纵向与橫向的关系。殷墟的考古发掘，不仅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还揭示出了一个殷代的文明社会，并把中国考古学推到了使世界学术界瞩目的先进水平。
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来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殷墟发掘所起的作用，远远高于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及其相关的考古工作，以及李济之西阴村的考古工作。一是怎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怎样作记录，怎样进行室内整理，怎样对考古学遗存进行多学科研究，怎样编写考古报告，怎样根据考古遗存信息进行学术研究，怎样修复好发掘出来的实物和怎样保存、保护好实物和文字、绘图及摄影资料，等等，无不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规范。这些经验与规范，自殷墟发掘至今，虽已有相当的发展，但追根溯源，可知这一发展的始点，基本上只能追溯到殷墟的发掘。另一从至今形成的学科研究与技术队伍的师承源流来看，在其演变过程中，虽融入了一些支流，但就其主干谱系关系，仍和殷墟发掘队伍血脉相连。
可以说，殷墟发掘为形成现今的中国考古学，实起了奠基的作用，也是形成现今中国考学学科研究与技术队伍的始点。
说到殷墟发掘，不能不首先看到如下三位先生的作用：一是傅斯年先生。他是殷墟发掘的领导人、策划人和总设计师。二是李济先生。他是殷墟发掘的组织者、具体领导人和前线总指挥。三便是梁思永先生。他是殷墟发掘的顶梁柱。李济先生是位谦谦君子，也是一位伯乐。梁启超在听了李济在清华所作关于西阴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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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发掘的学术演讲后，给他还在美国学习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演讲中说，他们‘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的人还在美国……是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可见，李济先生早就看上了梁思永，所以，梁思永之整理西阴村发掘资料，以及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在殷墟发掘中能起到中坚作用，与李济先生对他的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的作用，正如尹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在考古发掘的方法上，思永先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使中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逐渐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经验”，“由于他的参加，才把殷墟考古发掘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才把殷墟考古工作中存在的混乱局面澄清”，从而“对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尹达《悼念梁思永先生》，《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这是参加过殷墟发掘的人对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所起作用的评价。作出这么高评价所根据的大量事实，从现今发表的殷墟发掘文献，遗憾的是，实难一一道来，除管中窥豹外，就只能跟着尹达先生这些评价去领悟了。然而，这管中窥豹所见到的场景，也是令人惊叹和令人仰止的。这些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是：
其一，是梁思永先生作为参与殷墟发掘的最重要成员之一，策划和主持了安阳西北岗殷陵的发掘，夏鼐说这“发掘规模的宏大，工作的精细，收获的丰富，在国内几乎是空前的”（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尹达认为“收获之丰富，发掘工程之浩大，在中国考古发掘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事情。这对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贡献。如果不是思永先生的学力、经验和魄力，在当时就不可能收到那样的效果”（见前引尹达文）。同时，他也参与了为中国考古学确立了一个时空可靠的坐标点，和揭示出了小屯殷墟文化和小屯殷墟文明。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其二，是梁思永先生主编了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品说明及目录（《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这个《说明及目录》，以“总说明”、“衣服”、“装饰”、“饮食”、“起居”、“兵战”、“音乐”、“陈设”、“建筑”、“丧葬”和“书契”分类名目和实物277件，“影片”20张及“图片”11幅说明，全面展示了殷墟发掘成果。这份《说明及目录》当是梁思永先生研究与释读殷墟发掘的大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殷墟发掘所作的整体研究及其认识，也可据此体会出思永先生以自己的学识全面掌控殷墟发掘的一般情况。《说明及目录》所以由梁思永主编，和能达到如是的学术水平，当和他在殷墟发掘所处的地位及其掌控殷墟发掘能力相关。这份大纲所表达的学术见解，自具体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未有研究殷墟的学者达到这大纲所表述的学术水平。
其三，思永先生开创了依据土质、土色划分单位自上而下的考古发掘方法，是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他对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首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龙山和小屯先后层位的相对年代关系，这便是思永先生从考古实践中创立了这一考古发掘方法的最好说明，也是实践他创立的这一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其四，至于思永先生著述的《小屯、龙山与——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仰韶》和《龙山文化—
一》两文所作出的学术贡献，1981年，在我和黄景略合作写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早已作出了说明，在此，除指出如下两点外，就不再评价了。这两点是：一是夏鼐先生在
可见，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以殷墟发掘为标志进入形成期的一位最重要的奠基人。
三
梁思永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许多部门缺乏干部，只能启用民国时期已造就的人才从事其熟悉的工作。梁思永先生便是其中之一。1950年8月，梁思永先生即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兼任，所内工作基本上由梁思永主持。尹达先生说，梁思永是“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学术机关里做考古工作”（见前引尹达文）的学者，自然没有办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办法，有的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如何搞考古事业那些经验。所以，尹达先生又说：思永先生“自然在立场观点上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正局限着他的学术事业上的成就”（见前引尹达文）。我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百周年会上，即已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事业，继承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的治学道统，这是夏鼐所以成为夏鼐的重要原因，现在还应补充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所以有如今局面的重要原因。至于梁思永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近4年期间，如何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那套办考古事业的办法，即治学道统，一一传承下来，据公开发表的文献，实难以道明，但从思永先生履行其担任的副所长职责中，却可窥知一二：
其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即由夏鼐和苏秉琦先生分别组团，展开了对豫西和西安附近的考古调查。苏秉琦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一文，即是秉琦师率团进行此次调查的一项收获。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秉琦师在考古所他的办公室内，拿出他们当时采集的陶片让我看，并谈及这次调查的收获，和《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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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说的“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龙山文化的最精辟的一篇论文”（见前引夏鼐文）；二是我要说的，即《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开创了考古学文化划分类型的先河。
其五，是思永先生确认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即以昂昂溪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和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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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与分布》一文的主要论点，说他在这次调查之后，向病中的梁先生作了汇报，文中的论点得到梁先生的首肯。说到此，他很兴奋，喜形于色。并说，今后还得将这次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将其发表出来。关于这次调查资料的整理与著文发表出来的愿望，秉琦师最终未能实现。这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次谈话给我留下这样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秉琦师十分尊重思永先生；二是作为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病中的梁先生，仍认真地履行着他所担任的职务！这里说的仅是梁思永先生履行副所长职务实现学术领导职责的个案例证，那么，下面讲的则是思永先生履行副所长学术领导的一般情形。
其二，夏鼐先生说：1950年8月考古研究所成立后，梁思永先生“受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所长。虽以体弱不能出门，但仍努力积极工作。所中的具体领导工作，差不多都由他主持。数年来计划和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工作，煞费苦心”（见上引夏鼐文），尹达则指出“被任命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思永先生”，“积极筹划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发掘、室内的整理研究，以及行政工作。考古研究所之有今天的局面和成绩，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见上引尹达文）。夏鼐先生还说：思永先生“解放后，虽以身弱事忙，自己没有做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计划和指导考古工作以及培养青年干部，对于解放以来我国考古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发展，是很有贡献的”（见前引夏鼐文）。夏鼐和尹达两位先生于1954年讲的这些话，表明思永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履行了他所承担的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这一学术领导职务了。梁思永先生以什么样的想法实践他担负的职务？夏鼐和尹达两位先生都没有说，但思永先生的想法却不可从天上掉下来，作为从“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学术机关里做考古工作”（尹达语，见前引尹达文）的梁思永先生，自然只能搬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取得成效的考古学治学道统，即考古学治学思路与规范来实践自己担任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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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导职责了。这是可以想见的。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参加考古工作和参加考古学学习的学人，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见证人，所以没见到民国时期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学术上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于学术主流上见到的却是一脉相承的原因。
1954年前，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这三个考古单位外，几乎没有像样的考古学单位，同时，在这三个单位的考古学人之外，也几乎没有在考古学说得上话的其他考古学者。就考古学来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仅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其他中国考古学领域的研究，则集中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而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担任教职和授课的学者，除少数学者外，基本上也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职的研究人员，故可以认为，梁思永先生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确立的中国考古学治学道统传承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就是传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事业，而他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为该所的创立所起的奠基性的作用，也当被视做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的奠基。四
学习梁思永先生扎根田野、唯实求真的
创新精神
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的贡献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中国考古学旅程中一座划时代的丰碑。
这样的划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丰碑，在梁思永先生之前，只有安特生以其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树立的一座丰碑；在梁思永先生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的旅程中，也只有苏秉琦以其为中国考古学作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铸造的另一座丰碑。
安特生不仅创立了中国考古学，也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提出了体系性的认识。他是将起源于欧洲的考古学移植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第一人。安特生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
■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他的仅具蓝图意义的这一体系性认识，具有欧洲考古学的色彩。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安特生提出的这一体系性认识仍从正、反两方面左右着治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乃至治中国文化学的中外学人的思维，及至20世纪
安特生所确立的体系相比，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扩大了安特生的学术内涵，自成体系，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提出了颇为系统的认识，动摇和突破了安特生的识知系统。梁思永先生所确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体系性的认知系统，虽未从整体上推翻或替代安特生确立的认知体系，也未能完全消除安特生的学说已形成的和仍将造成的影响，却是引领中国考古学走进和安特生相区别的新路的路标。
可见，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各自为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是矗立着的标志中国考古学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的三座丰碑。
梁思永先生所以能为中国考古学树立这样一座丰碑，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则基本上可作如下的归纳：
其一，如夏鼐先生所说，梁思永先生是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习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于东亚考古学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为着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曾一度返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并且整理清华所藏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即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资料，可能当时忌讳提到李济名字，夏先生所以如是说———引者注），写成专刊”（见前引夏鼐文）。可见，思永先生的人类学，尤其是考古学的基础深厚，具有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的经验，以及接受及释读遗存释放的信息，和从信息中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二，是思永先生具有扎根田野考古，并从田野考古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务实求真的问学精神。这里所说的“问题”，也就是苏秉琦先生常说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夏鼐先生是这样叙述的：思永先生“1930年夏季毕业归国后，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工作。1930年秋赴黑龙江工作，发掘昂昂溪遗址。冬间，转道通辽入热河调查”。“1931年春将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写成后，便去参加安阳小屯及后冈的发掘，秋间，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又去安阳后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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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当前苏联学者再度捡起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宣扬说教而遭到中国学者反击后，安特生的影响才从正、反两方面退出了中国的学术舞台。苏秉琦为中国考古学铸造的丰碑的内涵，则是治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他从这一理论与文化得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中国考古学文化是世界考古学文化的一个区系或一个板块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或多中心说，文明形成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三种类型说，和“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的三阶段说等，秉琦师的治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他所提出的关于中国考古学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这些学说，植根于中国土地，是从中国考古学文化遗存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回归实践，或以理论指导实践的这一重要内涵及其意义来看，苏秉琦的理论乃是考古学实现了中国化和中国考古学已迈入成熟期的宣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至今仍影响着中国考古学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对研究世界考古学和世界史有所启发。苏秉琦的理论仍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主导着中国考古学的正确走向，是将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引向前方的一面旗帜。介于上述两座考古学丰碑之间的梁思永先生树立的这座丰碑，以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存堆积实际的田野考古理论与方法，以及《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和《殷墟发掘展览目录》等几篇论著所表述的关于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认知体系为标志，是中国化了的田野考古理论与方法，开辟了从中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实际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新路，其取得的对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相当巨大，从基本内涵来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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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春季没完成的工程。1932年春患烈性肋膜炎，卧病两年，到1934年春才渐恢复。夏间将热河调查报告编成。秋间赴安阳主持西北岗殷陵的发掘。1935年春秋两季，都在继续西北岗殷陵的发掘工作”（见前引夏鼐文）。可见，思永先生自1930年秋至1935年秋的5年间，除去两年因患烈性肋膜炎病外，3年之内有8次投身于田野考古工作，显示出他勤于田野考古、扎根于田野考古、从田野考古所见遗存及发表的考古资料与论著中找到问题和问学于田野考古的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关于思永先生怎样从遗存和发表的考古资料与论著中找到问题，以及如何问学于田野考古的情况，可从他的论著中找到答案，在此就不赘述了。
其三，是思永先生除具有扎根田野考古的务实求真的问学精神之外，从他发表的不多的几篇论著及其相关的注释来看，可知他知识渊博，为求解亲手从田野考古找到的课题，具备不漏一篇地收集和释读已发表的相关著作的
问学态度，以及通览及一一梳理解析这些相关论著的能力，与严谨的治学作风，同时，他又不囿于一切已有的学术成见，具备能够根据严格审视过的新材料、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田野考古发明，以实现学术创新的胆略与魄力。
正如上述三个原因，推动着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了贡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考古学树立了一座划时代的丰碑。联系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我认为有志于献身于中国考古学的学人，当以梁思永先生为榜样，扎进田野和已发表的考古材料中去，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发扬思永先生的唯实求真的问学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提升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水平。
附记：据2010年9月8日的发言提纲，
2012年10月1日于小石桥写成此稿，2012年10月23日和2013年4月3日于小石桥改定。
（责任编辑：王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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