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第七天》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未被介入任何外界理性批评的初次阅读时的直观感受——那就是《第七天》最初打动我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称之为“对平等的向往”。 “他惊讶地向我转过身来，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向我询问。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这是《第七天》最后的段落，指向“人人平等”的终极理想。因为生的不平等，才指望死的平等。死亡是唯一的平等。面对生命的终结，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束手无策。但文中出现的“由沙发围成的贵宾候烧区域和由塑料椅子排成的普通候烧区域”的场景，以及普通亡魂要对VIP亡魂进行无条件的等待的描写，却正是对“死而平等”的反讽。 塑料椅子这边坐着很多候烧者，沙发那边只有五个候烧者，他们舒适地架着二郎腿，都是一副功成名就的模样，塑料椅子这边的个个都是正襟危坐。 “为什么非要等到市长烧了，才烧我们？”那个候烧者问。 “这个我不知道。” 另一个候烧者问：“你们有几个炉子？” “两个，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进口的为贵宾服务，国产的为您们服务。” “市长是不是贵宾？” “是。” “市长要用两个炉子烧吗？” “市长应该用进口炉子。” “进口炉子已经留给市长了，国产炉子为什么还要留着？”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两个炉子都停了。”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作者余华对于不公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于平等的理想之国的向往。但事实是，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不公。人类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等，而只能做到相对的公正。在当今社会，“平等”是个让每个人乐此不疲或者说焦虑的话题。但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平等”一词有着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我是个苹果，你和他也必须是苹果”；第二层含义是“你、我、他都可以自由选择成为苹果，或者鸭梨，或者菠萝或者其他”。前者是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所谓的平等，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余华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一文中说：“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最后，余华说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叫许三观。在这里，余华实指的是许三观们。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平等是现代政治制度化的产物，追求平等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可许三观追求的平等，哪里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分明是心胸狭隘、以我为尺度的原始平均主义。更有甚者，许三观追求的平等里还残留着人性之恶的基因，稍不留意就破土而出。”（王达敏，《一部关于平等的小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 另外，普通人在“平等追求宣告失败”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很容易会在道德感上寻找一种补偿和平衡。这种心理投射到《第七天》中，就是“有钱人为富不仁，穷人们情比金坚”，从而得出“富人都是坏人、穷人才是好人”的结论。如此，身为普通人的读者，看到这样的结论，顿时感到十分痛快，也隐隐有着这样一种感觉：“我是比你穷，但我比你善良，所以我还是比你有优越感。”我们或许能够从心理学上找到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作用下的抢占“道德制高点”的行为。如此看来，《第七天》中“富人和穷人”与“坏人和好人”的对照设置，如果是作者余华有意为之，那是不是就是在迎合着大众读者这样一个聊以慰藉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我们也看到，作者更多的笔墨，还是对平等彼岸的构建：以构建一个“人人死而平等”的乌托邦的方式，来进行现实批判。这个乌托邦，就是书中所描绘的“死无葬身之地”。在人间的世界，充满了不公、物欲、冷漠、自利，而在弱者的亡灵的世界，则是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大公”的乌托邦。但既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对“平等”这一概念的思索就难免会转变成宗教式的哲思： “你在这里应该见多识广，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说出了思绪里突然出现的念头，“我怎么觉得死后反而是永生。” 他空洞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问他：“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没墓地的得到永生，你说哪个更好？” 他回答：“不知道。” 离去时对我说：“小子，别想那么多。” 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削弱批判的力度，陷入宗教式的救赎，而难以进行现实上的反思。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主创造了世界，主安息了，而在他创造的这大千世界中的人类，却不得不承受生的痛苦和烦忧。我不知道余华描绘的丑恶的此岸是不是对主的质问，构建的美丽的彼岸是不是对主的追寻。屈原在无路可走时问天，我们在茫然无措时又能问谁？杨飞丢了活着的兴趣，于是在火灾爆发时不顾逃命而只是关注着李青的死因，他的鬼魂代替我们走了一圈，还是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只好陷入无解的彼岸的哲思。就像史铁生所说：“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史铁生，《病隙碎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孜孜不倦追求的“平等”，也只能是个过程，而不会是个结果，不会有圆满的一天。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当下的中国是怎样风尘仆仆地从社会灾难频发的二十世纪中走过来的，自“文革”结束以后，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道德观念却并没有顺理成章的破旧迎新般地出现，人们发现了以阶级斗争为表现的集权主义的荒谬，却没有找到可以信仰的新的理想。加之经济制度的剧变、政府威信的减弱以及社会万状的丑恶，让人们对这个时代丧失了信心而不知何去何从。信仰的缺失与利己、冷漠以及《第七天》中不小心流露出的虚无主义两相呼应，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读者还能被《第七天》感动，不论是感动于杨金彪、杨飞的父子之情，还是感动于众生平等的彼岸世界，都是件好事。因为这说明我们还有爱的能力，还有希望存在的余地。 无论如何，余华对彼岸世界的构想，是为我们种下了希望的种子，虽然不知道有一天它是否会生根发芽，但心有向往终究会让我们在黑暗的闸门之下，看到一丝光明。心中有爱，才能改造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才能将胸中块垒变成实践中的行动，而不是投进一个鬼魂的白日梦中。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部作品的文字本身，即阅读《第七天》时最直接的审美感受。作品文辞质朴，语句恰如其分，选取妥帖的词句描写相应的情景，采用简单的文字书写复杂的感情，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在直觉上能够体会到文字的美感。如： 我看见那幢让我亲切的陈旧楼房在雨雪的后面时隐时现，楼房里有一套一居室记录过我和李青的身影和声息。冥冥之中我来到这里，坐在死去一般寂静的长椅里，雨水和雪花的下坠和飘落也是死去一般寂静。我坐在这寂静之中，感到昏昏欲睡，再次闭上眼睛。然后看见了美丽聪明的李青，看见了我们昙花一现的爱情和昙花一现的婚姻。 这段话中的“李青的身影和声息”一句，曾被某论者指为是余华该作品“词语粗糙”的例证，指出“身”和“声”语音重复，不若改成“身影和气息”。（郜元宝《不乏感动，不无遗憾——评余华〈第七天〉》，《文学报》，2013年6月）但我以为，“身影和声息”两个词的选用却是恰到好处：“身”和“声”这两个摩擦音恰若文中营造的雨雪纷纷的天气给人的感觉，读着这一段文字，我们会发现“李青”“身影”“声息”“冥冥”“寂静”“眼睛”“爱情”这些词汇的接连出现，读起来让人有一种缠绵缭绕的语感，其长短、轻重、缓急的语调变化，恰恰暗合了汉语言的韵律之美。 此外，《第七天》另一文辞特点是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如对杨氏父子的故事讲述中，讲到杨金彪为了不连累杨飞而拖着病体不告而别时，初读的读者也许会不禁陷入父亲的无私的爱的感动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伤，但余华历来不会让读者的感情乍泄无余，因此行文至此，余华就插入了小小一段景物描写： 我在寂静里站了起来，离开那块石头，在寂静里走去。雨雪还在纷纷扬扬，它们仍然没有掉落到我身上，只是包围了我，我走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 作为一名离家在外的女性读者，毋庸讳言，读到这里时我流下了眼泪。但当我看到这一段故事之外的寂静的雪雨霏霏的描写时，我体会到了余华的高明。雨雪场景的在此出现，契合了回忆往事的缥缈感觉，衬托着父子情深的感伤氛围，同时也达到了一种离间效果，让读者的视线从故事中跳出来，明白杨飞是在追忆往事，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飘忽难觅之情。于是，我们既能被故事深深吸引，又有一种审美的距离而不致煽情。“我走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一句，柔和的画面感让我们联想到电影的慢镜头，想象着杨飞的鬼魂在时光中穿梭寻觅，纸上的文字顿时有了立体的空间感，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和余味。 由此可见，《第七天》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第七天》是一部值得深度挖掘的作品，这部小说并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尝试着提出深一层的问题。小说对社会现象的描摹和对理想之境的向往，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我对《第七天》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未被介入任何外界理性批评的初次阅读时的直观感受——那就是《第七天》最初打动我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称之为“对平等的向往”。 “他惊讶地向我转过身来，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向我询问。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这是《第七天》最后的段落，指向“人人平等”的终极理想。因为生的不平等，才指望死的平等。死亡是唯一的平等。面对生命的终结，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束手无策。但文中出现的“由沙发围成的贵宾候烧区域和由塑料椅子排成的普通候烧区域”的场景，以及普通亡魂要对VIP亡魂进行无条件的等待的描写，却正是对“死而平等”的反讽。 塑料椅子这边坐着很多候烧者，沙发那边只有五个候烧者，他们舒适地架着二郎腿，都是一副功成名就的模样，塑料椅子这边的个个都是正襟危坐。 “为什么非要等到市长烧了，才烧我们？”那个候烧者问。 “这个我不知道。” 另一个候烧者问：“你们有几个炉子？” “两个，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进口的为贵宾服务，国产的为您们服务。” “市长是不是贵宾？” “是。” “市长要用两个炉子烧吗？” “市长应该用进口炉子。” “进口炉子已经留给市长了，国产炉子为什么还要留着？”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两个炉子都停了。”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作者余华对于不公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于平等的理想之国的向往。但事实是，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不公。人类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等，而只能做到相对的公正。在当今社会，“平等”是个让每个人乐此不疲或者说焦虑的话题。但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平等”一词有着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我是个苹果，你和他也必须是苹果”；第二层含义是“你、我、他都可以自由选择成为苹果，或者鸭梨，或者菠萝或者其他”。前者是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所谓的平等，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余华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一文中说：“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最后，余华说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叫许三观。在这里，余华实指的是许三观们。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平等是现代政治制度化的产物，追求平等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可许三观追求的平等，哪里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分明是心胸狭隘、以我为尺度的原始平均主义。更有甚者，许三观追求的平等里还残留着人性之恶的基因，稍不留意就破土而出。”（王达敏，《一部关于平等的小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 另外，普通人在“平等追求宣告失败”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很容易会在道德感上寻找一种补偿和平衡。这种心理投射到《第七天》中，就是“有钱人为富不仁，穷人们情比金坚”，从而得出“富人都是坏人、穷人才是好人”的结论。如此，身为普通人的读者，看到这样的结论，顿时感到十分痛快，也隐隐有着这样一种感觉：“我是比你穷，但我比你善良，所以我还是比你有优越感。”我们或许能够从心理学上找到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作用下的抢占“道德制高点”的行为。如此看来，《第七天》中“富人和穷人”与“坏人和好人”的对照设置，如果是作者余华有意为之，那是不是就是在迎合着大众读者这样一个聊以慰藉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我们也看到，作者更多的笔墨，还是对平等彼岸的构建：以构建一个“人人死而平等”的乌托邦的方式，来进行现实批判。这个乌托邦，就是书中所描绘的“死无葬身之地”。在人间的世界，充满了不公、物欲、冷漠、自利，而在弱者的亡灵的世界，则是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大公”的乌托邦。但既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对“平等”这一概念的思索就难免会转变成宗教式的哲思： “你在这里应该见多识广，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说出了思绪里突然出现的念头，“我怎么觉得死后反而是永生。” 他空洞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问他：“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没墓地的得到永生，你说哪个更好？” 他回答：“不知道。” 离去时对我说：“小子，别想那么多。” 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削弱批判的力度，陷入宗教式的救赎，而难以进行现实上的反思。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主创造了世界，主安息了，而在他创造的这大千世界中的人类，却不得不承受生的痛苦和烦忧。我不知道余华描绘的丑恶的此岸是不是对主的质问，构建的美丽的彼岸是不是对主的追寻。屈原在无路可走时问天，我们在茫然无措时又能问谁？杨飞丢了活着的兴趣，于是在火灾爆发时不顾逃命而只是关注着李青的死因，他的鬼魂代替我们走了一圈，还是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只好陷入无解的彼岸的哲思。就像史铁生所说：“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史铁生，《病隙碎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孜孜不倦追求的“平等”，也只能是个过程，而不会是个结果，不会有圆满的一天。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当下的中国是怎样风尘仆仆地从社会灾难频发的二十世纪中走过来的，自“文革”结束以后，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道德观念却并没有顺理成章的破旧迎新般地出现，人们发现了以阶级斗争为表现的集权主义的荒谬，却没有找到可以信仰的新的理想。加之经济制度的剧变、政府威信的减弱以及社会万状的丑恶，让人们对这个时代丧失了信心而不知何去何从。信仰的缺失与利己、冷漠以及《第七天》中不小心流露出的虚无主义两相呼应，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读者还能被《第七天》感动，不论是感动于杨金彪、杨飞的父子之情，还是感动于众生平等的彼岸世界，都是件好事。因为这说明我们还有爱的能力，还有希望存在的余地。 无论如何，余华对彼岸世界的构想，是为我们种下了希望的种子，虽然不知道有一天它是否会生根发芽，但心有向往终究会让我们在黑暗的闸门之下，看到一丝光明。心中有爱，才能改造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才能将胸中块垒变成实践中的行动，而不是投进一个鬼魂的白日梦中。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部作品的文字本身，即阅读《第七天》时最直接的审美感受。作品文辞质朴，语句恰如其分，选取妥帖的词句描写相应的情景，采用简单的文字书写复杂的感情，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在直觉上能够体会到文字的美感。如： 我看见那幢让我亲切的陈旧楼房在雨雪的后面时隐时现，楼房里有一套一居室记录过我和李青的身影和声息。冥冥之中我来到这里，坐在死去一般寂静的长椅里，雨水和雪花的下坠和飘落也是死去一般寂静。我坐在这寂静之中，感到昏昏欲睡，再次闭上眼睛。然后看见了美丽聪明的李青，看见了我们昙花一现的爱情和昙花一现的婚姻。 这段话中的“李青的身影和声息”一句，曾被某论者指为是余华该作品“词语粗糙”的例证，指出“身”和“声”语音重复，不若改成“身影和气息”。（郜元宝《不乏感动，不无遗憾——评余华〈第七天〉》，《文学报》，2013年6月）但我以为，“身影和声息”两个词的选用却是恰到好处：“身”和“声”这两个摩擦音恰若文中营造的雨雪纷纷的天气给人的感觉，读着这一段文字，我们会发现“李青”“身影”“声息”“冥冥”“寂静”“眼睛”“爱情”这些词汇的接连出现，读起来让人有一种缠绵缭绕的语感，其长短、轻重、缓急的语调变化，恰恰暗合了汉语言的韵律之美。 此外，《第七天》另一文辞特点是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如对杨氏父子的故事讲述中，讲到杨金彪为了不连累杨飞而拖着病体不告而别时，初读的读者也许会不禁陷入父亲的无私的爱的感动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伤，但余华历来不会让读者的感情乍泄无余，因此行文至此，余华就插入了小小一段景物描写： 我在寂静里站了起来，离开那块石头，在寂静里走去。雨雪还在纷纷扬扬，它们仍然没有掉落到我身上，只是包围了我，我走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 作为一名离家在外的女性读者，毋庸讳言，读到这里时我流下了眼泪。但当我看到这一段故事之外的寂静的雪雨霏霏的描写时，我体会到了余华的高明。雨雪场景的在此出现，契合了回忆往事的缥缈感觉，衬托着父子情深的感伤氛围，同时也达到了一种离间效果，让读者的视线从故事中跳出来，明白杨飞是在追忆往事，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飘忽难觅之情。于是，我们既能被故事深深吸引，又有一种审美的距离而不致煽情。“我走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一句，柔和的画面感让我们联想到电影的慢镜头，想象着杨飞的鬼魂在时光中穿梭寻觅，纸上的文字顿时有了立体的空间感，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和余味。 由此可见，《第七天》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第七天》是一部值得深度挖掘的作品，这部小说并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尝试着提出深一层的问题。小说对社会现象的描摹和对理想之境的向往，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