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华史》是我最重要的事
——答韩国《朝鲜日报》记者许允熙
问：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提笔撰写这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呢？ 它与您之前的《帝国的惆怅》，《品三国》等作品有何不同之处呢？另外还要请教您一下这部作品对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易中天：很高兴地听说，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将被译为韩文，在韩国陆续与读者见面，也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关于写作的契机，我在《致读者》一文中已经讲过了。这部需要耗费五到八年时间的作品，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也许，它是我毕生追求的了结。之前写《帝国的终结》《帝国的惆怅》《品三国》《闲话中国人》等等，可以说都是为了准备，《中华史》则是画句号。没有它，都无法对自己有一个交道。所以，这是我以后今年最重要的事。
问：听说您要在5年之内出版这36卷本，这速度实在是十分惊人的。您写书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呢？您的写作室在什么地方，而您一天有多少时间会花在写这部作品上呢？您是习惯一口气写完呢，还是会写了改，改了写呢？
易中天：五到八年的计划其实是可行的。何况这只是个人计划，时间还可以调整和放宽。我并不怕别人说我言而无信，孔子说过，言必信，行必果，只是小人的道德（《论语·子路》）。孟子则进一步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对于《中华史》来说，义就是保证质量。具体哪一天完成，这不重要的。设定五到八年的时间，只不过为了鞭策自己。
其实，即便在八年内完成，速度也算适中的。首先，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生都在积累。其次，三十六卷共三百六十万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写两千字，五年即可完成。如果放宽到十年，平均每天只有一千字的工作量。没必要在这问题上纠缠吧？
前面说过，写作《中华史》对我来说是重中之重。因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的时间都会用来做这个工作。我的工作方法是“走格子”，先规划三十六卷的内容，这个总纲已经有了，然后每写一卷，也先大致确定六章的题目，也会有一个提纲。但第一句话，一定要有灵感。灵感没来的时候，就读书，或者休闲。我的风格，介于工程师和艺术家之间吧。
问：听说您要在5年之内出版这36卷本，这速度实在是十分惊人的。您写书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呢？您的写作室在什么地方，而您一天有多少时间会花在写这部作品上呢？您是习惯一口气写完呢，还是会写了改，改了写呢？
易中天：你听到的消息不准确，写作计划没有任何变动，仍然是从女娲写到邓小平。但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思是从原始社会到改革开放，不是要写女娲和邓小平的传记。第六部六卷的内容，时间跨度是从晚清到当下，当然会包括民国时期。至于选材和写法，也当然是我自己的。至于具体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就知道了。
问：您不以一般的通史形式来撰写中国历史，而是以打坎儿井的形式来进行叙述的理由是什么呢？
易中天：用打坎儿井的形式来写，是为读者着想。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需求就像旅游，完全可以坐飞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为什么非得一路走过去呢？从北京飞到首尔，并不妨碍中韩交流吧？难道一定要过鸭绿江吗？坎儿井的好处，是下面的水连为一体，上面的人又可以各取所需，正是为读者服务的最佳方式。更何况，已经有许多学问很好的历史学家撰写了各种《中国通史》，如果按照他们的路子和方法再多写一部，有意义吗？
问：请问您是否是以中华中心主义为基础来撰写这套《易中天中华史》的呢？
易中天：当然不是。我反对以任何民族或国家为中心的主义，既反对“中华中心主义”，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我主张的是全球视野。在我看来，世界各民族和各文明是平等的，但可以有交流。比如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就曾经相互学习，今后也仍然要相互学习。因此，我的著作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翻译为韩文，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韩国读者能像以前一样喜欢我的新作，也祝韩国读者健康快乐！
写《中华史》是我最重要的事
——答韩国《朝鲜日报》记者许允熙
问：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提笔撰写这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呢？ 它与您之前的《帝国的惆怅》，《品三国》等作品有何不同之处呢？另外还要请教您一下这部作品对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易中天：很高兴地听说，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将被译为韩文，在韩国陆续与读者见面，也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关于写作的契机，我在《致读者》一文中已经讲过了。这部需要耗费五到八年时间的作品，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也许，它是我毕生追求的了结。之前写《帝国的终结》《帝国的惆怅》《品三国》《闲话中国人》等等，可以说都是为了准备，《中华史》则是画句号。没有它，都无法对自己有一个交道。所以，这是我以后今年最重要的事。
问：听说您要在5年之内出版这36卷本，这速度实在是十分惊人的。您写书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呢？您的写作室在什么地方，而您一天有多少时间会花在写这部作品上呢？您是习惯一口气写完呢，还是会写了改，改了写呢？
易中天：五到八年的计划其实是可行的。何况这只是个人计划，时间还可以调整和放宽。我并不怕别人说我言而无信，孔子说过，言必信，行必果，只是小人的道德（《论语·子路》）。孟子则进一步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对于《中华史》来说，义就是保证质量。具体哪一天完成，这不重要的。设定五到八年的时间，只不过为了鞭策自己。
其实，即便在八年内完成，速度也算适中的。首先，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生都在积累。其次，三十六卷共三百六十万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写两千字，五年即可完成。如果放宽到十年，平均每天只有一千字的工作量。没必要在这问题上纠缠吧？
前面说过，写作《中华史》对我来说是重中之重。因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的时间都会用来做这个工作。我的工作方法是“走格子”，先规划三十六卷的内容，这个总纲已经有了，然后每写一卷，也先大致确定六章的题目，也会有一个提纲。但第一句话，一定要有灵感。灵感没来的时候，就读书，或者休闲。我的风格，介于工程师和艺术家之间吧。
问：听说您要在5年之内出版这36卷本，这速度实在是十分惊人的。您写书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呢？您的写作室在什么地方，而您一天有多少时间会花在写这部作品上呢？您是习惯一口气写完呢，还是会写了改，改了写呢？
易中天：你听到的消息不准确，写作计划没有任何变动，仍然是从女娲写到邓小平。但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思是从原始社会到改革开放，不是要写女娲和邓小平的传记。第六部六卷的内容，时间跨度是从晚清到当下，当然会包括民国时期。至于选材和写法，也当然是我自己的。至于具体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就知道了。
问：您不以一般的通史形式来撰写中国历史，而是以打坎儿井的形式来进行叙述的理由是什么呢？
易中天：用打坎儿井的形式来写，是为读者着想。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需求就像旅游，完全可以坐飞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为什么非得一路走过去呢？从北京飞到首尔，并不妨碍中韩交流吧？难道一定要过鸭绿江吗？坎儿井的好处，是下面的水连为一体，上面的人又可以各取所需，正是为读者服务的最佳方式。更何况，已经有许多学问很好的历史学家撰写了各种《中国通史》，如果按照他们的路子和方法再多写一部，有意义吗？
问：请问您是否是以中华中心主义为基础来撰写这套《易中天中华史》的呢？
易中天：当然不是。我反对以任何民族或国家为中心的主义，既反对“中华中心主义”，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我主张的是全球视野。在我看来，世界各民族和各文明是平等的，但可以有交流。比如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就曾经相互学习，今后也仍然要相互学习。因此，我的著作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翻译为韩文，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韩国读者能像以前一样喜欢我的新作，也祝韩国读者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