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号：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年级班别： 08级中文系
姓 名： 李玲玲
指导老师： 阮学永
2012年4月5日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 摘要： 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风靡一时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得不提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在这部作品中，张爱玲着重刻画了曹七巧这一女性人物形象。造成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社会原因和人物自身原因两方面来阐述。《金锁记》这个凄凉悲惨的故事，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人性、对人生意义深层的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金锁记 女性悲剧 原因 曹七巧
Analysis on the reason of Cao Qiqiao's tragic fate in the Golden
Cangue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legendary female writer Eileen Zhang whose
novel is a great vogue throughout Shang Hai in the 1940s , we have to mention her representative work Golden Cangue . In this paper , Cao Qiqiao, as a female
image,was described especially by Eileen Zhang. There kinds of reasons that form the tragic fate of Cao Qiqiao.This paper expound these reasons from the social side and the individual side. And this novel Golden Cangue will bring us the depth analysis and thinking of huma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
Keywords: Golden Cangue , the reason, The tragic fate of female , Cao Qiqiao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女作家，在她的作品
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着种种人生悲剧命运的女性文学形象，反映着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仍然强大的年代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张爱玲总喜欢把爱写得“千疮百孔”，充满着缺憾与苍凉的味道。在她的众多女性女性文学作品中，《金锁记》又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的，夏志清教授称赞它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傅雷先生誉之为“我们
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张爱玲以其特有的苍凉笔法，及一种近乎冰冷的语调，展现了曹七巧悲剧的一生。是什么让这个被黄金枷锁套住丧失了人性的毒辣女人，毁掉儿子婚姻和女儿恋爱，并把他们也逼成和自己一样的狂人? 带着疑问，我们将从《金锁记》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七巧这类女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一、社会原因：
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地生活在社会之外，他与社会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但人不仅仅是生存在社会中这么简单，他还要体现着社会中某些现象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和社会的关系。人不仅是社会的承载者，也是社会的附庸。“曹七巧生活的时代是晚清末期，即封建社会的末期。虽然那个时期也出现过许多反封建的理论旗帜，但封建势力终究是强大的，那些新式的自由、男女平等的观点不可能迅速的替代人们脑中固有地浓厚的封建意识[3] 。”而且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贫苦弱小的女性根本不可能幸福、自由地生活下去。她们不仅被封建意识约束着自由，而且她们一生的幸福都遭受着这种意识的摧毁。曹七巧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1、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
“森严的等级制度从魏晋时期起，就不断地控制并影响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4]”。在古代就有许多男女因为门第悬殊不能结为连理而殉情自杀的剧，如《梁祝》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因为双方家庭地位的悬殊，祝英台的父母就强迫要她嫁给大家公子，抛弃出身贫寒的梁山 伯，导致最后的双双殉情自杀。又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因为出身低贱被自己钟爱的胆小懦弱的李公子转卖他人，最后一气之下投江身亡。这些都是残酷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所造成的悲剧，而且在古代那个极度严格的制度下，即使有人因为反抗封建制度而牺牲生命，都不会得到同情。曹七巧也不例外，她也是那个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中的受害者。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七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得到生存嫁入姜家，用一种奴性的自律方式维护着男权社会的井然有序。不敢表露自己的悲伤和快乐，不敢表露自己的憎恨和爱恋，这是曹七巧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所在。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有的只是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和服务意识。
“家”这个字眼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本来应该是归属的港湾，心灵的向往，但在曹七巧这里，“家”却成了造就她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将她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
关于家，这也正是折射了张爱玲的家庭生活环境。张爱玲出生在贵族家庭，
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没落家族子弟，依靠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堕落的生活，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母亲却是个追求新生活的进步女性，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她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家庭并没有为张爱玲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父母之间感情纠葛乃至最后的离婚，虽然没有直接让她感到锐利的痛苦，但她的性格、观点、对待世事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中逐渐形成了。因而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痛苦的，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2、不平等的社会观念——男权社会的附庸
“从母系氏族以后的中国一直是个男权社会，男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则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于社会中。女性在婚前作为依附物在父亲或兄弟所支 配的家庭中成长，最终又被他们做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婚后，她们又作为依附物依附于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更可悲的是，这些女性对于这种生活状态，不但不自 觉，反而自甘为附庸，甚至逼迫他人也成为附庸。[5]”
嫁入姜家之后，曹七巧便成了她丈夫的附庸，在姜家她必须以她的丈夫为中心，这就是“出嫁从夫”观念的影响。她死心踏地的服侍依附着自己的丈夫，并以此去换取供养自己的物质基础。
在搬离姜公馆后，七巧的身边这时只有一个男人，那便是她的儿子，这也是她生命里唯一的一个男人了，尽管他们是一种母子关系，她也要依附在这个男人 身上，这就是受“夫死从子”观念的再一次影响。
对比《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包括许多其他女性形象，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女性的生存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在男权话语下无从摆脱的精神禁锢和现实奴役，这种普遍而严重的病态的文化意蕴，恐怕才正是作者无意中留给我们的一个
超越了文学史的并至今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张爱玲生活的时代，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张爱玲传》中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委屈地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苦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爱玲在香港大抵也是这样的感觉吧，难受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高处突然坠向低处时难以适应的失重感。[6]”这段话清晰准确地描绘了张爱玲在香港的生存状态，心灵的煎熬不断折磨着她。内心世界是如此这般失落悲凉，而彼时的香港又是 “动荡不安、满目疮痍[7]。”张爱玲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的体验：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被时代抛弃了的他们，不能不感到孤独、惶惑和恐惧。张爱玲透过当时的人的生存困境、精神状态，并融入自己对生活地悲剧性体验，形成了自己独特悲剧式的苍凉。
二、自身原因
曹七巧的命运悲剧不仅仅是社会造成的，也有她自身的原因。她有一种鲜明、复杂的性格，同时她的这种性格又与封建的伦理制度、道德原则相冲突，甚至被压制着、摧残着。
曹七巧鲜明的性格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向、泼辣 软弱 “曹七巧的娘家是开麻油店的，人又有几分姿色，因为卖麻油从小与外人接触多[8]”，所以不似一般少女那样保守拘谨。她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录调情，可见她的本性并不安分老实。她喜欢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金钱、情欲，为此她可以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但她这种性格必然会与当时的封建礼法制度发生冲突，在那个父权社会里，女人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受到这种压制后，七巧张扬的欲望也会受到压抑。比如喜欢她的朝录、沈裁缝的儿子，在她嫁进姜家之后，就只能将这些人锁进记忆的深处。
与《崔莺莺》中的莺莺相比，曹七巧起码在她被迫出嫁时并没有反抗这种残忍、不公平的行为，而是顺着她哥哥的旨意嫁进姜家，因此具有自身的软弱性。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相比，曹七巧守的是金钱，祥林嫂守的是名节。两个女人都向不公平的命运发出嘶声的叫喊，却看不到左右她们命运制造命运北京的那只具
手在哪里，因此她们的反抗都是盲目的。与祥林嫂相比，曹七巧的反抗更多的源于本能，更为隐晦，却别有一种内在的酷烈与疯狂，她对抗的不只有等级制度，礼教制度，还有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他们的反抗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证明了制度与道德的强大与稳固，突出了斗争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的自身的孤单和软弱，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女性虽然身处劣势，但他们对于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压制和迫害却永远保持着一种抗拒的姿态，不觉地发出声声暗哑的叫喊。
2、争强好胜、猜忌心重与好嫉妒、报复心重
曹七巧在娘家时经常是站在柜台和客人们讨价还价惯的，所以也养成了她喜欢争强好胜的性格。在姜家又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逐渐消解了她心中对亲情最后的幻想，她那种争强好胜的本性又更加得暴露出来。
例如， “当姜季泽上门拜见七巧时，七巧对他却不似从前那般的真诚恳切了，而是处处提防着他，猜测他的意图。七巧的侄儿曹春熹上城找事，耽搁在她家的时候，她总疑心他爹娘教唆他来图谋自己的钱，并且提醒女儿长安加以防。[9]” 这是曹七巧性格中最让人恐惧，也让人憎恶的一点。因为她没有得到幸福，享受过爱情，也没有受到常人的尊重，她就嫉妒所有比她幸福的人。
例如，“她嫉妒新婚的三太太兰仙；嫉妒女儿长安，潜意识里的嫉妒心理驱使她压制女儿的爱情欲望；嫉妒儿媳，用最恶毒的言语一寸一寸地摧残儿媳的自己进行无情的心理虐待。[10]”
曹七巧疯狂地把她曾经受过的屈辱和痛苦一一地报复在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和
儿媳身上，她这时的心灵已经彻底地扭曲了，性格也彻底地变态了。
曹七巧的报复最终后果却是在摧残自己的生命，她亲手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幸福埋葬了，最后也埋葬了自己。
“张爱玲认为，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11]”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的、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这是中国文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这种虚空、虚无的认知，使她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中，使人物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性的烙印。相比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对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形成的影响更为深刻。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张爱玲
的小说，对人性的关注是普遍的，这是由于她出生于“五四”运动之后，又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的教养和气质的侵染。而在她求学期间，又更为直接、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西方文学的悲剧意识深刻地表现了对物化世界的惶惑，对文明世界的厌倦和逃离，以及对人的异化的拒斥和反抗。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精神危机，使她认识到人性的自私、贪婪，也让他重新审视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清楚地看到它残酷和矛盾。由于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张爱玲对一切都抱着否定和不信任的态度。她的小说悲剧意识结合了中国文学的悲剧创作风格，又融合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论，形成了她个性独特的创作风格。
总而言之，张爱玲创作中的浓厚的悲剧意识是在充满失落的生活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它折射出作者复杂的心灵，体现出作者对人性、对历史、对现实的悲观。那是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凉。
结 语
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那个特殊时代命运悲剧的典型，她以常人少有的耐力度过生命的分分秒秒。她的生命是注定要疯狂一回的，不在爱情上，便在金钱上。现实的生活使她深刻的认识到金钱才是她生存的保障，她只能为自己而活。她毁掉儿子婚姻和女儿恋爱，把儿女逼成了和她一样的狂人。我想在那个时代，不仅只有曹七巧的命运悲剧在上演，或许还有赵七巧钱七巧孙七巧„„而她们命运悲剧的背后，更应该是我们所追踪的。她们只能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则要说她是不真实的、不正常的，所以，曹七巧的典型意义是有普遍意义的。今天，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是空前绝后的。 “那种文字，精致到只有中国文字才能表达，迷惘到只有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才能产生，冷静到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12]”
如文中的一段描写：“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
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13]”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07 第143 页
[2]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A] 傅雷文集文字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05第230 页
[3]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05 第12 页
[4]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05 第120 页
[5]夏志淸 《张爱玲的意象世界》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第83页
[6]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 哈尔滨[M] 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215页
[7]任茹文、王艳著，《张爱玲画传：美丽与苍凉》，团结出版社，2004年6月第180页
[8]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 哈尔滨[M] 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83页
[9]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95页
[10]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56页
[11]关鸿. 《金锁沉香张爱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第83页
[12]邵迎建. 《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字》[M].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79页
[13]《金锁记》，《杂志》第12卷2期，1943年11—12月，收入《传奇》, 第96页
致 谢
在准备论文材料和写作过程中，笔者受到了阮学永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阮老师事无巨细、悉心指导、言传身教令我受益匪浅，使我的分析能力、学习研究方法和实践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激励我奋发向上、精益求精，而且还使我学会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同时向四年来教授我课程和关心我的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玲玲
2012年4月5日于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学号：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年级班别： 08级中文系
姓 名： 李玲玲
指导老师： 阮学永
2012年4月5日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 摘要： 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风靡一时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得不提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在这部作品中，张爱玲着重刻画了曹七巧这一女性人物形象。造成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社会原因和人物自身原因两方面来阐述。《金锁记》这个凄凉悲惨的故事，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人性、对人生意义深层的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金锁记 女性悲剧 原因 曹七巧
Analysis on the reason of Cao Qiqiao's tragic fate in the Golden
Cangue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legendary female writer Eileen Zhang whose
novel is a great vogue throughout Shang Hai in the 1940s , we have to mention her representative work Golden Cangue . In this paper , Cao Qiqiao, as a female
image,was described especially by Eileen Zhang. There kinds of reasons that form the tragic fate of Cao Qiqiao.This paper expound these reasons from the social side and the individual side. And this novel Golden Cangue will bring us the depth analysis and thinking of huma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
Keywords: Golden Cangue , the reason, The tragic fate of female , Cao Qiqiao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女作家，在她的作品
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着种种人生悲剧命运的女性文学形象，反映着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仍然强大的年代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张爱玲总喜欢把爱写得“千疮百孔”，充满着缺憾与苍凉的味道。在她的众多女性女性文学作品中，《金锁记》又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的，夏志清教授称赞它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傅雷先生誉之为“我们
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张爱玲以其特有的苍凉笔法，及一种近乎冰冷的语调，展现了曹七巧悲剧的一生。是什么让这个被黄金枷锁套住丧失了人性的毒辣女人，毁掉儿子婚姻和女儿恋爱，并把他们也逼成和自己一样的狂人? 带着疑问，我们将从《金锁记》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七巧这类女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一、社会原因：
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地生活在社会之外，他与社会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但人不仅仅是生存在社会中这么简单，他还要体现着社会中某些现象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和社会的关系。人不仅是社会的承载者，也是社会的附庸。“曹七巧生活的时代是晚清末期，即封建社会的末期。虽然那个时期也出现过许多反封建的理论旗帜，但封建势力终究是强大的，那些新式的自由、男女平等的观点不可能迅速的替代人们脑中固有地浓厚的封建意识[3] 。”而且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贫苦弱小的女性根本不可能幸福、自由地生活下去。她们不仅被封建意识约束着自由，而且她们一生的幸福都遭受着这种意识的摧毁。曹七巧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1、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
“森严的等级制度从魏晋时期起，就不断地控制并影响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4]”。在古代就有许多男女因为门第悬殊不能结为连理而殉情自杀的剧，如《梁祝》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因为双方家庭地位的悬殊，祝英台的父母就强迫要她嫁给大家公子，抛弃出身贫寒的梁山 伯，导致最后的双双殉情自杀。又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因为出身低贱被自己钟爱的胆小懦弱的李公子转卖他人，最后一气之下投江身亡。这些都是残酷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所造成的悲剧，而且在古代那个极度严格的制度下，即使有人因为反抗封建制度而牺牲生命，都不会得到同情。曹七巧也不例外，她也是那个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中的受害者。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七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得到生存嫁入姜家，用一种奴性的自律方式维护着男权社会的井然有序。不敢表露自己的悲伤和快乐，不敢表露自己的憎恨和爱恋，这是曹七巧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所在。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有的只是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和服务意识。
“家”这个字眼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本来应该是归属的港湾，心灵的向往，但在曹七巧这里，“家”却成了造就她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将她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
关于家，这也正是折射了张爱玲的家庭生活环境。张爱玲出生在贵族家庭，
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没落家族子弟，依靠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堕落的生活，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母亲却是个追求新生活的进步女性，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她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家庭并没有为张爱玲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父母之间感情纠葛乃至最后的离婚，虽然没有直接让她感到锐利的痛苦，但她的性格、观点、对待世事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中逐渐形成了。因而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痛苦的，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2、不平等的社会观念——男权社会的附庸
“从母系氏族以后的中国一直是个男权社会，男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则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于社会中。女性在婚前作为依附物在父亲或兄弟所支 配的家庭中成长，最终又被他们做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婚后，她们又作为依附物依附于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更可悲的是，这些女性对于这种生活状态，不但不自 觉，反而自甘为附庸，甚至逼迫他人也成为附庸。[5]”
嫁入姜家之后，曹七巧便成了她丈夫的附庸，在姜家她必须以她的丈夫为中心，这就是“出嫁从夫”观念的影响。她死心踏地的服侍依附着自己的丈夫，并以此去换取供养自己的物质基础。
在搬离姜公馆后，七巧的身边这时只有一个男人，那便是她的儿子，这也是她生命里唯一的一个男人了，尽管他们是一种母子关系，她也要依附在这个男人 身上，这就是受“夫死从子”观念的再一次影响。
对比《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包括许多其他女性形象，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女性的生存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在男权话语下无从摆脱的精神禁锢和现实奴役，这种普遍而严重的病态的文化意蕴，恐怕才正是作者无意中留给我们的一个
超越了文学史的并至今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张爱玲生活的时代，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张爱玲传》中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委屈地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苦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爱玲在香港大抵也是这样的感觉吧，难受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高处突然坠向低处时难以适应的失重感。[6]”这段话清晰准确地描绘了张爱玲在香港的生存状态，心灵的煎熬不断折磨着她。内心世界是如此这般失落悲凉，而彼时的香港又是 “动荡不安、满目疮痍[7]。”张爱玲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的体验：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被时代抛弃了的他们，不能不感到孤独、惶惑和恐惧。张爱玲透过当时的人的生存困境、精神状态，并融入自己对生活地悲剧性体验，形成了自己独特悲剧式的苍凉。
二、自身原因
曹七巧的命运悲剧不仅仅是社会造成的，也有她自身的原因。她有一种鲜明、复杂的性格，同时她的这种性格又与封建的伦理制度、道德原则相冲突，甚至被压制着、摧残着。
曹七巧鲜明的性格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向、泼辣 软弱 “曹七巧的娘家是开麻油店的，人又有几分姿色，因为卖麻油从小与外人接触多[8]”，所以不似一般少女那样保守拘谨。她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录调情，可见她的本性并不安分老实。她喜欢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金钱、情欲，为此她可以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但她这种性格必然会与当时的封建礼法制度发生冲突，在那个父权社会里，女人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受到这种压制后，七巧张扬的欲望也会受到压抑。比如喜欢她的朝录、沈裁缝的儿子，在她嫁进姜家之后，就只能将这些人锁进记忆的深处。
与《崔莺莺》中的莺莺相比，曹七巧起码在她被迫出嫁时并没有反抗这种残忍、不公平的行为，而是顺着她哥哥的旨意嫁进姜家，因此具有自身的软弱性。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相比，曹七巧守的是金钱，祥林嫂守的是名节。两个女人都向不公平的命运发出嘶声的叫喊，却看不到左右她们命运制造命运北京的那只具
手在哪里，因此她们的反抗都是盲目的。与祥林嫂相比，曹七巧的反抗更多的源于本能，更为隐晦，却别有一种内在的酷烈与疯狂，她对抗的不只有等级制度，礼教制度，还有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他们的反抗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证明了制度与道德的强大与稳固，突出了斗争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的自身的孤单和软弱，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女性虽然身处劣势，但他们对于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压制和迫害却永远保持着一种抗拒的姿态，不觉地发出声声暗哑的叫喊。
2、争强好胜、猜忌心重与好嫉妒、报复心重
曹七巧在娘家时经常是站在柜台和客人们讨价还价惯的，所以也养成了她喜欢争强好胜的性格。在姜家又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逐渐消解了她心中对亲情最后的幻想，她那种争强好胜的本性又更加得暴露出来。
例如， “当姜季泽上门拜见七巧时，七巧对他却不似从前那般的真诚恳切了，而是处处提防着他，猜测他的意图。七巧的侄儿曹春熹上城找事，耽搁在她家的时候，她总疑心他爹娘教唆他来图谋自己的钱，并且提醒女儿长安加以防。[9]” 这是曹七巧性格中最让人恐惧，也让人憎恶的一点。因为她没有得到幸福，享受过爱情，也没有受到常人的尊重，她就嫉妒所有比她幸福的人。
例如，“她嫉妒新婚的三太太兰仙；嫉妒女儿长安，潜意识里的嫉妒心理驱使她压制女儿的爱情欲望；嫉妒儿媳，用最恶毒的言语一寸一寸地摧残儿媳的自己进行无情的心理虐待。[10]”
曹七巧疯狂地把她曾经受过的屈辱和痛苦一一地报复在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和
儿媳身上，她这时的心灵已经彻底地扭曲了，性格也彻底地变态了。
曹七巧的报复最终后果却是在摧残自己的生命，她亲手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幸福埋葬了，最后也埋葬了自己。
“张爱玲认为，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11]”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的、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这是中国文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这种虚空、虚无的认知，使她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中，使人物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性的烙印。相比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对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形成的影响更为深刻。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张爱玲
的小说，对人性的关注是普遍的，这是由于她出生于“五四”运动之后，又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的教养和气质的侵染。而在她求学期间，又更为直接、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西方文学的悲剧意识深刻地表现了对物化世界的惶惑，对文明世界的厌倦和逃离，以及对人的异化的拒斥和反抗。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精神危机，使她认识到人性的自私、贪婪，也让他重新审视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清楚地看到它残酷和矛盾。由于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张爱玲对一切都抱着否定和不信任的态度。她的小说悲剧意识结合了中国文学的悲剧创作风格，又融合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论，形成了她个性独特的创作风格。
总而言之，张爱玲创作中的浓厚的悲剧意识是在充满失落的生活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它折射出作者复杂的心灵，体现出作者对人性、对历史、对现实的悲观。那是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凉。
结 语
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那个特殊时代命运悲剧的典型，她以常人少有的耐力度过生命的分分秒秒。她的生命是注定要疯狂一回的，不在爱情上，便在金钱上。现实的生活使她深刻的认识到金钱才是她生存的保障，她只能为自己而活。她毁掉儿子婚姻和女儿恋爱，把儿女逼成了和她一样的狂人。我想在那个时代，不仅只有曹七巧的命运悲剧在上演，或许还有赵七巧钱七巧孙七巧„„而她们命运悲剧的背后，更应该是我们所追踪的。她们只能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则要说她是不真实的、不正常的，所以，曹七巧的典型意义是有普遍意义的。今天，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是空前绝后的。 “那种文字，精致到只有中国文字才能表达，迷惘到只有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才能产生，冷静到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12]”
如文中的一段描写：“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
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13]”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07 第143 页
[2]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A] 傅雷文集文字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05第230 页
[3]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05 第12 页
[4]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05 第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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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 哈尔滨[M] 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215页
[7]任茹文、王艳著，《张爱玲画传：美丽与苍凉》，团结出版社，2004年6月第180页
[8]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 哈尔滨[M] 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83页
[9]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95页
[10]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56页
[11]关鸿. 《金锁沉香张爱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第83页
[12]邵迎建. 《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字》[M].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79页
[13]《金锁记》，《杂志》第12卷2期，1943年11—12月，收入《传奇》, 第96页
致 谢
在准备论文材料和写作过程中，笔者受到了阮学永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阮老师事无巨细、悉心指导、言传身教令我受益匪浅，使我的分析能力、学习研究方法和实践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激励我奋发向上、精益求精，而且还使我学会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同时向四年来教授我课程和关心我的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玲玲
2012年4月5日于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