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及其在家族企业研究中的突破
2013年07月24日 10:28 来源：《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年12期第56～62页 作者：朱沆 叶琴雪 李新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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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家族企业研究主要基于其他领域的理论展开，而缺乏自己的理论范式。近年来，综合社会、心理与文化观点的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SEW)理论的提出，给家族企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解决了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理论解释与家族企业治理、战略现象之间的割裂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SEW的内涵、构成维度和测量方法；然后阐述了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家族企业代理合约、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以及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等热点问题上的理论突破；最后分析了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 键 词】社会情感财富 家族企业 代理合约 代际传承 风险感知 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朱沆(1974- )，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副教授；叶琴雪(1988- )，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研究生；李新春(1962- )，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言
长期以来，家族企业研究主要基于其他领域的理论展开，从而导致术语重叠、模型简单、理论解释散乱、实证结果相互矛盾等问题(Berrone等，2012)。针对这些问题，以Gomez-Mejia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来阐释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问题，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情感财富”。Gomez-Mejia等(2007)指出，SEW是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介绍SEW的内涵、构成维度和测量方法，然后阐释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家族企业代理合约、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以及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等热点问题上的理论突破，最后分析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社会情感财富内涵界定、构成维度划分与测量
(一)社会情感财富内涵界定和构成维度划分
家族企业经常偏离自身经济目标而去追求非经济目标，一些学者引入情感价值、财产依恋、利他主义、家族价值观等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但由于每个概念只能揭示家族企业追求非经济目标的某一个方面，因此，相关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基于此，Gomez-Mejia等(2007)在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SEW概念，以期运用这个整合概念来全面考察家族对其所控制企业产生的非经济影响。
根据Gomez-Mejia等(2007)的观点，SEW是指家族凭借其所有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从家族企业获得的非经济收益，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the ability to exercise authority)，满足归属、情感和亲情需要，在企业内部长久保持家族价值观，维系家族控制，保全家族社会资本，履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义务，以利他主义来对待家族成员。保护SEW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密切相关，一旦家族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就有可能累及SEW,如家族成员间亲情淡化、家族地位下降、家族期望无法得到满足等。因此，保护家族的SEW就成了家族控制企业的重要目的之一。
从内涵上看，SEW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结构上具有多维度特征。基于此，有学者开始探究SEW的维度划分问题。例如，Gomez-Mejia等(2011)认为SEW包括情感、文化价值观和利他三个维度。首先，家族企业通常以家族姓氏来命名，他人对企业的看法直接影响家族的声誉，因此，家族希望通过控制企业来维护其形象并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其次，创建或控制家族企业的家族往往会把自己的价值观植入其创建或控制的企业，这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家族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移植到企业，并通过企业这个载体来发扬光大。最后，家族成员有增加家族福利的愿望并会努力去实现，而利他就是这种愿望的一种具体表现。家族成员在采取利他行为时考虑的不是自己能否获得回报，而是其他家族成员能否从中受益。
但在Berrone等(2012)看来，已有研究对SEW构成维度问题的探究并不充分。他们认为SEW应包括家族控制和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依恋和传承意愿五个维度。其中，家族控制和影响是指基于企业所有权、社会地位或家族成员个人魅力，家族通过委派董事会主席、CEO或其他高管和移植其价值观的方式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是指家族成员因家族与企业休戚相关而把企业看作家族的延伸，非常看重自己在家族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十分注重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对外形象；紧密的社会关系是指家族把其内部基于亲缘的互惠关系扩展到家族企业内部的非家族员工以及企业外部非家族合作伙伴甚至企业所在社区，从而形成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情感依恋是指家族成员把企业看作满足其归属、亲近等情感需要的场所，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家族成员的情感依恋性会不断增强；而传承意愿是指家族往往把创建企业视为一种长期投资，并希望能够在代际传承。
不难发现，Gomez-Mejia等(2011)把家族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情感资本投入看做是SEW的来源，并据此划分SEW的构成维度。但这种划分方法无法反映SEW的丰富内涵。相比而言，Berrone等(2012)划分的SEW构成维度则更能反映SEW的丰富内涵和具体形成机制。当然，Berrone等的划分方法也不是尽善尽美，仍有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Berrone等的划分方法把基于来源的维度(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依恋)与基于结果的维度(家族控制和影响及传承意愿)混淆在一起，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构成维度没有进行必要的区分。此外，不同构成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如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与情感依恋就有重叠之嫌。
(二)社会情感财富测量
SEW因对家族企业经营和决策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相关实证研究开始引入SEW这个概念，但如何测量SEW仍是一个有待攻克的关键问题。选取合适的代理变量是现有相关研究测量SEW的主要方法，学者们大多采用家族持股比例这个指标。这种测量方法隐含地假设家族的SEW与持股比例正相关，其逻辑就是家族持股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就越大，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情感依恋也就越强。然而，持股比例相同的不同家族在情感、关系与文化观念上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别，因而拥有不同的SEW(Berrone等，2012)。弥补这个不足的一种可行方法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寻其他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SEW的内涵，除持股比例外，家族的管理参与(management involvement)和跨代参与(transgenerational involvement)也可作为SEW的代理变量。
与选取代理变量不同，Zellweger等(2012)采用企业的可接受出让价格与市场价值之差来测量家族的SEW，这种测量方法源于Zellweger和Astrachan(2008)对企业所有权情感价值(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的研究。他们的依据是：家族在出让企业时往往会提出高于市场价值的出让价格，以补偿因出让企业而损失的SEW。他们运用这种测量方法研究发现，家族的跨代控制意愿(intention for
transgenerational control)与它们能接受的出让价格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这种测量方法的
确能够更准确地测量SEW,但考虑到SEW源自家族成员的心理评估(psychological evaluation)，采用货币价格来反映SEW的做法也难以令人信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开发直接的心理测量方法来测量SEW，但到目前为止仍无建树。Berrone等(2012)认为，可用家族所有者对非经济目标的关心程度来测量SEW。他们以现有相关文献为支撑提出一个包括30个测项的量表来测量SEW的五个维度，但这个量表还没通过标准量表检测程序的检验。心理测量方法最能直接反映SEW，也有利于揭示SEW的维度结构，但心理测量的效度不易判断，这是因为：SEW是用家族集体身份来定义的，而心理测量结果往往只能反映个人的态度或心理感受，而且心理测量结果很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效应(social desirability)的影响，容易产生偏误。
三、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研究理论突破
SEW理论为家族企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能够解释许多用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家族企业问题。根据Gomez-Mejia等(2011)的观点，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有望在家族企业代理合约、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以及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方面实现突破。
(一)家族企业代理合约
SEW主要通过家族关系来影响家族企业的代理合约。已有研究表明，家族关系对代理合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家族高管的任期通常比非家族高管长，而且担任管理职务的家族成员即使失职也会因家族关系而免于担责，即“管理者堑壕”(managerial enrenchment)效应。例如，McConaughy(2000)研究发现，家族高管的任期(17.6年)约是非家族高管(6.43年)的三倍。Gomez-Mejia等(2001)对西班牙报业家族企业的研究表明，即使企业面临高失败风险，家族CEO的任期通常也比非家族CEO长七年。此外，非家族代理人更可能因企业绩效不佳而被问责，而家族代理人通常则能免受责罚。
另一方面，家族高管的报酬通常低于非家族高管，而且与绩效的关联程度也较低。McConaughy(2000)在对47个家族CEO和35个非家族CEO进行调查后发现，家族CEO的报酬尤其是激励性报酬低于非家族CEO。Gomez-Mejia等(2003)采用1995-1998年253家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家族身份对高管薪酬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家族所有权集中度与家族CEO的薪酬水平负相关。不过，Cruz等(2010)通过考察(直接向CEO汇报工作的)高管薪酬的可变部分超出固定部分的比例来比较家族与非家族高管的薪酬结构，结果表明：家族与非家族高管的可变收入比例相同，但家族高管的可变收入比例与企业绩效不相关。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现象是家族谋取控制权私利的表现，如Morck和Yeung(2003)指出，家族会在企业内为家族成员安排工作，但家族成员可能并不能胜任所安排的工作，从而造成代理效率损失，侵害企业其他股东的利益。而另一些学者则将上述现象归因于家族CEO的家族利他主义和自我控制(Schulze等，2003)。运用现有的某一公司治理理论无法对上述现象给出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代理理论能够解释家族企业的管理者堑壕效应，却无法解释家族高管的低薪酬现象；而管家理论基于作为代理人的家族高管与委托人利益相容的假设可以解释家族高管的低薪酬，却难以解释家族高管任期、薪酬与企业绩效缺乏联系的现象。
基于SEW的研究则能够透析家族企业代理合约的本质，对上述现象给出完整而合理的解释。根据Gomez-Mejia等(2011)的观点，家族高管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家族派驻企业的代表。作为家族代表，家族高管必须履行家族义务，为家族保全并创造SEW；而为了给履行家族义务的家族高管提供职业保障，家族董事往往会把企业绩效不佳归因于运气、环境等不可控因素而非家族高管的能力。由于家族高管能够获
得职位安全感等“心理报酬”(Gimeno等，1997)，因此，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报酬。相关研究结果也支持这种解释。例如，Gomez-Mejia等(2003)研究发现，随着行业风险的增加，家族所有者往往为家族CEO提供较高的报酬，以补偿家族CEO可能因企业失败而面临的职位风险。Combs等(2010)的研究也表明，家族CEO的报酬与职位安全感之间存在一定的此长彼消关系。与非家族CEO相比，当家族控制企业的程度较高时(家族控制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家族CEO牺牲报酬的意愿较强，但他们的报酬会随着家族控制程度的下降而增加。
(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
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是家族企业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这个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
首先，基于SEW的研究有助于透析家族企业为何偏好家族内部传承。已有研究表明，即使企业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都有更优秀的非家族高管候选人，家族企业仍偏好从家族内部挑选继任者。这种选择可能背离家族所有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难以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一些学者(如Lee等，2003)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家族企业之所以偏好内部传承是为了防范要挟风险。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管理尚不规范的家族企业偏好内部传承，而对于管理规范的大型家族企业则缺乏解释力。根据SEW理论，家族内部传承能够保证家族对企业的持续控制，为家族保全和创造SEW提供有力保障。换言之，家族能够获得显著的非经济收益是其偏好内部传承的关键原因。Zellweger等(2011)研究发现，控制权的未来收益，如雇用家族成员，是家族所有者能够获得的重要非经济收益。根据Cruz等(2012)的归纳，非经济收益主要包括强化家族所有者保全遗产的感觉、增强家族的社群感(非家族继任者不可能像家族继任者那样对企业有强烈的认同感)、强化家族对企业的权力和影响等。
其次，基于SEW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家族企业为何偏好人格化的领导权交接。非家族企业倾向于把继任者培训工作外包出去，而家族企业则特别重视发展在任领导者和继任者的关系(如导师制)，以及继任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是因为：个性化的辅导和培训是保证家族价值观等异质性知识在代际间传承的理想方式，也是培养继任者对企业的认同感、提升其组织依恋感的有效方式，从而更有利于保全家族的SEW。
最后，基于SEW的研究还能有力地解释为何很多家族企业不愿向管理专业化过渡。与内部传承类似，这种现象可能不符合家族所有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已有研究往往将其归因于社会信任等外部制度性因素的约束，而基于SEW的研究则揭示了这个问题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即管理专业化会削弱家族对战略决策和管理团队的控制。雇用非家族经理人并授予他们权力，转而依靠企业内部独立于家族的命令系统来管理企业，这显然会削弱家族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此外，由于家族所有者对非家族经理人缺乏了解，聘请他们可能会导致经理人行为不确定的问题(Cruz等，2010)。同时，如果聘请具备特殊知识的外部专家，而家族所有者又不熟悉这些知识，那么就可能加剧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Gomez-Mejia等，2011)。
(三)家族企业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
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解析家族企业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方面也有所突破。
1.家族企业的风险感知。传统观点认为，家族所有者通常厌恶风险，因为家族委托人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一家企业，一旦遭遇风险，他们的福利就会受到严重影响(Mishra等，1999；McConaughy等，2001)。近年来，有学者(如Gomez-Mejia等，2007)运用Wiseman和Gomez-Mejia(1998)创立的
行为代理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家族企业风险感知问题的SEW模型。行为代理理论把代理理论、前景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融合在一起，放松了代理理论有关决策者风险偏好一致的假设，并且认为：决策者会把备选方案的预期结果与参照点进行比较，以确定方案会产生正面结果还是负面结果。如果决策者在预期产生正面结果的方案中做出选择，那么就会表现出厌恶风险，而如果他们在预期产生负面结果的方案中做出选择，那么就会表现出偏好风险。在SEW模型中，SEW损益被视为家族所有者决策的首要参照点。家族所有者在面临潜在的SEW损失时往往倾向于承担经营风险，因为他们认为经营风险可控，或者乐观估计了企业的前景。当然，家族所有者出于保全家族SEW的考虑，不会让企业承担过高的风险。因此，当企业面临生存威胁时，企业的生存就会取代SEW成为家族所有者决策的首要参照点。Chrisman和Patel(2012)也指出，当企业绩效低于期望水平时，家族所有者会更多地考虑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就是企业的生存问题。可见，家族所有者并不会一味地厌恶或者偏好风险，而是有时厌恶风险，有时偏好风险，这主要取决于企业所面临风险的性质。
SEW模型的预测力得到了实证支持。Gomez-Mejia等(2007)在对西班牙某地1 237家家族橄榄油油坊1944-1988年的经营状况进行考察后发现，当家族油坊可以在参加合作组织(可以取得更好的绩效)与保持独立经营(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会选择后者，而当销售呈现大幅下滑趋势时，家族油坊则更倾向于参加合作组织。这个结果符合SEW模型的预测。Chrisman等(2012)的研究结果也符合SEW模型的预测。他们发现，当企业绩效达到或超过期望水平时，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非家族企业少；而一旦企业绩效低于期望水平，家族企业就会增加研发投入，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距会显著缩小。
2.家族企业的战略选择。传统观点认为，家族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国际化战略，并重视研发和技术多元化，以降低经营风险。而现实中，家族企业在多元化、国际化、研发和技术多元化方面表现得并不积极。例如，Anderson和Reeb(2003)研究发现，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多元化负相关，即使在控制了行业和企业因素后，家族企业的多元化水平也要比非家族企业低15%左右。Gomez-Mejia等(2010)也考察了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现家族企业较少采取多元化战略。他们还发现，无论采用哪种指标，如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企业全球运营地区数量、企业运营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等，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水平都要低于非家族企业。在控制了行业因素、股权集中度、资产回报、企业规模、CEO任期以及内生性因素后，这个结论依然成立。除了多元化和国际化战略选择外，有学者还发现家族企业的研发和技术多元化投入也较少。例如，Chen和Hsu(2009)发现，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但外部董事比例提高可以降低这种负相关性。Gomez-Mejia等(2011)指出，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少，技术多元化程度较低，而且在控制了企业的规模、风险水平、成立年限、资产回报率等因素并进行内生性检验后，这个结论依然成立。Munoz-Bullon和Sanchez-Bueno(2011)研究证实，加拿大家族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低于非家族上市公司。
SEW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家族企业关注的风险与一般企业不同，而且家族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指他们承受SEW损失的能力(Gomez-Mejia等，2007)。因此，家族企业通常会做出能够避免或减少SEW损失的决策，而企业多元化、国际化、研发和技术多元化都有可能导致家族SEW的损失。首先，引入外部资金可能会削弱家族的控制。家族企业实施上述战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光靠自有资金显然无法满足，因此，企业必须实施外部融资，而股权融资会招来股东的监管，债券融资则会引致债权人的监管，从而有可能削弱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其次，引入非家族管理和技术人才可能会削弱家族的影响。一方面，家族的既有知识、经验和人力资本往往难以满足企业实施上述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企业的组织结构会因实施上述战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因此，企业必须引入非家族管理和技术人才。外人的进入可能会削弱家族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弱化家族权威和家族认同，还可能引起信息不对称以及目标和利益冲突。最后，家族传统或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挑战。实施上述战略可能会迫使企业改变浸透着家族传统或价值观的经营方式，从而导致家族传统或价值观受到挑战。
四、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SEW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研究在解释家族所有者和家族企业有时偏离经济目标的原因这一点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基于这种视角的研究刚起步不久，现有研究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研究还没有明晰地划分SEW构成维度，SEW的测量方法也仍有待完善。Gomez-Mejia等提出的SEW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他们把所有源于家族、影响企业决策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都包括在这个概念中，而没有深入探究SEW的构成维度，从而无法揭示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维度对企业治理和战略决策的影响差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明晰SEW的来源、作用及其情境，并厘清SEW的构成维度显得日益重要。同时，现有研究对SEW的测量基本上采用代理变量，有时甚至采用单一代理变量。这无疑会降低测量结果的效度，不利于开展后续研究。
其次，现有研究对家族企业的界定不够清晰、准确，大多没有把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所有者与其他自然人所有者区分开来，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显然不能准确反映家族对企业的影响。Miller等(2011)发现，非家族个人所有者与家族所有者这两个群体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表现出更明显的创业倾向，而后者则表现得比较保守。有关SEW的现有研究文献常常把个人对企业的情感与家族的SEW混淆在一起，为了准确考察家族的非经济目标对企业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家族企业与个人控制的企业区分开来。
再次，现有研究忽略了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家族企业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而目前基于SEW的研究忽略了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从而难以反映不同家族企业在SEW方面的差别，也很难揭示其关键影响因素(Berrone等，2012)。例如，SEW模型假设家族的财富集中在一家企业，而在现实中很多家族控制着企业组合，也就是多家企业，上述假设与现实不符。此外，不同的家族企业在家族涉入程度等方面也不尽相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这些差别如何影响家族SEW，进而影响家族行为。
最后，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制度环境与家族SEW的共同作用。企业决策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虽然基于SEW的现有研究认为家族保全和创造SEW的动机会受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但没能深入探究制度环境与家族SEW的共同作用及机理。明晰不同制度环境下的SEW效应，有利于丰富和深化相关研究。
基于现有研究存在的上述不足，未来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明晰SEW的构成维度，并改进测量方法。未来可借助心理测量手段来厘清SEW的不同构成维度，揭示其成因及与家族企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条件。同时，在明晰SEW构成维度的同时，还可以借用其他领域较为成熟的概念，如集体心理所有权(Pierce和Jussila，2010)等。家族对企业的认同和依恋与集体心理所有权有一定的相近之处，借用心理所有权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SEW的内涵。另外，在明晰SEW构成维度的基础上，除了采用心理测量方法外，未来还可尝试用多代理变量测量法来取代单一代理变量测量法。
其次，引入嵌入观。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家族发展阶段上，还反映在企业系统嵌入家族系统的程度上。有学者(如Klein等，2005)提出了家族涉入程度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全面反映家族对企业的潜在影响，比家族所有权更能准确反映不同家族在SEW保全和创造动机方面的差异。基于嵌入观进行研究，可以为解析这种差异提供理论支撑。
再次，引入制度环境因素。目前，有学者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尝试。例如，Miller等(2012)综合运用SEW与新制度理论考察了家族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家族企业在决策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发现，上市公司更加依赖外部资源，并重视合法性问题，因而趋向于采取与行业内多数企业趋同的战略。此外，未
来还可以借鉴金融学方面的制度环境(如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研究，引入一些制度环境变量。例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家族所有者会受到较多的外部约束，因此，保全和创造家族SEW的动机会有所减弱。
最后，关注家族内部因素的影响。Gomez-Mejia及其合作者把家族看作一个整体，把保全和创造SEW视为所有家族成员的共同偏好，而忽略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目标冲突。企业创始人或长期管理企业的家族成员可能比其他家族成员对企业有更强烈的感情、认同，因而他们有更强的保全和创造SEW动机。此外，不同家族成员的家族主义倾向也可能存在差异，家族主义倾向较弱的家族成员更可能把家族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家族主义倾向较强的家族成员则更可能把企业作为实现家族目标的手段。另外，在家族内部，不同家族成员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别，并不是所有家族成员都能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相比而言，家族族长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影响力更大。关注上述家族内部因素，有助于剖析不同家族结构与保全和创造SEW动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Anderson R C and Reeb D M. Founding-family ownership,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leverage[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3, 46(2): 653-684.
[2]Berrone P, 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ssessment approaches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2, 25(3): 258-279.
[3]Chen H and Hsu W. Family ownership, board independence and R&D investment[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9, 22(4): 347-362.
[4]Chrisman J J and Patel P C.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4): 976-997.
[5]Combs J G, et al.. The impact of family representation on CEO compens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0, 34(6): 1125-1144.
[6]Cruz C, et al.. Does family employment enhance MSEs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1): 62-76.
[7]Cruz C, et al.. Perceptions of benevolence and the design of agency contracts: CEO-TMT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1): 69-89.
[8]Gimeno J, et al..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Entrepreneuri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istence of underperforming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4): 750-783.
[9]Gomez-Mejia L R, et al.. The bind that ties: 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 family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1, 5(1): 653-707.
[10]Gomez-Mejia L R, et al.. Diversification decision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2): 223-252.
[11]Gomez-Mejia L R, 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 52(1): 106-137.
[12]Gomez-Mejia L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family-controlled public corpor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2): 226-237.
[13]Gomez-Mejia L R, et al.. The role of family ties in agency contrac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1): 81-95.
[14]Klein S B, et al.. The F-PEC scale of family influence: Construction, validation and further implic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29(3): 321-339.
[15]Lee K S, et al..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Appropriation risk and choice of success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4): 657-666.
[16]McConaughy D L, et al.. Founding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fficiency, risk and value[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1, 39(1): 31-49.
[17]McConaughy D L. Family CEOs vs. non-family CEOs in the family-controlled firm: An examination of the level and sensitivity of pay to performance[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0, 13(2): 121-131.
[18]Miller D, et al.. Family and lone-founder ownership and strategic behavior: Social context,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logic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1): 1-25.
[19]Miller D, et al.. Family firm governance, strategic conformity and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vs. strategic perspectiv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doi: 10. 1287/orsc. 1110.0728.
[20]Mishra C S and McConaughy D L. Founding family control and capital structure: The risk of loss of control and the aversion to debt[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23(4):53-64.
[21]Morck R and Yeung B. Agency problems in large family business group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27(4): 367-382.
[22]Munoz-Bullon F and Sanchez-Bueno M. The impa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the R&D intensity of publicly traded firm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1, 24(1): 62-70.
[23]Pierce J L and Jussila I.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within the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Construct introduction and elabor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 31(6): 810-834.
[24]Schulze W S, et al.. Toward a theory of agency and altruism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4): 473-490.
[25]Wiseman R M and Gomez-Mejia L R. A behavioral agency model of managerial risk tak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2(1): 133-153.
[26]Zellweger T M and Astrachan J H. O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8, 21(4): 347-363.
[27]Zellweger T, et al.. Family control and family firm valuation by family CEOs: The
importance of intentions for transgenerational control[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3): 815-868.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及其在家族企业研究中的突破
2013年07月24日 10:28 来源：《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年12期第56～62页 作者：朱沆 叶琴雪 李新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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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家族企业研究主要基于其他领域的理论展开，而缺乏自己的理论范式。近年来，综合社会、心理与文化观点的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SEW)理论的提出，给家族企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解决了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理论解释与家族企业治理、战略现象之间的割裂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SEW的内涵、构成维度和测量方法；然后阐述了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家族企业代理合约、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以及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等热点问题上的理论突破；最后分析了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 键 词】社会情感财富 家族企业 代理合约 代际传承 风险感知 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朱沆(1974- )，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副教授；叶琴雪(1988- )，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研究生；李新春(1962- )，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言
长期以来，家族企业研究主要基于其他领域的理论展开，从而导致术语重叠、模型简单、理论解释散乱、实证结果相互矛盾等问题(Berrone等，2012)。针对这些问题，以Gomez-Mejia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来阐释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问题，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情感财富”。Gomez-Mejia等(2007)指出，SEW是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介绍SEW的内涵、构成维度和测量方法，然后阐释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家族企业代理合约、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以及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等热点问题上的理论突破，最后分析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社会情感财富内涵界定、构成维度划分与测量
(一)社会情感财富内涵界定和构成维度划分
家族企业经常偏离自身经济目标而去追求非经济目标，一些学者引入情感价值、财产依恋、利他主义、家族价值观等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但由于每个概念只能揭示家族企业追求非经济目标的某一个方面，因此，相关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基于此，Gomez-Mejia等(2007)在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SEW概念，以期运用这个整合概念来全面考察家族对其所控制企业产生的非经济影响。
根据Gomez-Mejia等(2007)的观点，SEW是指家族凭借其所有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从家族企业获得的非经济收益，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the ability to exercise authority)，满足归属、情感和亲情需要，在企业内部长久保持家族价值观，维系家族控制，保全家族社会资本，履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义务，以利他主义来对待家族成员。保护SEW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密切相关，一旦家族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就有可能累及SEW,如家族成员间亲情淡化、家族地位下降、家族期望无法得到满足等。因此，保护家族的SEW就成了家族控制企业的重要目的之一。
从内涵上看，SEW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结构上具有多维度特征。基于此，有学者开始探究SEW的维度划分问题。例如，Gomez-Mejia等(2011)认为SEW包括情感、文化价值观和利他三个维度。首先，家族企业通常以家族姓氏来命名，他人对企业的看法直接影响家族的声誉，因此，家族希望通过控制企业来维护其形象并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其次，创建或控制家族企业的家族往往会把自己的价值观植入其创建或控制的企业，这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家族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移植到企业，并通过企业这个载体来发扬光大。最后，家族成员有增加家族福利的愿望并会努力去实现，而利他就是这种愿望的一种具体表现。家族成员在采取利他行为时考虑的不是自己能否获得回报，而是其他家族成员能否从中受益。
但在Berrone等(2012)看来，已有研究对SEW构成维度问题的探究并不充分。他们认为SEW应包括家族控制和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依恋和传承意愿五个维度。其中，家族控制和影响是指基于企业所有权、社会地位或家族成员个人魅力，家族通过委派董事会主席、CEO或其他高管和移植其价值观的方式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是指家族成员因家族与企业休戚相关而把企业看作家族的延伸，非常看重自己在家族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十分注重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对外形象；紧密的社会关系是指家族把其内部基于亲缘的互惠关系扩展到家族企业内部的非家族员工以及企业外部非家族合作伙伴甚至企业所在社区，从而形成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情感依恋是指家族成员把企业看作满足其归属、亲近等情感需要的场所，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家族成员的情感依恋性会不断增强；而传承意愿是指家族往往把创建企业视为一种长期投资，并希望能够在代际传承。
不难发现，Gomez-Mejia等(2011)把家族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情感资本投入看做是SEW的来源，并据此划分SEW的构成维度。但这种划分方法无法反映SEW的丰富内涵。相比而言，Berrone等(2012)划分的SEW构成维度则更能反映SEW的丰富内涵和具体形成机制。当然，Berrone等的划分方法也不是尽善尽美，仍有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Berrone等的划分方法把基于来源的维度(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依恋)与基于结果的维度(家族控制和影响及传承意愿)混淆在一起，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构成维度没有进行必要的区分。此外，不同构成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如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与情感依恋就有重叠之嫌。
(二)社会情感财富测量
SEW因对家族企业经营和决策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相关实证研究开始引入SEW这个概念，但如何测量SEW仍是一个有待攻克的关键问题。选取合适的代理变量是现有相关研究测量SEW的主要方法，学者们大多采用家族持股比例这个指标。这种测量方法隐含地假设家族的SEW与持股比例正相关，其逻辑就是家族持股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就越大，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情感依恋也就越强。然而，持股比例相同的不同家族在情感、关系与文化观念上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别，因而拥有不同的SEW(Berrone等，2012)。弥补这个不足的一种可行方法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寻其他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SEW的内涵，除持股比例外，家族的管理参与(management involvement)和跨代参与(transgenerational involvement)也可作为SEW的代理变量。
与选取代理变量不同，Zellweger等(2012)采用企业的可接受出让价格与市场价值之差来测量家族的SEW，这种测量方法源于Zellweger和Astrachan(2008)对企业所有权情感价值(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的研究。他们的依据是：家族在出让企业时往往会提出高于市场价值的出让价格，以补偿因出让企业而损失的SEW。他们运用这种测量方法研究发现，家族的跨代控制意愿(intention for
transgenerational control)与它们能接受的出让价格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这种测量方法的
确能够更准确地测量SEW,但考虑到SEW源自家族成员的心理评估(psychological evaluation)，采用货币价格来反映SEW的做法也难以令人信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开发直接的心理测量方法来测量SEW，但到目前为止仍无建树。Berrone等(2012)认为，可用家族所有者对非经济目标的关心程度来测量SEW。他们以现有相关文献为支撑提出一个包括30个测项的量表来测量SEW的五个维度，但这个量表还没通过标准量表检测程序的检验。心理测量方法最能直接反映SEW，也有利于揭示SEW的维度结构，但心理测量的效度不易判断，这是因为：SEW是用家族集体身份来定义的，而心理测量结果往往只能反映个人的态度或心理感受，而且心理测量结果很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效应(social desirability)的影响，容易产生偏误。
三、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研究理论突破
SEW理论为家族企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能够解释许多用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家族企业问题。根据Gomez-Mejia等(2011)的观点，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有望在家族企业代理合约、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以及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方面实现突破。
(一)家族企业代理合约
SEW主要通过家族关系来影响家族企业的代理合约。已有研究表明，家族关系对代理合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家族高管的任期通常比非家族高管长，而且担任管理职务的家族成员即使失职也会因家族关系而免于担责，即“管理者堑壕”(managerial enrenchment)效应。例如，McConaughy(2000)研究发现，家族高管的任期(17.6年)约是非家族高管(6.43年)的三倍。Gomez-Mejia等(2001)对西班牙报业家族企业的研究表明，即使企业面临高失败风险，家族CEO的任期通常也比非家族CEO长七年。此外，非家族代理人更可能因企业绩效不佳而被问责，而家族代理人通常则能免受责罚。
另一方面，家族高管的报酬通常低于非家族高管，而且与绩效的关联程度也较低。McConaughy(2000)在对47个家族CEO和35个非家族CEO进行调查后发现，家族CEO的报酬尤其是激励性报酬低于非家族CEO。Gomez-Mejia等(2003)采用1995-1998年253家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家族身份对高管薪酬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家族所有权集中度与家族CEO的薪酬水平负相关。不过，Cruz等(2010)通过考察(直接向CEO汇报工作的)高管薪酬的可变部分超出固定部分的比例来比较家族与非家族高管的薪酬结构，结果表明：家族与非家族高管的可变收入比例相同，但家族高管的可变收入比例与企业绩效不相关。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现象是家族谋取控制权私利的表现，如Morck和Yeung(2003)指出，家族会在企业内为家族成员安排工作，但家族成员可能并不能胜任所安排的工作，从而造成代理效率损失，侵害企业其他股东的利益。而另一些学者则将上述现象归因于家族CEO的家族利他主义和自我控制(Schulze等，2003)。运用现有的某一公司治理理论无法对上述现象给出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代理理论能够解释家族企业的管理者堑壕效应，却无法解释家族高管的低薪酬现象；而管家理论基于作为代理人的家族高管与委托人利益相容的假设可以解释家族高管的低薪酬，却难以解释家族高管任期、薪酬与企业绩效缺乏联系的现象。
基于SEW的研究则能够透析家族企业代理合约的本质，对上述现象给出完整而合理的解释。根据Gomez-Mejia等(2011)的观点，家族高管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家族派驻企业的代表。作为家族代表，家族高管必须履行家族义务，为家族保全并创造SEW；而为了给履行家族义务的家族高管提供职业保障，家族董事往往会把企业绩效不佳归因于运气、环境等不可控因素而非家族高管的能力。由于家族高管能够获
得职位安全感等“心理报酬”(Gimeno等，1997)，因此，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报酬。相关研究结果也支持这种解释。例如，Gomez-Mejia等(2003)研究发现，随着行业风险的增加，家族所有者往往为家族CEO提供较高的报酬，以补偿家族CEO可能因企业失败而面临的职位风险。Combs等(2010)的研究也表明，家族CEO的报酬与职位安全感之间存在一定的此长彼消关系。与非家族CEO相比，当家族控制企业的程度较高时(家族控制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家族CEO牺牲报酬的意愿较强，但他们的报酬会随着家族控制程度的下降而增加。
(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
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是家族企业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这个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
首先，基于SEW的研究有助于透析家族企业为何偏好家族内部传承。已有研究表明，即使企业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都有更优秀的非家族高管候选人，家族企业仍偏好从家族内部挑选继任者。这种选择可能背离家族所有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难以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一些学者(如Lee等，2003)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家族企业之所以偏好内部传承是为了防范要挟风险。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管理尚不规范的家族企业偏好内部传承，而对于管理规范的大型家族企业则缺乏解释力。根据SEW理论，家族内部传承能够保证家族对企业的持续控制，为家族保全和创造SEW提供有力保障。换言之，家族能够获得显著的非经济收益是其偏好内部传承的关键原因。Zellweger等(2011)研究发现，控制权的未来收益，如雇用家族成员，是家族所有者能够获得的重要非经济收益。根据Cruz等(2012)的归纳，非经济收益主要包括强化家族所有者保全遗产的感觉、增强家族的社群感(非家族继任者不可能像家族继任者那样对企业有强烈的认同感)、强化家族对企业的权力和影响等。
其次，基于SEW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家族企业为何偏好人格化的领导权交接。非家族企业倾向于把继任者培训工作外包出去，而家族企业则特别重视发展在任领导者和继任者的关系(如导师制)，以及继任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是因为：个性化的辅导和培训是保证家族价值观等异质性知识在代际间传承的理想方式，也是培养继任者对企业的认同感、提升其组织依恋感的有效方式，从而更有利于保全家族的SEW。
最后，基于SEW的研究还能有力地解释为何很多家族企业不愿向管理专业化过渡。与内部传承类似，这种现象可能不符合家族所有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已有研究往往将其归因于社会信任等外部制度性因素的约束，而基于SEW的研究则揭示了这个问题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即管理专业化会削弱家族对战略决策和管理团队的控制。雇用非家族经理人并授予他们权力，转而依靠企业内部独立于家族的命令系统来管理企业，这显然会削弱家族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此外，由于家族所有者对非家族经理人缺乏了解，聘请他们可能会导致经理人行为不确定的问题(Cruz等，2010)。同时，如果聘请具备特殊知识的外部专家，而家族所有者又不熟悉这些知识，那么就可能加剧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Gomez-Mejia等，2011)。
(三)家族企业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
基于SEW的家族企业研究在解析家族企业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方面也有所突破。
1.家族企业的风险感知。传统观点认为，家族所有者通常厌恶风险，因为家族委托人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一家企业，一旦遭遇风险，他们的福利就会受到严重影响(Mishra等，1999；McConaughy等，2001)。近年来，有学者(如Gomez-Mejia等，2007)运用Wiseman和Gomez-Mejia(1998)创立的
行为代理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家族企业风险感知问题的SEW模型。行为代理理论把代理理论、前景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融合在一起，放松了代理理论有关决策者风险偏好一致的假设，并且认为：决策者会把备选方案的预期结果与参照点进行比较，以确定方案会产生正面结果还是负面结果。如果决策者在预期产生正面结果的方案中做出选择，那么就会表现出厌恶风险，而如果他们在预期产生负面结果的方案中做出选择，那么就会表现出偏好风险。在SEW模型中，SEW损益被视为家族所有者决策的首要参照点。家族所有者在面临潜在的SEW损失时往往倾向于承担经营风险，因为他们认为经营风险可控，或者乐观估计了企业的前景。当然，家族所有者出于保全家族SEW的考虑，不会让企业承担过高的风险。因此，当企业面临生存威胁时，企业的生存就会取代SEW成为家族所有者决策的首要参照点。Chrisman和Patel(2012)也指出，当企业绩效低于期望水平时，家族所有者会更多地考虑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就是企业的生存问题。可见，家族所有者并不会一味地厌恶或者偏好风险，而是有时厌恶风险，有时偏好风险，这主要取决于企业所面临风险的性质。
SEW模型的预测力得到了实证支持。Gomez-Mejia等(2007)在对西班牙某地1 237家家族橄榄油油坊1944-1988年的经营状况进行考察后发现，当家族油坊可以在参加合作组织(可以取得更好的绩效)与保持独立经营(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会选择后者，而当销售呈现大幅下滑趋势时，家族油坊则更倾向于参加合作组织。这个结果符合SEW模型的预测。Chrisman等(2012)的研究结果也符合SEW模型的预测。他们发现，当企业绩效达到或超过期望水平时，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非家族企业少；而一旦企业绩效低于期望水平，家族企业就会增加研发投入，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距会显著缩小。
2.家族企业的战略选择。传统观点认为，家族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国际化战略，并重视研发和技术多元化，以降低经营风险。而现实中，家族企业在多元化、国际化、研发和技术多元化方面表现得并不积极。例如，Anderson和Reeb(2003)研究发现，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多元化负相关，即使在控制了行业和企业因素后，家族企业的多元化水平也要比非家族企业低15%左右。Gomez-Mejia等(2010)也考察了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现家族企业较少采取多元化战略。他们还发现，无论采用哪种指标，如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企业全球运营地区数量、企业运营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等，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水平都要低于非家族企业。在控制了行业因素、股权集中度、资产回报、企业规模、CEO任期以及内生性因素后，这个结论依然成立。除了多元化和国际化战略选择外，有学者还发现家族企业的研发和技术多元化投入也较少。例如，Chen和Hsu(2009)发现，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但外部董事比例提高可以降低这种负相关性。Gomez-Mejia等(2011)指出，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少，技术多元化程度较低，而且在控制了企业的规模、风险水平、成立年限、资产回报率等因素并进行内生性检验后，这个结论依然成立。Munoz-Bullon和Sanchez-Bueno(2011)研究证实，加拿大家族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低于非家族上市公司。
SEW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家族企业关注的风险与一般企业不同，而且家族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指他们承受SEW损失的能力(Gomez-Mejia等，2007)。因此，家族企业通常会做出能够避免或减少SEW损失的决策，而企业多元化、国际化、研发和技术多元化都有可能导致家族SEW的损失。首先，引入外部资金可能会削弱家族的控制。家族企业实施上述战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光靠自有资金显然无法满足，因此，企业必须实施外部融资，而股权融资会招来股东的监管，债券融资则会引致债权人的监管，从而有可能削弱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其次，引入非家族管理和技术人才可能会削弱家族的影响。一方面，家族的既有知识、经验和人力资本往往难以满足企业实施上述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企业的组织结构会因实施上述战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因此，企业必须引入非家族管理和技术人才。外人的进入可能会削弱家族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弱化家族权威和家族认同，还可能引起信息不对称以及目标和利益冲突。最后，家族传统或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挑战。实施上述战略可能会迫使企业改变浸透着家族传统或价值观的经营方式，从而导致家族传统或价值观受到挑战。
四、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SEW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研究在解释家族所有者和家族企业有时偏离经济目标的原因这一点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基于这种视角的研究刚起步不久，现有研究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研究还没有明晰地划分SEW构成维度，SEW的测量方法也仍有待完善。Gomez-Mejia等提出的SEW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他们把所有源于家族、影响企业决策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都包括在这个概念中，而没有深入探究SEW的构成维度，从而无法揭示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维度对企业治理和战略决策的影响差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明晰SEW的来源、作用及其情境，并厘清SEW的构成维度显得日益重要。同时，现有研究对SEW的测量基本上采用代理变量，有时甚至采用单一代理变量。这无疑会降低测量结果的效度，不利于开展后续研究。
其次，现有研究对家族企业的界定不够清晰、准确，大多没有把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所有者与其他自然人所有者区分开来，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显然不能准确反映家族对企业的影响。Miller等(2011)发现，非家族个人所有者与家族所有者这两个群体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表现出更明显的创业倾向，而后者则表现得比较保守。有关SEW的现有研究文献常常把个人对企业的情感与家族的SEW混淆在一起，为了准确考察家族的非经济目标对企业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家族企业与个人控制的企业区分开来。
再次，现有研究忽略了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家族企业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而目前基于SEW的研究忽略了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从而难以反映不同家族企业在SEW方面的差别，也很难揭示其关键影响因素(Berrone等，2012)。例如，SEW模型假设家族的财富集中在一家企业，而在现实中很多家族控制着企业组合，也就是多家企业，上述假设与现实不符。此外，不同的家族企业在家族涉入程度等方面也不尽相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这些差别如何影响家族SEW，进而影响家族行为。
最后，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制度环境与家族SEW的共同作用。企业决策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虽然基于SEW的现有研究认为家族保全和创造SEW的动机会受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但没能深入探究制度环境与家族SEW的共同作用及机理。明晰不同制度环境下的SEW效应，有利于丰富和深化相关研究。
基于现有研究存在的上述不足，未来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明晰SEW的构成维度，并改进测量方法。未来可借助心理测量手段来厘清SEW的不同构成维度，揭示其成因及与家族企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条件。同时，在明晰SEW构成维度的同时，还可以借用其他领域较为成熟的概念，如集体心理所有权(Pierce和Jussila，2010)等。家族对企业的认同和依恋与集体心理所有权有一定的相近之处，借用心理所有权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SEW的内涵。另外，在明晰SEW构成维度的基础上，除了采用心理测量方法外，未来还可尝试用多代理变量测量法来取代单一代理变量测量法。
其次，引入嵌入观。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家族发展阶段上，还反映在企业系统嵌入家族系统的程度上。有学者(如Klein等，2005)提出了家族涉入程度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全面反映家族对企业的潜在影响，比家族所有权更能准确反映不同家族在SEW保全和创造动机方面的差异。基于嵌入观进行研究，可以为解析这种差异提供理论支撑。
再次，引入制度环境因素。目前，有学者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尝试。例如，Miller等(2012)综合运用SEW与新制度理论考察了家族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家族企业在决策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发现，上市公司更加依赖外部资源，并重视合法性问题，因而趋向于采取与行业内多数企业趋同的战略。此外，未
来还可以借鉴金融学方面的制度环境(如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研究，引入一些制度环境变量。例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家族所有者会受到较多的外部约束，因此，保全和创造家族SEW的动机会有所减弱。
最后，关注家族内部因素的影响。Gomez-Mejia及其合作者把家族看作一个整体，把保全和创造SEW视为所有家族成员的共同偏好，而忽略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目标冲突。企业创始人或长期管理企业的家族成员可能比其他家族成员对企业有更强烈的感情、认同，因而他们有更强的保全和创造SEW动机。此外，不同家族成员的家族主义倾向也可能存在差异，家族主义倾向较弱的家族成员更可能把家族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家族主义倾向较强的家族成员则更可能把企业作为实现家族目标的手段。另外，在家族内部，不同家族成员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别，并不是所有家族成员都能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相比而言，家族族长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影响力更大。关注上述家族内部因素，有助于剖析不同家族结构与保全和创造SEW动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Anderson R C and Reeb D M. Founding-family ownership,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leverage[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3, 46(2): 653-684.
[2]Berrone P, 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ssessment approaches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2, 25(3): 258-279.
[3]Chen H and Hsu W. Family ownership, board independence and R&D investment[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9, 22(4): 347-362.
[4]Chrisman J J and Patel P C.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4): 976-997.
[5]Combs J G, et al.. The impact of family representation on CEO compens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0, 34(6): 1125-1144.
[6]Cruz C, et al.. Does family employment enhance MSEs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1): 62-76.
[7]Cruz C, et al.. Perceptions of benevolence and the design of agency contracts: CEO-TMT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1): 69-89.
[8]Gimeno J, et al..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Entrepreneuri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istence of underperforming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4): 750-783.
[9]Gomez-Mejia L R, et al.. The bind that ties: 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 family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1, 5(1): 653-707.
[10]Gomez-Mejia L R, et al.. Diversification decision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2): 223-252.
[11]Gomez-Mejia L R, 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 52(1): 106-137.
[12]Gomez-Mejia L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family-controlled public corpor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2): 226-237.
[13]Gomez-Mejia L R, et al.. The role of family ties in agency contrac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1): 81-95.
[14]Klein S B, et al.. The F-PEC scale of family influence: Construction, validation and further implic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29(3): 321-339.
[15]Lee K S, et al..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Appropriation risk and choice of success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4): 657-666.
[16]McConaughy D L, et al.. Founding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fficiency, risk and value[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1, 39(1): 31-49.
[17]McConaughy D L. Family CEOs vs. non-family CEOs in the family-controlled firm: An examination of the level and sensitivity of pay to performance[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0, 13(2): 121-131.
[18]Miller D, et al.. Family and lone-founder ownership and strategic behavior: Social context,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logic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1): 1-25.
[19]Miller D, et al.. Family firm governance, strategic conformity and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vs. strategic perspectiv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doi: 10. 1287/orsc. 1110.0728.
[20]Mishra C S and McConaughy D L. Founding family control and capital structure: The risk of loss of control and the aversion to debt[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23(4):53-64.
[21]Morck R and Yeung B. Agency problems in large family business group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27(4): 367-382.
[22]Munoz-Bullon F and Sanchez-Bueno M. The impa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the R&D intensity of publicly traded firm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1, 24(1): 62-70.
[23]Pierce J L and Jussila I.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within the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Construct introduction and elabor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 31(6): 810-834.
[24]Schulze W S, et al.. Toward a theory of agency and altruism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4): 473-490.
[25]Wiseman R M and Gomez-Mejia L R. A behavioral agency model of managerial risk tak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2(1): 133-153.
[26]Zellweger T M and Astrachan J H. O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8, 21(4): 347-363.
[27]Zellweger T, et al.. Family control and family firm valuation by family CEOs: The
importance of intentions for transgenerational control[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3): 815-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