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
一、建筑领域
吴良镛长期从事建筑与城乡规划基础理论、工程实践和学科发展研究，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规模大、速度快、涉及面广等特点，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及其理论框架。该理论以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为目标，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发展了区域协调论、有机更新论、地域建筑论等创新理论；以整体论的融贯综合思想，提出了面向复杂问题、建立科学共同体、形成共同纲领的技术路线，突破了原有专业分割和局限，建立了一套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该理论发展了整合人居环境核心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的科学方法，受到国际建筑界的普遍认可，在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通过的《北京宪章》中得到充分体现。[4] 作为对宪章的诠释，同时发表了《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
二、人居建筑
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吴良镛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在京津冀、长三角、滇西北等地取得一系列前瞻性、示范性的规划建设成果；主持开展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对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天津总体规划修编等起到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取得的创新方法，被纳入《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有力推进了城乡建设的科学发展；主持完成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为达成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社会共识，做出了重大贡献；主持设计曲阜孔子研究院等建筑，创造出一批传统文化内涵和现代艺术整体性相统一的建筑。
三、北京菊儿胡同（人居环境、古建保护、城市肌理、历史文脉）
对于四合院的改造，建筑界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尝试，其中最有名气的便是吴良镛先生的菊儿胡同住宅改造工程。历史悠久的菊儿胡同是北京胡同文化的一个缩影，但也曾是危旧房较为集中的街区。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用“有机更新”的理论成功地进行了这片胡同的改造。
城市是在不断发展的，有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北京这样的历史名城也有一个延续的过程。一个城市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这对城市建设而言至关重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首都北京，实行的大规模危旧房改造的模式对于各个中小历史文化名城起着示范作用。吴良镛教授提出的“有机更新”主张“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菊儿胡同改造时得到成功实践，建立了“新四合院”体系。200多户居民居住在这条438米的菊儿胡同里。两条南北通道和东西开口，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即新四合院体系。原有树木尽量保留，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胡同—院落体系，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 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所包含的邻里
之情。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曾获1992年世界人居奖，这也标志着世界对菊儿胡同及其文化内涵的认同。菊儿胡同改造不仅是北京旧城改造的成功范例。
吴良镛认为，“今天盖房子数量特别多，规模很大，所以现在不是盖房子，实际上是在盖城市。”因此，他认为建筑师应当认真研究城市环境，否则，给城市风貌带来的破坏，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
上一世纪的70年代起，吴良镛提出了“如何保护北京古城”这一命题。90年代初，他设计的“菊儿胡同”获得了联合国1992年世界人居奖、亚洲建协优秀建筑设计金奖。1999年，他在国际建筑家协会第20届建筑大会上，以这次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起草人身份走上讲台，郑重向中外建筑师提出了“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北京宪章》提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
城市的灵魂就在街道、胡同、四合院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里，这些场所就像细胞一样，就像表皮下面纵横交错的血脉一样，组成了城市的肌理，要保护好古城风貌，关键就在于保护好古城的肌理。
他认为一个城市总是需要新陈代谢的，但是，这种代谢应当像新老细胞更新一样，是一种“有机”的更新，而不是生硬的替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古城的整体风格与肌理。吴教授一向重视地域文化。他认为，不同的文化名城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城市风格与肌理也各不相同，譬如苏州的城市肌理就和北京不一样，但是，都可以运用“有机更新”的思路，来保护好古城的肌理和灵魂。
吴良镛设计“菊儿胡同”，就是对传统四合院的一种“有机更新”。它不是简单地抄袭过去已有的建筑模式，而是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种既适应于北京老城原有的肌理，又适合于现代人居住的一种新的场所。他认为把“菊儿胡同”说成是新四合院，不如说“类四合院”更好一点。
吴教授说，现在独门独户地居住四合院的人少了。传统的四合院通常都是“独院”，而实际上，现在多数“独院”早已变成为“杂院”，许多人家挤在一个小院里，没有煤气，没有卫生间，有的甚至还没有厕所。显然，这样的四合院，居住质量是并不高的。既要满足老北京对居住四合院的喜好，又要让他们住得舒服，这就是设计“菊儿胡同”的宗旨。可以说，“菊儿胡同”就是专门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菊儿胡同”里也有一个共用的院落，里面仍然住着多户人家，但人们相处在一起不显得拥挤。齐全的煤卫设备，使生活舒适方便。
在营造“菊儿胡同”时，吴良镛始终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第一，采用普通材料，造价不能贵；第二，面积不能太大，每家使用面积分别为45、70、90平方米，让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买得起，住得起。此外，他特别提出，“菊儿胡同”中的院子都围绕老树设计，因此很有趣味。胡同中原有的每一棵老树，不但受到精心的保护，而且，在设计中享有一席之地。
北京菊儿胡同里的人居气氛的确十分优雅：黑瓦白墙的色彩，高低错落的楼群，安静宜人的环境。那里看不到旧四合院那种拥挤和随意堆放的杂物。
吴教授认为，北京的四合院，有些属于文物建筑，要加以认真保护。有些年久失修，最好还是按旧城的原有肌理加以维修。如果属于必须全部拆除的危房，一旦新修，也应当
与原有的城市肌理取得协调。“菊儿胡同”属于危房重建一类。他指出，国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大拆大改差不多没有成功的范例，而小改小修可使旧城常改常新，城市的传统也得以传承。
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史是一部“拆”的历史。传统建筑、古代民居被一大片一大片地拆除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座隔断了我们传统文脉、迫来的方盒子。而城市建设应该是有继承性的，没有了继承、没有了传统、也就没有了东方建筑的未来。好在已有像吴先生这样对中国式的现代住宅的探索者，但这刚刚是个开始，将来的路还很长。
何镜堂
何镜堂院士作为中国建筑文化继承发展人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延续和发扬了岭南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两观三性”（二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理论体系，把岭南建筑设计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此引领、振兴了“岭南建筑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其在建筑学界的卓越地位。
何镜堂院士中标并担纲总设计师主持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该方案在全球344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集中体现了全球华人的智慧，成功诠释了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展示了盛世中华的形象，成为凝炼中华文明的丰碑，引领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方向，在全社会取得重大而广泛的影响。此外，何镜堂院士还主持设计了包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天津博物馆、钱学森纪念馆、北京奥运会摔跤馆及羽毛球馆等在内的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级标志建筑，主持了澳门大学、广州大学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等200多所大学校园的规划工作。
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空间序列、场所精神） 扩建范围位于现有纪念馆东西两侧，主要包括新建纪念馆、万人坑遗址改造以及和平公园三部分。项目设计突出遗址主题，尊重原有建筑，塑造整体氛围，以墙、伤痕、死亡之路、祭奠庭院、烛之路等为建筑元素表现特定的场所精神。既强调利于参观者的感知与共鸣，有强调避免过于直白的表达损害建筑的抽象意境。在设计中，运用封闭、压抑的空间、撕裂的建筑形体、建筑材料的强烈对比等建筑语汇来唤起人们对纪念主题的回忆，在抽象之中另人们强烈的感受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杀戮的悲惨场景。
总体构思以战争、杀戮、 和平三个概念组合，由东到西顺序而成，与此相对应的是“断刀”、“死亡之庭”、“铸剑为犁”三个空间意境的塑造，形成序曲——铺垫——高潮——尾声的完整空间序列。建筑空间从东侧的封闭、与世隔绝过渡到西侧的开敞，与城市、自然融为一体。 整个设计团队由院士何镜堂担纲，其下汇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20多名精英，为完整表达诉求，他们自己也记不清调整了多少次方案。
何镜堂院士介绍，作为如此重要的一个纪念场所，重要的不只是设计建筑，而是要营造一系列纪念的场所，形成突出的“场所精神”，即强调场所不仅具有物质形体，而且还蕴含
着精神上的意义。何镜堂院士表示，在大屠杀纪念馆这块基石之上，惨绝人寰的杀戮、无辜者的悲愤、深埋于地下的累累白骨，应是这个场所最需表达和突出的精神，建筑反倒成了辅助。
在如此理念之下，设计师将纪念馆划分为东侧纪念馆新馆及纪念广场、中部原有纪念馆扩建部分和西侧纪念馆公园三大部分，分别对应战争、杀戮、和平三个概念，并由此产生了“断刀”、“灾难之庭”、“和平公园”三个主题场所。纪念广场与新建纪念馆形成总体空间序列上的“序曲”与“铺垫”，重组的纪念馆遗址现场与冥思厅是所有章节之中的“高潮”，而“和平公园”则是这一空间里的“尾声”。
“看了纪念广场你会感受到‘生与死’；在新馆是压抑和悲愤；在万人坑遗址和冥思厅，你会被震撼、被感动；直至结束，在和平公园，你又能平复情绪，感受和平的美。”
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认为该馆“以简约、明确的建筑语言和完整的空间序列，营造了一个高品味的纪念性精品建筑”。两院院士吴良镛评价该馆是“成功之作，形式与内容统一，悲怆动人，简洁有力，气宇万千”。
二、天津博物馆
在天津博物馆的设计中以“世纪之窗”为空间主题，再现天津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这是回顾天津设卫建城600多年的文明之窗；这是再现中华百年看天津的历史之窗；这是展望天津美好前景的未来之窗。“世纪之窗”是贯穿博物馆，联系各个展厅的宽敞、宏大的公共大厅：博物馆南向主入口以6层逐渐放大的叠涩象征天津设卫建城6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公共大厅纵向逐级上升，层层叠叠，仿若时光隧道，依次连接古代、近代、现代展厅，带领公众游历天津的文明和历史发展；大厅在北端横向展开成110米宽宏大的全景大厅，充分展现天津文化中心和城市景色，预示着天津的美好未来。
三、安徽省博物馆
基于对地域文化的发掘和理解，结合对建筑基地和城市环境的思考，设计定位逐步清晰，新馆设计应该强调整体性和概括力，避免陷于具体的文化符号。通过现代建筑设计的思路和方法，运用空间、材质、构成等现代建筑本体语言，来传达地域文化的精神和内涵，体现对地域文化理解的时代精神和新型的现代博物展览空间观念，关注公共空间与展览空间相互关系的营造，创造新鲜的观展体验。最终，设计立意构思确定为，四水归堂、五方相连。整体空间布局清晰地分成三个圈层，而立体构成的手法又生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公共空间系统。
新馆所在的文博园位于新城区，针对这里的城市环境特征，考虑新馆中心标志性建筑的定位，结合建筑的空间构思特色，设计选择了方形而整体的建筑体量。
四个立面忠实地表达了空间构成方式，形成可展开的虚实相间的连续整体，一气呵成的立体构成手法在大尺度的新区场地中显示出城市密集区域的建筑难以展现的力量，静态方正轮廓与动态立体构成的有机统一，无论在车行远观还是步行近观的尺度下，都呈现出鲜明、独特的标志性形象。
方形体量在西面、西南、西北三面落地，在主入口的东面架空悬挑，而紧贴地面的低平基座则从东面嵌入主体建筑之中，并向东伸出主引桥，结合由东至西的文博园广场、桥头广场、竹海、水面、入口平台等场地景观要素，形成从城市走向博物馆的纵深序列。
齐康
从五十年代起由他设计（参与和主持）的建筑工程设计及规划设计大小近百处。有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碑轴线；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福建武夷山庄；郑州河南博物院；福建历史博物馆；黄山国际大酒店；南京农业大学金陵研究院；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李文正图书馆；沈阳“九一八”纪念馆扩建工程等等。设计善于运用中西方建筑传统手法，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建筑理念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建筑设计中重视空间的处理，就是要“留出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时强调转化与创新。
“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有坐标的。比如说一个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南京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山陵、夫子庙等一些特色建筑，也就不能区别于其他城市。城市建设就显得太突飞猛进了，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这一观念必须贯彻到规划和建设的每一步中，因为一个建筑万一建起来了，想把它拆除或炸掉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因而，建筑师或者说城市建设者必须研究一个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生与死”，是齐康在设计纪念馆方案时要表现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墓地广场“场”的营造：满眼鹅卵石，几株枯树、寸草不生，充满一种毫无生命气息的苍凉之感，象征着“死亡”；鹅卵石边，绿草如茵、生机盎然，象征着“生命”。“建筑是直观的，但建筑可以用环境、氛围来隐喻和比兴，留给人们深深的思考。”齐康说。
武夷山庄
遵循“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宜土不宜洋、宜疏不宜密、宜淡不宜浓”的原则 依山就势，既突出闽北民间特色，又具江南庭院风采
高低错落，楼与楼各自独立，有相互联系，曲径回廊，浅滩流水，池塘小桥等景色，浑然一体，形成人工自然化，自然人工化的格局。
用院落的空间来“消化”场地的高差，在院落的或自然或人工的环境中以植树置景、层台跌水来巧妙的利用高差，使景致更有层次更为动人。
马岩松
马岩松说：“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传播我们的理念，建筑最大可能地满足人的需求，这是必然的未来。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是具有强大的创造力，这是决定我们的民族一直在不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建筑的创造，重要的不是形式，更不是仿照，而是用最有效率的付出，实现最大的意义。我们的建筑绝不是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怪异，而是要创造未来。”
胡同泡泡
建筑计师MAD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完成了一个泡泡系列建筑作品，该建筑外表圆润如金属泡泡；放置这些泡泡的胡同，被称为泡泡胡同。2009年9月，北京设计师MAD在一条老胡同中完成了北京胡同泡泡系列的第一个作品－－胡同泡泡32号。这个泡泡为所在的胡同提供了一个公共卫生间和楼梯。
梦露大厦
The Absolute Tower，一个全是曲线的大厦，外界评论作“梦露大厦”，加拿大密西莎加市地标建筑。设计不再屈服于现代主义的简化原则，而是表达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复杂性，来更多元地接近当代社会和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模糊的需求。连续的水平阳台环绕整栋建筑，传统高层建筑中用来强调高度的垂直线条被取消了，整个建筑在不同高度进行着不同角度的逆转，来对应不同高度的景观文脉。设计师希望梦露大厦可以唤醒大城市里的人对自然的憧憬，感受阳光和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山水城市
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曾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山水城市”构想。针对当时中国城市刚刚出现的大规模的水泥方盒子建筑，他提出要以中国的山水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模式，让“
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但这一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城市设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践和发展。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来讲，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方， 所以今天的建筑师都面临着房子怎么建和城市怎么建的问题。
产生情感的联系，“不应让自然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但这种未来，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乌托邦之梦，也不是一种野心，而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
崔凯
安阳殷墟博物馆
孟建明
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
渡江战役纪念馆位于安徽合肥的巢湖北岸，整个纪念园占地约2.9万平米，建筑面积约
1.5万平米，其中纪念馆为园区的核心部分。渡江战役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解放战争中跨江统一全中国的重要战役，该纪念馆以“渡江”、“胜利”为主题，故本创意以简约、象形的表现主义手法表达主题思想，巨大的前倾三角形实体展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力度与动感，从而营造“渡江”与“胜利”的氛围与场所感。在两块巨大三角实体中间空留出一条6米宽的“时空”隧道，将当今与历史贯通于一起，人们通过“渡”与“登”的行为动作体验与感受战争、胜利的隐喻。作为国内战争，两块巨大的纪念体犹如巨碑默默地向后人示意与陈述，以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包容态度客观地追忆以往，回顾过去，启迪后人追求和平与进步。
纪念馆室内空间注重序列性与仪式感，近50米的半圆雕塑巨墙为陈列展示之高潮。雕塑家对作品激情注入为空间氛围的营造仿如画龙点睛。沿着展陈流线越过历史的节点与细节，人们会步入水下纪念厅，仰首望去通过水面将室内室外融为一体，创造出特殊的空间交叠与层感。最后人们进入军功厅，巨型渡江壁画与满布水下无名碑，再次将人们的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而后经过军功章环廊步出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建筑将室外环境与室内展陈统一创意，理念贯穿如一，使其主题意义得以充分表达。
程泰宁
他主张适应自然，主张用一些自然的方法来解决建筑功能、舒适性等问题，提出了“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主张。
浙江美术馆
奥运会“鸟巢”设计者德梅隆说，它应该像一团雾，也有人说，它应该是粉墙黛瓦的。最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程泰宁犹如水墨画般的建筑，在众多方案中胜出。
今天看到的浙江美术馆，犹如从西湖边“生长”起来的江南水墨，日日与西湖对话。
三张图纸呈现水墨风景
就像一百个人心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在不同人心里，浙江美术馆有着不同的轮廓。
2002年，奥运会“鸟巢”设计师、瑞士建筑师德梅隆曾受邀为浙江美术馆来到杭州，“山色空蒙雨亦奇”般充满诗意的西湖水，令这位设计师有了一个很梦幻的idea(想法)——要把浙江美术馆的建筑做得像一团雾。这样的天马行空，或许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的天才创意确实也令人怦然心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浙江美术馆与德梅隆的合作失之交臂。
在众多方案中最终胜出的，是程泰宁的三张充满水墨质感的铅笔画。初看上去，这好似三张充满江南流韵的水墨作品，画面上的建筑错落有致，完全融入周边的西湖山水中。程泰宁在三张图中分别写上“粉墙黛瓦，坡顶穿插，黑白构成，江南流韵”，“依山面水，错落有致，虽为人造，宛如天开”，“钢、玻璃、石材的材质对比，方锥与水平体块的相互穿插，使建筑具有强烈的雕塑感。”
“
这个建筑我觉得至少要考虑三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环境。因为它处在西湖边非常好
的一块地方，背靠玉皇山，前面隔着马路就是西湖。我希望它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东西，而是生长在环境之中。”
所以，程泰宁笔下的浙江美术馆，整个轮廓线带有直线变化，从东边玉皇山这面逐层向西面降低。“依山面水，层层向湖面跌落。这样一种造型和山体接近，又和环境融合。”
而美术馆错落有致的坡顶也是程泰宁费了最多心思的地方。“把美术馆盖在西湖边上，就应该体现西湖、杭州和江南的文化特征。从造型上讲，江南很多房子是黑瓦白墙，有庭院，这样的方案也有人做，但是我觉得照搬传统的手法太直接，提炼不够，也缺乏现代的审美要求。”
程泰宁巧妙地借用了粉墙黛瓦的感觉和意境。“我很想把美术馆做成一幅水墨画，就取了白墙黑瓦的色彩构成。材料上选择了玻璃，就是为了产生又透又不透的效果，像水墨画，有浓淡。现在的屋顶，看上去就有江南传统坡顶的感觉。”而为了呈现时代特色，程泰宁还在材料上下了不少功夫，“钢、玻璃和石材，都是现代的材料。坡顶也可以看成是钢、玻璃和石材组合的雕塑。”
“另外，江南文化有一种很含蓄的东西，比如说庭院。我也注意这个问题，室内一进门就是个庭院，里面也有院子，还有一些介于室内室外之间的，我们叫灰空间，这个是中国建筑很重要的特点，这些东西都不是直接照搬，而是根据功能结合现代审美做的。”
在程泰宁看来，浙江美术馆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建筑。“20年后浙江美术馆会不会落后？不会。它浓缩了现在的材料和审美，若干年后还是可以代表当时的建筑。”
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位于绍兴市鲁迅故里国家二级文物控制区的中心位置，东接鲁迅祖居，南隔鲁迅中路步行街与三味书屋相临，总建筑面积5495m2。
规划要求纪念馆建筑风格与鲁迅故里传统建筑完全统一，但在21世纪建造的鲁迅纪念馆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风格上也应体现其时代精神。面对这一难题，我们一反传统设计方法，把看似相互矛盾的建筑语言“混杂”在一起：一从绍兴传统建筑的坡顶构架体系和黑白构成中去发掘其与现代精神相契相道之处，二从现代材料运用、现代功能要求以及现代审美倾向中去寻找它们与中国传统韵味的结合点。从而形成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独特的建筑特色。
吴良镛
一、建筑领域
吴良镛长期从事建筑与城乡规划基础理论、工程实践和学科发展研究，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规模大、速度快、涉及面广等特点，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及其理论框架。该理论以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为目标，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发展了区域协调论、有机更新论、地域建筑论等创新理论；以整体论的融贯综合思想，提出了面向复杂问题、建立科学共同体、形成共同纲领的技术路线，突破了原有专业分割和局限，建立了一套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该理论发展了整合人居环境核心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的科学方法，受到国际建筑界的普遍认可，在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通过的《北京宪章》中得到充分体现。[4] 作为对宪章的诠释，同时发表了《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
二、人居建筑
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吴良镛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在京津冀、长三角、滇西北等地取得一系列前瞻性、示范性的规划建设成果；主持开展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对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天津总体规划修编等起到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取得的创新方法，被纳入《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有力推进了城乡建设的科学发展；主持完成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为达成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社会共识，做出了重大贡献；主持设计曲阜孔子研究院等建筑，创造出一批传统文化内涵和现代艺术整体性相统一的建筑。
三、北京菊儿胡同（人居环境、古建保护、城市肌理、历史文脉）
对于四合院的改造，建筑界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尝试，其中最有名气的便是吴良镛先生的菊儿胡同住宅改造工程。历史悠久的菊儿胡同是北京胡同文化的一个缩影，但也曾是危旧房较为集中的街区。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用“有机更新”的理论成功地进行了这片胡同的改造。
城市是在不断发展的，有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北京这样的历史名城也有一个延续的过程。一个城市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这对城市建设而言至关重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首都北京，实行的大规模危旧房改造的模式对于各个中小历史文化名城起着示范作用。吴良镛教授提出的“有机更新”主张“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菊儿胡同改造时得到成功实践，建立了“新四合院”体系。200多户居民居住在这条438米的菊儿胡同里。两条南北通道和东西开口，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即新四合院体系。原有树木尽量保留，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胡同—院落体系，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 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所包含的邻里
之情。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曾获1992年世界人居奖，这也标志着世界对菊儿胡同及其文化内涵的认同。菊儿胡同改造不仅是北京旧城改造的成功范例。
吴良镛认为，“今天盖房子数量特别多，规模很大，所以现在不是盖房子，实际上是在盖城市。”因此，他认为建筑师应当认真研究城市环境，否则，给城市风貌带来的破坏，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
上一世纪的70年代起，吴良镛提出了“如何保护北京古城”这一命题。90年代初，他设计的“菊儿胡同”获得了联合国1992年世界人居奖、亚洲建协优秀建筑设计金奖。1999年，他在国际建筑家协会第20届建筑大会上，以这次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起草人身份走上讲台，郑重向中外建筑师提出了“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北京宪章》提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
城市的灵魂就在街道、胡同、四合院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里，这些场所就像细胞一样，就像表皮下面纵横交错的血脉一样，组成了城市的肌理，要保护好古城风貌，关键就在于保护好古城的肌理。
他认为一个城市总是需要新陈代谢的，但是，这种代谢应当像新老细胞更新一样，是一种“有机”的更新，而不是生硬的替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古城的整体风格与肌理。吴教授一向重视地域文化。他认为，不同的文化名城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城市风格与肌理也各不相同，譬如苏州的城市肌理就和北京不一样，但是，都可以运用“有机更新”的思路，来保护好古城的肌理和灵魂。
吴良镛设计“菊儿胡同”，就是对传统四合院的一种“有机更新”。它不是简单地抄袭过去已有的建筑模式，而是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种既适应于北京老城原有的肌理，又适合于现代人居住的一种新的场所。他认为把“菊儿胡同”说成是新四合院，不如说“类四合院”更好一点。
吴教授说，现在独门独户地居住四合院的人少了。传统的四合院通常都是“独院”，而实际上，现在多数“独院”早已变成为“杂院”，许多人家挤在一个小院里，没有煤气，没有卫生间，有的甚至还没有厕所。显然，这样的四合院，居住质量是并不高的。既要满足老北京对居住四合院的喜好，又要让他们住得舒服，这就是设计“菊儿胡同”的宗旨。可以说，“菊儿胡同”就是专门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菊儿胡同”里也有一个共用的院落，里面仍然住着多户人家，但人们相处在一起不显得拥挤。齐全的煤卫设备，使生活舒适方便。
在营造“菊儿胡同”时，吴良镛始终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第一，采用普通材料，造价不能贵；第二，面积不能太大，每家使用面积分别为45、70、90平方米，让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买得起，住得起。此外，他特别提出，“菊儿胡同”中的院子都围绕老树设计，因此很有趣味。胡同中原有的每一棵老树，不但受到精心的保护，而且，在设计中享有一席之地。
北京菊儿胡同里的人居气氛的确十分优雅：黑瓦白墙的色彩，高低错落的楼群，安静宜人的环境。那里看不到旧四合院那种拥挤和随意堆放的杂物。
吴教授认为，北京的四合院，有些属于文物建筑，要加以认真保护。有些年久失修，最好还是按旧城的原有肌理加以维修。如果属于必须全部拆除的危房，一旦新修，也应当
与原有的城市肌理取得协调。“菊儿胡同”属于危房重建一类。他指出，国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大拆大改差不多没有成功的范例，而小改小修可使旧城常改常新，城市的传统也得以传承。
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史是一部“拆”的历史。传统建筑、古代民居被一大片一大片地拆除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座隔断了我们传统文脉、迫来的方盒子。而城市建设应该是有继承性的，没有了继承、没有了传统、也就没有了东方建筑的未来。好在已有像吴先生这样对中国式的现代住宅的探索者，但这刚刚是个开始，将来的路还很长。
何镜堂
何镜堂院士作为中国建筑文化继承发展人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延续和发扬了岭南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两观三性”（二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理论体系，把岭南建筑设计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此引领、振兴了“岭南建筑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其在建筑学界的卓越地位。
何镜堂院士中标并担纲总设计师主持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该方案在全球344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集中体现了全球华人的智慧，成功诠释了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展示了盛世中华的形象，成为凝炼中华文明的丰碑，引领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方向，在全社会取得重大而广泛的影响。此外，何镜堂院士还主持设计了包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天津博物馆、钱学森纪念馆、北京奥运会摔跤馆及羽毛球馆等在内的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级标志建筑，主持了澳门大学、广州大学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等200多所大学校园的规划工作。
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空间序列、场所精神） 扩建范围位于现有纪念馆东西两侧，主要包括新建纪念馆、万人坑遗址改造以及和平公园三部分。项目设计突出遗址主题，尊重原有建筑，塑造整体氛围，以墙、伤痕、死亡之路、祭奠庭院、烛之路等为建筑元素表现特定的场所精神。既强调利于参观者的感知与共鸣，有强调避免过于直白的表达损害建筑的抽象意境。在设计中，运用封闭、压抑的空间、撕裂的建筑形体、建筑材料的强烈对比等建筑语汇来唤起人们对纪念主题的回忆，在抽象之中另人们强烈的感受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杀戮的悲惨场景。
总体构思以战争、杀戮、 和平三个概念组合，由东到西顺序而成，与此相对应的是“断刀”、“死亡之庭”、“铸剑为犁”三个空间意境的塑造，形成序曲——铺垫——高潮——尾声的完整空间序列。建筑空间从东侧的封闭、与世隔绝过渡到西侧的开敞，与城市、自然融为一体。 整个设计团队由院士何镜堂担纲，其下汇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20多名精英，为完整表达诉求，他们自己也记不清调整了多少次方案。
何镜堂院士介绍，作为如此重要的一个纪念场所，重要的不只是设计建筑，而是要营造一系列纪念的场所，形成突出的“场所精神”，即强调场所不仅具有物质形体，而且还蕴含
着精神上的意义。何镜堂院士表示，在大屠杀纪念馆这块基石之上，惨绝人寰的杀戮、无辜者的悲愤、深埋于地下的累累白骨，应是这个场所最需表达和突出的精神，建筑反倒成了辅助。
在如此理念之下，设计师将纪念馆划分为东侧纪念馆新馆及纪念广场、中部原有纪念馆扩建部分和西侧纪念馆公园三大部分，分别对应战争、杀戮、和平三个概念，并由此产生了“断刀”、“灾难之庭”、“和平公园”三个主题场所。纪念广场与新建纪念馆形成总体空间序列上的“序曲”与“铺垫”，重组的纪念馆遗址现场与冥思厅是所有章节之中的“高潮”，而“和平公园”则是这一空间里的“尾声”。
“看了纪念广场你会感受到‘生与死’；在新馆是压抑和悲愤；在万人坑遗址和冥思厅，你会被震撼、被感动；直至结束，在和平公园，你又能平复情绪，感受和平的美。”
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认为该馆“以简约、明确的建筑语言和完整的空间序列，营造了一个高品味的纪念性精品建筑”。两院院士吴良镛评价该馆是“成功之作，形式与内容统一，悲怆动人，简洁有力，气宇万千”。
二、天津博物馆
在天津博物馆的设计中以“世纪之窗”为空间主题，再现天津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这是回顾天津设卫建城600多年的文明之窗；这是再现中华百年看天津的历史之窗；这是展望天津美好前景的未来之窗。“世纪之窗”是贯穿博物馆，联系各个展厅的宽敞、宏大的公共大厅：博物馆南向主入口以6层逐渐放大的叠涩象征天津设卫建城6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公共大厅纵向逐级上升，层层叠叠，仿若时光隧道，依次连接古代、近代、现代展厅，带领公众游历天津的文明和历史发展；大厅在北端横向展开成110米宽宏大的全景大厅，充分展现天津文化中心和城市景色，预示着天津的美好未来。
三、安徽省博物馆
基于对地域文化的发掘和理解，结合对建筑基地和城市环境的思考，设计定位逐步清晰，新馆设计应该强调整体性和概括力，避免陷于具体的文化符号。通过现代建筑设计的思路和方法，运用空间、材质、构成等现代建筑本体语言，来传达地域文化的精神和内涵，体现对地域文化理解的时代精神和新型的现代博物展览空间观念，关注公共空间与展览空间相互关系的营造，创造新鲜的观展体验。最终，设计立意构思确定为，四水归堂、五方相连。整体空间布局清晰地分成三个圈层，而立体构成的手法又生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公共空间系统。
新馆所在的文博园位于新城区，针对这里的城市环境特征，考虑新馆中心标志性建筑的定位，结合建筑的空间构思特色，设计选择了方形而整体的建筑体量。
四个立面忠实地表达了空间构成方式，形成可展开的虚实相间的连续整体，一气呵成的立体构成手法在大尺度的新区场地中显示出城市密集区域的建筑难以展现的力量，静态方正轮廓与动态立体构成的有机统一，无论在车行远观还是步行近观的尺度下，都呈现出鲜明、独特的标志性形象。
方形体量在西面、西南、西北三面落地，在主入口的东面架空悬挑，而紧贴地面的低平基座则从东面嵌入主体建筑之中，并向东伸出主引桥，结合由东至西的文博园广场、桥头广场、竹海、水面、入口平台等场地景观要素，形成从城市走向博物馆的纵深序列。
齐康
从五十年代起由他设计（参与和主持）的建筑工程设计及规划设计大小近百处。有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碑轴线；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福建武夷山庄；郑州河南博物院；福建历史博物馆；黄山国际大酒店；南京农业大学金陵研究院；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李文正图书馆；沈阳“九一八”纪念馆扩建工程等等。设计善于运用中西方建筑传统手法，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建筑理念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建筑设计中重视空间的处理，就是要“留出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时强调转化与创新。
“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有坐标的。比如说一个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南京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山陵、夫子庙等一些特色建筑，也就不能区别于其他城市。城市建设就显得太突飞猛进了，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这一观念必须贯彻到规划和建设的每一步中，因为一个建筑万一建起来了，想把它拆除或炸掉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因而，建筑师或者说城市建设者必须研究一个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生与死”，是齐康在设计纪念馆方案时要表现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墓地广场“场”的营造：满眼鹅卵石，几株枯树、寸草不生，充满一种毫无生命气息的苍凉之感，象征着“死亡”；鹅卵石边，绿草如茵、生机盎然，象征着“生命”。“建筑是直观的，但建筑可以用环境、氛围来隐喻和比兴，留给人们深深的思考。”齐康说。
武夷山庄
遵循“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宜土不宜洋、宜疏不宜密、宜淡不宜浓”的原则 依山就势，既突出闽北民间特色，又具江南庭院风采
高低错落，楼与楼各自独立，有相互联系，曲径回廊，浅滩流水，池塘小桥等景色，浑然一体，形成人工自然化，自然人工化的格局。
用院落的空间来“消化”场地的高差，在院落的或自然或人工的环境中以植树置景、层台跌水来巧妙的利用高差，使景致更有层次更为动人。
马岩松
马岩松说：“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传播我们的理念，建筑最大可能地满足人的需求，这是必然的未来。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是具有强大的创造力，这是决定我们的民族一直在不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建筑的创造，重要的不是形式，更不是仿照，而是用最有效率的付出，实现最大的意义。我们的建筑绝不是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怪异，而是要创造未来。”
胡同泡泡
建筑计师MAD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完成了一个泡泡系列建筑作品，该建筑外表圆润如金属泡泡；放置这些泡泡的胡同，被称为泡泡胡同。2009年9月，北京设计师MAD在一条老胡同中完成了北京胡同泡泡系列的第一个作品－－胡同泡泡32号。这个泡泡为所在的胡同提供了一个公共卫生间和楼梯。
梦露大厦
The Absolute Tower，一个全是曲线的大厦，外界评论作“梦露大厦”，加拿大密西莎加市地标建筑。设计不再屈服于现代主义的简化原则，而是表达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复杂性，来更多元地接近当代社会和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模糊的需求。连续的水平阳台环绕整栋建筑，传统高层建筑中用来强调高度的垂直线条被取消了，整个建筑在不同高度进行着不同角度的逆转，来对应不同高度的景观文脉。设计师希望梦露大厦可以唤醒大城市里的人对自然的憧憬，感受阳光和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山水城市
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曾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山水城市”构想。针对当时中国城市刚刚出现的大规模的水泥方盒子建筑，他提出要以中国的山水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模式，让“
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但这一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城市设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践和发展。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来讲，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方， 所以今天的建筑师都面临着房子怎么建和城市怎么建的问题。
产生情感的联系，“不应让自然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但这种未来，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乌托邦之梦，也不是一种野心，而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
崔凯
安阳殷墟博物馆
孟建明
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
渡江战役纪念馆位于安徽合肥的巢湖北岸，整个纪念园占地约2.9万平米，建筑面积约
1.5万平米，其中纪念馆为园区的核心部分。渡江战役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解放战争中跨江统一全中国的重要战役，该纪念馆以“渡江”、“胜利”为主题，故本创意以简约、象形的表现主义手法表达主题思想，巨大的前倾三角形实体展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力度与动感，从而营造“渡江”与“胜利”的氛围与场所感。在两块巨大三角实体中间空留出一条6米宽的“时空”隧道，将当今与历史贯通于一起，人们通过“渡”与“登”的行为动作体验与感受战争、胜利的隐喻。作为国内战争，两块巨大的纪念体犹如巨碑默默地向后人示意与陈述，以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包容态度客观地追忆以往，回顾过去，启迪后人追求和平与进步。
纪念馆室内空间注重序列性与仪式感，近50米的半圆雕塑巨墙为陈列展示之高潮。雕塑家对作品激情注入为空间氛围的营造仿如画龙点睛。沿着展陈流线越过历史的节点与细节，人们会步入水下纪念厅，仰首望去通过水面将室内室外融为一体，创造出特殊的空间交叠与层感。最后人们进入军功厅，巨型渡江壁画与满布水下无名碑，再次将人们的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而后经过军功章环廊步出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建筑将室外环境与室内展陈统一创意，理念贯穿如一，使其主题意义得以充分表达。
程泰宁
他主张适应自然，主张用一些自然的方法来解决建筑功能、舒适性等问题，提出了“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主张。
浙江美术馆
奥运会“鸟巢”设计者德梅隆说，它应该像一团雾，也有人说，它应该是粉墙黛瓦的。最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程泰宁犹如水墨画般的建筑，在众多方案中胜出。
今天看到的浙江美术馆，犹如从西湖边“生长”起来的江南水墨，日日与西湖对话。
三张图纸呈现水墨风景
就像一百个人心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在不同人心里，浙江美术馆有着不同的轮廓。
2002年，奥运会“鸟巢”设计师、瑞士建筑师德梅隆曾受邀为浙江美术馆来到杭州，“山色空蒙雨亦奇”般充满诗意的西湖水，令这位设计师有了一个很梦幻的idea(想法)——要把浙江美术馆的建筑做得像一团雾。这样的天马行空，或许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的天才创意确实也令人怦然心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浙江美术馆与德梅隆的合作失之交臂。
在众多方案中最终胜出的，是程泰宁的三张充满水墨质感的铅笔画。初看上去，这好似三张充满江南流韵的水墨作品，画面上的建筑错落有致，完全融入周边的西湖山水中。程泰宁在三张图中分别写上“粉墙黛瓦，坡顶穿插，黑白构成，江南流韵”，“依山面水，错落有致，虽为人造，宛如天开”，“钢、玻璃、石材的材质对比，方锥与水平体块的相互穿插，使建筑具有强烈的雕塑感。”
“
这个建筑我觉得至少要考虑三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环境。因为它处在西湖边非常好
的一块地方，背靠玉皇山，前面隔着马路就是西湖。我希望它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东西，而是生长在环境之中。”
所以，程泰宁笔下的浙江美术馆，整个轮廓线带有直线变化，从东边玉皇山这面逐层向西面降低。“依山面水，层层向湖面跌落。这样一种造型和山体接近，又和环境融合。”
而美术馆错落有致的坡顶也是程泰宁费了最多心思的地方。“把美术馆盖在西湖边上，就应该体现西湖、杭州和江南的文化特征。从造型上讲，江南很多房子是黑瓦白墙，有庭院，这样的方案也有人做，但是我觉得照搬传统的手法太直接，提炼不够，也缺乏现代的审美要求。”
程泰宁巧妙地借用了粉墙黛瓦的感觉和意境。“我很想把美术馆做成一幅水墨画，就取了白墙黑瓦的色彩构成。材料上选择了玻璃，就是为了产生又透又不透的效果，像水墨画，有浓淡。现在的屋顶，看上去就有江南传统坡顶的感觉。”而为了呈现时代特色，程泰宁还在材料上下了不少功夫，“钢、玻璃和石材，都是现代的材料。坡顶也可以看成是钢、玻璃和石材组合的雕塑。”
“另外，江南文化有一种很含蓄的东西，比如说庭院。我也注意这个问题，室内一进门就是个庭院，里面也有院子，还有一些介于室内室外之间的，我们叫灰空间，这个是中国建筑很重要的特点，这些东西都不是直接照搬，而是根据功能结合现代审美做的。”
在程泰宁看来，浙江美术馆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建筑。“20年后浙江美术馆会不会落后？不会。它浓缩了现在的材料和审美，若干年后还是可以代表当时的建筑。”
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位于绍兴市鲁迅故里国家二级文物控制区的中心位置，东接鲁迅祖居，南隔鲁迅中路步行街与三味书屋相临，总建筑面积5495m2。
规划要求纪念馆建筑风格与鲁迅故里传统建筑完全统一，但在21世纪建造的鲁迅纪念馆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风格上也应体现其时代精神。面对这一难题，我们一反传统设计方法，把看似相互矛盾的建筑语言“混杂”在一起：一从绍兴传统建筑的坡顶构架体系和黑白构成中去发掘其与现代精神相契相道之处，二从现代材料运用、现代功能要求以及现代审美倾向中去寻找它们与中国传统韵味的结合点。从而形成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独特的建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