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巧不成书—— 阿拉伯第一部小说之新说
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5－0050－05
无巧不成书
——阿拉伯第一部小说之新说
盖 双
作者简介 盖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教授（北京 100029）。
“毫无疑问，小说的肯定，还受惠于先驱者们的努力。在前一个时期（指1919年之前），就产生过一种尝试，把小说写成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于是，小说在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手中诞生了。短篇小说在穆罕默德·泰木尔手中诞生了。”
这段话引自《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艾哈迈德·海卡尔著，袁义芬、王文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其中的两个“诞生”，表明了几十年来在阿拉伯文学界的一个基本定论。因此，人们便称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为埃及也是阿拉伯国家的长篇小说之父，穆罕默德·泰木尔为短篇小说之父。前者是因为1914年发表了《泽娜布》，后者是由于1917年发表了《在火车上》。
《泽娜布》这篇“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当时在封建传统、宗法、礼教的压制、束缚下，几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该小说女主人公泽娜布因不能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最终郁郁而亡。这个名字是自古至今阿拉伯人最常用的女性名字之一。从阿拉伯语的角度讲，这个词语不仅发音轻快好听，而且有着美好的渊源。公元3世纪一位非常有名的阿拉伯女王便以此为名，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位妻子、长女和外孙女均叫此名。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字一译为汉语，“轻快好听”的感觉便消失了。其中译至少有宰乃白、宰纳白、宰奈白、宰奈布、栽娜卜、斋乃甫以及目前研究阿拉伯文学者惯常使用的泽娜白、泽娜布等。实际上类似人名如果三个字实在不好译，不妨加一字译作扎依娜布，至于小说名，根据内容大胆地改译为《农家女》也未尝不可。关于此名，还可举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后期，埃及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团员也叫泽娜布，回国后她写了
一本书，名为《在中国》，封面设计较独特，书名和作者名都有汉语对照， Zaynab被译为“翠娜波”。不管这是一位有魄力的阿文译员的杰作，还是一位英文译员的佳作，总之在译名“音意形”的三结合上算是尽力了，毕竟比宰乃白好听好看了许多。本文采用泽娜布，多少还对约定俗成有所顾忌，不想节外生枝罢了。
谈人名翻译的题外话，是想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泽娜布”这三个字上来，以突出无巧不成书之“巧”：欲与因创作《泽娜布》的海卡尔争夺“第一”这个名分的、长期被忽视乃至遗忘的一位阿拉伯女文学家，她的名字也叫泽娜布。
海卡尔的《泽娜布》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但若评定第一，争议便出现了。因为这个第一的评定标准不在见仁见智的所谓“意义”，而在公开发表的时间，亦即不是权其轻重，而是究其早晚。
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埃及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叶海亚·哈基（1905～1992）。他在其文学评论集《埃及小说的曙光》（1960）中指出，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的小说《丹沙微的少女》，其发表时间早于海卡尔的《泽娜布》若干年，应是埃及最早的小说。但因他对这部小说的发表时间说得比较模糊，未引起什么真正的反响和重视，人们仍坚持认为海卡尔是埃及小说的奠基人。著名学者仲跻昆先生在其新作《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现代小说的发轫”一节中提到了《丹沙微的少女》，指出：“小说取材于1906年的丹沙微惨案，并在惨案发生后不久写成，同年连载于《论坛报》上，后出单行本，被认为是埃及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这便明确了此小说发表时间为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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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海卡尔的《泽娜布》早8年。我们还注意到，部分阿拉伯学者与中国学者在该小说作者的名字上有些出入，他们认为是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1895～1954），而仲先生认为是迈哈穆德·塔希尔·哈基（1884～1965）。全名中前两个都一样，区别在第三个，即一位叫拉辛，一位叫哈基。如果两人生卒年月均无误的话，那么仲先生的考定应更为可信。因为小说发表时间为1906年，拉辛11岁，哈基22岁，自当排除前者。
1998年，一位名叫哈勒马·奈姆奈姆的学者出版了《泽娜布：被埋没的先驱》一书。其观点十分鲜明：正式出版于1899年的小说《圆满的结局》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阿拉伯小说的“第一先驱”既不是海卡尔也不是迈哈穆德·塔希尔先生，而是泽娜布女士。哈勒马的考证在阿拉伯文学界以及更广泛的领域中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它不仅让阿拉伯小说的诞生实现了反向跨世纪——从20世纪到19世纪（尽管只有一年之差），更重要的是，它让阿拉伯小说诞生在一位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手中，亦即“阿拉伯小说之父”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小说之母”。
2000年，贾比尔·欧斯福尔博士在为再版的《真理的森林》写的前言中指出：“1865年在阿勒颇第一次出版的《真理的森林》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其作者、阿勒颇人氏弗郎西斯·法塔赫拉·穆拉什是阿拉伯小说的最早奠基者。而小说《圆满的结局》，可认为是阿拉伯女性笔下的第一部小说。”这种说法可能忽视了两点：一是《真理的森林》作者本人在自序中一再强调他写的是一本“书”，未提什么“小说”；二是作者明确地说他只是想谈谈对一些事情的感想、期盼和想象，这显然属于杂文随笔一类。而泽娜布在《圆满的结局》的序言里，则开诚布公地指出自己创作的是一部小说，而且封面上就印有“小说”一词。更为关键的是，她利用序言开宗明义道：“文学小说是最重要的写作形式之一。阅读小说可以使思想之镜变得格外清晰，其乐趣可以消除笼罩在心头的忧愁和烦恼，还可以让人的心灵通过回忆和思考达到最为理智的水平。而小说的最大功能和最高境界，是它接近事实，或者说是好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我特意发表这部美好的小说，相信读者将受益匪浅，因为它的时代背景离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之近。时光驼队缓缓走过，小说里的事就发生在驼队的最后。”显然，泽娜布对于小说艺术所作的阐述，其理论上的高低深浅我们姑且不论，单就阐述本身已经使她卓尔不群，明显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阿拉伯小说家了。
至于一位名叫阿卜杜·穆赫辛·白德尔的先生就更离谱了，他居然认为拉法阿·塔赫塔威（1801～1873）于1834年出版的《巴黎集锦》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塔赫塔威是当年埃及的学界泰斗，也是埃及现代学术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但谁都知道他笔下的《巴黎集锦》是一本典型的游记。难怪有学者就此挖苦道：“只有将小说一词的定义和范畴极度放大，我们才能说《巴黎集锦》是一部小说。”其实，阿语的小说（Riwayah）一词具有叙述、传述、传闻、传说、故事、轶事、传奇、说明、声明和说书等多种含义。因此，我们亦可将此话意译为大白话——“你要非把凡是说事儿的文字都算作小说，那你就把《巴黎集锦》当作小说好了。”这位白德尔先生还在《现代阿拉伯小说的发展》一书中，将早期小说一一分门别类。他将海卡尔的《泽娜布》归于艺术小说，而将泽娜布的《圆满的结局》归于消遣小说。看来他是要将贬低泽娜布进行到底了：先试图用站不住脚的《巴黎集锦》否定《圆满的结局》之最早，再用艺术与消遣的比对来降低《圆满的结局》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难道《圆满的结局》真的仅是一部消遣小说吗？泽娜布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只是想让读者从中得到某种娱乐吗？
即便我们将小说内容暂且抛开，只是客观地回顾泽娜布的创作背景，便可预测到答案所在。后人给予泽娜布的正式名分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同时公认她是埃及乃至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假使一个笼统的“先行者”尚不足以说明她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及另外两位男性先行者。一位是被认为是埃及妇女解放运动“第一先驱”的塔赫塔威，正是他那部被白德尔先生硬说成是小说的游记——《巴黎集锦》，使得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女性眼界大开：法国女性的地位原来如此。也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埃及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学堂。另一位是埃及最著名的政论作家之一卡西姆·艾敏（1865～1908），他以《妇女解放》和《新女性》等旗帜鲜明的著作，成为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的又一代表人物。然而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发现这两人并非前赴后继式地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前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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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到后者出现之前存在一个空档，而在这一时期，除了泽娜布几乎再无一人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妇女问题。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埃及妇女解放运动两大男性先驱者之间的、伟大的女性中继者。这位敢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孤军作战的女斗士意识到“小说是最重要的写作形式之一”后，创作的阿拉伯第一部小说怎么可能是专供读者消遣解闷的呢？
关于泽娜布的这本小说，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是小说的书名。人们发现后世评论家在提到它时，有的用《圆满的结局》，有的用《花乡的姑娘》，也有的使用“她的小说《圆满的结局》或《花乡的姑娘》”这样的表述。这可能源于作者自序中的一句话，她说：“鉴于小说明显的真实性，我给它取名为《花乡的姑娘》；鉴于小说精彩而奇特的情节，我给它写的标题是《圆满的结局》。”这种一书二名的情况比较少见，多数学者提到它时使用《圆满的结局》，但我们今天见到的、2004年出版的该小说，使用的却是《花乡的姑娘》（本文以下便用此名）。实际上后一书名，比较能够突出作品的主旨。令人奇怪的是，根据目前的资料，研究者们均未提及小说正式发表时封面上所印的标题，这可能也是导致至今两名并用的原因。
其次是小说的发表时间。泽娜布的正宗身分是学者。她出书有一习惯，就是正式出版前先将书拿去给前辈、同行、朋友们传阅，然后把他们对该书的评价列在书前，一般放在自序的后面。这些评价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长短不一的诗。《花乡的姑娘》也不例外。评价中有一首诗落款为1895年，所以研究者认为小说在1899年正式出版的前几年已经完成，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更有一位叫芭珑的女学者在自己的专著《埃及妇女的复兴》中指出，泽娜布这部小说首次发表的年份是1893年，当时署名“埃及一女子”。但《泽娜布：被埋没的先驱》一书的作者哈勒马对此并不认同，主要理由是人们至今未曾亲眼见到这一版本，而且泽娜布在与传统派和保守派人士进行论战时都署实名，不可能在一本小说上用笔名。他认为，假如这个版本确实存在，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由于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仍在世，为避免他们的名誉受到伤害，他们的家族蒙受羞辱，所以将真实人名和地名统统隐去”，而与此同时她本人也使用了笔名。
再就是1899年小说正式出版时的署名。泽娜布署上自己的真名，今天看来不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当我们知道埃及小说发展史上另一件经常被提及的往事时，其意义便非同一般。几乎所有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者都要提到海卡尔的长篇小说《泽娜布》，同时也都会提到他当年的署名是“埃及一农夫”，而且经常把此事当作一个实例用以证明埃及小说初创时期的尴尬与艰难。小说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前，“一些作家在小说作品上，连写上自己的姓名都感到羞愧，就像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第一次出版《宰奈白》时那样”（《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第11页）。阿拉伯人崇尚诗歌，及至泽娜布和海卡尔生活的年代，小说比之诗歌仍是不入流的。相对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熏陶、1912年获得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却又羞于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上署真名的海卡尔来说，泽娜布这位从未到过西方、也不懂一门外语、土生土长的埃及新女性，却敢于在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上署真名，其勇气、魄力和胆识，当令多少先生们感到汗颜。毋庸置疑，《花乡的姑娘》将不仅作为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被补入文学史，它还将作为埃及女性勇于破旧立新的一个象征被人们铭记。
《花乡的姑娘》译为中文当在10万字左右，情节也不复杂，今天看或许有点老套，但在那时代大背景下却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小说讲述了统治黎巴嫩某山区（暗指作者家乡）一个大家族的权力之争。按照先祖遗训，族长的权力须由长子然后是长孙继承，而不管此人是否具有良好品行和聪明才智。长孙塔米尔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以为人刻薄、专横跋扈而招致众人反感。而他的堂弟沙基布则通情达理，平等待人，深得众人拥护。当塔米尔得知族长等人准备修改遗训让沙基布接班时，他便使用各种阴谋诡计力图阻止事态发生。他试图通过与家族另一支系的堂妹法丽阿（即花乡的姑娘）联姻以获得该支系的支持。而法丽阿却与沙基布心心相印。于是，塔米尔将法丽阿劫至家中欲强行成婚，并想以此在精神与尊严上击败沙基布。法丽阿机敏过人，在勇敢聪明的侍女帮助下于成婚的前一天逃出虎口。经过一番斗争，善良的沙基布终于打败了邪恶的塔米尔，当上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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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自己的心上人法丽阿成为眷属（所谓《圆满的结局》）。
作者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来否定和动摇千百年来的传统体制，主张继承人不应由祖宗遗训确定，而应在品行端正、处事公正的人中产生。她希望人们了解，坟墓里的人是不能主宰现实的。她描写了以法丽阿为首的几位善良、聪慧且知书达理的女性形象，她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摆脱困境，最终均得到了幸福。同时她还着意刻画了一个反面人物，跟随邪恶势力、名叫哈比白的女性。《泽娜布：被埋没的先驱》的作者哈勒马甚至认为：“泽娜布超越了至今很多人都无法超越的立场，即按性别来区分善行与理性。今天，不是仍有一部分人认为魔性附着在男人身上，为彻底避免这种魔性的释放，女人应当将身体遮挡得严严实实甚至包括眼睛。这种立场的反解是，女人是诱惑者，是祸水，为了避免祸事，她们就应当被禁锢在四壁中或者藏蔽于严严实实的衣服里。泽娜布提供了一个更为宽阔的人性视角：善与恶等量齐观地同时存在于男女两者之中，理性与智慧也是如此。”因此，给这样一部小说强加上“消遣”判语，未免过于牵强。
小说里的几位女性身上是否有作者的影子，我们不得而知，但她了解那种大家族的生活状态是毫无疑问的。泽娜布·法瓦兹·阿米丽（Zaynab Fawwaz al-Amili）是于1914年去世的，对她的生年则说法不一，有1840、1845到1860几种。她出生在黎巴嫩南部阿米勒山区一个小村庄的普通家庭，但却在当地的统治者艾斯阿德王族的宫殿中长大，在那里学会读书写字，据说很小的时候便能背诵《古兰经》，其聪慧和才华备受宫殿女主人赏识。她的两次婚姻均以失败告终，一次是与宫中的大管家，一次是离开家乡后与大马士革的一位文学家。之后她一直未再婚，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她的早期经历，使我们不难理解她在发表小说时内心的顾虑和犹豫，因为即便改变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人们也会将内容与她的身世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女孩能有机会受到那样难得的启蒙教育，总对“宫中人”怀有一些感恩之情的。
泽娜布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发生在第一次离婚之后。她与父亲一起离开黎巴嫩，来到当时欧洲侨民云集的开放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发行的最知名报刊杂志、各种思想政治和文学艺术方面的讲演及论坛令她耳目一新。她先是进伊卜拉欣大清真寺，师从著名教长穆罕默德·沙伯里，后投师于《尼罗河》杂志主编、著名诗人塔威拉尼，攻读词法学、修辞学、历史学和韵律学。塔威拉尼很快发现了她的天赋，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这位才女的大量作品。同一时期，她还拜大学者奈伯哈尼为师，学习写作与语法。
泽娜布的求学经历，被后人称之为那个时代的奇迹，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位平民女子。所谓奇迹并非指她有幸得到多位大师的点化，而是说她接受教育的“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当时一个女性所能接受的极限。那时埃及还没有女子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贵族阶层部分淑女的特权，即便是这种教育也只局限在刺绣和烹饪艺术等所谓家政的范围内，目的是培养贵族家庭里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真要掌握上述多种学科，尤其能深入了解阿拉伯伊斯兰历史，莫说一个女子无法企及，就是能够做到的男子也为数不多。然而，泽娜布却最终将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等多种头衔集于一身。她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闺房主人生平之散珠》。这是一本大部头的“女性人物辞典”，共收录各个历史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450余位女性，包括阿拉伯的和非阿拉伯的、古代的和与其同代的，此书至今仍被公认为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另外还有《泽娜布诗集》和《泽娜布文论集》以及小说《爱与忠》和《波斯王古尔什》等。此外，由于泽娜布去世后逐渐被人淡忘，她的两部重要手稿未能刊行。一部是《明君功绩的丰富宝藏》，另一部是已经遗失的《男人传记的透彻了解》。
泽娜布这位秀外慧中的新女性除了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外，还积极热情地参与政治活动。她是以反对英国人占领、要求英军全面撤出和实现国家独立为纲领的埃及民族党的坚定支持者。该党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的所有演讲，她几乎都参加。1908年3月20日，在为卡米勒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她代表所有与会女士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仅此一事，便被后世评论家称之为“埃及妇女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迹”。而正是那位民族党领袖卡米勒，在一次演讲中，破例使用了“女士们，先生们”的称谓，其原因就是他在听众中看到了泽娜布的身影。这在当时的埃及绝对具有划时代意义。1899年泽娜布发表了《花乡的姑娘》，1906年迈哈穆德·塔希尔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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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丹沙微的少女》，1914年海卡尔发表了《泽娜布》（一农家女子的名字），三部小说全都是“女”字当头。这或许能够说明埃及和阿拉伯小说艺术的先驱者们对女性题材的关注，对被旧传统旧礼教束缚女性的同情，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渴盼。女士优先，也可以不必太计较语法地理解为“女士第一”，同样也应验在了这3部小说上。
泽娜布晚年疾病缠身，很少参加社交活动。1914年，亦即海卡尔那部长期被误以为是阿拉伯第一部小说《泽娜布》问世的那一年，她在开罗库米大街14号的家中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生前居住的那个著名老城区，叫作“圣裔泽娜布”（al-Sayyidah Zaynab）区，缘于该地盖有先知穆罕默德外孙女泽娜布的陵墓，尽管历代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位圣裔生前曾到过埃及或葬
在那里。倘若不作为具有宗教渊源的专用语，这个称谓现在的通译即为“泽娜布女士”。不得不承认，围绕泽娜布的“泽娜布”，委实让人觉得有几分无巧不成书的味道。
在泽娜布女士逝世整整90年后的2004年，由埃及第一夫人苏珊女士发起、推动和主持的大型文化工程“家庭图书馆”的编辑委员会，正式再版了《花乡的姑娘》。白色封面上一行红字格外醒目：“阿拉伯第一部小说”。短短几个字，弥补了历史记忆的漏洞，扫去了埋没先驱的沙尘，确立了“女士第一”的名分，让埃及现代史上一位被淡忘已久的伟大女性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和心中。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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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5－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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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双
作者简介 盖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教授（北京 100029）。
“毫无疑问，小说的肯定，还受惠于先驱者们的努力。在前一个时期（指1919年之前），就产生过一种尝试，把小说写成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于是，小说在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手中诞生了。短篇小说在穆罕默德·泰木尔手中诞生了。”
这段话引自《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艾哈迈德·海卡尔著，袁义芬、王文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其中的两个“诞生”，表明了几十年来在阿拉伯文学界的一个基本定论。因此，人们便称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为埃及也是阿拉伯国家的长篇小说之父，穆罕默德·泰木尔为短篇小说之父。前者是因为1914年发表了《泽娜布》，后者是由于1917年发表了《在火车上》。
《泽娜布》这篇“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当时在封建传统、宗法、礼教的压制、束缚下，几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该小说女主人公泽娜布因不能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最终郁郁而亡。这个名字是自古至今阿拉伯人最常用的女性名字之一。从阿拉伯语的角度讲，这个词语不仅发音轻快好听，而且有着美好的渊源。公元3世纪一位非常有名的阿拉伯女王便以此为名，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位妻子、长女和外孙女均叫此名。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字一译为汉语，“轻快好听”的感觉便消失了。其中译至少有宰乃白、宰纳白、宰奈白、宰奈布、栽娜卜、斋乃甫以及目前研究阿拉伯文学者惯常使用的泽娜白、泽娜布等。实际上类似人名如果三个字实在不好译，不妨加一字译作扎依娜布，至于小说名，根据内容大胆地改译为《农家女》也未尝不可。关于此名，还可举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后期，埃及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团员也叫泽娜布，回国后她写了
一本书，名为《在中国》，封面设计较独特，书名和作者名都有汉语对照， Zaynab被译为“翠娜波”。不管这是一位有魄力的阿文译员的杰作，还是一位英文译员的佳作，总之在译名“音意形”的三结合上算是尽力了，毕竟比宰乃白好听好看了许多。本文采用泽娜布，多少还对约定俗成有所顾忌，不想节外生枝罢了。
谈人名翻译的题外话，是想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泽娜布”这三个字上来，以突出无巧不成书之“巧”：欲与因创作《泽娜布》的海卡尔争夺“第一”这个名分的、长期被忽视乃至遗忘的一位阿拉伯女文学家，她的名字也叫泽娜布。
海卡尔的《泽娜布》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但若评定第一，争议便出现了。因为这个第一的评定标准不在见仁见智的所谓“意义”，而在公开发表的时间，亦即不是权其轻重，而是究其早晚。
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埃及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叶海亚·哈基（1905～1992）。他在其文学评论集《埃及小说的曙光》（1960）中指出，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的小说《丹沙微的少女》，其发表时间早于海卡尔的《泽娜布》若干年，应是埃及最早的小说。但因他对这部小说的发表时间说得比较模糊，未引起什么真正的反响和重视，人们仍坚持认为海卡尔是埃及小说的奠基人。著名学者仲跻昆先生在其新作《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现代小说的发轫”一节中提到了《丹沙微的少女》，指出：“小说取材于1906年的丹沙微惨案，并在惨案发生后不久写成，同年连载于《论坛报》上，后出单行本，被认为是埃及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这便明确了此小说发表时间为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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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海卡尔的《泽娜布》早8年。我们还注意到，部分阿拉伯学者与中国学者在该小说作者的名字上有些出入，他们认为是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1895～1954），而仲先生认为是迈哈穆德·塔希尔·哈基（1884～1965）。全名中前两个都一样，区别在第三个，即一位叫拉辛，一位叫哈基。如果两人生卒年月均无误的话，那么仲先生的考定应更为可信。因为小说发表时间为1906年，拉辛11岁，哈基22岁，自当排除前者。
1998年，一位名叫哈勒马·奈姆奈姆的学者出版了《泽娜布：被埋没的先驱》一书。其观点十分鲜明：正式出版于1899年的小说《圆满的结局》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阿拉伯小说的“第一先驱”既不是海卡尔也不是迈哈穆德·塔希尔先生，而是泽娜布女士。哈勒马的考证在阿拉伯文学界以及更广泛的领域中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它不仅让阿拉伯小说的诞生实现了反向跨世纪——从20世纪到19世纪（尽管只有一年之差），更重要的是，它让阿拉伯小说诞生在一位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手中，亦即“阿拉伯小说之父”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小说之母”。
2000年，贾比尔·欧斯福尔博士在为再版的《真理的森林》写的前言中指出：“1865年在阿勒颇第一次出版的《真理的森林》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其作者、阿勒颇人氏弗郎西斯·法塔赫拉·穆拉什是阿拉伯小说的最早奠基者。而小说《圆满的结局》，可认为是阿拉伯女性笔下的第一部小说。”这种说法可能忽视了两点：一是《真理的森林》作者本人在自序中一再强调他写的是一本“书”，未提什么“小说”；二是作者明确地说他只是想谈谈对一些事情的感想、期盼和想象，这显然属于杂文随笔一类。而泽娜布在《圆满的结局》的序言里，则开诚布公地指出自己创作的是一部小说，而且封面上就印有“小说”一词。更为关键的是，她利用序言开宗明义道：“文学小说是最重要的写作形式之一。阅读小说可以使思想之镜变得格外清晰，其乐趣可以消除笼罩在心头的忧愁和烦恼，还可以让人的心灵通过回忆和思考达到最为理智的水平。而小说的最大功能和最高境界，是它接近事实，或者说是好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我特意发表这部美好的小说，相信读者将受益匪浅，因为它的时代背景离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之近。时光驼队缓缓走过，小说里的事就发生在驼队的最后。”显然，泽娜布对于小说艺术所作的阐述，其理论上的高低深浅我们姑且不论，单就阐述本身已经使她卓尔不群，明显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阿拉伯小说家了。
至于一位名叫阿卜杜·穆赫辛·白德尔的先生就更离谱了，他居然认为拉法阿·塔赫塔威（1801～1873）于1834年出版的《巴黎集锦》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塔赫塔威是当年埃及的学界泰斗，也是埃及现代学术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但谁都知道他笔下的《巴黎集锦》是一本典型的游记。难怪有学者就此挖苦道：“只有将小说一词的定义和范畴极度放大，我们才能说《巴黎集锦》是一部小说。”其实，阿语的小说（Riwayah）一词具有叙述、传述、传闻、传说、故事、轶事、传奇、说明、声明和说书等多种含义。因此，我们亦可将此话意译为大白话——“你要非把凡是说事儿的文字都算作小说，那你就把《巴黎集锦》当作小说好了。”这位白德尔先生还在《现代阿拉伯小说的发展》一书中，将早期小说一一分门别类。他将海卡尔的《泽娜布》归于艺术小说，而将泽娜布的《圆满的结局》归于消遣小说。看来他是要将贬低泽娜布进行到底了：先试图用站不住脚的《巴黎集锦》否定《圆满的结局》之最早，再用艺术与消遣的比对来降低《圆满的结局》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难道《圆满的结局》真的仅是一部消遣小说吗？泽娜布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只是想让读者从中得到某种娱乐吗？
即便我们将小说内容暂且抛开，只是客观地回顾泽娜布的创作背景，便可预测到答案所在。后人给予泽娜布的正式名分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同时公认她是埃及乃至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假使一个笼统的“先行者”尚不足以说明她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及另外两位男性先行者。一位是被认为是埃及妇女解放运动“第一先驱”的塔赫塔威，正是他那部被白德尔先生硬说成是小说的游记——《巴黎集锦》，使得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女性眼界大开：法国女性的地位原来如此。也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埃及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学堂。另一位是埃及最著名的政论作家之一卡西姆·艾敏（1865～1908），他以《妇女解放》和《新女性》等旗帜鲜明的著作，成为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的又一代表人物。然而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发现这两人并非前赴后继式地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前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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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巧不成书—— 阿拉伯第一部小说之新说
之后到后者出现之前存在一个空档，而在这一时期，除了泽娜布几乎再无一人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妇女问题。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埃及妇女解放运动两大男性先驱者之间的、伟大的女性中继者。这位敢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孤军作战的女斗士意识到“小说是最重要的写作形式之一”后，创作的阿拉伯第一部小说怎么可能是专供读者消遣解闷的呢？
关于泽娜布的这本小说，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是小说的书名。人们发现后世评论家在提到它时，有的用《圆满的结局》，有的用《花乡的姑娘》，也有的使用“她的小说《圆满的结局》或《花乡的姑娘》”这样的表述。这可能源于作者自序中的一句话，她说：“鉴于小说明显的真实性，我给它取名为《花乡的姑娘》；鉴于小说精彩而奇特的情节，我给它写的标题是《圆满的结局》。”这种一书二名的情况比较少见，多数学者提到它时使用《圆满的结局》，但我们今天见到的、2004年出版的该小说，使用的却是《花乡的姑娘》（本文以下便用此名）。实际上后一书名，比较能够突出作品的主旨。令人奇怪的是，根据目前的资料，研究者们均未提及小说正式发表时封面上所印的标题，这可能也是导致至今两名并用的原因。
其次是小说的发表时间。泽娜布的正宗身分是学者。她出书有一习惯，就是正式出版前先将书拿去给前辈、同行、朋友们传阅，然后把他们对该书的评价列在书前，一般放在自序的后面。这些评价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长短不一的诗。《花乡的姑娘》也不例外。评价中有一首诗落款为1895年，所以研究者认为小说在1899年正式出版的前几年已经完成，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更有一位叫芭珑的女学者在自己的专著《埃及妇女的复兴》中指出，泽娜布这部小说首次发表的年份是1893年，当时署名“埃及一女子”。但《泽娜布：被埋没的先驱》一书的作者哈勒马对此并不认同，主要理由是人们至今未曾亲眼见到这一版本，而且泽娜布在与传统派和保守派人士进行论战时都署实名，不可能在一本小说上用笔名。他认为，假如这个版本确实存在，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由于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仍在世，为避免他们的名誉受到伤害，他们的家族蒙受羞辱，所以将真实人名和地名统统隐去”，而与此同时她本人也使用了笔名。
再就是1899年小说正式出版时的署名。泽娜布署上自己的真名，今天看来不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当我们知道埃及小说发展史上另一件经常被提及的往事时，其意义便非同一般。几乎所有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者都要提到海卡尔的长篇小说《泽娜布》，同时也都会提到他当年的署名是“埃及一农夫”，而且经常把此事当作一个实例用以证明埃及小说初创时期的尴尬与艰难。小说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前，“一些作家在小说作品上，连写上自己的姓名都感到羞愧，就像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第一次出版《宰奈白》时那样”（《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第11页）。阿拉伯人崇尚诗歌，及至泽娜布和海卡尔生活的年代，小说比之诗歌仍是不入流的。相对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熏陶、1912年获得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却又羞于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上署真名的海卡尔来说，泽娜布这位从未到过西方、也不懂一门外语、土生土长的埃及新女性，却敢于在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上署真名，其勇气、魄力和胆识，当令多少先生们感到汗颜。毋庸置疑，《花乡的姑娘》将不仅作为阿拉伯的第一部小说被补入文学史，它还将作为埃及女性勇于破旧立新的一个象征被人们铭记。
《花乡的姑娘》译为中文当在10万字左右，情节也不复杂，今天看或许有点老套，但在那时代大背景下却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小说讲述了统治黎巴嫩某山区（暗指作者家乡）一个大家族的权力之争。按照先祖遗训，族长的权力须由长子然后是长孙继承，而不管此人是否具有良好品行和聪明才智。长孙塔米尔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以为人刻薄、专横跋扈而招致众人反感。而他的堂弟沙基布则通情达理，平等待人，深得众人拥护。当塔米尔得知族长等人准备修改遗训让沙基布接班时，他便使用各种阴谋诡计力图阻止事态发生。他试图通过与家族另一支系的堂妹法丽阿（即花乡的姑娘）联姻以获得该支系的支持。而法丽阿却与沙基布心心相印。于是，塔米尔将法丽阿劫至家中欲强行成婚，并想以此在精神与尊严上击败沙基布。法丽阿机敏过人，在勇敢聪明的侍女帮助下于成婚的前一天逃出虎口。经过一番斗争，善良的沙基布终于打败了邪恶的塔米尔，当上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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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5期（总第100期）
并与自己的心上人法丽阿成为眷属（所谓《圆满的结局》）。
作者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来否定和动摇千百年来的传统体制，主张继承人不应由祖宗遗训确定，而应在品行端正、处事公正的人中产生。她希望人们了解，坟墓里的人是不能主宰现实的。她描写了以法丽阿为首的几位善良、聪慧且知书达理的女性形象，她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摆脱困境，最终均得到了幸福。同时她还着意刻画了一个反面人物，跟随邪恶势力、名叫哈比白的女性。《泽娜布：被埋没的先驱》的作者哈勒马甚至认为：“泽娜布超越了至今很多人都无法超越的立场，即按性别来区分善行与理性。今天，不是仍有一部分人认为魔性附着在男人身上，为彻底避免这种魔性的释放，女人应当将身体遮挡得严严实实甚至包括眼睛。这种立场的反解是，女人是诱惑者，是祸水，为了避免祸事，她们就应当被禁锢在四壁中或者藏蔽于严严实实的衣服里。泽娜布提供了一个更为宽阔的人性视角：善与恶等量齐观地同时存在于男女两者之中，理性与智慧也是如此。”因此，给这样一部小说强加上“消遣”判语，未免过于牵强。
小说里的几位女性身上是否有作者的影子，我们不得而知，但她了解那种大家族的生活状态是毫无疑问的。泽娜布·法瓦兹·阿米丽（Zaynab Fawwaz al-Amili）是于1914年去世的，对她的生年则说法不一，有1840、1845到1860几种。她出生在黎巴嫩南部阿米勒山区一个小村庄的普通家庭，但却在当地的统治者艾斯阿德王族的宫殿中长大，在那里学会读书写字，据说很小的时候便能背诵《古兰经》，其聪慧和才华备受宫殿女主人赏识。她的两次婚姻均以失败告终，一次是与宫中的大管家，一次是离开家乡后与大马士革的一位文学家。之后她一直未再婚，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她的早期经历，使我们不难理解她在发表小说时内心的顾虑和犹豫，因为即便改变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人们也会将内容与她的身世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女孩能有机会受到那样难得的启蒙教育，总对“宫中人”怀有一些感恩之情的。
泽娜布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发生在第一次离婚之后。她与父亲一起离开黎巴嫩，来到当时欧洲侨民云集的开放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发行的最知名报刊杂志、各种思想政治和文学艺术方面的讲演及论坛令她耳目一新。她先是进伊卜拉欣大清真寺，师从著名教长穆罕默德·沙伯里，后投师于《尼罗河》杂志主编、著名诗人塔威拉尼，攻读词法学、修辞学、历史学和韵律学。塔威拉尼很快发现了她的天赋，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这位才女的大量作品。同一时期，她还拜大学者奈伯哈尼为师，学习写作与语法。
泽娜布的求学经历，被后人称之为那个时代的奇迹，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位平民女子。所谓奇迹并非指她有幸得到多位大师的点化，而是说她接受教育的“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当时一个女性所能接受的极限。那时埃及还没有女子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贵族阶层部分淑女的特权，即便是这种教育也只局限在刺绣和烹饪艺术等所谓家政的范围内，目的是培养贵族家庭里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真要掌握上述多种学科，尤其能深入了解阿拉伯伊斯兰历史，莫说一个女子无法企及，就是能够做到的男子也为数不多。然而，泽娜布却最终将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等多种头衔集于一身。她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闺房主人生平之散珠》。这是一本大部头的“女性人物辞典”，共收录各个历史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450余位女性，包括阿拉伯的和非阿拉伯的、古代的和与其同代的，此书至今仍被公认为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另外还有《泽娜布诗集》和《泽娜布文论集》以及小说《爱与忠》和《波斯王古尔什》等。此外，由于泽娜布去世后逐渐被人淡忘，她的两部重要手稿未能刊行。一部是《明君功绩的丰富宝藏》，另一部是已经遗失的《男人传记的透彻了解》。
泽娜布这位秀外慧中的新女性除了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外，还积极热情地参与政治活动。她是以反对英国人占领、要求英军全面撤出和实现国家独立为纲领的埃及民族党的坚定支持者。该党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的所有演讲，她几乎都参加。1908年3月20日，在为卡米勒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她代表所有与会女士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仅此一事，便被后世评论家称之为“埃及妇女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迹”。而正是那位民族党领袖卡米勒，在一次演讲中，破例使用了“女士们，先生们”的称谓，其原因就是他在听众中看到了泽娜布的身影。这在当时的埃及绝对具有划时代意义。1899年泽娜布发表了《花乡的姑娘》，1906年迈哈穆德·塔希尔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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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巧不成书—— 阿拉伯第一部小说之新说
了《丹沙微的少女》，1914年海卡尔发表了《泽娜布》（一农家女子的名字），三部小说全都是“女”字当头。这或许能够说明埃及和阿拉伯小说艺术的先驱者们对女性题材的关注，对被旧传统旧礼教束缚女性的同情，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渴盼。女士优先，也可以不必太计较语法地理解为“女士第一”，同样也应验在了这3部小说上。
泽娜布晚年疾病缠身，很少参加社交活动。1914年，亦即海卡尔那部长期被误以为是阿拉伯第一部小说《泽娜布》问世的那一年，她在开罗库米大街14号的家中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生前居住的那个著名老城区，叫作“圣裔泽娜布”（al-Sayyidah Zaynab）区，缘于该地盖有先知穆罕默德外孙女泽娜布的陵墓，尽管历代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位圣裔生前曾到过埃及或葬
在那里。倘若不作为具有宗教渊源的专用语，这个称谓现在的通译即为“泽娜布女士”。不得不承认，围绕泽娜布的“泽娜布”，委实让人觉得有几分无巧不成书的味道。
在泽娜布女士逝世整整90年后的2004年，由埃及第一夫人苏珊女士发起、推动和主持的大型文化工程“家庭图书馆”的编辑委员会，正式再版了《花乡的姑娘》。白色封面上一行红字格外醒目：“阿拉伯第一部小说”。短短几个字，弥补了历史记忆的漏洞，扫去了埋没先驱的沙尘，确立了“女士第一”的名分，让埃及现代史上一位被淡忘已久的伟大女性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和心中。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