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最大的冤案

——纠正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两个错误

丁秋龙

(丁秋龙,茅于轼老师的学生,创立负价值理论,大同世界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推翻美国哈佛大学波特教授价值链理论,发表在新加坡《远东国际评论》等。欢迎交流:[email protected]

提示:全世界所有的人最害怕负价值,恐怖、革命、战争、朝鲜核试验等等代表着负价值最大化。毛主席最喜欢负价值,使中国的财富全部腐烂,准备至少饿死5千万和战死4亿国人。毛主席死了以后,身体又不腐烂了,阴阳平衡。为什么会出现负价值最大化呢?必须要在经济制度上找原因。公有制,计划经济不存在负价值,效率最高,思想成为特殊商品。原始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没有饿死,还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造成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把别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把国家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朝鲜就实行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负价值最大化。哈耶克教授认为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由于公有制,计划经济造成的,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也说明哈耶克教授对价值理论,社会学没有什么研究,一片空白,其实这些都是常识,这是经济学中最大的冤案!

茅于轼老师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茅老相处近二十年时间时刻感觉到大同世界的存在。大同世界是人类最终目标,是世界最先进的思想。茅老已经把大同世界的思想已经表达很完整了。大同世界理想要求金钱越来越多,所有商品全部卖出,不允许犯任何错误,没有负价值,不允许把别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不允许把国家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茅老说:“一个地方穷是因为负价值太多了,一个地方富是因为负价值太少了。”“没有特权,人权自然就到来了”,“金钱无往而不胜”,“赚钱最道德”,等等。其实,这些道理都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

认识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教授是通过茅老的文章《哈耶克经济学的中国意义》才知道的,我发现了哈耶克教授两个错误,一是关于公有制的错误,二是关于计划经济的错误。这说明哈耶克教授对价值理论、社会学没有研究,得出错误的结果。价值理论中最重要的是负价值,还没有进入市场交换就已经腐烂了,这是商品生产者不能接受的。菲律宾《马尼拉公报》15日报道,菲律宾香蕉种植与出口协会告诉媒体,目前滞留在上海、大连等地的菲律宾香蕉正在腐烂,损失已达1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1.48亿元人民币。为此,菲农业部官员启程赶赴中国,商讨如何确保菲出口水果符合中国质量检验标准。要纠正哈耶克教授两个错误,必须论证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能产出负价值,并且没有负价值,甚至效率最高,赚钱最多。

一、价值球模型

茅老说:“我钻研经济学二十多年,一直以为经济学的根本是资源配置。直到最近我才悟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价值问题。”可见,价值理论是多么的重要啊!樊纲教授是怎样表达负价值的呢?“同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收益,严格地说是“预期未来收益总和的折现值”。未来收益越高,企业资本的价值越高,尽管重置成本可能很低;而企业未来收益越低,企业资本价值就越低;如果预期未来是亏损,那么严格说来资本的价格是‘负的’,什么叫负价值,就是你得贴钱才能卖出去。”

目前,世界所有的人最害怕负价值,因为负价值代表着财富的消灭。地震、恐怖、战争、革命、朝鲜核试验等都代表着负价值最大化。由于朝鲜先后进行了四次核试验,联合国多次通过了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成员国均投了赞成票。大多数国也按照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对朝鲜采取了制裁措施,但收效并不大。2014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第2094号决议,这是联合国对朝实施的第四轮制裁,也是最严厉的制裁。在对这份决议进行表决时,中国投了赞成票。中国投的赞成票应该是既警示了朝鲜,又没有过度的刺激他,是延续了中方以前一贯的立场和原则。1月6日朝鲜进行氢弹试验(第四次核试验),在联合国安理会考虑对进行回应之际,作出最强烈反应的是韩国。

毛主席就不害怕负价值,准备至少饿死5千万和战死4亿国人。1949年12月毛访问苏联时就对斯大林说过: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3亿人,当时中国人口4.5亿,3正好是4.5的2/3。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64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宣称:“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原子弹是纸老虎,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1/3;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把所有与会的听者吓得瑟瑟发抖、鸦雀无声! 1958年毛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说: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核战争。中国准备用2/3人口即牺牲掉6亿人中的4亿人来赤化全球,毛主席要做地球王。为了一个主义可以让全球90%以上的人的死掉,

二、公有制,计划经济,没有负价值

如果能够穿越时空,有10个青年人返回到原始社会,没有吃、住、穿等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周围的环境都是吃人的野兽,这10个人能够生存吗?我的回答是能够活下来,但不能犯错误,负价值等于零,必须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商品——思想,必须依靠思想来生存。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事例,在法国的索柳斯特尔地方,曾经在悬崖之下发现了约十万具野马骨和长毛象、大熊、野牛的骨头,这些骨头有火烤的痕迹,证明这是原始人打在猎获得的食品。为什么有这样多的野马骨头呢?经过考察研究,才知道原始人在打猎时很有计划。他们利用各种包围成群的野马,被迫马群向山顶跑,野马跑带悬崖边收不住脚,就成群地跌下悬崖,跌得血肉狼藉。这样,原始人就获得了大量的野马。

在原始社会原始人首先选择了公有制经济,最大价值,赚钱最多,每一个原始个体都得以活下来了,没有出现饿死原始人的现象。这里有一个约束的前途条件:必须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只有原始人和动物之间的纳什均衡,什么是纳什均衡呢?就是原始人的选择的方案最优,同时也是动物的选择方案也是最优,达到一种暂时的均衡,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双方都不能犯错误,不能有负价值,如果有一方犯错误,就是死亡,就是正和博弈,合作性博弈。但是,当原始人的数量大于动物的数量时,博弈形式发生了变化,即零和博弈、非合作性博弈,只是动物吃亏,被消灭。

研究公有制,最关键的是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财产公有,劳动成果归全民所有,这是公有制;如果财产公有,劳动成果归私人所有,这是公有私有制。那么,原始人是怎样分配这些大量的野马?这里可以做一个实验,有2个原始人,由于原始人之间有健康、性格、体力、饭量上、身高上的不同,因此他们实际可能的出力也绝不相同,一个强体力原始人的每天可狩猎20个动物,体力最差原始人的每天可狩猎4个动物,共计24个动物,如果按平均分配12个动物,这样会出现强体力原始人向体力最差原始人的看齐,每天只肯狩猎4个动物,强体力的原始人由于吃不饱而影响效率的发挥,产生了不公平的现象,就会出现“文革”后期的现象,“既然一样的工资凭什么我要加工那么多!”。那时经常看到的“请假”、窝工、抽烟、装病等现象的后果。

很显然,平均分配是不符合原始社会的基本原理。那么在物品不够丰富的时候,只有按照劳动能力的大小进行分配,保证劳动能力大的人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品。以上2个原始人的合理分配是强体力原始人应该多一点,体力最差的原始人少一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各尽所能”的原则。劳动成果按每一个人的能力大小来分配,在此基础上,原始人自然会努力狩猎,首先是不狩猎没有生活资料,其次,他们在工作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归他们自己支配,当然不完全归自己,一部分要用于再生产,一部分要用于照顾老幼病残,没有狩猎能力的人。

原始人的活动具有思想性、集体性、计划性、自觉性、合作性等特点,每一个原始个体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今天大家外出狩猎,自己出了多少力,在财产分配过程中,自己应该得到多少,大家肚子里心中都有一本帐,绝对不允许别人无偿占有自己的劳动,这就是自利、自私的思想。也只有当这一种自利、自私的思想起作用时,整个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高,由原来没有剩余产品到原始社会末期有了剩余产品,氏族领导可以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同时,先后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农业方面,锄耕农业被犁耕农业所取代。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适宜于经营畜牧业的地区,出现了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游牧部落。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原始的货币也随之流通起来,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经营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出现了。

三、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负价值最大化

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特殊的商人,有三种身份:一是领导,二是生意人,三是强盗,这样中国就进入不完全私有制度。这种商人把天下的财富全部变成自己,不允许市场交换,已经几十亿人无辜的老百姓死亡,这是不完全私有制度,或者叫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不完全私有制度是把别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个人的财富,把国家的财富当成为自己个人的财富,譬如小偷、强盗、皇帝。古代大思想家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对于窃钩者,人们自然恨之入骨,见之喊打;然而,对于窃国者,就难得看到几个人会愤怒了。老百姓的思想在这方面真的很奇怪,既统一,又矛盾。比如说,某某偷了邻家的牛,这咋行呢?不送你去坐牢,也要让你受尽千夫所指;然比如说将军杀人呢,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人们又公认这是英雄,是元勋,是领袖了。细想来,总有点耐闷,难怪唐诗人曹松《己亥岁》诗中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不完全私有制度在价值学上讲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用老百姓的话来讲越忙越穷,越来越穷,代表负价值最大化。可能有人问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因为老百姓的劳动产品在没有进入市场之前已经被别人无偿占有了(没收),劳动产品越多,无偿占有越多,这是无止境的,没有劳动产品进入市场交换,根本不存在商品的价值。这里可以用商品的公式来表示:

商品的价值=劳动产品+剩余价值

当劳动产品等于零时,则剩余价值等于零,商品的价值等于零。这里面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古代大思想家孔子说:“君王的宝座是建立在白骨之上,君王的酒杯里盛满了鲜血。各朝各代都如此。君王总是希望他的帝国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财物可以通过打劫得到,强悍的人就会效仿。如果王位可以被抢过来,那些英雄豪杰就会想办法夺取。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争我夺,得到的会失去,其他人再夺到,再失去。”中国五千年历史,一路走来,也一路杀来,正是受掣于这个三段论式的规则。中国人在打打杀杀中演译出一部五千年“风流”杀戮史,其间多少“英雄豪杰”,多少帝王将相,在这个历史大午台上扮演着各自应扮的角色,真乃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一幕幕改朝换代,政权更跌的悲欢剧。成王败寇此一说,正是这打斗撕杀的最终结果。

中国历史上有17次人口大屠杀,2700年间中国人自残自孽、自专制下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恰恰都是当政者喜好黄帝老子之说、遵行无为之治。于是民间有一种说法: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

1、秦末农民混战,总人口2000万,灭亡率70%,灭亡1400万,全国还剩600万人。

2、汉武帝伐匈奴,总人口5000万,灭亡率50%,灭亡2500万,剩下2500万。

3、西汉末年混战,总人口5959万,灭亡率65%,灭亡3859万,还剩下2100万。

4、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总人口5007万,灭亡率98.3%,灭亡4917万,公元221年,三国加起来还有90万人。

5、西晋八王之乱,总人口1626万,灭亡率38%,灭亡618万,还剩1008万。

6、南北朝混战,灭亡率60%,总人口3000万,灭亡1800万,剩下1200万。

7、隋末混战,灭亡率73%,总人口4612万,灭亡3361万,还剩下1251万。

8、安史之乱,灭亡率68%,总人口5823万,灭亡3593万,还剩下2230万。

9、黄巢起义,灭亡率76%,总人口4947万,灭亡3760万,还剩下1187万

10、金元灭两宋,灭亡率91%,总人口9347万,灭亡8460万,还剩下887万。

11、元末农民战争死亡700万。

12、明末混战,灭亡率80%,总人口1.075亿,灭亡8600万,还剩下2150万。

13、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灭亡率33%,总人口3.285亿,灭亡1.1亿,还剩下2.185亿。

14、太平天国运动,灭亡率43.5%,总人口4.6亿,灭亡2亿,还剩下2.6亿。

15、八年抗战,死亡1800多万,伤1700多万。

16、大跃进运动,饿死1500万。

17、文化大革命,灭亡4000万。

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本质上是消灭全部财富,使财富全部腐烂,人口大屠杀,负价值最大化。斯大林统治暴政时枪决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倍。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与后者相比,斯大林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帝俄最残忍的年代的60倍。使财富全部腐烂还远远不够,负价值还不大,必须使已经腐烂了更加腐烂,这是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另外的一个特征。

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拍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随后红卫兵从孔林中扒出了五具尸体:75代嫡孙孔祥珂及夫人,76代嫡孙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泄了气的皮球般迅速地瘪下去。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后来被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了。

其他历史上的名人墓冢,在这场风暴中几乎无一幸免。当孔子墓被挖后,当时的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很认可这一行为,公开称赞说“造反造得很好!”由此掘坟风迅速蔓延全国。诸如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都在那个癫狂的年份里被破坏了。当时红卫兵将清末名臣张之洞后人押到一所小学里批斗,然后又拿着皮鞭,迫使黑五类们挖开张之洞的坟墓。此时张之洞的尸骨并未腐烂,张家后人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红卫兵将之吊在树上月余,无人敢去收殓,最后被野狗吞吃。

最后,通过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研究分析,发现不存在负价值,没有任何财富腐烂,相反原始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没有被饿死,还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这是非常大的奇迹啊!造成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在各种酋长制和君主制下过着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生活。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充满战争、杀戮、暴力、压迫、政变、夺权、篡位、谋杀、饥荒、瘟疫、疾病和各种自然灾害,所有这些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活下来,也只有选择死亡。哈耶克教授认为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由于公有制,计划经济造成的,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也说明哈耶克教授对价值理论,社会学没有什么研究,一片空白,其实这些都是常识,这是经济学中最大的冤案!

——纠正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两个错误

丁秋龙

(丁秋龙,茅于轼老师的学生,创立负价值理论,大同世界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推翻美国哈佛大学波特教授价值链理论,发表在新加坡《远东国际评论》等。欢迎交流:[email protected]

提示:全世界所有的人最害怕负价值,恐怖、革命、战争、朝鲜核试验等等代表着负价值最大化。毛主席最喜欢负价值,使中国的财富全部腐烂,准备至少饿死5千万和战死4亿国人。毛主席死了以后,身体又不腐烂了,阴阳平衡。为什么会出现负价值最大化呢?必须要在经济制度上找原因。公有制,计划经济不存在负价值,效率最高,思想成为特殊商品。原始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没有饿死,还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造成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把别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把国家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朝鲜就实行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负价值最大化。哈耶克教授认为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由于公有制,计划经济造成的,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也说明哈耶克教授对价值理论,社会学没有什么研究,一片空白,其实这些都是常识,这是经济学中最大的冤案!

茅于轼老师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茅老相处近二十年时间时刻感觉到大同世界的存在。大同世界是人类最终目标,是世界最先进的思想。茅老已经把大同世界的思想已经表达很完整了。大同世界理想要求金钱越来越多,所有商品全部卖出,不允许犯任何错误,没有负价值,不允许把别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不允许把国家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茅老说:“一个地方穷是因为负价值太多了,一个地方富是因为负价值太少了。”“没有特权,人权自然就到来了”,“金钱无往而不胜”,“赚钱最道德”,等等。其实,这些道理都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

认识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教授是通过茅老的文章《哈耶克经济学的中国意义》才知道的,我发现了哈耶克教授两个错误,一是关于公有制的错误,二是关于计划经济的错误。这说明哈耶克教授对价值理论、社会学没有研究,得出错误的结果。价值理论中最重要的是负价值,还没有进入市场交换就已经腐烂了,这是商品生产者不能接受的。菲律宾《马尼拉公报》15日报道,菲律宾香蕉种植与出口协会告诉媒体,目前滞留在上海、大连等地的菲律宾香蕉正在腐烂,损失已达1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1.48亿元人民币。为此,菲农业部官员启程赶赴中国,商讨如何确保菲出口水果符合中国质量检验标准。要纠正哈耶克教授两个错误,必须论证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能产出负价值,并且没有负价值,甚至效率最高,赚钱最多。

一、价值球模型

茅老说:“我钻研经济学二十多年,一直以为经济学的根本是资源配置。直到最近我才悟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价值问题。”可见,价值理论是多么的重要啊!樊纲教授是怎样表达负价值的呢?“同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收益,严格地说是“预期未来收益总和的折现值”。未来收益越高,企业资本的价值越高,尽管重置成本可能很低;而企业未来收益越低,企业资本价值就越低;如果预期未来是亏损,那么严格说来资本的价格是‘负的’,什么叫负价值,就是你得贴钱才能卖出去。”

目前,世界所有的人最害怕负价值,因为负价值代表着财富的消灭。地震、恐怖、战争、革命、朝鲜核试验等都代表着负价值最大化。由于朝鲜先后进行了四次核试验,联合国多次通过了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成员国均投了赞成票。大多数国也按照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对朝鲜采取了制裁措施,但收效并不大。2014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第2094号决议,这是联合国对朝实施的第四轮制裁,也是最严厉的制裁。在对这份决议进行表决时,中国投了赞成票。中国投的赞成票应该是既警示了朝鲜,又没有过度的刺激他,是延续了中方以前一贯的立场和原则。1月6日朝鲜进行氢弹试验(第四次核试验),在联合国安理会考虑对进行回应之际,作出最强烈反应的是韩国。

毛主席就不害怕负价值,准备至少饿死5千万和战死4亿国人。1949年12月毛访问苏联时就对斯大林说过: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3亿人,当时中国人口4.5亿,3正好是4.5的2/3。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64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宣称:“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原子弹是纸老虎,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1/3;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把所有与会的听者吓得瑟瑟发抖、鸦雀无声! 1958年毛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说: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核战争。中国准备用2/3人口即牺牲掉6亿人中的4亿人来赤化全球,毛主席要做地球王。为了一个主义可以让全球90%以上的人的死掉,

二、公有制,计划经济,没有负价值

如果能够穿越时空,有10个青年人返回到原始社会,没有吃、住、穿等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周围的环境都是吃人的野兽,这10个人能够生存吗?我的回答是能够活下来,但不能犯错误,负价值等于零,必须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商品——思想,必须依靠思想来生存。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事例,在法国的索柳斯特尔地方,曾经在悬崖之下发现了约十万具野马骨和长毛象、大熊、野牛的骨头,这些骨头有火烤的痕迹,证明这是原始人打在猎获得的食品。为什么有这样多的野马骨头呢?经过考察研究,才知道原始人在打猎时很有计划。他们利用各种包围成群的野马,被迫马群向山顶跑,野马跑带悬崖边收不住脚,就成群地跌下悬崖,跌得血肉狼藉。这样,原始人就获得了大量的野马。

在原始社会原始人首先选择了公有制经济,最大价值,赚钱最多,每一个原始个体都得以活下来了,没有出现饿死原始人的现象。这里有一个约束的前途条件:必须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只有原始人和动物之间的纳什均衡,什么是纳什均衡呢?就是原始人的选择的方案最优,同时也是动物的选择方案也是最优,达到一种暂时的均衡,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双方都不能犯错误,不能有负价值,如果有一方犯错误,就是死亡,就是正和博弈,合作性博弈。但是,当原始人的数量大于动物的数量时,博弈形式发生了变化,即零和博弈、非合作性博弈,只是动物吃亏,被消灭。

研究公有制,最关键的是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财产公有,劳动成果归全民所有,这是公有制;如果财产公有,劳动成果归私人所有,这是公有私有制。那么,原始人是怎样分配这些大量的野马?这里可以做一个实验,有2个原始人,由于原始人之间有健康、性格、体力、饭量上、身高上的不同,因此他们实际可能的出力也绝不相同,一个强体力原始人的每天可狩猎20个动物,体力最差原始人的每天可狩猎4个动物,共计24个动物,如果按平均分配12个动物,这样会出现强体力原始人向体力最差原始人的看齐,每天只肯狩猎4个动物,强体力的原始人由于吃不饱而影响效率的发挥,产生了不公平的现象,就会出现“文革”后期的现象,“既然一样的工资凭什么我要加工那么多!”。那时经常看到的“请假”、窝工、抽烟、装病等现象的后果。

很显然,平均分配是不符合原始社会的基本原理。那么在物品不够丰富的时候,只有按照劳动能力的大小进行分配,保证劳动能力大的人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品。以上2个原始人的合理分配是强体力原始人应该多一点,体力最差的原始人少一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各尽所能”的原则。劳动成果按每一个人的能力大小来分配,在此基础上,原始人自然会努力狩猎,首先是不狩猎没有生活资料,其次,他们在工作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归他们自己支配,当然不完全归自己,一部分要用于再生产,一部分要用于照顾老幼病残,没有狩猎能力的人。

原始人的活动具有思想性、集体性、计划性、自觉性、合作性等特点,每一个原始个体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今天大家外出狩猎,自己出了多少力,在财产分配过程中,自己应该得到多少,大家肚子里心中都有一本帐,绝对不允许别人无偿占有自己的劳动,这就是自利、自私的思想。也只有当这一种自利、自私的思想起作用时,整个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高,由原来没有剩余产品到原始社会末期有了剩余产品,氏族领导可以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同时,先后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农业方面,锄耕农业被犁耕农业所取代。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适宜于经营畜牧业的地区,出现了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游牧部落。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原始的货币也随之流通起来,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经营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出现了。

三、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负价值最大化

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特殊的商人,有三种身份:一是领导,二是生意人,三是强盗,这样中国就进入不完全私有制度。这种商人把天下的财富全部变成自己,不允许市场交换,已经几十亿人无辜的老百姓死亡,这是不完全私有制度,或者叫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不完全私有制度是把别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个人的财富,把国家的财富当成为自己个人的财富,譬如小偷、强盗、皇帝。古代大思想家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对于窃钩者,人们自然恨之入骨,见之喊打;然而,对于窃国者,就难得看到几个人会愤怒了。老百姓的思想在这方面真的很奇怪,既统一,又矛盾。比如说,某某偷了邻家的牛,这咋行呢?不送你去坐牢,也要让你受尽千夫所指;然比如说将军杀人呢,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人们又公认这是英雄,是元勋,是领袖了。细想来,总有点耐闷,难怪唐诗人曹松《己亥岁》诗中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不完全私有制度在价值学上讲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用老百姓的话来讲越忙越穷,越来越穷,代表负价值最大化。可能有人问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因为老百姓的劳动产品在没有进入市场之前已经被别人无偿占有了(没收),劳动产品越多,无偿占有越多,这是无止境的,没有劳动产品进入市场交换,根本不存在商品的价值。这里可以用商品的公式来表示:

商品的价值=劳动产品+剩余价值

当劳动产品等于零时,则剩余价值等于零,商品的价值等于零。这里面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古代大思想家孔子说:“君王的宝座是建立在白骨之上,君王的酒杯里盛满了鲜血。各朝各代都如此。君王总是希望他的帝国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财物可以通过打劫得到,强悍的人就会效仿。如果王位可以被抢过来,那些英雄豪杰就会想办法夺取。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争我夺,得到的会失去,其他人再夺到,再失去。”中国五千年历史,一路走来,也一路杀来,正是受掣于这个三段论式的规则。中国人在打打杀杀中演译出一部五千年“风流”杀戮史,其间多少“英雄豪杰”,多少帝王将相,在这个历史大午台上扮演着各自应扮的角色,真乃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一幕幕改朝换代,政权更跌的悲欢剧。成王败寇此一说,正是这打斗撕杀的最终结果。

中国历史上有17次人口大屠杀,2700年间中国人自残自孽、自专制下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恰恰都是当政者喜好黄帝老子之说、遵行无为之治。于是民间有一种说法: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

1、秦末农民混战,总人口2000万,灭亡率70%,灭亡1400万,全国还剩600万人。

2、汉武帝伐匈奴,总人口5000万,灭亡率50%,灭亡2500万,剩下2500万。

3、西汉末年混战,总人口5959万,灭亡率65%,灭亡3859万,还剩下2100万。

4、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总人口5007万,灭亡率98.3%,灭亡4917万,公元221年,三国加起来还有90万人。

5、西晋八王之乱,总人口1626万,灭亡率38%,灭亡618万,还剩1008万。

6、南北朝混战,灭亡率60%,总人口3000万,灭亡1800万,剩下1200万。

7、隋末混战,灭亡率73%,总人口4612万,灭亡3361万,还剩下1251万。

8、安史之乱,灭亡率68%,总人口5823万,灭亡3593万,还剩下2230万。

9、黄巢起义,灭亡率76%,总人口4947万,灭亡3760万,还剩下1187万

10、金元灭两宋,灭亡率91%,总人口9347万,灭亡8460万,还剩下887万。

11、元末农民战争死亡700万。

12、明末混战,灭亡率80%,总人口1.075亿,灭亡8600万,还剩下2150万。

13、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灭亡率33%,总人口3.285亿,灭亡1.1亿,还剩下2.185亿。

14、太平天国运动,灭亡率43.5%,总人口4.6亿,灭亡2亿,还剩下2.6亿。

15、八年抗战,死亡1800多万,伤1700多万。

16、大跃进运动,饿死1500万。

17、文化大革命,灭亡4000万。

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本质上是消灭全部财富,使财富全部腐烂,人口大屠杀,负价值最大化。斯大林统治暴政时枪决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倍。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与后者相比,斯大林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帝俄最残忍的年代的60倍。使财富全部腐烂还远远不够,负价值还不大,必须使已经腐烂了更加腐烂,这是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另外的一个特征。

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拍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随后红卫兵从孔林中扒出了五具尸体:75代嫡孙孔祥珂及夫人,76代嫡孙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泄了气的皮球般迅速地瘪下去。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后来被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了。

其他历史上的名人墓冢,在这场风暴中几乎无一幸免。当孔子墓被挖后,当时的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很认可这一行为,公开称赞说“造反造得很好!”由此掘坟风迅速蔓延全国。诸如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都在那个癫狂的年份里被破坏了。当时红卫兵将清末名臣张之洞后人押到一所小学里批斗,然后又拿着皮鞭,迫使黑五类们挖开张之洞的坟墓。此时张之洞的尸骨并未腐烂,张家后人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红卫兵将之吊在树上月余,无人敢去收殓,最后被野狗吞吃。

最后,通过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研究分析,发现不存在负价值,没有任何财富腐烂,相反原始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没有被饿死,还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这是非常大的奇迹啊!造成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公有私有制,特权经济。在各种酋长制和君主制下过着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生活。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充满战争、杀戮、暴力、压迫、政变、夺权、篡位、谋杀、饥荒、瘟疫、疾病和各种自然灾害,所有这些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活下来,也只有选择死亡。哈耶克教授认为负价值最大化的原因是由于公有制,计划经济造成的,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也说明哈耶克教授对价值理论,社会学没有什么研究,一片空白,其实这些都是常识,这是经济学中最大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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