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坐地铁前来，他有宝马车，只是不常开，来得匆忙，头发有些乱。 “拍个照片吧？” “好。” 他悉悉索索地翻随身背的旅行包，三分钟后，摸出来一把刨花梳，“我得梳梳头”。 他以前小说的主角都是男的，在新书《我不是潘金莲》里，着力写了一个叫李雪莲的女人。李雪莲开始上访生涯之前，办了七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找了个美发馆拾掇头发。 刘震云的书首印量不断攀升。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我不是潘金莲》已经是50万。而且《我不是潘金莲》上市才一个多月，已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如今严肃文学（作品）能卖5万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都只能卖5千册、一两万册。我觉得，在中国，像我这样（畅销）的作家肯定是不多的。”刘震云有些小得意。 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他相对固定的合作伙伴，他很信任该社的“金大姐”，“金大姐她会摆（题材），就这么简单。” 金大姐就是知名出版人金丽红。1989年底，金丽红还在华艺出版社。彼时她策划做一个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邀请王蒙和从维熙担纲主编。首批推出的13个人是张抗抗等如今60岁以上的作家。第二批就是刘震云、王朔、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从维熙推荐的刘震云。这个榜单，争议与反响都极大。 此后，刘震云的小说除了《一腔废话》，都是金丽红出的。金2003年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以后，把刘震云这个作者资源也带了过来。 如今，刘震云与长江文艺的合作模式是：刘震云写作前会告诉长江文艺他的计划，写完以后，长江文艺会提修改意见。《我不是潘金莲》原来的结尾不是现在这样的，书稿拿到长江文艺北京图书中心以后，该中心总编辑安波舜就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刘震云修改时也参考了安的意见。《我不是潘金莲》的书稿其实在《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不久就已经写完，但长江文艺准备拿《一句顶一万句》申报去年的茅盾文学奖，安波舜感觉《我不是潘金莲》“写得太好了，太有冲击力了，我们要把它放出来的话，那刘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否评上茅盾文学奖很难说”。出于出版周期等方面的考虑，安波舜建议《我不是潘金莲》今年出版，刘震云也同意了。此外，按刘震云的想法，新书书名就叫《严肃》，他提供了几个备选方案，其中一个是《我不是潘金莲》，但长江文艺上下都认为《我不是潘金莲》比《严肃》有卖相得多，刘震云虽然开始时有些顾虑，后来还是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 金丽红与刘震云是一种“相互感激”的感情。因为与金丽红合作默契，刘震云后来还把顾城的《英儿》和吴小莉的书推荐给金丽红出版。 “刘老师人品特好，总想着让我们也有利益。王朔不是说嘛，‘最好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金丽红眼中，刘震云是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既有要求，又很自律的人。他住顺义，离出版社远，金丽红每次要派司机去接他都不让。在出版社时，到了饭点，金丽红要请他，他都坚持到街边小店吃炸酱面。 金丽红觉得，刘震云之所以走得长远，是因为他不忘本，着眼的都是“国家与民族的大问题，微言大义”。这么多年来，刘震云“在本质上从来没有变过，变的只是写法”；他年轻时的作品如《一地鸡毛》是典型的白描式现实主义；《故乡》系列有意识流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从《手机》、《我叫刘跃进》开始，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我不是潘金莲》讲了个简单的故事。 刘震云喜欢轴人，李雪莲就是一个轴人。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为了超生一个孩子，和丈夫秦玉河办了假离婚。哪晓得孩子生了，秦玉河却弄假成真，和别的女人迅速结了婚。为了给自己的背叛找到借口，秦玉河还反诬她是“潘金莲”。李雪莲于是上访，诉求很简单：“上面”要判定她当初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他们得复婚，复婚以后她再和秦玉河离婚。 接访的人基本上都很严肃地对待这案子，不过离婚证是真的，他们又怎么能随便改判呢？李雪莲要让别人相信她不是潘金莲，从县法院上访到县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到两会期间的人民大会堂。既然领导都管不了她的事，她后来干脆把每一级领导都告了。一个芝麻大的事最后惊动了国家领导人，领导人_发火，没想到下面的人把与这案子有关的省长、市长、县长、县法院院长、县法院专职委员、县法院审判员一干人等都给办了。 事情搞得如此惊天动地，李雪莲就成了新任领导的祖宗。她不知疲倦地上访，领导们就只能不知疲倦地截访一截访史简直就是领导干部对一个草民的求情史。 小说到此结尾，刘震云就不是刘震云了。他用了267页铺陈李雪莲的上访史，但这267页只是整本小说的序言。而正文，只有16页，三四千字。这种结构赢得了与他熟识多年的评论家张颐武的一顿猛夸：“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记者注：鲁奖主要奖励中短篇小说），把前面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 正文说的是下台县长史为民的故事。史为民下台后，在县城开了个小饭店“又一村”贴补家用，专卖“连骨熟肉”。这一年，老史的姨妈去世，他千里奔丧，往回走的时候正逢春运。他本打算慢慢安排归期，但在北京时接到了牌友老布的电话，叫他赶紧回去打麻将。麻将对他来说本来就重要，更重要的是老布告诉他牌友老解得了脑瘤，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年后就要开刀，所以这最后的一次麻将对老解来说很重要。老史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赶紧赶回家。但春运期间买票难，他只有干着急。这一瞬间他大概想到了李雪莲，就在包里掏出了一张纸，上书几个大字：我要申冤。四个警察在一分钟内摁倒了老史，他被协警遣送回了老家，还没买票。回到家后警察发现他竟然是假上访，问他行为动机，他的回答是：“玩呢”。 一个人逐级上访为了讨个说法，一个人为了陪牌友打最后一次麻将冒充上访者，前者还是后者下台的原因。按刘震云的话说，他的小说让人看后会脱口而出一句评价——“这孙子！”他对这个评价很受用。 但他不承认自己幽默。“我的语言不幽默。语言幽默是个特别浅的层次，说相声没问题，演小品没问题，但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局限于一种语言幽默，挺讨厌的，那你改说相声就完了。真正的幽默是第二层——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比如《我不是潘金莲》第一章第一节李雪莲去找王公道，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上访；第二章第一节王公道找李雪莲，也是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不让她上访。好多人看了乐得肚子疼。但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还不是幽默最高的层面，最高的层面是你后面的认识。为什么这事儿表面那么庄严，背后这么荒谬？荒诞感不是靠一个人巧舌如簧说出来的，真正的幽默是没说出来的东西。小说中的认识，一定跟生活中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小说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刘震云的看法跟所有人的看法是一样的，那所有人为什么要看刘震云呢？”
刘震云坐地铁前来，他有宝马车，只是不常开，来得匆忙，头发有些乱。 “拍个照片吧？” “好。” 他悉悉索索地翻随身背的旅行包，三分钟后，摸出来一把刨花梳，“我得梳梳头”。 他以前小说的主角都是男的，在新书《我不是潘金莲》里，着力写了一个叫李雪莲的女人。李雪莲开始上访生涯之前，办了七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找了个美发馆拾掇头发。 刘震云的书首印量不断攀升。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我不是潘金莲》已经是50万。而且《我不是潘金莲》上市才一个多月，已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如今严肃文学（作品）能卖5万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都只能卖5千册、一两万册。我觉得，在中国，像我这样（畅销）的作家肯定是不多的。”刘震云有些小得意。 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他相对固定的合作伙伴，他很信任该社的“金大姐”，“金大姐她会摆（题材），就这么简单。” 金大姐就是知名出版人金丽红。1989年底，金丽红还在华艺出版社。彼时她策划做一个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邀请王蒙和从维熙担纲主编。首批推出的13个人是张抗抗等如今60岁以上的作家。第二批就是刘震云、王朔、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从维熙推荐的刘震云。这个榜单，争议与反响都极大。 此后，刘震云的小说除了《一腔废话》，都是金丽红出的。金2003年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以后，把刘震云这个作者资源也带了过来。 如今，刘震云与长江文艺的合作模式是：刘震云写作前会告诉长江文艺他的计划，写完以后，长江文艺会提修改意见。《我不是潘金莲》原来的结尾不是现在这样的，书稿拿到长江文艺北京图书中心以后，该中心总编辑安波舜就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刘震云修改时也参考了安的意见。《我不是潘金莲》的书稿其实在《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不久就已经写完，但长江文艺准备拿《一句顶一万句》申报去年的茅盾文学奖，安波舜感觉《我不是潘金莲》“写得太好了，太有冲击力了，我们要把它放出来的话，那刘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否评上茅盾文学奖很难说”。出于出版周期等方面的考虑，安波舜建议《我不是潘金莲》今年出版，刘震云也同意了。此外，按刘震云的想法，新书书名就叫《严肃》，他提供了几个备选方案，其中一个是《我不是潘金莲》，但长江文艺上下都认为《我不是潘金莲》比《严肃》有卖相得多，刘震云虽然开始时有些顾虑，后来还是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 金丽红与刘震云是一种“相互感激”的感情。因为与金丽红合作默契，刘震云后来还把顾城的《英儿》和吴小莉的书推荐给金丽红出版。 “刘老师人品特好，总想着让我们也有利益。王朔不是说嘛，‘最好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金丽红眼中，刘震云是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既有要求，又很自律的人。他住顺义，离出版社远，金丽红每次要派司机去接他都不让。在出版社时，到了饭点，金丽红要请他，他都坚持到街边小店吃炸酱面。 金丽红觉得，刘震云之所以走得长远，是因为他不忘本，着眼的都是“国家与民族的大问题，微言大义”。这么多年来，刘震云“在本质上从来没有变过，变的只是写法”；他年轻时的作品如《一地鸡毛》是典型的白描式现实主义；《故乡》系列有意识流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从《手机》、《我叫刘跃进》开始，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我不是潘金莲》讲了个简单的故事。 刘震云喜欢轴人，李雪莲就是一个轴人。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为了超生一个孩子，和丈夫秦玉河办了假离婚。哪晓得孩子生了，秦玉河却弄假成真，和别的女人迅速结了婚。为了给自己的背叛找到借口，秦玉河还反诬她是“潘金莲”。李雪莲于是上访，诉求很简单：“上面”要判定她当初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他们得复婚，复婚以后她再和秦玉河离婚。 接访的人基本上都很严肃地对待这案子，不过离婚证是真的，他们又怎么能随便改判呢？李雪莲要让别人相信她不是潘金莲，从县法院上访到县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到两会期间的人民大会堂。既然领导都管不了她的事，她后来干脆把每一级领导都告了。一个芝麻大的事最后惊动了国家领导人，领导人_发火，没想到下面的人把与这案子有关的省长、市长、县长、县法院院长、县法院专职委员、县法院审判员一干人等都给办了。 事情搞得如此惊天动地，李雪莲就成了新任领导的祖宗。她不知疲倦地上访，领导们就只能不知疲倦地截访一截访史简直就是领导干部对一个草民的求情史。 小说到此结尾，刘震云就不是刘震云了。他用了267页铺陈李雪莲的上访史，但这267页只是整本小说的序言。而正文，只有16页，三四千字。这种结构赢得了与他熟识多年的评论家张颐武的一顿猛夸：“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记者注：鲁奖主要奖励中短篇小说），把前面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 正文说的是下台县长史为民的故事。史为民下台后，在县城开了个小饭店“又一村”贴补家用，专卖“连骨熟肉”。这一年，老史的姨妈去世，他千里奔丧，往回走的时候正逢春运。他本打算慢慢安排归期，但在北京时接到了牌友老布的电话，叫他赶紧回去打麻将。麻将对他来说本来就重要，更重要的是老布告诉他牌友老解得了脑瘤，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年后就要开刀，所以这最后的一次麻将对老解来说很重要。老史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赶紧赶回家。但春运期间买票难，他只有干着急。这一瞬间他大概想到了李雪莲，就在包里掏出了一张纸，上书几个大字：我要申冤。四个警察在一分钟内摁倒了老史，他被协警遣送回了老家，还没买票。回到家后警察发现他竟然是假上访，问他行为动机，他的回答是：“玩呢”。 一个人逐级上访为了讨个说法，一个人为了陪牌友打最后一次麻将冒充上访者，前者还是后者下台的原因。按刘震云的话说，他的小说让人看后会脱口而出一句评价——“这孙子！”他对这个评价很受用。 但他不承认自己幽默。“我的语言不幽默。语言幽默是个特别浅的层次，说相声没问题，演小品没问题，但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局限于一种语言幽默，挺讨厌的，那你改说相声就完了。真正的幽默是第二层——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比如《我不是潘金莲》第一章第一节李雪莲去找王公道，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上访；第二章第一节王公道找李雪莲，也是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不让她上访。好多人看了乐得肚子疼。但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还不是幽默最高的层面，最高的层面是你后面的认识。为什么这事儿表面那么庄严，背后这么荒谬？荒诞感不是靠一个人巧舌如簧说出来的，真正的幽默是没说出来的东西。小说中的认识，一定跟生活中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小说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刘震云的看法跟所有人的看法是一样的，那所有人为什么要看刘震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