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先后说之体质人类学论证
1995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委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通过《关于人种概念的声明》，明确宣布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拥有共同的血统，属于同一物种智人（Homo sapiens）。[1]这是体质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达成的唯一学术共识。早在十八世纪林奈《自然系统》中将人命名为Homo Sapiens，大致确认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十九世纪达尔文《人类由来与性选择》论证了人类同源，肯定了人类的共同性；二十世纪人类基因组工程证实了人类自身的同一性。1998联合国大会批准了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从学术上和政治上宣告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2]人类同源己成共识，但其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深刻的分歧。夏娃假说与亚当假说是两种可以互补的学说，不约而同地将人类起源地锁定非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本土起源说难以成立，东亚人来源于非洲可能性很大。人类不止一次走出非洲[3]，其进入东亚的具体过程还不太清楚。大体而言从南路进入的可能性较大较早，称之为蒙古人种，与夷人有关；从北路进入的可能性较小较晚，可称之为高加索人种，与夏人有关。现分别检讨如下，并略做小结。
一、蒙古人种与夷
1、古人类学骨骼测量和古DNA研究表明石器时代东亚人为蒙古人种。山顶洞人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4]东亚石器时代的人骨骼具有明显的连续性[5]，虽然不足以作为本土起源的证据，但颜闾[6]、吴新智、潘其风[7]、韩康信[8]、朱泓[9]等都主张它们大体属于蒙古人种。铲形门齿公认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被称之为“汉齿”或“中国齿”（Sindadonty），[10]也是东亚人群连续性的有力证据。[11]具有铲形门齿的大陆人从弥生时代开始陆续进入日本列岛，与具有Sundadonty门齿的绳文人结合形成了弥生人和现代日本人。[12]通过测量和计算发现古坟时代东部日本人渡来人占72%，西部高达81％－90％；现代日本人土著绳纹人与大陆渡来人的血缘比例因地而异：关东日本人1：3，冲绳岛民2：3，北海道阿伊努人7：3。[13]
通过对21个新石器时代组的13项测量项目聚类和主成分分析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按其体质特征可分为三组:甘青组、华南组、黄河中下游—江淮地区组。甘青组以其低颅、窄面、平颌的特点区别于其他新石器时代组；华南组以其较低的鼻高、上面高与其他北方新石器时代组相区别。[14]韩康信等认为迄今为止出自我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蒙古人种，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由此推测，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居民进入我国境内的地理界限大致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之间，其东进的时间主要在秦汉以前。[15]
古DNA研究亦表明东亚西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属于蒙古人种。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人类残骸古DNA分析表明与现代西安人同源性序列只有 2个位点的突变。[16]结合骨骼测量学和古DNA研究对河北阳原姜家梁人骨进行研究发现头骨的连续性形态特征明显，表明姜家梁新石器时代人群属于蒙古人种的范畴。[17]陶寺文化中晚期墓葬和灰坑中的人骨没有明显差别,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形态距离较远，暗示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的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古mtDNA分析显示包括B5、C、D、D4、D4b1、D5、F*、G2a、M、M*、M10、M7c、M7c* 、Y，而且M系单倍群的个体占85％。[18]青海喇家遗址古人牙齿中提取出古DNA，分别属于B, C, D, M*, and M10。单倍型类群的分析显示喇家古代居民与现代汉族人群及藏缅语系人群均有较近的亲缘关系。[19]对9例保存较好的朱开沟个体牙齿的线粒体基因组扩增和测序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朱开沟古代居民在母系遗传上与其后的饮牛沟墓地古代居民及现代内蒙古地区人群关系密切，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人群母系遗传结构具有连续性。[20]
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模拟三维人像复原等综合研究表明北京老山汉墓遗骸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其种系性状最为接近的是殷墟中小墓组所代表的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土著居民。她的线粒体DNA序列属于亚洲M谱系，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21]
2、新石器时代人形、人面岩图发现了不少，虽然体质特征不是很清晰，亦可反映蒙古人种的形象和迁徙踪迹。人面岩画主要发现在环太平洋地区，中国人面岩画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特点显著，在世界人面岩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22]东亚地区发现了大量磨刻人面岩画，总数达五、六千幅。而同一类型的岩画也大量地出现在北美洲西海岸，也有约五千幅。这些凿刻在两大洲山岩或海岸礁石上的人面岩画，具有共同的制作技法、构图特征、表现风格，并出现三种相伴随的符号：太阳形、同心圆和众多的小圆凹。这进一步确证了史前蒙古人种从东亚迁往北美的历程。[23]
石器时代浒浒如生的人形图像或器物还很少发现，已发现的人物形象不足以表现种群特征，例如良渚文化人面纹和红山文化的玉人与泥塑女像，以及更早的史前“维纳斯”。可靠的文字记载也几乎没有。好在新石器时代与现代中国人的连续性是公认的，通过对现代东亚人的研究可追溯石器时代人群的大致情况。[24]
3、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蒙古人种经东南亚来自非洲。1987年卡恩等分析了145份来自不同地域的现代人胎盘线粒体DNA，发现非洲样本变异最多，其次是亚洲，从而提出了约2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的“夏娃”假说[25]，掀开了现代人起源与迁徙研究的新篇章。[26]通过对人类Y染色体的研究追溯人类的亲缘关系称之为亚当假说。海墨尔等对来自非洲、欧洲、澳洲和新大陆的六十个群体（N＝1500）的Y染色体变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全部5套YAP单倍型和27套结合式单倍型中的21套出现在非洲人群中，表明非洲是Y染色体变异最丰富的地区，由此推论人类最近20余万年多次迁徙和扩张历程。[27]2001年昂德希尔等对全球1062个代表个体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段的SNP标记（NRY）进行了分析，显示了类似的群体亲缘关系。[28]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研究相结合可以更可靠地勾画人类不同群体的亲缘关系[29]，是目前研究现代人类起源和迁徙最有效的两种手段。中国学者亦积极响应，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宿兵等对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925人（其中739来自亚洲东部）的Y染色体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南方人群的基因多样度高于北方人群，但均衍生于非洲群体中存在的祖先单倍型M168，表明东南亚是人类从非洲进入东亚关键的一站。[30]
柯越海等对亚洲各地12000余份随机样本Y染色体M89、M130、YAP进行了检测，发现无一例外具有三种Y-SNP之一，且没有发现其他突变型。三个Y染色体多态型M89、M130和YAP均是在M168突变型基础上产生的，而M168是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直接证据。[31]他们还对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由19个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组成的Y染色体单倍型进行了研究，发现南方人群的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其中单倍型H7, H10, H11和H12仅出现在南方群体；提示现代人类大致在18000—60000年前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向北迁移。[32]金力和宿兵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现代中国人来自非洲由南向北迁徙的大趋势，基本上排除了中国人群本土起源的可能性。[33]随着人类遗传学研究的深入，有利的证据还在不断增加。[34]
线粒体DNA研究表明东亚人口有惊人的同质性。通过对日本、中国、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大陆人口研究发现父系遗传差异较大，母系基因差异很小，显示了东亚人口的共同性。[35]张亚平等采用群体基因组学等综合手段建立了东亚所有主要mtDNA单倍群系统发育树，mtDNA世系均归属于由非洲特有类群L3分化出来的M或N类群，没有发现可能追溯至东亚远古人类的母系遗传组份，从mtDNA全基因组角度支持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的假说。[36]
常染色体基因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基因频率能反映人类的迁徙和血缘关系[37]，Chen Kuang-ho对蒙古人种在中国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勾划出了一个大致的迁徙图。[38]褚嘉佑等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结果支持现代中国人群经东南亚来自非洲的结论。[39]杜若甫等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流，对中国人群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推测南方蒙古人种来自东南亚，而北方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帕米尔，最近二三千年在长江流域汇合。[40]
最近亚洲多国科学家联手研究分布在不同地域人群总体遗传多样性，发现遗传多样性显著地从南到北递减，南方组分更接近古老的非洲组分，而北方组分与非洲组分的遗传距离要更远一些。运用“单倍型共享”方法，发现绝大部分北方人群的单倍型都可以在南方人群中找到，而北方人群特有的单倍型比例很小，说明东亚北方人群的基因库是南方人群的一个抽样。大规模综合比较研究进一步确认亚洲人群在史前从南到北迁徙的总体模式。[41]
蒙古国人群与中亚人群的遗传交流不可忽视，但总体属于东亚人群[42]。现代日本人包括阿伊努人[43]和韩国[44]人群亦类似。一般认为蒙古人种泛指所有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及美洲印第安人，其中分布在东亚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人类称为典型蒙古人。[45]根据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中心的资料，东亚人群大体属于蒙古人种，其亲缘关系大致如下[46]：
4、综上所述，所谓的蒙古人种源于非洲，大约五万年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北上直达美洲，是构成现代东亚人群的基础。[47]前面我们论证了东亚新石器文化是本土起源的，与东亚旧石器文化一脉相承，可以说是蒙古人种创造了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奠定了东亚文化的基础。传说与历史记载表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是夷人的时代，也就是说东亚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众夷。由此可证夷人是早到东亚的移民，相对于后来者又可称之为土著。东亚人大体上是蒙古人种，而夷是东亚土著，因此夷属于蒙古人种。
二、夏与印欧人
1、现代东亚人群绝不是清一色的蒙古人种，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印欧人进入东亚。中亚是欧亚大陆群体中遗传多样性最高的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群体，具有非常均一的各种单倍型频率,是两次主要迁移浪潮的起源地，一次是向西进入欧洲的迁移，一次是向东进入美洲的迁移。[48]中亚人群东西大迁徙的过程，很有可能进入东亚或中原.
古人类学骨骼测量和古DNA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印欧人就至少进入了中国西北，新疆大量木乃伊的发现是有目共睹的证据。根据韩康信等研究新疆青铜时代人种以印欧人为主，包括三种类型：帕米尔—费尔干纳型(Pamir-Fergana)、原始欧洲类型(Proto-European)和地中海类型(Mediterranean)，蒙古人种只占其中小部分。[49]这些木乃伊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大部分很可能是吐火罗人或古伊朗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50]新疆青铜时代人种来源异常复杂，源自草原或绿洲的假说(steppe hypothesis / Bactrian oasis hypothesis)都难以成立，可能是外来塞人（Saka）祖先的遗骨。[51]古DNA研究支持上述结论[52]。哈萨克斯坦36具(1300B.C.-500A.D.)人骨mtDNA分析表明早期的均为印欧人，可能与新疆的吐火罗人有关，晚期才出现蒙古人种，共存于哈萨克草原。[53]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罗布泊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的mtDNA系统发育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至少在汉代以前欧洲和东亚谱系在新疆境内存在双向渗入，亚洲序列向西渗入比较零碎，不如欧洲谱系成分东进活跃。[54]
梅维恒、金力等中美学者联合对小河墓地基因进行深入比较研究，Y染色体分析揭示只有印欧人单倍群R1a1a,而线粒体分析表明既有东方标志性的单倍群c,又有西方标志性单倍群h和k。结果说明印欧男人与东西方的妇女共同生活在约四千年前的塔里木盒地。新疆的古人类群体属于东亚人群（黄种人）和欧洲人群的混合体。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可上溯至4000年前。[55]小河早期人群是一个东西方混合的人群,可能与青铜时期的南西伯利亚人群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晚期他们又受到中亚和南亚人群的影响。小河墓地出土牛的遗传结构特征与欧洲和西亚的驯化牛相似,驯化牛很可能起源于西亚。小河墓地出土的小麦是六倍体面包小麦,源于西亚;小河墓地出土的黍可能来源东亚。[56]
到了商代，印欧人起的重要作用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李济早就注意到殷墟头骨中有高加索人种成分。杨希枚对解放前安阳出土的数百个头骨进行了精心测量和研究，发现其中个别具有明显印欧人特征。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里亚特人相似，举例30具；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34具；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国人相似，仅举例2具；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举例50具；第五组头骨无法定类型，举例38具。[57]李济研究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认为第三组头骨“类高加索人”可能是商朝的敌人，其人种特征与卜辞所反映出的来自西北方向羌方、鬼方、土方相合。“这地区早期就是中亚游牧部落经常迁徙的必经之地，所以在这些牧民中发现与布略特人和爱斯基摩人混杂在一起的欧洲人类型的头骨，是不足为奇的。”[58]解放后殷墟遗址新发现的人骨表明不是个别而是相当多的人源于印欧人。[59]
春秋战国时期山东临淄古墓人类遗骨DNA研究表明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60]王沥等对山东临淄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汉代）和当代人群比较研究后指出三者具有明显不同的遗传背景，2500年前临淄人群基因更接近印欧人如土耳其、冰岛，芬兰人，2000年前的临淄人间于其他两者之间。他们由此推断历史上临淄地区有一个因迁徙而发生的人群遗传结构变换。[61]利用上述数据加上山东青岛、泰安及一系列现代中国人的DNA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在新疆、云南、辽宁、陕西、山东等地的人群中找到了近似于2500年前临淄遗骨遗传数据的样本，不支持王沥等的推论。[62]历史上东亚人群遗传结构没有发现重大转变，且南北人群基因结构也不存在明显区别。[63]
古DNA研究是一份艰巨而易入陷井的工作。[64]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数据亦很重要，不宜以点代面做过多的推论。这个结果只表明春秋战国时代有印欧人或其后裔可能到过山东，并不意味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的人口遗传结构有根本的改变。根据《左传》戎、狄逼近齐、鲁，管子提出“尊王攘夷”。这些骨骼很可能属于赤狄或白狄。在临淄一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了大批带钩，可作为游牧民进入山东或游牧文化影响到山东的证据。
隋代虞弘墓尸骨mtDNA研究表明虞弘本人源自或来自古老的印欧血统(haplogroup U5)，墓志中称是有虞氏舜帝的后人；其妻为东亚土著(haplogroup G)。[65]
2、出土的人物头像亦表明青铜时代有印欧人进入了东亚。三星堆出土人像面具高鼻深目，金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都是古代西亚或中亚常见的文化现象。[66]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与西亚或中亚不会没有关系。[67]
周代进入东亚的印欧人或夏商遗留下的印欧人后代不计其数。1976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68]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其中一个头顶上刻有“十”字。尹盛平认为这人头像“其种族当是塞种”[69]，而斯维至认为与严允有关。[70]梅维恒认为两个人头像无疑具有高加索或欧洲人种特征，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东西方互动的有力证据；古代汉语的“巫”和古代波斯的Magus以及英语“magician”有某些必然的联系。[71]饶宗颐认为“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千余年的西亚哈拉夫(Halaf)文化，并且对中国文字的起源有影响。[72]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像亦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73]
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不太清晰，但匈奴胡须还是很浓粗。诺颜乌拉25号墓出土的人物绣像是“碧眼”，骨骼测量表明属于印欧人种。[74]阿提拉和他的铁骑为“上帝之鞭”，其长相却是蒙古人。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材料大多属于蒙古人种。在东方人眼中匈奴是西方胡人，在西方人眼中匈奴是东方蛮人。事实上匈奴是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混合而成或混而未合的结果。阿提拉和赫连勃勃就是两者的典型代表，印欧人东进的同时东亚人也在西去。
3、历史文献记述亦表明印欧人青铜时代开始进入了中原。李济早就注意到了《荀子·非相》：“闳夭之状，面无见肤。”[75]闳夭是周朝创建者智囊团十大功臣之一，面无见肤就是满脸胡须，不太可能是蒙古人种，很可能是是印欧人或阿依努人。战国至两汉胡人形象逐渐定形，中山国“狄戎”有高加索人种特征。[76]《汉书》记载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威严。乌孙多毛，眼陷，鼻高。《汉书·西域传》颜注：“乌孙於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晋书·载记》匈奴后裔“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姚兴睹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周书·突厥传》木杆可汗“状貌多奇异，面广尺馀，其色甚赤，眼若琉璃”。这些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
古代诗歌中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记叙。[77]张籍《永嘉行》“黄头鲜卑入洛阳”；杜甫《悲青阪》“黄头奚儿日向西”；白居易《西凉伎》“紫髯深目两胡儿”；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赤髯碧眼老鲜卑”。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大有碧眼胡”；吕岩《七言》“碧眼胡儿手指天”。
赤发、多须、碧眼、高鼻、高大是高加索人种在东亚人心中的胡人形象。我们可以初步肯定吐火罗、乌孙、匈奴、突厥等戎、狄具有明显的高加索血统。
4、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蒙古人种经东南亚来自非洲，并不是说所有东亚人均属于蒙古人种且来自南方。[78]现代东亚人群基因研究也表明不断有印欧人进入东亚。钱亚屏等发现藏族Y染色体的来源不是单一的，受到了一支来自中亚或西伯利亚带有YAP突变的人群的影响。[79]而这个YAP+在朝鲜半岛[80]和日本列岛人群中常见，特别是日本平均频率可达42%，其中冲绳岛的日本人更高达55%。[81]Hammer等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由10 000年前迁入日本群岛的绳纹人群和2300年前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迁入的弥生人群融合而成。古老的绳纹人群带入了YAP+，后期迁入的弥生人群则没有YAP+,他们认为YAP+是绳纹人的标志基因。[82]中国东北汉族及鄂伦春、鄂温克族等几个民族的筛查证明均无YAP+，支持Hammer等关于现代日本人起源的融合假说。YAP+基因分布很奇特，并非简单的走出非洲或源自亚洲模型所能解释。[83]藏族和日本人群具有比较接近的YAP+频率，可能是西北携带YAP+迁入的氐、羌部落逐渐融合，形成现代的藏族。[84]在云南发现了许多YAP+个体，通过25个民族33个人群的研究表明平均9.2%，其中普米族高达72.35%,其次是藏族(35%)和纳西族(37.5/25.5%) ，但很可能来自西北，没有发现YAP+的云南民族有拉祜族、哈尼族、阿昌族、独龙族、傈僳族、水族、布依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满族、回族、蒙古族以及湖南白族。[85]经过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多名具有YAP+个体的测序反应，发现他们具有共同的Alu插入位点，是人类进化近期发生的一个单一插入事件所致[86]。YAP+罕见于南方汉族和东南亚，不支持蒙古人种南来说，应该来自西线。此外云南百越系民族与氐羌系民族父系明显不同，在百越后裔民族群体中以单倍群H11、H12为主要分布，在氐羌后裔民族中以单倍群H5、H6和H8为主要分布，提示父系基因库有不同的来源。[87]
通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4个民族群体包括汉族的Y染色体研究，在西北、西南和北方民族人口中发现了M214，罕见于中原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M214可能来源于中亚，对东亚人群来源于东南亚的单一学说提出了挑战，指出了中国人群形成和迁徙的复杂性。[88]M214/M216 (i.e. haplogroup C) 是欧亚大草原居民的特色基因，55％蒙古族拥有；罕见于南方民族。[89]丝绸之路是东西人种交融之地，特别是维吾尔族[90]及其他穆斯林民族拥有更多的印欧人基因。[91]通过对北方五个民族达斡尔、鄂温克、朝鲜、蒙古、鄂伦春的mtDNA研究，发现了明显的印欧人标志性单倍群R2、H、J、T,[92]并且在其他地区如辽宁、陕西、湖南、新疆亦有发现。
5、前面我们论证过夏与吐火罗、月支、乌孙、土方、鬼方、匈奴等戎狄民族的联系，现在又发现这些戎狄与欧印人关系密切，夏与印欧人就不会没有关系。当然不是全部，而是部分夏人属于印欧人。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黄帝那著名的胡须。他们以不同方式进入东亚之后不可能保持血统的纯正，势必融入蒙古人种的海洋。现在除新疆的塔吉克、哈萨克、维吾尔等保持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似乎看不出印欧人的明显影响。事实上东亚许多人的身上或多或少拥有印欧人的基因。
C.夷夏混血：汉族及其他
1、东亚人群显然不完全属于蒙古人种，也不完全来源于东南亚，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中亚。这种双重来源与人类同源并不矛盾。日本作为岛国，韩国号称单一民族国家，其人种成分应该相对单一；但研究表明其复杂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93]。Hanihara 对日本、亚洲人口进行了系统研究后提出了日本人口二元说：绳纹人与渡来人混合形成了大和民族的主体。[94]二元说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95]。韩国学者亦赞同此说，提出了韩民族两重来源说[96]。Hammer进行了修正，日本文化是至少两批源于亚洲大陆的移民创造，进一步肯定了日本人群两重来源说，推断绳纹人的祖先来自中亚，而弥生移民的祖先来自东南亚。[97]实际情况比他们研究和估计的还要复杂，因为弥生移民就不是同质的，而作为绳纹人后裔的阿衣努人亦具有不同来源[98]。如果与中国人共同构成东亚人口主体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有不同的来源，中国人也就可能有不同来源。
2、南线和北线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加深我们对夏夷关系的认识。肖春杰等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 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显示出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他们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 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 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至东南亚, 然后折向北直至长江流域，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并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99]而事实可能是第一主成分反映了蒙古人种由南向北迁徙史，第二主成分反映了印欧人进入东亚的历程。
文波对120个东亚人群5131例个体Y染色体多态性和101个东亚群体4238例个体的mtDNA多态性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Y染色体O-M175、C-M130 、D-YAP单倍群以及mtDNA单倍群B、 R9、M来自南线，两者分别占东亚人群父系、母系基因库的80%、85%，而来自北线的成分分别占9%、1.2%。[100]北线成分极少，说明从中亚进入东亚的人数不多。
西北地区是印欧人种与蒙古人种直接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地区。丝绸之路区域群体在融合其他人群基因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四个古国居民古DNA研究可以表明印欧人种与蒙古人种竞争消长的大致过程。古楼兰居民主要是地中海东支类型,他们是南帕米尔塞克东进到新疆后与少数当地黄种人融合的居民。乌孙人种的主体属于中亚两河类型,公元前二世纪西迁后,不断融入不同的部族,蒙古人种的成分不断增加,形成了黄白两大人种的过渡类型——南西伯利亚类型,其基因的流向主要散布在哈萨克、吉尔吉斯等现代中亚民族之中。古车师人是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相混杂的民族,蒙古人种成分明显增多,人种成分复杂的车师人融入到新疆的各古代民族之中。回鹘人主要是北亚蒙古人种,西迁回鹘一分为三,甘州回鹘发展演变为裕固族。[101]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均是混血，且印欧人种成分依次降低，蒙古人种成分相应增加。现代人线粒体DNA系统发育关系树显示丝绸之路区域民族群体可以划分为东亚和欧洲特有的世系，支持欧亚人群间遗传融合假说。[102]
赵桐茂等调查了我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Gm分布，测定了9560例个体的Gm(1,2,3,5,21)因子，根据Gm单体型频率计算了遗传距离并绘制了系统树。蒙古人种明显地被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分别以具有高频率的Gm~(1,21)和Gm~(1,3,5)单体型作为种族的标记。与高加索人种关联的Gm~(3,5)单体型存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很可能通过“丝绸之路”来源于中亚地区。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30度为界,分别居栖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结果支持作者早前提出的有关中华民族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103]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存在遗传差异，其分界线在武夷山和南岭一带。汉族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匈奴、鲜卑、突厥、羌、蒙古等北蒙古人种的民族，而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南越、交趾等属南蒙古人种的民族。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人类群体。[104]
基因研究可部分反映史前人类多次迁徙的复杂过程。[105]东西南北汉族的遗传结构因时间和迁徙而变化，汉族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文化对其他人群的征服和同化，现今各地汉族人群mtDNA世系可反映其历史遗传和迁移的印记。[106]历史上汉族曾有个三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也可以从分子遗传学印证,男性起了更重要的作用。[107]“夷娘汉老子”，汉族的形成是一个多民族群体接触、交流、联结和融合的复杂过程。几千年不同程度的隔离、融合和迁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同地区汉族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108]
3、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不失为一家之言。[109]后来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证据，并被反复证伪。[110]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通常被当作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非洲和欧洲人群中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有别而已；在中国南方很多人没有。东亚人群中铲形门齿的发生率很高，但多为双铲形结构，与东亚直立人的铲形门齿并不相同。与现代人相似的尼安德特人已被证明与现代人类起源无关[111]，没有遗传证据表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起源有关。
一些关键词语经常被误用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多地区起源(multiregional origins)不可能，多地区或多线进化(multiregional or multilane evolution)很普遍。[112]人种起源是指人种形成的关键时刻，人类进化是漫长过程。一个物种在不同的地区经过漫长的演化有可能形成新的物种，但从来没有两个不同起源的物种演化成一个新物种。人种起源于非洲然后在非洲和其他地区进化是完全可能的，人类从不同地区起源然后杂交和融会形成一个新物种是不可能的。人类多地区起源说直接违背生物学规律和国际人类学界达成的共识；也违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宣言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生而平等的常识。
人类起源与民族形成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现象，前者是自然现象，后者是文化现象。民族有多重来源是普遍的，几乎不可能发现一个民族只有单一来源。民族越大越活跃，混杂的程度就越高。夏娃学说或亚当假说还没有完全被证实[113]，但有利的证据越来越多。现在很少有学者坚持多地区起源说了，但“多地区进化学说”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仍有生命力。
人类起源之后逐渐分布到全球各地继续进化，不同地区的人群继续迁徙难免杂交和混合；而杂交与混合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方式。印欧人直接进入中原的可能性不大,古代中原几乎见不到纯种印欧人；但混血者进入中原的可能性很大，也方便。吐火罗人、塞种人、乌孙人是比较单纯的印欧人。羌、周或戎、狄混入了不少印欧人血统。夏与戎、狄、羌、周关系密切，亦会混入印欧人血统。夏周与夷混合，形成了汉族。通过反复多次混血，出现了如下局面：在西域乃至整个中国，不仅找不到纯正的白种人，也很难找到纯正的黄种人，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家族或姓氏没有混入印欧人血统。汉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并不是一个血缘和遗传共同体。这种混血融合所形成的东亚遗传连锁群绝大部分都保留在现在的汉族人群中，以至汉族基因库异常丰富，几乎无所不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汉族或中国人以蒙古人种为基础，但不同程度地混入了印欧人的血液，正是夷夏混合形成了汉族或中国人。
[1]有人根据世俗观念、皮肤颜色和毛发特征或头型将人类分成三种、四种，乃至六十四种之多，都是皮毛之见。所谓“人种”只是“亚种”或“品种”，不是物种。为了叙述方便不得己而暂时使用。蒙古人种(Mongoloid)又称黄种人、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Negroid)又称黑种人、赤道人种，欧罗巴人种(Europeoid)又名白种人或高加索人种(Caucas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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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先后说之体质人类学论证
1995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委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通过《关于人种概念的声明》，明确宣布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拥有共同的血统，属于同一物种智人（Homo sapiens）。[1]这是体质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达成的唯一学术共识。早在十八世纪林奈《自然系统》中将人命名为Homo Sapiens，大致确认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十九世纪达尔文《人类由来与性选择》论证了人类同源，肯定了人类的共同性；二十世纪人类基因组工程证实了人类自身的同一性。1998联合国大会批准了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从学术上和政治上宣告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2]人类同源己成共识，但其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深刻的分歧。夏娃假说与亚当假说是两种可以互补的学说，不约而同地将人类起源地锁定非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本土起源说难以成立，东亚人来源于非洲可能性很大。人类不止一次走出非洲[3]，其进入东亚的具体过程还不太清楚。大体而言从南路进入的可能性较大较早，称之为蒙古人种，与夷人有关；从北路进入的可能性较小较晚，可称之为高加索人种，与夏人有关。现分别检讨如下，并略做小结。
一、蒙古人种与夷
1、古人类学骨骼测量和古DNA研究表明石器时代东亚人为蒙古人种。山顶洞人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4]东亚石器时代的人骨骼具有明显的连续性[5]，虽然不足以作为本土起源的证据，但颜闾[6]、吴新智、潘其风[7]、韩康信[8]、朱泓[9]等都主张它们大体属于蒙古人种。铲形门齿公认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被称之为“汉齿”或“中国齿”（Sindadonty），[10]也是东亚人群连续性的有力证据。[11]具有铲形门齿的大陆人从弥生时代开始陆续进入日本列岛，与具有Sundadonty门齿的绳文人结合形成了弥生人和现代日本人。[12]通过测量和计算发现古坟时代东部日本人渡来人占72%，西部高达81％－90％；现代日本人土著绳纹人与大陆渡来人的血缘比例因地而异：关东日本人1：3，冲绳岛民2：3，北海道阿伊努人7：3。[13]
通过对21个新石器时代组的13项测量项目聚类和主成分分析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按其体质特征可分为三组:甘青组、华南组、黄河中下游—江淮地区组。甘青组以其低颅、窄面、平颌的特点区别于其他新石器时代组；华南组以其较低的鼻高、上面高与其他北方新石器时代组相区别。[14]韩康信等认为迄今为止出自我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蒙古人种，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由此推测，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居民进入我国境内的地理界限大致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之间，其东进的时间主要在秦汉以前。[15]
古DNA研究亦表明东亚西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属于蒙古人种。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人类残骸古DNA分析表明与现代西安人同源性序列只有 2个位点的突变。[16]结合骨骼测量学和古DNA研究对河北阳原姜家梁人骨进行研究发现头骨的连续性形态特征明显，表明姜家梁新石器时代人群属于蒙古人种的范畴。[17]陶寺文化中晚期墓葬和灰坑中的人骨没有明显差别,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形态距离较远，暗示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的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古mtDNA分析显示包括B5、C、D、D4、D4b1、D5、F*、G2a、M、M*、M10、M7c、M7c* 、Y，而且M系单倍群的个体占85％。[18]青海喇家遗址古人牙齿中提取出古DNA，分别属于B, C, D, M*, and M10。单倍型类群的分析显示喇家古代居民与现代汉族人群及藏缅语系人群均有较近的亲缘关系。[19]对9例保存较好的朱开沟个体牙齿的线粒体基因组扩增和测序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朱开沟古代居民在母系遗传上与其后的饮牛沟墓地古代居民及现代内蒙古地区人群关系密切，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人群母系遗传结构具有连续性。[20]
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模拟三维人像复原等综合研究表明北京老山汉墓遗骸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其种系性状最为接近的是殷墟中小墓组所代表的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土著居民。她的线粒体DNA序列属于亚洲M谱系，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21]
2、新石器时代人形、人面岩图发现了不少，虽然体质特征不是很清晰，亦可反映蒙古人种的形象和迁徙踪迹。人面岩画主要发现在环太平洋地区，中国人面岩画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特点显著，在世界人面岩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22]东亚地区发现了大量磨刻人面岩画，总数达五、六千幅。而同一类型的岩画也大量地出现在北美洲西海岸，也有约五千幅。这些凿刻在两大洲山岩或海岸礁石上的人面岩画，具有共同的制作技法、构图特征、表现风格，并出现三种相伴随的符号：太阳形、同心圆和众多的小圆凹。这进一步确证了史前蒙古人种从东亚迁往北美的历程。[23]
石器时代浒浒如生的人形图像或器物还很少发现，已发现的人物形象不足以表现种群特征，例如良渚文化人面纹和红山文化的玉人与泥塑女像，以及更早的史前“维纳斯”。可靠的文字记载也几乎没有。好在新石器时代与现代中国人的连续性是公认的，通过对现代东亚人的研究可追溯石器时代人群的大致情况。[24]
3、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蒙古人种经东南亚来自非洲。1987年卡恩等分析了145份来自不同地域的现代人胎盘线粒体DNA，发现非洲样本变异最多，其次是亚洲，从而提出了约2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的“夏娃”假说[25]，掀开了现代人起源与迁徙研究的新篇章。[26]通过对人类Y染色体的研究追溯人类的亲缘关系称之为亚当假说。海墨尔等对来自非洲、欧洲、澳洲和新大陆的六十个群体（N＝1500）的Y染色体变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全部5套YAP单倍型和27套结合式单倍型中的21套出现在非洲人群中，表明非洲是Y染色体变异最丰富的地区，由此推论人类最近20余万年多次迁徙和扩张历程。[27]2001年昂德希尔等对全球1062个代表个体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段的SNP标记（NRY）进行了分析，显示了类似的群体亲缘关系。[28]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研究相结合可以更可靠地勾画人类不同群体的亲缘关系[29]，是目前研究现代人类起源和迁徙最有效的两种手段。中国学者亦积极响应，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宿兵等对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925人（其中739来自亚洲东部）的Y染色体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南方人群的基因多样度高于北方人群，但均衍生于非洲群体中存在的祖先单倍型M168，表明东南亚是人类从非洲进入东亚关键的一站。[30]
柯越海等对亚洲各地12000余份随机样本Y染色体M89、M130、YAP进行了检测，发现无一例外具有三种Y-SNP之一，且没有发现其他突变型。三个Y染色体多态型M89、M130和YAP均是在M168突变型基础上产生的，而M168是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直接证据。[31]他们还对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由19个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组成的Y染色体单倍型进行了研究，发现南方人群的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其中单倍型H7, H10, H11和H12仅出现在南方群体；提示现代人类大致在18000—60000年前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向北迁移。[32]金力和宿兵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现代中国人来自非洲由南向北迁徙的大趋势，基本上排除了中国人群本土起源的可能性。[33]随着人类遗传学研究的深入，有利的证据还在不断增加。[34]
线粒体DNA研究表明东亚人口有惊人的同质性。通过对日本、中国、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大陆人口研究发现父系遗传差异较大，母系基因差异很小，显示了东亚人口的共同性。[35]张亚平等采用群体基因组学等综合手段建立了东亚所有主要mtDNA单倍群系统发育树，mtDNA世系均归属于由非洲特有类群L3分化出来的M或N类群，没有发现可能追溯至东亚远古人类的母系遗传组份，从mtDNA全基因组角度支持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的假说。[36]
常染色体基因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基因频率能反映人类的迁徙和血缘关系[37]，Chen Kuang-ho对蒙古人种在中国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勾划出了一个大致的迁徙图。[38]褚嘉佑等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结果支持现代中国人群经东南亚来自非洲的结论。[39]杜若甫等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流，对中国人群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推测南方蒙古人种来自东南亚，而北方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帕米尔，最近二三千年在长江流域汇合。[40]
最近亚洲多国科学家联手研究分布在不同地域人群总体遗传多样性，发现遗传多样性显著地从南到北递减，南方组分更接近古老的非洲组分，而北方组分与非洲组分的遗传距离要更远一些。运用“单倍型共享”方法，发现绝大部分北方人群的单倍型都可以在南方人群中找到，而北方人群特有的单倍型比例很小，说明东亚北方人群的基因库是南方人群的一个抽样。大规模综合比较研究进一步确认亚洲人群在史前从南到北迁徙的总体模式。[41]
蒙古国人群与中亚人群的遗传交流不可忽视，但总体属于东亚人群[42]。现代日本人包括阿伊努人[43]和韩国[44]人群亦类似。一般认为蒙古人种泛指所有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及美洲印第安人，其中分布在东亚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人类称为典型蒙古人。[45]根据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中心的资料，东亚人群大体属于蒙古人种，其亲缘关系大致如下[46]：
4、综上所述，所谓的蒙古人种源于非洲，大约五万年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北上直达美洲，是构成现代东亚人群的基础。[47]前面我们论证了东亚新石器文化是本土起源的，与东亚旧石器文化一脉相承，可以说是蒙古人种创造了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奠定了东亚文化的基础。传说与历史记载表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是夷人的时代，也就是说东亚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众夷。由此可证夷人是早到东亚的移民，相对于后来者又可称之为土著。东亚人大体上是蒙古人种，而夷是东亚土著，因此夷属于蒙古人种。
二、夏与印欧人
1、现代东亚人群绝不是清一色的蒙古人种，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印欧人进入东亚。中亚是欧亚大陆群体中遗传多样性最高的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群体，具有非常均一的各种单倍型频率,是两次主要迁移浪潮的起源地，一次是向西进入欧洲的迁移，一次是向东进入美洲的迁移。[48]中亚人群东西大迁徙的过程，很有可能进入东亚或中原.
古人类学骨骼测量和古DNA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印欧人就至少进入了中国西北，新疆大量木乃伊的发现是有目共睹的证据。根据韩康信等研究新疆青铜时代人种以印欧人为主，包括三种类型：帕米尔—费尔干纳型(Pamir-Fergana)、原始欧洲类型(Proto-European)和地中海类型(Mediterranean)，蒙古人种只占其中小部分。[49]这些木乃伊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大部分很可能是吐火罗人或古伊朗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50]新疆青铜时代人种来源异常复杂，源自草原或绿洲的假说(steppe hypothesis / Bactrian oasis hypothesis)都难以成立，可能是外来塞人（Saka）祖先的遗骨。[51]古DNA研究支持上述结论[52]。哈萨克斯坦36具(1300B.C.-500A.D.)人骨mtDNA分析表明早期的均为印欧人，可能与新疆的吐火罗人有关，晚期才出现蒙古人种，共存于哈萨克草原。[53]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罗布泊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的mtDNA系统发育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至少在汉代以前欧洲和东亚谱系在新疆境内存在双向渗入，亚洲序列向西渗入比较零碎，不如欧洲谱系成分东进活跃。[54]
梅维恒、金力等中美学者联合对小河墓地基因进行深入比较研究，Y染色体分析揭示只有印欧人单倍群R1a1a,而线粒体分析表明既有东方标志性的单倍群c,又有西方标志性单倍群h和k。结果说明印欧男人与东西方的妇女共同生活在约四千年前的塔里木盒地。新疆的古人类群体属于东亚人群（黄种人）和欧洲人群的混合体。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可上溯至4000年前。[55]小河早期人群是一个东西方混合的人群,可能与青铜时期的南西伯利亚人群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晚期他们又受到中亚和南亚人群的影响。小河墓地出土牛的遗传结构特征与欧洲和西亚的驯化牛相似,驯化牛很可能起源于西亚。小河墓地出土的小麦是六倍体面包小麦,源于西亚;小河墓地出土的黍可能来源东亚。[56]
到了商代，印欧人起的重要作用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李济早就注意到殷墟头骨中有高加索人种成分。杨希枚对解放前安阳出土的数百个头骨进行了精心测量和研究，发现其中个别具有明显印欧人特征。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里亚特人相似，举例30具；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34具；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国人相似，仅举例2具；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举例50具；第五组头骨无法定类型，举例38具。[57]李济研究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认为第三组头骨“类高加索人”可能是商朝的敌人，其人种特征与卜辞所反映出的来自西北方向羌方、鬼方、土方相合。“这地区早期就是中亚游牧部落经常迁徙的必经之地，所以在这些牧民中发现与布略特人和爱斯基摩人混杂在一起的欧洲人类型的头骨，是不足为奇的。”[58]解放后殷墟遗址新发现的人骨表明不是个别而是相当多的人源于印欧人。[59]
春秋战国时期山东临淄古墓人类遗骨DNA研究表明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60]王沥等对山东临淄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汉代）和当代人群比较研究后指出三者具有明显不同的遗传背景，2500年前临淄人群基因更接近印欧人如土耳其、冰岛，芬兰人，2000年前的临淄人间于其他两者之间。他们由此推断历史上临淄地区有一个因迁徙而发生的人群遗传结构变换。[61]利用上述数据加上山东青岛、泰安及一系列现代中国人的DNA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在新疆、云南、辽宁、陕西、山东等地的人群中找到了近似于2500年前临淄遗骨遗传数据的样本，不支持王沥等的推论。[62]历史上东亚人群遗传结构没有发现重大转变，且南北人群基因结构也不存在明显区别。[63]
古DNA研究是一份艰巨而易入陷井的工作。[64]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数据亦很重要，不宜以点代面做过多的推论。这个结果只表明春秋战国时代有印欧人或其后裔可能到过山东，并不意味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的人口遗传结构有根本的改变。根据《左传》戎、狄逼近齐、鲁，管子提出“尊王攘夷”。这些骨骼很可能属于赤狄或白狄。在临淄一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了大批带钩，可作为游牧民进入山东或游牧文化影响到山东的证据。
隋代虞弘墓尸骨mtDNA研究表明虞弘本人源自或来自古老的印欧血统(haplogroup U5)，墓志中称是有虞氏舜帝的后人；其妻为东亚土著(haplogroup G)。[65]
2、出土的人物头像亦表明青铜时代有印欧人进入了东亚。三星堆出土人像面具高鼻深目，金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都是古代西亚或中亚常见的文化现象。[66]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与西亚或中亚不会没有关系。[67]
周代进入东亚的印欧人或夏商遗留下的印欧人后代不计其数。1976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68]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其中一个头顶上刻有“十”字。尹盛平认为这人头像“其种族当是塞种”[69]，而斯维至认为与严允有关。[70]梅维恒认为两个人头像无疑具有高加索或欧洲人种特征，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东西方互动的有力证据；古代汉语的“巫”和古代波斯的Magus以及英语“magician”有某些必然的联系。[71]饶宗颐认为“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千余年的西亚哈拉夫(Halaf)文化，并且对中国文字的起源有影响。[72]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像亦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73]
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不太清晰，但匈奴胡须还是很浓粗。诺颜乌拉25号墓出土的人物绣像是“碧眼”，骨骼测量表明属于印欧人种。[74]阿提拉和他的铁骑为“上帝之鞭”，其长相却是蒙古人。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材料大多属于蒙古人种。在东方人眼中匈奴是西方胡人，在西方人眼中匈奴是东方蛮人。事实上匈奴是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混合而成或混而未合的结果。阿提拉和赫连勃勃就是两者的典型代表，印欧人东进的同时东亚人也在西去。
3、历史文献记述亦表明印欧人青铜时代开始进入了中原。李济早就注意到了《荀子·非相》：“闳夭之状，面无见肤。”[75]闳夭是周朝创建者智囊团十大功臣之一，面无见肤就是满脸胡须，不太可能是蒙古人种，很可能是是印欧人或阿依努人。战国至两汉胡人形象逐渐定形，中山国“狄戎”有高加索人种特征。[76]《汉书》记载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威严。乌孙多毛，眼陷，鼻高。《汉书·西域传》颜注：“乌孙於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晋书·载记》匈奴后裔“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姚兴睹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周书·突厥传》木杆可汗“状貌多奇异，面广尺馀，其色甚赤，眼若琉璃”。这些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
古代诗歌中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记叙。[77]张籍《永嘉行》“黄头鲜卑入洛阳”；杜甫《悲青阪》“黄头奚儿日向西”；白居易《西凉伎》“紫髯深目两胡儿”；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赤髯碧眼老鲜卑”。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大有碧眼胡”；吕岩《七言》“碧眼胡儿手指天”。
赤发、多须、碧眼、高鼻、高大是高加索人种在东亚人心中的胡人形象。我们可以初步肯定吐火罗、乌孙、匈奴、突厥等戎、狄具有明显的高加索血统。
4、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蒙古人种经东南亚来自非洲，并不是说所有东亚人均属于蒙古人种且来自南方。[78]现代东亚人群基因研究也表明不断有印欧人进入东亚。钱亚屏等发现藏族Y染色体的来源不是单一的，受到了一支来自中亚或西伯利亚带有YAP突变的人群的影响。[79]而这个YAP+在朝鲜半岛[80]和日本列岛人群中常见，特别是日本平均频率可达42%，其中冲绳岛的日本人更高达55%。[81]Hammer等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由10 000年前迁入日本群岛的绳纹人群和2300年前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迁入的弥生人群融合而成。古老的绳纹人群带入了YAP+，后期迁入的弥生人群则没有YAP+,他们认为YAP+是绳纹人的标志基因。[82]中国东北汉族及鄂伦春、鄂温克族等几个民族的筛查证明均无YAP+，支持Hammer等关于现代日本人起源的融合假说。YAP+基因分布很奇特，并非简单的走出非洲或源自亚洲模型所能解释。[83]藏族和日本人群具有比较接近的YAP+频率，可能是西北携带YAP+迁入的氐、羌部落逐渐融合，形成现代的藏族。[84]在云南发现了许多YAP+个体，通过25个民族33个人群的研究表明平均9.2%，其中普米族高达72.35%,其次是藏族(35%)和纳西族(37.5/25.5%) ，但很可能来自西北，没有发现YAP+的云南民族有拉祜族、哈尼族、阿昌族、独龙族、傈僳族、水族、布依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满族、回族、蒙古族以及湖南白族。[85]经过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多名具有YAP+个体的测序反应，发现他们具有共同的Alu插入位点，是人类进化近期发生的一个单一插入事件所致[86]。YAP+罕见于南方汉族和东南亚，不支持蒙古人种南来说，应该来自西线。此外云南百越系民族与氐羌系民族父系明显不同，在百越后裔民族群体中以单倍群H11、H12为主要分布，在氐羌后裔民族中以单倍群H5、H6和H8为主要分布，提示父系基因库有不同的来源。[87]
通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4个民族群体包括汉族的Y染色体研究，在西北、西南和北方民族人口中发现了M214，罕见于中原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M214可能来源于中亚，对东亚人群来源于东南亚的单一学说提出了挑战，指出了中国人群形成和迁徙的复杂性。[88]M214/M216 (i.e. haplogroup C) 是欧亚大草原居民的特色基因，55％蒙古族拥有；罕见于南方民族。[89]丝绸之路是东西人种交融之地，特别是维吾尔族[90]及其他穆斯林民族拥有更多的印欧人基因。[91]通过对北方五个民族达斡尔、鄂温克、朝鲜、蒙古、鄂伦春的mtDNA研究，发现了明显的印欧人标志性单倍群R2、H、J、T,[92]并且在其他地区如辽宁、陕西、湖南、新疆亦有发现。
5、前面我们论证过夏与吐火罗、月支、乌孙、土方、鬼方、匈奴等戎狄民族的联系，现在又发现这些戎狄与欧印人关系密切，夏与印欧人就不会没有关系。当然不是全部，而是部分夏人属于印欧人。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黄帝那著名的胡须。他们以不同方式进入东亚之后不可能保持血统的纯正，势必融入蒙古人种的海洋。现在除新疆的塔吉克、哈萨克、维吾尔等保持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似乎看不出印欧人的明显影响。事实上东亚许多人的身上或多或少拥有印欧人的基因。
C.夷夏混血：汉族及其他
1、东亚人群显然不完全属于蒙古人种，也不完全来源于东南亚，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中亚。这种双重来源与人类同源并不矛盾。日本作为岛国，韩国号称单一民族国家，其人种成分应该相对单一；但研究表明其复杂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93]。Hanihara 对日本、亚洲人口进行了系统研究后提出了日本人口二元说：绳纹人与渡来人混合形成了大和民族的主体。[94]二元说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95]。韩国学者亦赞同此说，提出了韩民族两重来源说[96]。Hammer进行了修正，日本文化是至少两批源于亚洲大陆的移民创造，进一步肯定了日本人群两重来源说，推断绳纹人的祖先来自中亚，而弥生移民的祖先来自东南亚。[97]实际情况比他们研究和估计的还要复杂，因为弥生移民就不是同质的，而作为绳纹人后裔的阿衣努人亦具有不同来源[98]。如果与中国人共同构成东亚人口主体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有不同的来源，中国人也就可能有不同来源。
2、南线和北线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加深我们对夏夷关系的认识。肖春杰等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 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显示出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他们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 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 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至东南亚, 然后折向北直至长江流域，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并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99]而事实可能是第一主成分反映了蒙古人种由南向北迁徙史，第二主成分反映了印欧人进入东亚的历程。
文波对120个东亚人群5131例个体Y染色体多态性和101个东亚群体4238例个体的mtDNA多态性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Y染色体O-M175、C-M130 、D-YAP单倍群以及mtDNA单倍群B、 R9、M来自南线，两者分别占东亚人群父系、母系基因库的80%、85%，而来自北线的成分分别占9%、1.2%。[100]北线成分极少，说明从中亚进入东亚的人数不多。
西北地区是印欧人种与蒙古人种直接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地区。丝绸之路区域群体在融合其他人群基因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四个古国居民古DNA研究可以表明印欧人种与蒙古人种竞争消长的大致过程。古楼兰居民主要是地中海东支类型,他们是南帕米尔塞克东进到新疆后与少数当地黄种人融合的居民。乌孙人种的主体属于中亚两河类型,公元前二世纪西迁后,不断融入不同的部族,蒙古人种的成分不断增加,形成了黄白两大人种的过渡类型——南西伯利亚类型,其基因的流向主要散布在哈萨克、吉尔吉斯等现代中亚民族之中。古车师人是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相混杂的民族,蒙古人种成分明显增多,人种成分复杂的车师人融入到新疆的各古代民族之中。回鹘人主要是北亚蒙古人种,西迁回鹘一分为三,甘州回鹘发展演变为裕固族。[101]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均是混血，且印欧人种成分依次降低，蒙古人种成分相应增加。现代人线粒体DNA系统发育关系树显示丝绸之路区域民族群体可以划分为东亚和欧洲特有的世系，支持欧亚人群间遗传融合假说。[102]
赵桐茂等调查了我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Gm分布，测定了9560例个体的Gm(1,2,3,5,21)因子，根据Gm单体型频率计算了遗传距离并绘制了系统树。蒙古人种明显地被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分别以具有高频率的Gm~(1,21)和Gm~(1,3,5)单体型作为种族的标记。与高加索人种关联的Gm~(3,5)单体型存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很可能通过“丝绸之路”来源于中亚地区。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30度为界,分别居栖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结果支持作者早前提出的有关中华民族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103]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存在遗传差异，其分界线在武夷山和南岭一带。汉族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匈奴、鲜卑、突厥、羌、蒙古等北蒙古人种的民族，而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南越、交趾等属南蒙古人种的民族。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人类群体。[104]
基因研究可部分反映史前人类多次迁徙的复杂过程。[105]东西南北汉族的遗传结构因时间和迁徙而变化，汉族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文化对其他人群的征服和同化，现今各地汉族人群mtDNA世系可反映其历史遗传和迁移的印记。[106]历史上汉族曾有个三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也可以从分子遗传学印证,男性起了更重要的作用。[107]“夷娘汉老子”，汉族的形成是一个多民族群体接触、交流、联结和融合的复杂过程。几千年不同程度的隔离、融合和迁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同地区汉族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108]
3、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不失为一家之言。[109]后来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证据，并被反复证伪。[110]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通常被当作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非洲和欧洲人群中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有别而已；在中国南方很多人没有。东亚人群中铲形门齿的发生率很高，但多为双铲形结构，与东亚直立人的铲形门齿并不相同。与现代人相似的尼安德特人已被证明与现代人类起源无关[111]，没有遗传证据表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起源有关。
一些关键词语经常被误用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多地区起源(multiregional origins)不可能，多地区或多线进化(multiregional or multilane evolution)很普遍。[112]人种起源是指人种形成的关键时刻，人类进化是漫长过程。一个物种在不同的地区经过漫长的演化有可能形成新的物种，但从来没有两个不同起源的物种演化成一个新物种。人种起源于非洲然后在非洲和其他地区进化是完全可能的，人类从不同地区起源然后杂交和融会形成一个新物种是不可能的。人类多地区起源说直接违背生物学规律和国际人类学界达成的共识；也违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宣言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生而平等的常识。
人类起源与民族形成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现象，前者是自然现象，后者是文化现象。民族有多重来源是普遍的，几乎不可能发现一个民族只有单一来源。民族越大越活跃，混杂的程度就越高。夏娃学说或亚当假说还没有完全被证实[113]，但有利的证据越来越多。现在很少有学者坚持多地区起源说了，但“多地区进化学说”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仍有生命力。
人类起源之后逐渐分布到全球各地继续进化，不同地区的人群继续迁徙难免杂交和混合；而杂交与混合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方式。印欧人直接进入中原的可能性不大,古代中原几乎见不到纯种印欧人；但混血者进入中原的可能性很大，也方便。吐火罗人、塞种人、乌孙人是比较单纯的印欧人。羌、周或戎、狄混入了不少印欧人血统。夏与戎、狄、羌、周关系密切，亦会混入印欧人血统。夏周与夷混合，形成了汉族。通过反复多次混血，出现了如下局面：在西域乃至整个中国，不仅找不到纯正的白种人，也很难找到纯正的黄种人，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家族或姓氏没有混入印欧人血统。汉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并不是一个血缘和遗传共同体。这种混血融合所形成的东亚遗传连锁群绝大部分都保留在现在的汉族人群中，以至汉族基因库异常丰富，几乎无所不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汉族或中国人以蒙古人种为基础，但不同程度地混入了印欧人的血液，正是夷夏混合形成了汉族或中国人。
[1]有人根据世俗观念、皮肤颜色和毛发特征或头型将人类分成三种、四种，乃至六十四种之多，都是皮毛之见。所谓“人种”只是“亚种”或“品种”，不是物种。为了叙述方便不得己而暂时使用。蒙古人种(Mongoloid)又称黄种人、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Negroid)又称黑种人、赤道人种，欧罗巴人种(Europeoid)又名白种人或高加索人种(Caucasoid)。
[2]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ga/ares/53/a53r152.htm
[3]A.R. Templeton: Out of African again and again, Nature, vol.416, 45-5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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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李济：《安阳》，2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布略特人”现译布里亚特人，“爱斯基摩人”现称因纽特人。
[59]2006年“商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从唐际根博士得知尚未公布的部分殷墟人骨DNA测试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殷墟人类遗骨DNA研究开展了十余年，结果因故暂不公布。
[60] Wang Li et al: 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 V69,2001.
[61]Wang Li et al: 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Mol.Biol.Evol.17(9),1396-40,2000.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会上考古学家集体沉默，会下多数人表示难以置信。感谢金锋、王沥夫妇邀请我参观他们的研究室，并提供此文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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