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全球一体化与中国未来人口政策变迁方向的深度研究
分析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未来演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在此我将以一系列评论专门来分析研究这一问题。这是本系列评论的第一章，这一系列评论只是表明我自己的看法，想法与忧虑，不足之处就请各位读者多多原谅了。 第一部分 城市化对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所产生的深度冲击。
第一，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开始崩溃。
与美国，日本与及欧洲国家的城市化是完全基于国家社会自然演化的过程所不同，中国现代的城市化是建立于“城乡二元分化，同人不同命”的基础之上的。简单而言就是“劫农济城”。
问题是成也何萧，败也何萧。中国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完全是建立于拥有几乎无限的“廉价”农村人口可供中国的城市剥削利用之上。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农村已经日渐丧失了继续源源不断地向中国的城市社会持续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能力了。
而随着中国农村社会向中国城市社会输送人口的“造血功能”的日渐丧失退化。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日渐暴露出了以往从未存在过的人力资源瓶颈问题。这几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来源于中国未来城市老年化之后，老人的养老成本之上。
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一个家庭拥有两三台汽车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拥有两三个保姆，仆人的家庭却极少，原因在于人力成本极为昂贵，“养人要远远比养车”要难得多。
而在今天的中国则刚好相反，一个家庭拥有两三台汽车的极少，但一般城市家庭，雇用一个农村保姆的却为数相当不少。因此今天中国的城市居民的钱在绝对值上相对于欧美，日本国家与香港地区而言并不具有优势，但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供剥削，因此日子过得倒也滋润。
象上海，深圳这些城市为什么会出现“丁克”家庭？！就是不少人被目前中国
社会表面的，拥有似乎无限供应的农村廉价劳动力现象迷惑了眼睛。认为未来自己老了，凭着自己的退休金与储蓄，请一个农村保姆或者进入养老院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因此生不生孩子都无所谓。
问题是这种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可笑的。是完全建立于中国未来还存在廉价农村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前题基础上的。
一旦未来中国农村社会迅速丧失了向中国的城市社会大规模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能力，目前中国城市社会这种完全建立于依赖农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廉价劳动力，得以“低成本”来维持“城市建设发展与养老”的模式体系就将面临立即崩溃瓦解的巨大风险。
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城市养老体系已经开始崩溃了，民工荒自然会引发保姆荒，农村女保姆也是民工的一种。近几年来，中国城市保姆成本的不断上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仅仅保姆如此。中国城市那些完全依赖农村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运转的社会功能，如城市菜蓝子工程，粮食供应与房地产业，零售服务业等等的经济成本也都通通大幅度上升了。
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出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人民币对外国货币一再升值，出国游经济压力越来越低；但中国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经济压力却越来越大；米价，房价，青菜价，保姆价，街道清洁费等等之类的东西价格却一升再升。
其实这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来自农村进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并开始日益走下坡路了。
这样不出十年， 中国未来的城市将会演化为今天的香港一般模式，那就是城市自身的维持与发展将完全依赖城市自身所能够提供的人力资源来发展进行。202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程度将达到顶峰，从此以后中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输入的数量将急剧下降，甚至随着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加剧，出现少量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的情况也不一定。一旦如此，中国城市社会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养老经
济问题将会演化为压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中国未富先老问题来源的核心原因。
第二，城市化所产生的“生存成本热岛效应”是导致全球城市化国家与地区人口再增长归零甚至负增长的核心因素。
无论是在欧洲，日本，香港这些传统人口稠密区，还是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广人稀，地大物博的国家，城市化为什么一样会导致现代社会人口再生产能力的急剧退化呢？！这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对能源的巨大消耗是完全分不开的。
在农村地带，种一根青菜，建一幢房子（一般砖木结构）所消耗的能源都要远远小于城市，手工都能够完成；但在城市，这一切事情除了明显的，在物流方面对能源的消耗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生产，建筑材料生产与食品加工等等这些间接环节也同样要消耗巨大的能源资源。
同样道理，城市化过程中人为产生的人口聚居高密度，也导致了城市生活经济成本增长的迅速攀升与放大化。在香港的半山区与广州市的天河北，同样一套房子的价钱与农村相比少说也是增加了一百多倍甚至一千多倍。但其单纯的居住功能，与农村住房却并无两样。
很明显，城市社会中这种“生活成本无限放大化的热岛郊应”极大挫伤了城市居民从事人口再增长的能力，潜力与热情。结果无论是人口稠密的日本，新加坡与香港还是人均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俄罗斯，只要城市化程度高，其社会人口再增长的水平都一样接近于零甚至负增长。
因此，只使中国立即完全放开城市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由于城市化生活所存在的在经济成本上固有的“热岛效应”，中国的城市社会也同样不会存在人口迅速再增长的可能。一 句话，你养得起吗？！
城市化对人口再生产巨大逆效应的现象只是随着现代城市生活的兴起才产生的。因此古代从无有人预见过会产生这种社会学现象，因为人类社会巨大的城市
化仅仅是近现代社会以来才产生存在的产物。
而城市化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则完全改变了人类人口再增长的传统历史规则。 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生五子，五子再人均生五子，这样人口无限增长将会造成社会的大灾难。问题是韩非子的这种设想只有在乡村宗法社会与传统农耕时代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因为这种设想完全是建立于子孙生存所需要的土地空间的得来是完全依靠开发山林，“开荒”而得来的，不存在今天城市化生活还要“买地，买房”一说。
而现代的城市化社会中，人生五子不难，问题是在香港，东京，纽约，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养五子的难度可比登天，仅仅是住房一项只使是千万富翁都不好解决了，在香港与上海这些地区，一套房子一百多万元，甚至几百万元都是很平淡的事。
第二部分 全球一体化时代不能够关紧门来搞计划生育。
第一，必须高度警惕中国自己搞计划生育自取灭亡，最终却仅仅是为外国人腾出了生存空间，让外国人摘了成果。
与城市化一样，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全球一体化活动也是近现代社会才产生的事物。
对于中国这样在几千年来人口总数一直占据地球人口总数20%-30%的庞大国家而言，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机会远远大于风险。只要未来全球一体化后的地球混血人人种基因组成中，我们中国人还能够占据20%的份额，对上可以对得住祖宗，对下也对得住我们的子孙了，起码是“我们的基因”构成了地球人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是今天中国还在来执行极端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使未来中国人在人类全球一体化社会中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正如前面分析，只使目前的中国就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由于城市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城市的人口只使不存在计划生育也不会大规模增长了，而农村由
于人口持续流向城市，已经产生了大面积的空心化，今天尚存留于农村，经济来源也以农村地区为主的人口数量全中国不过2，3亿左右而已，加之思想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这一部分人能够为中国提供多大数量的人口再生育，再增长能力也极成疑问。
但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国，外地人（特指港澳台）人口居留中国的数量在持续增长之中，北京，上海等地区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韩国人，日本人与台湾人社区，而深圳特区的香港人社区更是极多。这样中国大陆原住民受计划生育政策压制，而外国人，外地人在中国由于国籍，地藉不同却可以免受计划生育的压制影响，享受中国大陆的各种资源，居住中国大陆的土地，抢占排挤中国大陆人的生存空间，却又不必要为中国这个国家负担任何国家层面的义务；他们的故乡并不是中国大陆。
这样中国大陆自己人计划生育所减少出生的人口数量却又被外国人，外地人移民与生育的后代填满了。徒让外国人，外地人抢占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的成果。 今天，中国大陆的总体人口数量并没有减少，但居民成份却逐渐改变了。对于中国大陆的原住居民而言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卖国策，亡国灭种策”。于谁有利，于谁不利一目了然。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社会人口急剧老年化，社会生育活力急速衰退，这将导致中国人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
在现代中国的广西省大部分与广东省西部地区（指茂名，湛江，阳江等），正在进行着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另一种形式。
大量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妇女拥有入这些地区，但接受这些妇女的男人基本是老，弱，病，残。城市男人极少与这些从越南，缅甸流入的女人通婚。 问题是，随着农村人口的锐减，只使还有大量东南亚妇女涌入中国，中国社会上也没有多少“存量”男子与之结合了；这样将逼使这些妇女为了生存不得不流入中国的城市社会，再而沦为妓女，性保姆，而不是从事混血生育这样对中国未
来发展更为有益的事业。这样将大大削弱了中国国家自主进行区域化，乃至全球化层面的人类人种整合事业的“活力”。
今天，中国的农村光棍集团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社会进行谛造“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事业”的主力，这看似非常荒唐，但却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问题是随着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与社会城市化的加剧，这些农村光棍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而中国城市的高端人群又为数不多，能够与欧美女人通婚的少之又少，只使能够通婚所能生产的混血人口数量也微不足道。至于中国外嫁（特指外国）的女人也是仅仅限于高端阶层，于全球层面人类人种整合一体化的力量与规模而言都是可以忽略不计。
如此恶性发展于中国未来的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均极为不利。
事实上今天的日本就是例子，由于人口整体数量不多（相对于中国，美国与欧洲而言），国家城市化程度又极高，因此日本社会无论是女人外嫁还是男人外娶的数量都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那样活跃，在绝对数量规模上更是与中国社会望尘莫及。长此以往，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人种血缘基因的交流混血“速度与密度”都将要远远少于中国社会。
而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随着全球人种混血一体化深度，广度的不断推进。越早，越主动介入这一历史进程的国家（如美国）与种族（如汉族）就越主动，越具“优先选择权”与积累“规模优势”。并越早产生形成“适合于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混血人种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文明文化基础与体系（即排外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已经能够完全宽容与接受自身越来越混血一体化的现实）。 而那些追求纯种血缘与相对封闭的国家（如日本）与民族，所面临的情形则刚好相反，形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就越来越被动，讨价还价的余地也越来越小。最终敬酒不吃吃罚酒，随着全球混血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封闭的国家与纯种民族要么沦为“基因孤岛”，要么被迫在更为不利的环境条件下最后屈服于现实（如现代史上的德国，二战后男人的大量战死，大量美军又进驻德国，希特立最
看不起的“劣等民族”如黑人士兵等照样以人上人，上等人的姿态上了纯种德国雅利安女人的床）。
总结章
一，面对加速城市化，迅速老年化的现实，中国社会你准备好了吗？！ 由于现代中国社会城市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农村空心化又持续推进。开放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引起社会人口增长的大反弹。因此宜立即开放生二胎政策，以缓和中国城市社会迅速老年化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与人口断层，从而让中国国家能够以更为“和谐”的方式，平滑地进入后城市化国家阶段。
事实上，现代那些从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西方国家，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也同样经历过农村人口持续巨量流入城市的时期。
这一时期大量农村廉价人口流入城市，使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而廉价的劳动力源源不断注入，使得城市能够集中到充足的人力资源，以低廉的人力经济成本投入就能够大规模进行各种各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如今天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那样。
而随着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深入，最终很快达到饱和的程度，从此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开始大规模下降。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而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同样开始快速上升；结果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被迫逐渐停止。
而城市化对人口再增长的“逆效应”也同样开始显现，城市人口开始迅速走向老年化，城市的养老成本也随着同步开始大幅度上升------
这就是今天的加拿大，美国，香港，新加坡，日本与及西欧诸国，诸地区为什么最终同样出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核心根源。只使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典型的地大物博，人均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最终也都同样无法走出由于现代城市化所导致与带来的国家社会人口再生产潜力与数量锐减的宿命结局。 而今天，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中，上海市是最先显现“后城市化”景象的第一个
大城市；这就表现在上海市的养老开支开始越来越占据更多的政府预算支出，政府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原来计划用于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开始受到了更多的挤占。
这也是今天中国人到外国旅游普遍发现西方国家城市大规模建设为何已经停顿，城市的酒店等基础设施普遍陈旧，普遍不如中国崭新的核心根源。
不过这种现象很快也一样会在中国的各地城市接着上演的，这只是个时间迟早先后的问题而已。只要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这种宿命就没有人能够例外。 二，现在有步骤，先放开生二胎政策，以后视情况变化再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全面中止计划生育政策。分步实施，将能够为中国在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时代中抢到更多的先机与在应对时更能够从容不迫。而确保在未来（100至200多年后）全球一体化后的“地球混血人”中保证中国人能够占据到至少20%的基因份额更必须要成为中国真正的，长远的“基本国策”。
保证足够规模的中国人口数量对于未来中国人在全球一体化社会中是否能够拥有“足够的优势主动与游刃有余的战略回旋空间”极为重要。关起国门来搞计划生育最终只能够让外国人轻易地摘取了中国人计划生育的成果。而未来一体化后的地球人类，是偏白，偏黑还是偏黄多一点就全看今天的我们如何努力奋斗了。
如何才能够更好地维持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核心利益，仅仅依靠计划生育政策，单纯以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增长为目标是远远不能够彻底解决任何问题的。这甚至有点掩耳盗铃的想法意味，毕竟今天这个世界是扃平的，而人口的流动也是全球性的，关起门来搞计划生育，无视外部世界的演变，最终损害的就只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已。
何去何从，是中国政府与全体国民都要迅速起来高度重视继续实行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长远负面影响的时候了。重估修改今天还在实施之中的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越早，中国就越主动，越迟中国就越被动；如果死不悔改，
一条路走到黑，最终就只能导致大灾难的加速来临！历史最终向何种方向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呢。
本文特此存证。
高凉陈君 2009 5 27
城市化，全球一体化与中国未来人口政策变迁方向的深度研究
分析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未来演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在此我将以一系列评论专门来分析研究这一问题。这是本系列评论的第一章，这一系列评论只是表明我自己的看法，想法与忧虑，不足之处就请各位读者多多原谅了。 第一部分 城市化对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所产生的深度冲击。
第一，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开始崩溃。
与美国，日本与及欧洲国家的城市化是完全基于国家社会自然演化的过程所不同，中国现代的城市化是建立于“城乡二元分化，同人不同命”的基础之上的。简单而言就是“劫农济城”。
问题是成也何萧，败也何萧。中国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完全是建立于拥有几乎无限的“廉价”农村人口可供中国的城市剥削利用之上。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农村已经日渐丧失了继续源源不断地向中国的城市社会持续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能力了。
而随着中国农村社会向中国城市社会输送人口的“造血功能”的日渐丧失退化。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日渐暴露出了以往从未存在过的人力资源瓶颈问题。这几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来源于中国未来城市老年化之后，老人的养老成本之上。
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一个家庭拥有两三台汽车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拥有两三个保姆，仆人的家庭却极少，原因在于人力成本极为昂贵，“养人要远远比养车”要难得多。
而在今天的中国则刚好相反，一个家庭拥有两三台汽车的极少，但一般城市家庭，雇用一个农村保姆的却为数相当不少。因此今天中国的城市居民的钱在绝对值上相对于欧美，日本国家与香港地区而言并不具有优势，但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供剥削，因此日子过得倒也滋润。
象上海，深圳这些城市为什么会出现“丁克”家庭？！就是不少人被目前中国
社会表面的，拥有似乎无限供应的农村廉价劳动力现象迷惑了眼睛。认为未来自己老了，凭着自己的退休金与储蓄，请一个农村保姆或者进入养老院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因此生不生孩子都无所谓。
问题是这种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可笑的。是完全建立于中国未来还存在廉价农村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前题基础上的。
一旦未来中国农村社会迅速丧失了向中国的城市社会大规模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能力，目前中国城市社会这种完全建立于依赖农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廉价劳动力，得以“低成本”来维持“城市建设发展与养老”的模式体系就将面临立即崩溃瓦解的巨大风险。
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城市养老体系已经开始崩溃了，民工荒自然会引发保姆荒，农村女保姆也是民工的一种。近几年来，中国城市保姆成本的不断上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仅仅保姆如此。中国城市那些完全依赖农村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运转的社会功能，如城市菜蓝子工程，粮食供应与房地产业，零售服务业等等的经济成本也都通通大幅度上升了。
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出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人民币对外国货币一再升值，出国游经济压力越来越低；但中国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经济压力却越来越大；米价，房价，青菜价，保姆价，街道清洁费等等之类的东西价格却一升再升。
其实这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来自农村进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并开始日益走下坡路了。
这样不出十年， 中国未来的城市将会演化为今天的香港一般模式，那就是城市自身的维持与发展将完全依赖城市自身所能够提供的人力资源来发展进行。202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程度将达到顶峰，从此以后中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输入的数量将急剧下降，甚至随着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加剧，出现少量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的情况也不一定。一旦如此，中国城市社会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养老经
济问题将会演化为压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中国未富先老问题来源的核心原因。
第二，城市化所产生的“生存成本热岛效应”是导致全球城市化国家与地区人口再增长归零甚至负增长的核心因素。
无论是在欧洲，日本，香港这些传统人口稠密区，还是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广人稀，地大物博的国家，城市化为什么一样会导致现代社会人口再生产能力的急剧退化呢？！这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对能源的巨大消耗是完全分不开的。
在农村地带，种一根青菜，建一幢房子（一般砖木结构）所消耗的能源都要远远小于城市，手工都能够完成；但在城市，这一切事情除了明显的，在物流方面对能源的消耗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生产，建筑材料生产与食品加工等等这些间接环节也同样要消耗巨大的能源资源。
同样道理，城市化过程中人为产生的人口聚居高密度，也导致了城市生活经济成本增长的迅速攀升与放大化。在香港的半山区与广州市的天河北，同样一套房子的价钱与农村相比少说也是增加了一百多倍甚至一千多倍。但其单纯的居住功能，与农村住房却并无两样。
很明显，城市社会中这种“生活成本无限放大化的热岛郊应”极大挫伤了城市居民从事人口再增长的能力，潜力与热情。结果无论是人口稠密的日本，新加坡与香港还是人均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俄罗斯，只要城市化程度高，其社会人口再增长的水平都一样接近于零甚至负增长。
因此，只使中国立即完全放开城市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由于城市化生活所存在的在经济成本上固有的“热岛效应”，中国的城市社会也同样不会存在人口迅速再增长的可能。一 句话，你养得起吗？！
城市化对人口再生产巨大逆效应的现象只是随着现代城市生活的兴起才产生的。因此古代从无有人预见过会产生这种社会学现象，因为人类社会巨大的城市
化仅仅是近现代社会以来才产生存在的产物。
而城市化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则完全改变了人类人口再增长的传统历史规则。 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生五子，五子再人均生五子，这样人口无限增长将会造成社会的大灾难。问题是韩非子的这种设想只有在乡村宗法社会与传统农耕时代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因为这种设想完全是建立于子孙生存所需要的土地空间的得来是完全依靠开发山林，“开荒”而得来的，不存在今天城市化生活还要“买地，买房”一说。
而现代的城市化社会中，人生五子不难，问题是在香港，东京，纽约，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养五子的难度可比登天，仅仅是住房一项只使是千万富翁都不好解决了，在香港与上海这些地区，一套房子一百多万元，甚至几百万元都是很平淡的事。
第二部分 全球一体化时代不能够关紧门来搞计划生育。
第一，必须高度警惕中国自己搞计划生育自取灭亡，最终却仅仅是为外国人腾出了生存空间，让外国人摘了成果。
与城市化一样，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全球一体化活动也是近现代社会才产生的事物。
对于中国这样在几千年来人口总数一直占据地球人口总数20%-30%的庞大国家而言，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机会远远大于风险。只要未来全球一体化后的地球混血人人种基因组成中，我们中国人还能够占据20%的份额，对上可以对得住祖宗，对下也对得住我们的子孙了，起码是“我们的基因”构成了地球人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是今天中国还在来执行极端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使未来中国人在人类全球一体化社会中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正如前面分析，只使目前的中国就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由于城市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城市的人口只使不存在计划生育也不会大规模增长了，而农村由
于人口持续流向城市，已经产生了大面积的空心化，今天尚存留于农村，经济来源也以农村地区为主的人口数量全中国不过2，3亿左右而已，加之思想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这一部分人能够为中国提供多大数量的人口再生育，再增长能力也极成疑问。
但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国，外地人（特指港澳台）人口居留中国的数量在持续增长之中，北京，上海等地区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韩国人，日本人与台湾人社区，而深圳特区的香港人社区更是极多。这样中国大陆原住民受计划生育政策压制，而外国人，外地人在中国由于国籍，地藉不同却可以免受计划生育的压制影响，享受中国大陆的各种资源，居住中国大陆的土地，抢占排挤中国大陆人的生存空间，却又不必要为中国这个国家负担任何国家层面的义务；他们的故乡并不是中国大陆。
这样中国大陆自己人计划生育所减少出生的人口数量却又被外国人，外地人移民与生育的后代填满了。徒让外国人，外地人抢占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的成果。 今天，中国大陆的总体人口数量并没有减少，但居民成份却逐渐改变了。对于中国大陆的原住居民而言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卖国策，亡国灭种策”。于谁有利，于谁不利一目了然。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社会人口急剧老年化，社会生育活力急速衰退，这将导致中国人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
在现代中国的广西省大部分与广东省西部地区（指茂名，湛江，阳江等），正在进行着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另一种形式。
大量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妇女拥有入这些地区，但接受这些妇女的男人基本是老，弱，病，残。城市男人极少与这些从越南，缅甸流入的女人通婚。 问题是，随着农村人口的锐减，只使还有大量东南亚妇女涌入中国，中国社会上也没有多少“存量”男子与之结合了；这样将逼使这些妇女为了生存不得不流入中国的城市社会，再而沦为妓女，性保姆，而不是从事混血生育这样对中国未
来发展更为有益的事业。这样将大大削弱了中国国家自主进行区域化，乃至全球化层面的人类人种整合事业的“活力”。
今天，中国的农村光棍集团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社会进行谛造“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事业”的主力，这看似非常荒唐，但却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问题是随着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与社会城市化的加剧，这些农村光棍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而中国城市的高端人群又为数不多，能够与欧美女人通婚的少之又少，只使能够通婚所能生产的混血人口数量也微不足道。至于中国外嫁（特指外国）的女人也是仅仅限于高端阶层，于全球层面人类人种整合一体化的力量与规模而言都是可以忽略不计。
如此恶性发展于中国未来的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均极为不利。
事实上今天的日本就是例子，由于人口整体数量不多（相对于中国，美国与欧洲而言），国家城市化程度又极高，因此日本社会无论是女人外嫁还是男人外娶的数量都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那样活跃，在绝对数量规模上更是与中国社会望尘莫及。长此以往，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人种血缘基因的交流混血“速度与密度”都将要远远少于中国社会。
而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随着全球人种混血一体化深度，广度的不断推进。越早，越主动介入这一历史进程的国家（如美国）与种族（如汉族）就越主动，越具“优先选择权”与积累“规模优势”。并越早产生形成“适合于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混血人种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文明文化基础与体系（即排外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已经能够完全宽容与接受自身越来越混血一体化的现实）。 而那些追求纯种血缘与相对封闭的国家（如日本）与民族，所面临的情形则刚好相反，形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就越来越被动，讨价还价的余地也越来越小。最终敬酒不吃吃罚酒，随着全球混血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封闭的国家与纯种民族要么沦为“基因孤岛”，要么被迫在更为不利的环境条件下最后屈服于现实（如现代史上的德国，二战后男人的大量战死，大量美军又进驻德国，希特立最
看不起的“劣等民族”如黑人士兵等照样以人上人，上等人的姿态上了纯种德国雅利安女人的床）。
总结章
一，面对加速城市化，迅速老年化的现实，中国社会你准备好了吗？！ 由于现代中国社会城市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农村空心化又持续推进。开放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引起社会人口增长的大反弹。因此宜立即开放生二胎政策，以缓和中国城市社会迅速老年化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与人口断层，从而让中国国家能够以更为“和谐”的方式，平滑地进入后城市化国家阶段。
事实上，现代那些从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西方国家，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也同样经历过农村人口持续巨量流入城市的时期。
这一时期大量农村廉价人口流入城市，使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而廉价的劳动力源源不断注入，使得城市能够集中到充足的人力资源，以低廉的人力经济成本投入就能够大规模进行各种各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如今天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那样。
而随着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深入，最终很快达到饱和的程度，从此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开始大规模下降。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而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同样开始快速上升；结果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被迫逐渐停止。
而城市化对人口再增长的“逆效应”也同样开始显现，城市人口开始迅速走向老年化，城市的养老成本也随着同步开始大幅度上升------
这就是今天的加拿大，美国，香港，新加坡，日本与及西欧诸国，诸地区为什么最终同样出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核心根源。只使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典型的地大物博，人均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最终也都同样无法走出由于现代城市化所导致与带来的国家社会人口再生产潜力与数量锐减的宿命结局。 而今天，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中，上海市是最先显现“后城市化”景象的第一个
大城市；这就表现在上海市的养老开支开始越来越占据更多的政府预算支出，政府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原来计划用于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开始受到了更多的挤占。
这也是今天中国人到外国旅游普遍发现西方国家城市大规模建设为何已经停顿，城市的酒店等基础设施普遍陈旧，普遍不如中国崭新的核心根源。
不过这种现象很快也一样会在中国的各地城市接着上演的，这只是个时间迟早先后的问题而已。只要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这种宿命就没有人能够例外。 二，现在有步骤，先放开生二胎政策，以后视情况变化再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全面中止计划生育政策。分步实施，将能够为中国在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时代中抢到更多的先机与在应对时更能够从容不迫。而确保在未来（100至200多年后）全球一体化后的“地球混血人”中保证中国人能够占据到至少20%的基因份额更必须要成为中国真正的，长远的“基本国策”。
保证足够规模的中国人口数量对于未来中国人在全球一体化社会中是否能够拥有“足够的优势主动与游刃有余的战略回旋空间”极为重要。关起国门来搞计划生育最终只能够让外国人轻易地摘取了中国人计划生育的成果。而未来一体化后的地球人类，是偏白，偏黑还是偏黄多一点就全看今天的我们如何努力奋斗了。
如何才能够更好地维持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核心利益，仅仅依靠计划生育政策，单纯以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增长为目标是远远不能够彻底解决任何问题的。这甚至有点掩耳盗铃的想法意味，毕竟今天这个世界是扃平的，而人口的流动也是全球性的，关起门来搞计划生育，无视外部世界的演变，最终损害的就只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已。
何去何从，是中国政府与全体国民都要迅速起来高度重视继续实行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长远负面影响的时候了。重估修改今天还在实施之中的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越早，中国就越主动，越迟中国就越被动；如果死不悔改，
一条路走到黑，最终就只能导致大灾难的加速来临！历史最终向何种方向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呢。
本文特此存证。
高凉陈君 2009 5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