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梳理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以《健与美》期刊为考察样本，提取杂志所传达的健身理念与商业信息，运用福柯、布迪厄、戈夫曼以及女性主义的理论思考两性在健身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身体、身体资本以及性别不平等等相关问题，肯定女性身体解放的同时，也被男性主导的消费文化所束缚。 关键词：健身；身体资本；《健与美》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55-03 一、身体的“缺席在场” 身体在社会学家的心目中具有双重地位，既没有完全消失，也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缺席在场”。说其“缺席”是因为：身体是古典社会学家留下的学科遗产，他们未曾以身体的整体性质作为其考察对象，没有持续而明确的聚焦于身体的探讨；说其“在场”是在任何有关方法论、社会系统、现代性等主题的研究中，身体均作为社会控制的生理要素隐性的存在于相关论著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社会学家将身体在传统社会学中隐含的重要性挑明，越来越多的理论目光投向身体。 生活中，行为艺术走上街头用更鲜明的身体表现思想；女性主义者视身体与自我为一体，要求实现更多的主体权利；消费文化中形形色色的身体成为消费的直接或间接对象。网络的飞速发展与期刊传媒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男女老少的身体传达着不同的意义，人们对身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包括健康、形态、符号意义与所能产生的价值。身体被看做是可以运转的机器，可以改造的物品，各种形态的身体出现在视线中，比如技术态身体试管婴儿、影视作品的外星人和恶魔附体、医疗化的病人和医生、规训化的犯人和军队、性别态的男人和女人等。身体的不确定以及多样性在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中，已经舍弃了“身体”为何这一现代主义规划，而径直把身体视作“白板”或“信号接收系统”，始终保持开放，准备由外部文本或话语进行建构和重构[1]。 二、文献探讨与理论建构 （一）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认为，人的身体所具备的能力与受到的约束规定着个体，生成了标志着国家和国际生活模式的那些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物质财富、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都不是社会角度建构出来的，并非偶然生成，可以逆转，而是由生物性身体的决定力给定的，至少是由这种力量合法化的[1]。自然主义身体观将身体看做是生物性的有机体。自然主义思路依然形塑着流行的身体观念，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女性“柔弱的”、“不稳定的”身体造成的。18世纪，认为女性的身体只适合生儿育女，19世纪，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的结构与功能运作之间的划分越来越越明确，女性的月经是身体病态的体现，女性生育行为的成行也是由男性激发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行业的性别竞争，男性以此种种生理差异的“弱”阻挡女性进入社会。 女性主义对于自然主义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体验如何受到支配性社会力量的扭曲。第一，当今的女性对于由男性支配的文化、政治和金融领域来说，女性得到的权力已然太多，男性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就让女性自觉有欠缺，这样就会转而针对身体的欠缺。第二，男性出于自身作为孩子对母亲身体的体验，从一开始就认为女性蕴涵着危险，又基于自己随后所处的权力位置，将对于女性身体的恐惧和疑虑转换成企图控制和削减女性在社会中占据的物质/生理空间。第三，妇女运动已经威胁到男性的支配地位，男性支配女性的压力增长（彻宁，奥尔巴赫）。 （二）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认为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形塑、约束甚至创造，社会赋予身体特征与意义；不同人群的身体之间存在的界限，并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社会的产物。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单单是由话语赋予意义，而完全是由话语构成的，身体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不稳定性，并构成了日常实践与权力的大规模组织之间唯一的一种关联。女性主义者借用福柯的思路，反对认为自然态的身体是奠立个体身份/认同和不平等的基础，主张社会性别化的身份/认同是碎片化的，并且变动不居；挑战社会科学习以为常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认为通常被认为区分生理性别的生物属性，本身也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而成的，权力投入身体并通过身体来实施、生产出社会性别化的具身体现。 戈夫曼强调身体是人行动不可或缺的要素。身体是个体属性，但却被社会赋予外在意蕴和内在意义，是由“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① 对身体发出的信息归类，提供范畴，为人们贴上标签，分出三六九等。这些分类方式影响着个体采取怎样的方式，力求管理并呈现自己的身体[1]。戈夫曼刻画了这样一个个体形象：这些行动者/演员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在舞台上进行得体的表演，并且始终会受到可能陷于窘迫或失败的威胁。 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要旨，就是关注作为符号价值之载体的身体在现代化社会中被商品化的多重途径。包括劳动力买卖中涉及的身体，也包含身体通过其他方式成为更加综合的身体资本形式，具有权力、地位和独特性/区隔性的符号形式，成为积累其他资源的有效要素[1]。身体资本会转换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社会惯习、个人品位发展的不同，身体资本所能创造的价值也就不同，因此更加维护了社会不平等。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价值载体，以至它持续的进入文化市场和社会市场，赋予身体形式不同的价值，由此，人们渴望从身体上得到自我认同感，因而对身体的塑造规划就成了一直努力完成的任务。 结合女性主义对自然主义身体观的发展和建构主义身体观，本文假设：（1）身体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社会性是在生物性的肉体上呈现的。（2）男权社会要求的性别特质不同导致两性健身目的、内容的不同，是历史上自然主义对女性身体的贬低的延续，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建构，是畸形消费。（3）身体资本可转换为文化、教育、社会资本，因此个体对身体的规划是为提升个体价值，加强自我认同感。（4）由上述假设，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在互动与代际之间得以延续。 三、样本分析
摘 要：通过梳理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以《健与美》期刊为考察样本，提取杂志所传达的健身理念与商业信息，运用福柯、布迪厄、戈夫曼以及女性主义的理论思考两性在健身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身体、身体资本以及性别不平等等相关问题，肯定女性身体解放的同时，也被男性主导的消费文化所束缚。 关键词：健身；身体资本；《健与美》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55-03 一、身体的“缺席在场” 身体在社会学家的心目中具有双重地位，既没有完全消失，也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缺席在场”。说其“缺席”是因为：身体是古典社会学家留下的学科遗产，他们未曾以身体的整体性质作为其考察对象，没有持续而明确的聚焦于身体的探讨；说其“在场”是在任何有关方法论、社会系统、现代性等主题的研究中，身体均作为社会控制的生理要素隐性的存在于相关论著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社会学家将身体在传统社会学中隐含的重要性挑明，越来越多的理论目光投向身体。 生活中，行为艺术走上街头用更鲜明的身体表现思想；女性主义者视身体与自我为一体，要求实现更多的主体权利；消费文化中形形色色的身体成为消费的直接或间接对象。网络的飞速发展与期刊传媒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男女老少的身体传达着不同的意义，人们对身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包括健康、形态、符号意义与所能产生的价值。身体被看做是可以运转的机器，可以改造的物品，各种形态的身体出现在视线中，比如技术态身体试管婴儿、影视作品的外星人和恶魔附体、医疗化的病人和医生、规训化的犯人和军队、性别态的男人和女人等。身体的不确定以及多样性在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中，已经舍弃了“身体”为何这一现代主义规划，而径直把身体视作“白板”或“信号接收系统”，始终保持开放，准备由外部文本或话语进行建构和重构[1]。 二、文献探讨与理论建构 （一）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认为，人的身体所具备的能力与受到的约束规定着个体，生成了标志着国家和国际生活模式的那些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物质财富、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都不是社会角度建构出来的，并非偶然生成，可以逆转，而是由生物性身体的决定力给定的，至少是由这种力量合法化的[1]。自然主义身体观将身体看做是生物性的有机体。自然主义思路依然形塑着流行的身体观念，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女性“柔弱的”、“不稳定的”身体造成的。18世纪，认为女性的身体只适合生儿育女，19世纪，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的结构与功能运作之间的划分越来越越明确，女性的月经是身体病态的体现，女性生育行为的成行也是由男性激发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行业的性别竞争，男性以此种种生理差异的“弱”阻挡女性进入社会。 女性主义对于自然主义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体验如何受到支配性社会力量的扭曲。第一，当今的女性对于由男性支配的文化、政治和金融领域来说，女性得到的权力已然太多，男性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就让女性自觉有欠缺，这样就会转而针对身体的欠缺。第二，男性出于自身作为孩子对母亲身体的体验，从一开始就认为女性蕴涵着危险，又基于自己随后所处的权力位置，将对于女性身体的恐惧和疑虑转换成企图控制和削减女性在社会中占据的物质/生理空间。第三，妇女运动已经威胁到男性的支配地位，男性支配女性的压力增长（彻宁，奥尔巴赫）。 （二）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认为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形塑、约束甚至创造，社会赋予身体特征与意义；不同人群的身体之间存在的界限，并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社会的产物。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单单是由话语赋予意义，而完全是由话语构成的，身体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不稳定性，并构成了日常实践与权力的大规模组织之间唯一的一种关联。女性主义者借用福柯的思路，反对认为自然态的身体是奠立个体身份/认同和不平等的基础，主张社会性别化的身份/认同是碎片化的，并且变动不居；挑战社会科学习以为常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认为通常被认为区分生理性别的生物属性，本身也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而成的，权力投入身体并通过身体来实施、生产出社会性别化的具身体现。 戈夫曼强调身体是人行动不可或缺的要素。身体是个体属性，但却被社会赋予外在意蕴和内在意义，是由“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① 对身体发出的信息归类，提供范畴，为人们贴上标签，分出三六九等。这些分类方式影响着个体采取怎样的方式，力求管理并呈现自己的身体[1]。戈夫曼刻画了这样一个个体形象：这些行动者/演员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在舞台上进行得体的表演，并且始终会受到可能陷于窘迫或失败的威胁。 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要旨，就是关注作为符号价值之载体的身体在现代化社会中被商品化的多重途径。包括劳动力买卖中涉及的身体，也包含身体通过其他方式成为更加综合的身体资本形式，具有权力、地位和独特性/区隔性的符号形式，成为积累其他资源的有效要素[1]。身体资本会转换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社会惯习、个人品位发展的不同，身体资本所能创造的价值也就不同，因此更加维护了社会不平等。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价值载体，以至它持续的进入文化市场和社会市场，赋予身体形式不同的价值，由此，人们渴望从身体上得到自我认同感，因而对身体的塑造规划就成了一直努力完成的任务。 结合女性主义对自然主义身体观的发展和建构主义身体观，本文假设：（1）身体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社会性是在生物性的肉体上呈现的。（2）男权社会要求的性别特质不同导致两性健身目的、内容的不同，是历史上自然主义对女性身体的贬低的延续，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建构，是畸形消费。（3）身体资本可转换为文化、教育、社会资本，因此个体对身体的规划是为提升个体价值，加强自我认同感。（4）由上述假设，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在互动与代际之间得以延续。 三、样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