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长征只重视胜利而忽略出发，对长征出发这段历史一直比较模糊，尤其是对中央红军长征从何时何地出发一直是个谜，反映在一些著作文献中的表述则很不一致。笔者通过大量查阅各类文献资料，探究人们对长征出发地问题的认识进程，比较各种说法的史实依据和局限性，力求解开谜团，揭示真相，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七十年来人们对长征出发地问题的探索过程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长征从于都（１９５７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它不同说法。 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长征开始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他在遵义会议上说：“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从雩都出发”（《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６页）１９７２年他又回忆说：中央红军长征“１９３４年从于都出发，出发时有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人。”（《党的历史教训》，党史通讯１９８５年第一期） １９３６年我党最早编著的关于长征的专著《二万五千里》中，有一篇《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首页一开始就是：“时间：１０月１６日，地点：（于都）铜锣湾。”可见长征里程是从于都开始计算的。另一篇《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首页第一行“著水：雩水”，可见雩都河是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军事障碍。该书收录的陆定一所写的《长征歌》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也形象地描绘了当年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即贡江）出发长征的真实情景。 同年，美国作家斯诺在他所著《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开始的。”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内容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见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这应该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观点。 第二阶段：自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后至１９８５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各类书籍中的讲法比较一致。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的大转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述把中央红军的五个军团漏掉了红八、红九两个军团，查长征开始队伍集结时恰恰是红九军团从福建长汀开始向集结地开进，因此这种表述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但由于这是党内最权威的著作，所以这一说法很快由此流行，在党史、军史界沿用了三十余年。 １９５２年东北局党校编的《中国革命史稿》，１９５４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１９５５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缪楚黄撰写的附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以及稍后中央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编撰的党史课本，均持上述讲法。 １９８１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为配合全国学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这里没有说到各军团而泛指中央红军避免了遗漏错误，但仍坚持“四地出发说”，且明确由１０月２１日出发，就自相矛盾，更加不准确，因为１０月２１日这一天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已全部集结到于都南部地区并向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展开进攻，“四地”中的“三地”（即瑞金、长汀、宁化）都没有红军主力部队了。此后，还有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央党校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央政治学院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等，均采用《大事年表》的表述。 第三阶段：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２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而其它文献、著作中表述则很不一致，有“两地出发说”也有“一地出发说”，在时间上又有多种表述。 １９８５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１９９１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６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和宁化了，这是由于长征出发阶段的一些史料逐步公布后，人们发现中革军委发出红军队伍集结命令时，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都已不在这些地区了，“四地出发”开始变成“两地出发”。但在此之后，福建的学者仍根据毛泽东说过“长征经过十一个省”为依据，推论出其中当然包括福建，于是，长汀、宁化仍应是长征出发地，有的党史专家把它称之为“初始出发地”。 于都显然没有红都瑞金名气大，何况在中国地图上早就找不出当年的“雩都”这个地方，加上上述党史权威部门把长征出发的时间确定为１０月１０日，所以一些著作就把于都省去，成了“瑞金等地”出发。如《毛泽东年谱》称“从瑞金等地出发”，《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陈云年谱》、《王稼祥年谱》均称“从瑞金等地出发”。 有的著作干脆不提“等”字，变为“从瑞金出发”。经查证，用这种提法只有１９９６年刘晶芳、李东朗主编的《长征全史》，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率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６万余人，从红色首都瑞金的西江梅坑出发，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 有些著作文献则避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而单指中央和红军统率部长征出发，如《朱德年谱》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转移”。《周恩来年谱》也采用这种表述。 最早对“四地出发说”提出异议，对长征出发地与时间问题进行专门考证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阎景堂、阮家新研究员，他们在《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发表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究竟始于何日》一文中，对《大事年表》的说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央红军长征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１日从于都出发的结论。 此外，一些著作为避免两地出发的不妥，又兼顾关系平衡，根据史实，既说红军统率部从瑞金出发，又提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如１９９３年由军事学院主编出版的《红一方面军史》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１、第２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１０月１６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域集结完毕。１７日……分别从……１０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又如２０００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传》述：“１０月１０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 第四阶段：２００２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讨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２００２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与本室研究人员王新生、杨青赴赣南作党史实地考察，回京后写出《赣南党史考察》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５期。该文述：“对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出发地，一直有两种说法，争论不休。一说从瑞金出发，另一说从于都出发。《党史》上卷把瑞金、于都两地都作为出发地，是为了避免争论。现在看来，这种表述不够恰当。……而于都在地理位置上正处在突破粤军防线的必经之地，便于红军各军团集中，因此，被中革军委选择为长征的出发地。１０月１０日晚，是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由瑞金往于都集结的时间，而红军各军团在１０月６日已开始向于都集结。因此，《党史》上卷以１０月１０日晚作为红军各军团从于都出发的时间欠准确。……由此可见，《党史》上卷的说法有待修正。” 同年９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中地域开进。１０月１６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１７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６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这一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考察人员提出了抗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但党史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提出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见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党的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王健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时间考辩》一文，《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７０周年论文集》）。 针对这种情况，石仲泉同志在《百年潮》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６期上发表《走走党史・悲壮的战略转移》一文，再次重申“于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集结突围转移的出发所在地”，并对为什么“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次年，他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７０周年理论研讨会的报告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讲中央红军最后在于都集结出发进行长征同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分别从所在驻地出发长征，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当时，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作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段历史，大家都清楚。因此，我说于都是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丝毫不存在否认其他地方也是‘出发地’的意思。”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同志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同志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至此，长达五十余年的长征出发地之争才偃旗息鼓，长征出发地谜团始被解开。 产生长征出发地之争的原因 长征出发地这个并不很大的历史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的发展过程呢？细细想想也并不感到奇怪。它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 就客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一是我党有关长征出发阶段的史料保存不够完整，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公开。１９９５年前党史工作者在中央档案馆查找出了一些原始资料，但不完全，很多专著作者也无缘看见，直至１９９５年５月《红军长征・文献》出版后才使党史军史界研究长征有了较准确可信的依据。解放前后“一地说”变成“四地说”的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如果当时毛泽东选集的编著者看到了这些原始材料，相信就不会把宁化、长汀列入出发地了。 二是红军将士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讲法本身不一致。如毛泽东在给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说过从于都出发，可是他又曾讲过长征“从瑞金算起”（见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４页），还有的同志曲解毛泽东说过的长征经过了十一个省。一些红军将士的回忆也不一致，如项英、陈毅、伍修权、成仿吾等认为长征从瑞金出发，红九军团的一些同志回忆说从长汀出发，而大部分红军将士却回忆从于都出发。在原始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得出多地出发的结论。 三是长征出发阶段从队伍集结、休整，到突破军事障碍（渡河），再到突破封锁线这一过程本身时间较长，对军事出征、战略转移开始的标志在史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致产生了以命令为标志、以渡河为标志、以突围为标志、以首脑机关移动为标志等多种说法。 主观因素方面，首先是一些同志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握不准。如一些同志把中央机关和红军统率部同整个红军野战军混为一谈，有的把红九军团的出发长征同整个中央红军混为一谈。其次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往往重视领导人而忽略普通将士，往往看重领导机关而不看重整个队伍，往往知道首都、首府而不知重要的集结地，从而使得一些不注重实地考察的同志得出长征从瑞金出发的结论。再次是长征出发地之间的争议不可避免地影响党史研究者的思想，一些著作者为了避免争论、平衡关系，使得在长征出发的表述上不清晰，甚至都“列上名单”，谁都不得罪。 “首都出发说”的史实依据及理由 众所周知，自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一苏大”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江西瑞金就成为红色首都，成为后人所敬仰的革命圣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０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和直属部队发出了一系列红军队伍向于都河北岸集结的电报，统一制定了《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这些电令和安排是从当时的中央机关驻地瑞金云石山发出的。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所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一万四千余人，从驻地梅坑、田心、九堡出发，开始踏上长征之途，向集结地于都城郊古田、岭背开进。一些当时在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和留守的中央分局领导同志，如伍修权、吕黎平、成仿吾、项英、陈毅等同志，他们在后来回忆录中说中央红军是１０月１０日从瑞金梅坑、田心（两地均属云石山乡）、九堡等地开始长征的。这些史实，史学界并无异议。 从上述史实出发，持“首都出发说”的学者如王健英认为：第一，瑞金是红色首都，中央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红军首脑机关是从瑞金出发长征的，首脑机关的出发作为战略转移出发地与时间，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早就达成共识的讲法；第三，中革军委五号令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总的命令，它是从瑞金发出的，且执行这一命令最早行动、最重要的军委纵队最具有代表性，其出发时间与地点理应可以代表全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第四，一些党的领导人和老红军的回忆证明中央红军是１０月１０日从瑞金出发的。 然而，“首都出发说”的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它无法解释以下史实：第一，所谓军委五号令仅仅是“朱德周恩来项英关于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该题目为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根据其内容所加），《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确实是红军出发阶段的总的安排表，但仅仅是安排表，并不是命令。而且，即使命令是从瑞金发出的，也不能说在哪里发出命令队伍就是从哪里出发的。第二，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七万三千余人都不是从瑞金出发的，他们比中央直属部队一万四千余人来说显然是绝对多数。第三，当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部队没有从驻地出发直接向突围地开进，而是走了三角形的两边，到于都县城北郊集结休整了六天（从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８日）后，再渡过于都河向突围地域开进。第四，可以称之为红色首都的是瑞金城郊叶坪、沙洲坝，随着反“围剿”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为了保密和安全，中央机关在１９３４年７月就迁至云石山、九堡分散办公，中央机关驻地当时属西江县（今属会昌县）管辖，非瑞金管辖。第五，即使是当时在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如张宗逊、康克清、朱开铨、陈昌奉、吴吉清、吴烈、刘英等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也不是主张红军长征是从瑞金出发的，而是主张从于都出发的。
这种说法在阐述观点、逻辑推理上也是不够严谨的。其一，这种说法试图站在更高的层次，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是实行战略大转移，是战略总退却”，“中央红军与二、四方面军一样，同属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下的三大红军主力之一”（王健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时间考辩》）。笔者认为，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主体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不是指全国红军，也不是指红军统率部。其二，一方面说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红区的最后一个集中站”，另一方面又说“要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域三个不同的概念”（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把于都说成仅仅是集结地而不是出发地，是不符合逻辑的，因而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在时间上颠倒了顺序，既然红军长征１０月１０日从瑞金开始了，又为什么要在此同时和之后的几天将红军队伍进行集中呢？这种先行出发再来集中的说法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其三，军事出征从首都出发，以首脑机关移动为出发标志这种所谓“共识”是很牵强的。翻开中外军事史，军事出征绝大多数都不是从首都（或首府）开始的，也不是以首脑机关的行动为出发或开始标志的。不说远的，单从我党创建军队之后的二战三战时期，红四方面军以西渡嘉陵江为标志开始长征，中原野战军以南渡黄河为标志挺进中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开始，都是从跨越军事障碍开始的。１９３３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瑞金、１９４７年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等说的都是首脑机关的转移，不是指军队的出征，持这一观点的同志用这些事例来佐证显然是不能服人的。其四，首脑机关代表整个队伍应当有一定场合、符合一定条件。红军长征前，各军团不是向首脑机关所在地集结，也不是直接向突围地域集结，而是包括首脑机关在内的整个队伍都向于都河北岸集结，这种情况下说首脑机关可以代表整个红军队伍未免有些勉强。 “集中地出发说”的史实依据 中央革命根据地反五次“围剿”广昌会战失利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开始决定中央红军要突围转移，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红军主力分布在兴国、石城、长汀一线的防御阵地上。１０月７日开始，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陆续撤出战斗，向于都河（贡江）北岸指定的集中地域集结。红九军团三师１０月５日开始从第一集结地长汀钟屋村出发，经瑞金１０日到达会昌珠兰埠（贡江上游北岸），二十二师归建后全军团在此休整补充；红一军团一、二师１０月９日从第一集结地兴国竹坝、洪门地区出发１１日到达于都宽田、段屋地区，十五师归建后全军团在此休整补充；红八军团１０月９日从第一集结地兴国古龙岗出发，１０月１１日经于都银坑、桥头到达兴国南部社富地区（离贡江北岸约三十公里）集结休整；１０月１０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一万四千余人从瑞金九堡、田心、梅坑等地出发，１３日到达于都县北郊古田岭背地区；红三军团１０月８日从石城南部撤出战斗经宁都南部长胜地区，１５日到达于都仙下、汾坑、车溪地区。至此，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除后卫红五军团外全部集中到于都河北岸地区。 根据中革军委的统一安排，各军团和直属部队在集结地进行休整，补充人员，配齐装备物资，搭建渡河浮桥等。中革军委对各军团开始转移时的队形进行了明确安排：红一军团为左前卫，红九军团紧跟一军团为左后卫，红三军团为右前卫，红八军团紧跟三军团为右后卫，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其直属部队居中为中央纵队，再由红五军团殿后，这样就形成了前后左右卫的阵势和右翼纵队、中央纵队、左翼纵队的三路队形。同时，中革军委制定了《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根据这个计划，１０月１７日傍晚，红一军团从于都山峰坝、花桥、长口等渡口，红三军团从于都西门、孟口等渡口渡过于都河，１７日至１８日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从于都县城东门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至２０日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于都河。以上过程有原始文献佐证，史学界对此也无异议。 主张“集中地出发说”的同志认为，江西省于都县是中央红军总的集结出发地，其标志是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出发时间是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同时不排除当时中央苏区其他县（如瑞金、兴国、石城、宁都、会昌、长汀等）也是长征出发地，但仅仅是中央红军所属各部队的长征出发地，其中瑞金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的长征出发地。其理由是： 红军各军团、各直属部队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和安排，全部集结到于都河北岸休整补充，是红军长征前必不可少的直接准备。队伍出发只能是从队伍集中地开始的，集中地就是出发地，这是一般性常识。 于都河北岸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总的集中地，其中心是于都县城。红九军团的集中地会昌县珠兰埠和红八军团的集中地兴国县社富属于都河北岸范围，其它各部队都在于都河北岸的于都县境内集中。集中地的中心是于都县城，因为红军各军团部队的集中地以于都县城为中心的于都河北岸分布，于都县城附近安排的渡河点最密集，中央领导和红军统率部及其直属部队是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的。 于都河北岸红军队伍的集结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总的最后的集结。在此之前的集结是各军团、各师的集结（这些集结地自然成为这些军团、师的长征出发地）。在长征出发后突围前于都南部（靠近敌军第一道封锁线）的集结在时间上很短，在目的上不是队伍的休整补充，而是“为保证各兵团行动之协调及同时动作”，胜利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于都河（也称贡江、贡水）是红军长征要经过的第一道天然障碍。中革军委专门制定的《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是中央红军渡河出发长征的命令。此命令下发的时间，可依据《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来推断。该日程表中１０月１５日军委纵队的安排是“完成渡河准备，下发进攻命令”。又根据“按日推迟一天执行”，故渡河命令应是１０月１６日下达的。中外历史上军事出征以渡大江大河为标志的不乏先例。 红军长征开始时左中右三路队形和前后左右卫的阵势是在渡于都河后形成的，出征队形的形成也是出征开始的显著标志之一。 于都河北岸各渡口是中央苏区人民欢送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地方，是红军将士和于都人民心中无法抹去的情结。笔者做了个粗略统计，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老红军将士的回忆都明确肯定在于都河北岸告别苏区人民踏上长征之途。 于都县现存的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群为中央红军长征在于都出发提供了充足的实物资料。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于都长征出发旧址于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精品景点。解放几十年以来，于都县在当年红军长征渡河出发的地方建立了以“长征”命名的村庄、街道、桥梁、宾馆、广场、学校等等，长征文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已在于都人民心中孕育发展、生根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梅宏
长期以来，人们对长征只重视胜利而忽略出发，对长征出发这段历史一直比较模糊，尤其是对中央红军长征从何时何地出发一直是个谜，反映在一些著作文献中的表述则很不一致。笔者通过大量查阅各类文献资料，探究人们对长征出发地问题的认识进程，比较各种说法的史实依据和局限性，力求解开谜团，揭示真相，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七十年来人们对长征出发地问题的探索过程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长征从于都（１９５７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它不同说法。 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长征开始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他在遵义会议上说：“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从雩都出发”（《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６页）１９７２年他又回忆说：中央红军长征“１９３４年从于都出发，出发时有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人。”（《党的历史教训》，党史通讯１９８５年第一期） １９３６年我党最早编著的关于长征的专著《二万五千里》中，有一篇《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首页一开始就是：“时间：１０月１６日，地点：（于都）铜锣湾。”可见长征里程是从于都开始计算的。另一篇《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首页第一行“著水：雩水”，可见雩都河是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军事障碍。该书收录的陆定一所写的《长征歌》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也形象地描绘了当年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即贡江）出发长征的真实情景。 同年，美国作家斯诺在他所著《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开始的。”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内容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见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这应该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观点。 第二阶段：自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后至１９８５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各类书籍中的讲法比较一致。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的大转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述把中央红军的五个军团漏掉了红八、红九两个军团，查长征开始队伍集结时恰恰是红九军团从福建长汀开始向集结地开进，因此这种表述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但由于这是党内最权威的著作，所以这一说法很快由此流行，在党史、军史界沿用了三十余年。 １９５２年东北局党校编的《中国革命史稿》，１９５４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１９５５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缪楚黄撰写的附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以及稍后中央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编撰的党史课本，均持上述讲法。 １９８１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为配合全国学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这里没有说到各军团而泛指中央红军避免了遗漏错误，但仍坚持“四地出发说”，且明确由１０月２１日出发，就自相矛盾，更加不准确，因为１０月２１日这一天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已全部集结到于都南部地区并向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展开进攻，“四地”中的“三地”（即瑞金、长汀、宁化）都没有红军主力部队了。此后，还有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央党校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央政治学院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等，均采用《大事年表》的表述。 第三阶段：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２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而其它文献、著作中表述则很不一致，有“两地出发说”也有“一地出发说”，在时间上又有多种表述。 １９８５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１９９１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６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和宁化了，这是由于长征出发阶段的一些史料逐步公布后，人们发现中革军委发出红军队伍集结命令时，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都已不在这些地区了，“四地出发”开始变成“两地出发”。但在此之后，福建的学者仍根据毛泽东说过“长征经过十一个省”为依据，推论出其中当然包括福建，于是，长汀、宁化仍应是长征出发地，有的党史专家把它称之为“初始出发地”。 于都显然没有红都瑞金名气大，何况在中国地图上早就找不出当年的“雩都”这个地方，加上上述党史权威部门把长征出发的时间确定为１０月１０日，所以一些著作就把于都省去，成了“瑞金等地”出发。如《毛泽东年谱》称“从瑞金等地出发”，《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陈云年谱》、《王稼祥年谱》均称“从瑞金等地出发”。 有的著作干脆不提“等”字，变为“从瑞金出发”。经查证，用这种提法只有１９９６年刘晶芳、李东朗主编的《长征全史》，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率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６万余人，从红色首都瑞金的西江梅坑出发，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 有些著作文献则避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而单指中央和红军统率部长征出发，如《朱德年谱》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转移”。《周恩来年谱》也采用这种表述。 最早对“四地出发说”提出异议，对长征出发地与时间问题进行专门考证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阎景堂、阮家新研究员，他们在《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发表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究竟始于何日》一文中，对《大事年表》的说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央红军长征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１日从于都出发的结论。 此外，一些著作为避免两地出发的不妥，又兼顾关系平衡，根据史实，既说红军统率部从瑞金出发，又提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如１９９３年由军事学院主编出版的《红一方面军史》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１、第２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１０月１６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域集结完毕。１７日……分别从……１０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又如２０００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传》述：“１０月１０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 第四阶段：２００２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讨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２００２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与本室研究人员王新生、杨青赴赣南作党史实地考察，回京后写出《赣南党史考察》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５期。该文述：“对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出发地，一直有两种说法，争论不休。一说从瑞金出发，另一说从于都出发。《党史》上卷把瑞金、于都两地都作为出发地，是为了避免争论。现在看来，这种表述不够恰当。……而于都在地理位置上正处在突破粤军防线的必经之地，便于红军各军团集中，因此，被中革军委选择为长征的出发地。１０月１０日晚，是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由瑞金往于都集结的时间，而红军各军团在１０月６日已开始向于都集结。因此，《党史》上卷以１０月１０日晚作为红军各军团从于都出发的时间欠准确。……由此可见，《党史》上卷的说法有待修正。” 同年９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中地域开进。１０月１６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１７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６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这一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考察人员提出了抗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但党史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提出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见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党的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王健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时间考辩》一文，《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７０周年论文集》）。 针对这种情况，石仲泉同志在《百年潮》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６期上发表《走走党史・悲壮的战略转移》一文，再次重申“于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集结突围转移的出发所在地”，并对为什么“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次年，他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７０周年理论研讨会的报告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讲中央红军最后在于都集结出发进行长征同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分别从所在驻地出发长征，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当时，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作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段历史，大家都清楚。因此，我说于都是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丝毫不存在否认其他地方也是‘出发地’的意思。”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同志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同志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至此，长达五十余年的长征出发地之争才偃旗息鼓，长征出发地谜团始被解开。 产生长征出发地之争的原因 长征出发地这个并不很大的历史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的发展过程呢？细细想想也并不感到奇怪。它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 就客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一是我党有关长征出发阶段的史料保存不够完整，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公开。１９９５年前党史工作者在中央档案馆查找出了一些原始资料，但不完全，很多专著作者也无缘看见，直至１９９５年５月《红军长征・文献》出版后才使党史军史界研究长征有了较准确可信的依据。解放前后“一地说”变成“四地说”的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如果当时毛泽东选集的编著者看到了这些原始材料，相信就不会把宁化、长汀列入出发地了。 二是红军将士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讲法本身不一致。如毛泽东在给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说过从于都出发，可是他又曾讲过长征“从瑞金算起”（见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４页），还有的同志曲解毛泽东说过的长征经过了十一个省。一些红军将士的回忆也不一致，如项英、陈毅、伍修权、成仿吾等认为长征从瑞金出发，红九军团的一些同志回忆说从长汀出发，而大部分红军将士却回忆从于都出发。在原始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得出多地出发的结论。 三是长征出发阶段从队伍集结、休整，到突破军事障碍（渡河），再到突破封锁线这一过程本身时间较长，对军事出征、战略转移开始的标志在史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致产生了以命令为标志、以渡河为标志、以突围为标志、以首脑机关移动为标志等多种说法。 主观因素方面，首先是一些同志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握不准。如一些同志把中央机关和红军统率部同整个红军野战军混为一谈，有的把红九军团的出发长征同整个中央红军混为一谈。其次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往往重视领导人而忽略普通将士，往往看重领导机关而不看重整个队伍，往往知道首都、首府而不知重要的集结地，从而使得一些不注重实地考察的同志得出长征从瑞金出发的结论。再次是长征出发地之间的争议不可避免地影响党史研究者的思想，一些著作者为了避免争论、平衡关系，使得在长征出发的表述上不清晰，甚至都“列上名单”，谁都不得罪。 “首都出发说”的史实依据及理由 众所周知，自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一苏大”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江西瑞金就成为红色首都，成为后人所敬仰的革命圣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０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和直属部队发出了一系列红军队伍向于都河北岸集结的电报，统一制定了《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这些电令和安排是从当时的中央机关驻地瑞金云石山发出的。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所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一万四千余人，从驻地梅坑、田心、九堡出发，开始踏上长征之途，向集结地于都城郊古田、岭背开进。一些当时在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和留守的中央分局领导同志，如伍修权、吕黎平、成仿吾、项英、陈毅等同志，他们在后来回忆录中说中央红军是１０月１０日从瑞金梅坑、田心（两地均属云石山乡）、九堡等地开始长征的。这些史实，史学界并无异议。 从上述史实出发，持“首都出发说”的学者如王健英认为：第一，瑞金是红色首都，中央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红军首脑机关是从瑞金出发长征的，首脑机关的出发作为战略转移出发地与时间，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早就达成共识的讲法；第三，中革军委五号令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总的命令，它是从瑞金发出的，且执行这一命令最早行动、最重要的军委纵队最具有代表性，其出发时间与地点理应可以代表全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第四，一些党的领导人和老红军的回忆证明中央红军是１０月１０日从瑞金出发的。 然而，“首都出发说”的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它无法解释以下史实：第一，所谓军委五号令仅仅是“朱德周恩来项英关于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该题目为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根据其内容所加），《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确实是红军出发阶段的总的安排表，但仅仅是安排表，并不是命令。而且，即使命令是从瑞金发出的，也不能说在哪里发出命令队伍就是从哪里出发的。第二，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七万三千余人都不是从瑞金出发的，他们比中央直属部队一万四千余人来说显然是绝对多数。第三，当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部队没有从驻地出发直接向突围地开进，而是走了三角形的两边，到于都县城北郊集结休整了六天（从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８日）后，再渡过于都河向突围地域开进。第四，可以称之为红色首都的是瑞金城郊叶坪、沙洲坝，随着反“围剿”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为了保密和安全，中央机关在１９３４年７月就迁至云石山、九堡分散办公，中央机关驻地当时属西江县（今属会昌县）管辖，非瑞金管辖。第五，即使是当时在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如张宗逊、康克清、朱开铨、陈昌奉、吴吉清、吴烈、刘英等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也不是主张红军长征是从瑞金出发的，而是主张从于都出发的。
这种说法在阐述观点、逻辑推理上也是不够严谨的。其一，这种说法试图站在更高的层次，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是实行战略大转移，是战略总退却”，“中央红军与二、四方面军一样，同属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下的三大红军主力之一”（王健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时间考辩》）。笔者认为，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主体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不是指全国红军，也不是指红军统率部。其二，一方面说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红区的最后一个集中站”，另一方面又说“要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域三个不同的概念”（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把于都说成仅仅是集结地而不是出发地，是不符合逻辑的，因而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在时间上颠倒了顺序，既然红军长征１０月１０日从瑞金开始了，又为什么要在此同时和之后的几天将红军队伍进行集中呢？这种先行出发再来集中的说法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其三，军事出征从首都出发，以首脑机关移动为出发标志这种所谓“共识”是很牵强的。翻开中外军事史，军事出征绝大多数都不是从首都（或首府）开始的，也不是以首脑机关的行动为出发或开始标志的。不说远的，单从我党创建军队之后的二战三战时期，红四方面军以西渡嘉陵江为标志开始长征，中原野战军以南渡黄河为标志挺进中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开始，都是从跨越军事障碍开始的。１９３３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瑞金、１９４７年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等说的都是首脑机关的转移，不是指军队的出征，持这一观点的同志用这些事例来佐证显然是不能服人的。其四，首脑机关代表整个队伍应当有一定场合、符合一定条件。红军长征前，各军团不是向首脑机关所在地集结，也不是直接向突围地域集结，而是包括首脑机关在内的整个队伍都向于都河北岸集结，这种情况下说首脑机关可以代表整个红军队伍未免有些勉强。 “集中地出发说”的史实依据 中央革命根据地反五次“围剿”广昌会战失利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开始决定中央红军要突围转移，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红军主力分布在兴国、石城、长汀一线的防御阵地上。１０月７日开始，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陆续撤出战斗，向于都河（贡江）北岸指定的集中地域集结。红九军团三师１０月５日开始从第一集结地长汀钟屋村出发，经瑞金１０日到达会昌珠兰埠（贡江上游北岸），二十二师归建后全军团在此休整补充；红一军团一、二师１０月９日从第一集结地兴国竹坝、洪门地区出发１１日到达于都宽田、段屋地区，十五师归建后全军团在此休整补充；红八军团１０月９日从第一集结地兴国古龙岗出发，１０月１１日经于都银坑、桥头到达兴国南部社富地区（离贡江北岸约三十公里）集结休整；１０月１０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一万四千余人从瑞金九堡、田心、梅坑等地出发，１３日到达于都县北郊古田岭背地区；红三军团１０月８日从石城南部撤出战斗经宁都南部长胜地区，１５日到达于都仙下、汾坑、车溪地区。至此，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除后卫红五军团外全部集中到于都河北岸地区。 根据中革军委的统一安排，各军团和直属部队在集结地进行休整，补充人员，配齐装备物资，搭建渡河浮桥等。中革军委对各军团开始转移时的队形进行了明确安排：红一军团为左前卫，红九军团紧跟一军团为左后卫，红三军团为右前卫，红八军团紧跟三军团为右后卫，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其直属部队居中为中央纵队，再由红五军团殿后，这样就形成了前后左右卫的阵势和右翼纵队、中央纵队、左翼纵队的三路队形。同时，中革军委制定了《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根据这个计划，１０月１７日傍晚，红一军团从于都山峰坝、花桥、长口等渡口，红三军团从于都西门、孟口等渡口渡过于都河，１７日至１８日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从于都县城东门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至２０日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于都河。以上过程有原始文献佐证，史学界对此也无异议。 主张“集中地出发说”的同志认为，江西省于都县是中央红军总的集结出发地，其标志是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出发时间是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同时不排除当时中央苏区其他县（如瑞金、兴国、石城、宁都、会昌、长汀等）也是长征出发地，但仅仅是中央红军所属各部队的长征出发地，其中瑞金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的长征出发地。其理由是： 红军各军团、各直属部队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和安排，全部集结到于都河北岸休整补充，是红军长征前必不可少的直接准备。队伍出发只能是从队伍集中地开始的，集中地就是出发地，这是一般性常识。 于都河北岸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总的集中地，其中心是于都县城。红九军团的集中地会昌县珠兰埠和红八军团的集中地兴国县社富属于都河北岸范围，其它各部队都在于都河北岸的于都县境内集中。集中地的中心是于都县城，因为红军各军团部队的集中地以于都县城为中心的于都河北岸分布，于都县城附近安排的渡河点最密集，中央领导和红军统率部及其直属部队是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的。 于都河北岸红军队伍的集结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总的最后的集结。在此之前的集结是各军团、各师的集结（这些集结地自然成为这些军团、师的长征出发地）。在长征出发后突围前于都南部（靠近敌军第一道封锁线）的集结在时间上很短，在目的上不是队伍的休整补充，而是“为保证各兵团行动之协调及同时动作”，胜利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于都河（也称贡江、贡水）是红军长征要经过的第一道天然障碍。中革军委专门制定的《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是中央红军渡河出发长征的命令。此命令下发的时间，可依据《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来推断。该日程表中１０月１５日军委纵队的安排是“完成渡河准备，下发进攻命令”。又根据“按日推迟一天执行”，故渡河命令应是１０月１６日下达的。中外历史上军事出征以渡大江大河为标志的不乏先例。 红军长征开始时左中右三路队形和前后左右卫的阵势是在渡于都河后形成的，出征队形的形成也是出征开始的显著标志之一。 于都河北岸各渡口是中央苏区人民欢送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地方，是红军将士和于都人民心中无法抹去的情结。笔者做了个粗略统计，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老红军将士的回忆都明确肯定在于都河北岸告别苏区人民踏上长征之途。 于都县现存的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群为中央红军长征在于都出发提供了充足的实物资料。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于都长征出发旧址于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精品景点。解放几十年以来，于都县在当年红军长征渡河出发的地方建立了以“长征”命名的村庄、街道、桥梁、宾馆、广场、学校等等，长征文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已在于都人民心中孕育发展、生根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