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小说与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比较
论文摘要：许多文学作品都在被改编的前提下，被导演拍成了备受争议的电影，如《活着》、《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长恨歌》等等。虽然电影与小说同属艺术，但其表现故事情节的方式各有不同。本文将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例，从人物安排的角度比较电影与小说的不同。
论及小说和电影的不同，主要是指二者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小说是以静止的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语言艺术，电影是以运动的画面和声音为载体的视听艺术。小说文字经由读者想象还原为画面，而电影镜头则直接传递画面。[1]这就使得两者同中有异。时间、地点、人物是作家进行创作时不可忽略的三要素，电影的拍摄也会关注到这三个方面，但却会在具体的操作中出现不同于小说的独特之处。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小说在结构上分三部分，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一个不平凡的上海女性――王琦瑶起起伏伏的人生。有人将这部小说梳理出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厂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她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她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以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坡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最终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无人同情。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丽莉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沙再到老克腊，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她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2]
借助这三条线索可以整体把握王琦瑶的一生，同时读者会发现作家在这其中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活的人物，他们围绕着王琦瑶以表现她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各具特色，对于情节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在人物的设置上衔接紧密，颇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味，使得故事情节一环紧扣一环。
由杨智深编剧、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长恨歌》，不仅因为汇集了郑秀文、梁家辉、胡军、吴彦祖、苏岩、黄觉这些明星大腕受到大众与媒体的关注，也因为对小说进行了一些改编引发了很多热议。电影《长恨歌》的故事情节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变动，对人物的设置也根据电影时长、画面安排等因素进行了调节。本文将根据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变化比较《长恨歌》小说与电影的同与异。
一、人物的设置 为了展现王琦瑶传奇的一生，王安忆不惜笔墨，细致地描绘了上海的建筑、风俗及饮食文化，更是精心地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这其中有王琦瑶的闺蜜，即吴佩珍、蒋丽莉及严家师母；有与王琦瑶发生情感纠葛的程先生、李主任、阿二、毛毛娘舅（康明逊）、萨沙、老克腊；有王琦瑶的女儿薇薇、女婿小林、忘年交张永红等等。这些人物或先后或同时出现在王琦瑶的生命里，与她一起走过起伏的岁月。
看过电影《长恨歌》的人会很明显地发现，影片在人物的设置方面虽然保留了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形象，但在具体的角色安排上出现了与小说不同的地方。
首先，影片中只有蒋丽莉，没有吴佩珍，导演将二者合二为一。小说中，吴佩珍带着王
琦瑶去片场看热闹、试镜头，影片却在一开始就安排王琦瑶与蒋丽莉出现在片场，还通过蒋丽莉的表哥认识了程先生。其次，与小说相比，影片没有塑造王琦瑶外婆和阿二的形象，也就回避了王琦瑶在邬桥最落魄的时光。小说里描写了阿二对上海的向往，这勾起了王琦瑶那颗上海的心，是她重回上海的过渡。影片对这一部分的处理就没有小说来的自然。第三，小说中王琦瑶晚年与老克腊产生感情，想依赖他以排遣孤单。影片将这种感情放置在张永红的男友――长脚身上，使得小说中的老克腊和长脚成为一个人即黄觉扮演的老克腊，也是他最后因为钱财杀死了王琦瑶。
二、人物的出场
小说的核心是人物，作家创作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要全方位地刻画一个人物，就要凭借艺术手段进行表现，即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为描写、心理描写等。而电影在展现一个人物时也会采取以上几种方法，不同的是电影比小说的画面感强，给观众以直接的视觉感受。
看一下小说《长恨歌》中对王琦瑶的描写：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
这是小说对王琦瑶最初的描写。王安忆用一章的五分之一来介绍王琦瑶，但却没有详细的肖像描写，只笼统的写道“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小说甚至用“她们”代替“王琦瑶”这一个人：“她们有些可怜见的，越发的楚楚动人。”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而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长恨歌》中，王琦瑶一出场时的穿衣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琦瑶穿一件米黄的风衣，戴一条绿色的围巾，提一个碎花布包，留着齐耳短发，让人感觉她学生气很浓。在这里，郑秀文扮演的王琦瑶绝对化了她的人物特色，使得没读过小说的观众以为王琦瑶就是这样的。这是电影的独特之处，却也因众口难调在接受部分观众好评的同时承受着舆论的压力。
其他人物在电影里的出场也有别于小说的描述。如蒋丽莉，小说中说“她出身工厂主家庭，是班上同学中家境最好的之一。她功课一般，却喜欢在课间看小说，终把眼睛看成了近视，戴着洋瓶底厚的眼镜，那样子越发不可接近”。而电影里苏岩扮演的蒋丽莉却是一个身着红色旗袍、明眸红唇、爱说爱笑的女孩子。从电影的画面感上看，对人物形象进行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整体美感的提升。
三、人物的结局
一个完整的故事会在结尾很自然地交代人物的结局。
不管是小说里的王琦瑶还是电影中的王琦瑶，最后都被人杀害了。不同之处是，前者不肯借钱给长脚还要他去派出所自首，被恼羞成怒的长脚掐死了；后者知道老克腊被警察追捕，不想让他留宿自己家，走投无路的老克腊用抱枕将其捂死。
小说也交代了其他人物的命运，如“程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李主任在飞机坠毁事件中罹难；蒋丽莉因为生了恶瘤死于不治之症；薇薇和小林结婚后出国了；小说最后没有再提到康明逊。而电影中人物的命运通过文字的形式被展现出来：程先生在文革时期去到一个小镇进行劳动改造，于二零零一年死于香港；李主任在巴西开了个牧场，于一九八一年死于巴西；康明逊于一九八四年死于三藩市；蒋丽莉一九八九年死于台北；薇薇和她丈夫一起出国了；老克腊在杀死王琦瑶后于一九八三年被判无期徒刑。
从这三个方面看来，影片进行这样的人物设置不仅考虑到角色安排、票房需要，也受到电影总体时长的限制，没有办法详细展现王琦瑶的感情生活，相比于小说中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描写，电影略逊一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电影《长恨歌》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与小说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备受争议，却也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浅谈小说与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比较
论文摘要：许多文学作品都在被改编的前提下，被导演拍成了备受争议的电影，如《活着》、《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长恨歌》等等。虽然电影与小说同属艺术，但其表现故事情节的方式各有不同。本文将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例，从人物安排的角度比较电影与小说的不同。
论及小说和电影的不同，主要是指二者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小说是以静止的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语言艺术，电影是以运动的画面和声音为载体的视听艺术。小说文字经由读者想象还原为画面，而电影镜头则直接传递画面。[1]这就使得两者同中有异。时间、地点、人物是作家进行创作时不可忽略的三要素，电影的拍摄也会关注到这三个方面，但却会在具体的操作中出现不同于小说的独特之处。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小说在结构上分三部分，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一个不平凡的上海女性――王琦瑶起起伏伏的人生。有人将这部小说梳理出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厂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她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她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以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坡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最终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无人同情。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丽莉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沙再到老克腊，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她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2]
借助这三条线索可以整体把握王琦瑶的一生，同时读者会发现作家在这其中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活的人物，他们围绕着王琦瑶以表现她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各具特色，对于情节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在人物的设置上衔接紧密，颇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味，使得故事情节一环紧扣一环。
由杨智深编剧、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长恨歌》，不仅因为汇集了郑秀文、梁家辉、胡军、吴彦祖、苏岩、黄觉这些明星大腕受到大众与媒体的关注，也因为对小说进行了一些改编引发了很多热议。电影《长恨歌》的故事情节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变动，对人物的设置也根据电影时长、画面安排等因素进行了调节。本文将根据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变化比较《长恨歌》小说与电影的同与异。
一、人物的设置 为了展现王琦瑶传奇的一生，王安忆不惜笔墨，细致地描绘了上海的建筑、风俗及饮食文化，更是精心地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这其中有王琦瑶的闺蜜，即吴佩珍、蒋丽莉及严家师母；有与王琦瑶发生情感纠葛的程先生、李主任、阿二、毛毛娘舅（康明逊）、萨沙、老克腊；有王琦瑶的女儿薇薇、女婿小林、忘年交张永红等等。这些人物或先后或同时出现在王琦瑶的生命里，与她一起走过起伏的岁月。
看过电影《长恨歌》的人会很明显地发现，影片在人物的设置方面虽然保留了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形象，但在具体的角色安排上出现了与小说不同的地方。
首先，影片中只有蒋丽莉，没有吴佩珍，导演将二者合二为一。小说中，吴佩珍带着王
琦瑶去片场看热闹、试镜头，影片却在一开始就安排王琦瑶与蒋丽莉出现在片场，还通过蒋丽莉的表哥认识了程先生。其次，与小说相比，影片没有塑造王琦瑶外婆和阿二的形象，也就回避了王琦瑶在邬桥最落魄的时光。小说里描写了阿二对上海的向往，这勾起了王琦瑶那颗上海的心，是她重回上海的过渡。影片对这一部分的处理就没有小说来的自然。第三，小说中王琦瑶晚年与老克腊产生感情，想依赖他以排遣孤单。影片将这种感情放置在张永红的男友――长脚身上，使得小说中的老克腊和长脚成为一个人即黄觉扮演的老克腊，也是他最后因为钱财杀死了王琦瑶。
二、人物的出场
小说的核心是人物，作家创作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要全方位地刻画一个人物，就要凭借艺术手段进行表现，即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为描写、心理描写等。而电影在展现一个人物时也会采取以上几种方法，不同的是电影比小说的画面感强，给观众以直接的视觉感受。
看一下小说《长恨歌》中对王琦瑶的描写：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
这是小说对王琦瑶最初的描写。王安忆用一章的五分之一来介绍王琦瑶，但却没有详细的肖像描写，只笼统的写道“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小说甚至用“她们”代替“王琦瑶”这一个人：“她们有些可怜见的，越发的楚楚动人。”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而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长恨歌》中，王琦瑶一出场时的穿衣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琦瑶穿一件米黄的风衣，戴一条绿色的围巾，提一个碎花布包，留着齐耳短发，让人感觉她学生气很浓。在这里，郑秀文扮演的王琦瑶绝对化了她的人物特色，使得没读过小说的观众以为王琦瑶就是这样的。这是电影的独特之处，却也因众口难调在接受部分观众好评的同时承受着舆论的压力。
其他人物在电影里的出场也有别于小说的描述。如蒋丽莉，小说中说“她出身工厂主家庭，是班上同学中家境最好的之一。她功课一般，却喜欢在课间看小说，终把眼睛看成了近视，戴着洋瓶底厚的眼镜，那样子越发不可接近”。而电影里苏岩扮演的蒋丽莉却是一个身着红色旗袍、明眸红唇、爱说爱笑的女孩子。从电影的画面感上看，对人物形象进行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整体美感的提升。
三、人物的结局
一个完整的故事会在结尾很自然地交代人物的结局。
不管是小说里的王琦瑶还是电影中的王琦瑶，最后都被人杀害了。不同之处是，前者不肯借钱给长脚还要他去派出所自首，被恼羞成怒的长脚掐死了；后者知道老克腊被警察追捕，不想让他留宿自己家，走投无路的老克腊用抱枕将其捂死。
小说也交代了其他人物的命运，如“程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李主任在飞机坠毁事件中罹难；蒋丽莉因为生了恶瘤死于不治之症；薇薇和小林结婚后出国了；小说最后没有再提到康明逊。而电影中人物的命运通过文字的形式被展现出来：程先生在文革时期去到一个小镇进行劳动改造，于二零零一年死于香港；李主任在巴西开了个牧场，于一九八一年死于巴西；康明逊于一九八四年死于三藩市；蒋丽莉一九八九年死于台北；薇薇和她丈夫一起出国了；老克腊在杀死王琦瑶后于一九八三年被判无期徒刑。
从这三个方面看来，影片进行这样的人物设置不仅考虑到角色安排、票房需要，也受到电影总体时长的限制，没有办法详细展现王琦瑶的感情生活，相比于小说中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描写，电影略逊一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电影《长恨歌》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与小说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备受争议，却也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