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海洋困境的历史陈因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战略,给在海洋事务上处于被动,为领海和岛礁之争,与东海、南海邻国闹得不可开交的中国蒙上了难以挥斥的阴影。在和平睦邻的诉求中,致力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治国主题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事务上,总是事与愿违,要么与世界主流社会背离,被孤立,处于尴尬的地位。如对科索沃、海湾战争和利比亚事变的态度和立场。要么,拘泥于意识形态和输出革命的理念,不遗余力支援友邻非共产国家内部的极权革命,最后事与愿违,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伤害了与友邻国家之间的感情和关系,致成历史积怨而不能化解隔膜,形成真正的兄弟同盟。如对菲律宾、柬埔寨和缅甸、马来西亚。要么。不能坦诚相待,平等协商,干净利落地解决领土领海之争。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和由此带来的藏独问题,疆独问题。要么,大而无当,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战争赔偿问题和领土遗留问题,作茧自缚,为他人作嫁衣裳,以致弄巧成拙,反被异国算计。如日本战争赔偿问题、钓鱼岛问题。

这一切,固然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为了赢得时间来致力于国民经济建设,以求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使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牢牢站稳大国地位的现实考较,而不得不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过渡性临时战略有关;与意识形态残留的僵化思维有关;更与历史不当处置所遗留的遗患有关。不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在致力于攘外必先安内和输出革命国策的伟人时代,实际就已经为今天的外交困境埋下了祸根,留下了遗憾。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说到这一点,会使至今膜拜于神灵面前的信众们心里不舒服,也使以伟人为招牌,使政权合法性得到保障;或者,以此作为凝聚本阶层人心,维护既得利益的法宝和依托的权贵感觉尴尬。但是要破解历史遗留的难题,于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获得长足发展和真正的大国地位,我们就不能不正视历史的缺憾和失误,才能对症下药,化解矛盾,实现真正的外交突破。

一个并不平等的中苏友好条约,使中国永远失去了外蒙,这个北方中央的战略屏障。河套、关中、云中、京畿地区从此处于前敌位置,而在战争时期形势可畏。而这个新兴国家,在中苏交恶时期,毫无疑问地成了帮凶和仆从,而使中国北部中央的国境岌岌可危。不是推诿和搪塞,而是果断地承认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拱手永远让出了外兴安岭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和领海。就使中国东北,永远处于两大强敌的窥伺和威胁之下。这里面固然有政策一边倒,为巩固已得政权。获得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的承认和援助的苦衷。更有私欲的作祟。如果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虑,长袖善舞于苏美夹峰之间,欲推还就,左右逢源,令两强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不得不有所屈就,百般示好。并许以种种优惠,未必就必得送出外蒙和远东大片河山。但巩固既得政权的欲望太强烈了,也就没有了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考较。

朝鲜战争不管怎样巧言令色,粉饰真相,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得到了中国三个全建制甲种主力朝鲜族师支援的北朝鲜军,有了制胜南朝鲜军的实力和本钱,又有中苏两个大国的鼎力支持,遂以为可以发动南侵战争,一举统一朝鲜半岛的狂妄举动。利令智昏的金日成忘记了,以三八线划线,是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同议定的划界方案。信守承诺的美军不会看着金日成单方面毁约,越过边界,挑战自己的承诺和权威。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个两大意识形态集团在远东的战略平衡问题。仁川登陆粉碎了金日成的美梦,为了同一意识形态的利益,凡事仰仗苏联的中国,不得不不顾自己的艰难立国处境,出兵援朝。背上了巨额债务,从此交恶了美军,也交恶了韩国人民。对于前者,等同于自己彻底孤立了自己,从此被排斥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不得不仰俄国人的鼻息,直至中苏反目。等于与世界先进国家和科学技术隔绝,迟缓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只能在阶级斗争的圈子里内讧,自己作践自己,而积弱积贫。对于后者,触伤了其民族感情,韩国从此死心塌地的依附于美国,成为其在远东忠实的邦国,中国是自毁大中华文化圈,弃友邦而肥他国。

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固然有印度纵容和庇佑达赖集团的原因,也有印度坚执以麦克马洪线划界,觊觎中国藏南的企图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连续的低标准,恶劣的生存条件,使传统的西南夷地区民怨沸腾,局势不稳。假出师有名打一仗,既可以转移国内视线,更可以从此隔绝藏地与印度的传统联系和关系,维持对西藏的永久统治并威慑西南。但是,自建国以后,印度是对中国最友好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达赖问题,还是边界问题,总可以通过谈判找到解决的办法。急欲打一仗,解决政治困境的诉求大于中印关系和边界安宁的考虑。虽然如此,打,并且已经取胜,就应该一劳永逸地解决麦克马洪线遗留问题,巩固对藏南的占领和统治,怎么又成了刚愎自用,迂腐虚夸的宋襄公,拱手让出了收复的土地,又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里?虽然似乎赢得了国际一些不谙战略,并无远见的文人墨客的赞誉,但却放任印度北进,等于永远丢失了藏南。而挨了打,丢了人的印度,因为失了国格、人格,从此以此为耻,对中国永久地心存芥蒂,既不领情,也不买账。西南边境,不得安宁;海洋利益,也有印度蠢蠢欲动,分一杯羹的隐忧。等于为自己酿造了一杯难于下咽的苦酒。

1954年,奠边府战役之后,在美国的调停、中国的坚持下,法越签署了停战协定。双方以十七度线划界,消弭战争,握手言和。随后,不甘被分解而欲谋长远统一的北越胡志明,派遣自己的养子黎笋潜入南越,负责组织和领导南越的游击战争以颠覆后来在美国扶持下的吴庭艳南越政权。到五十年代末,越南南方游击区扩大,开始由游击队组建正规部队。而北越则通过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向南越渗透,并保持人员物资往来。吴庭艳政权岌岌可危。在这种态势下,1961年,美国不得已派出了绿色贝雷帽部队进入南越,以以武力声援吴庭艳集团,维护南越统治,美国正式参与越南战争开始。在这之前,中国先后以韦国清、陈赓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为越南训练军事和游击干部,训练和武装正规军。但鉴于自己的国力和所处国际环境,中国也想以力主南北越和谈划界,并不主张南越的游击战争和即刻的越南统一来缓解自己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和越南的诉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越南需要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以维持独立并谋求统一;一方面又对中国的过度干预和力挺自己不力颇有微词和反感,以黎笋为最。这就为越南实际倾向苏联,中越最终交恶埋下祸根(黎笋后来为越共第一书记)。

北越的渗透和南侵加剧了南越的局势危机,南越频发军事政变。到1965年,由空军司令阮高其和少壮派军人阮文绍控制政权,南北越对峙更剧。为了支持南越,抑制北约进攻态势,美国约翰逊政府走向实施“滚雷行动”的办法,想一举摧毁北越的实力。3月2日,“滚雷行动”开始。100多架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和19架西贡空军螺旋桨飞机呼啸着越过17度线,轰炸了北越的广溪、邦村弹药库,一场历时3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空袭在丛林上空拉开了帷幕。而中国也全面开始了抗美援越时期。十年间,中国出军30万人援越,耗资200余亿美元,牺牲4000余人。最后和苏联一道逼迫美军停战,襄助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等于在自己的卧榻下安置了一只饿虎。这只饿虎一旦羽翼丰满,便会反噬主人,成为祸害。这就有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之战。200余亿美元分给中国人,人均约有人民币200元,当时一个二级工人五个月的工资。如果按劳动力占人口比例的六分之一计算,则等于耗费了中国全体普通工人二年半的工资,白白扔给了越南。并没有结与国之欢心,反而有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边境之争。假若南越时期,对于西沙、南沙岛礁之争,中国不惜一战,战必胜之的话。那么统一而强大的越南,对于南沙27个岛礁的占领,一年1500万桶石油的开采,中国只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这就叫做养虎遗患。违背了祖宗定下的远交近攻的国策,自食其果。本来,一个南北对峙的越南存在,中国会赢得南方战略的缓冲带,又能分化越南本身的力量,保证自己的边疆安宁和领海权益。一个强大的,并不受约束的越南存在,中国就为自己身边埋下了火药桶。何况,为了声援越南,轻率地承认1887年6月26日(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六日),中法战争之后,在北京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将广东界务外海部分以东经108°03’13”线划界,该线以西水域与岛屿归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以东水域岛屿归中国。而北部湾具有战略地位和相当的划界意义的白龙尾岛不幸被中国政府礼让给越南。等于将大半个北部湾划界给越南,越南才有了领海划界的底气和依据。

中苏反目以后,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不遗余力支援东南亚丛林里的游击战争,为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反对派训练军事干部,教习游击战争,提供物资供应和军火,并派出军事人员参与指挥缅甸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为上述各国的暴力领袖提供庇护。当着世界形势变迁。暴力和暴力革命为喜欢民主自由,主张人权的民主国家和世界主流社会所唾弃。东南亚的所谓革命,得不到中国的输血,又为人民所不接受之后,日益陷于土崩瓦解之势而式微。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出于本能地对中国的戒心,不再相信中国的任何承诺,也不愿与中国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和交往。包括曾经步印度之后,对中国最友好的缅甸。这就是中国几十年来,在东南亚所面临的外交现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输出革命理念支持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是一个极端血腥的极权政体。中国的本意是帮助被朗诺将军和施里玛达亲王篡夺政权的西哈努克亲王复国,但是后来把亲王和乔森潘、宋双绑在一起,实际上支持隐在乔森潘身后的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执掌了政权。波氏在张春桥捉刀的柬埔寨宪法和建国大纲的理论策略下,对柬埔寨实行红色恐怖,消灭城市,消灭柬埔寨业主、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者,把一个佛教徒的慈悲国家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后来,从波尔布特阵营分裂出去的韩桑林、洪森,在越南的支持下,驱赶了波尔布特,建立了君主立宪的准民主的柬埔寨。自然从根子上就不会心向中国。而波氏将柬埔寨变成杀人屠宰场的恐怖场景和深重创伤却存留在柬埔寨几代人的记忆里,难以亲近波尔布特背后的主人。虽然在东盟关于南海划界问题的纷争上,柬埔寨支持中国,那是基于对中国援助的巨大需求,不是与中国的牢固同盟和友谊。

作者曾经说过,当着伟人意识到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实际上孤立了自己,使中国被摈弃于世界主流社会之外的弊端后,才和谋求越南战争结束的美国一拍即合,有了尼克孙的访华和中美的建交。本来,台湾问题的谈判作为一个附笔,应该涉及到钓鱼岛,以一揽子解决。但是伟人和周恩来都忽视了这一点,而为历史留下了隐患。当着美日重申琉球的归属利益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时候,中国因为追随苏联,时时处处与美军对立,没有能获准参加旧金山条约的签订,等于被摈弃于国际社会之外,任凭自己领海领土的流失。中美建交的谈判本可以挽回这一损失,但问题太小了,小到用不着重视,也就成了今日的老大难。

还有一个日本问题,1972年,中美建交,日本感到自己不能与中国建交将丧失历史的伟大机遇,丧失日本获得重大发展的有利时机。面对着大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无与伦比的中国市场,田中觉荣首相不惜屈尊,首先对中国示好,并打算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作出承诺。但是大喜过望,不能自持的伟人,面对着两大强国与自己的建交,将使中国顺利地摆脱苏联的压力和困厄,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喜讯。竟然忘记了八年抗战时期中国人所做出的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努力,慷慨地大笔一挥,免去了日本所有的战争赔偿,而不需要征求被难的中国亿万百姓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志和意愿。没有对中国做出任何战争赔偿的日本,有理由相信,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是处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帮助中国摆脱西方列强压迫的需要。否则,饱受战争危害的中国怎么能一笔勾销战争赔款而取媚于日本呢?和田中的谈判,同样忽略了钓鱼岛问题,这就是他近日终将发酵的原因之一。八年抗战,正面战场相持的,给日军以重大打击的不是打游击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偏师和牵制作用,只有在正面战场发挥效益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日本人至今并不承认败给中方,也不屑于中方的武力。没有承担任何战争责任之后,自然更加嚣张而肆无忌惮,这就是东海划界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至今久而不决而右翼法西斯势力复活的陈因。

历史虽然是发生了事实的过去,但并不等于岁月的流失就能将一切过失和失当模糊和掩盖。伟人不是神,没有绝对的英明伟大,特别是晚年,利益攸关或利令智昏的时候。如九合诸侯的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公子小白,如大汉一代英主汉武帝刘彻,如励精图治,或可有所作为的隋文帝杨坚,如老年颟顸的康熙大帝玄烨。好大喜功,目空一切,专断独行,天马行空,又好庄子逍遥游的伟人也不能免俗。建设了一个新中国,也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和一个道德沦丧,信念缺失,没有任何信仰而肆无忌惮对天、对地、对人、对鬼神的现实中国。自然,在缺乏海洋意识和制海权观念的时代,他只要维护在大陆的统治,也无所谓海洋的长远发展和未来战略。自然,取国土和物资钱财锱铢必较,用之却如泥沙,也就留下了一大堆难以处理的海疆问题。

破解日本东南西北意欲构建的反华网络,打破美国亚太战略的桎梏和羁绊,需要大智慧和胆略,更需要破解历史遗留的一个个外交难题。这就需要审视自己不结盟,自我孤立的政策,尝试与俄罗斯和东盟大多数国家建立长久牢固的同盟。为了化解美国的围堵和孤立,俄罗斯也需要这种同盟。而且无论形势和彼此地位,他都不同于华沙条约组织,而成为一种相与制衡又相与支持的新型战略联盟。中俄同盟的建立将粉碎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不平衡,并压迫日本,迫使他审视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和处境,主动言和,反而孤立美国。一个强大的中俄联盟会使美国投鼠忌器,有所收敛而维持东亚战略平衡。东南亚联盟中中国的观察员角色,并不适宜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不足以真正团结和领导东南亚人民共同走向和平和长治久安、共同富裕。中国要摈弃前嫌,坦诚相待友好邻邦,不但不能以意识形态左右外交活动,而且要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给同盟国家以鼎力支持,以取得的他们的信任和真正友谊。要获得东盟大多数国家的信任和真诚友谊,孤立越南和菲律宾。对于其中不和谐的声音和有意的挑衅者和离间者,要予以重创和打击,打消其背离的念头,而增加东盟的向心力。要借缅甸之力获得印度洋出海口,自此抑制印度东出南海的战略野心。当然,鼠目寸光者和贪官污吏、庸吏不足以当此重任,需要张骞、需要苏武、需要班超,而不是需要官二代和富二代。需要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外交家、军事家,而不是世袭的官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掩盖和否认历史的失误,就无以找到解决今日外交难题的钥匙,现状将会继续。直到历史的变数到来。我们并不希望等到那一天……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战略,给在海洋事务上处于被动,为领海和岛礁之争,与东海、南海邻国闹得不可开交的中国蒙上了难以挥斥的阴影。在和平睦邻的诉求中,致力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治国主题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事务上,总是事与愿违,要么与世界主流社会背离,被孤立,处于尴尬的地位。如对科索沃、海湾战争和利比亚事变的态度和立场。要么,拘泥于意识形态和输出革命的理念,不遗余力支援友邻非共产国家内部的极权革命,最后事与愿违,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伤害了与友邻国家之间的感情和关系,致成历史积怨而不能化解隔膜,形成真正的兄弟同盟。如对菲律宾、柬埔寨和缅甸、马来西亚。要么。不能坦诚相待,平等协商,干净利落地解决领土领海之争。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和由此带来的藏独问题,疆独问题。要么,大而无当,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战争赔偿问题和领土遗留问题,作茧自缚,为他人作嫁衣裳,以致弄巧成拙,反被异国算计。如日本战争赔偿问题、钓鱼岛问题。

这一切,固然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为了赢得时间来致力于国民经济建设,以求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使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牢牢站稳大国地位的现实考较,而不得不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过渡性临时战略有关;与意识形态残留的僵化思维有关;更与历史不当处置所遗留的遗患有关。不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在致力于攘外必先安内和输出革命国策的伟人时代,实际就已经为今天的外交困境埋下了祸根,留下了遗憾。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说到这一点,会使至今膜拜于神灵面前的信众们心里不舒服,也使以伟人为招牌,使政权合法性得到保障;或者,以此作为凝聚本阶层人心,维护既得利益的法宝和依托的权贵感觉尴尬。但是要破解历史遗留的难题,于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获得长足发展和真正的大国地位,我们就不能不正视历史的缺憾和失误,才能对症下药,化解矛盾,实现真正的外交突破。

一个并不平等的中苏友好条约,使中国永远失去了外蒙,这个北方中央的战略屏障。河套、关中、云中、京畿地区从此处于前敌位置,而在战争时期形势可畏。而这个新兴国家,在中苏交恶时期,毫无疑问地成了帮凶和仆从,而使中国北部中央的国境岌岌可危。不是推诿和搪塞,而是果断地承认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拱手永远让出了外兴安岭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和领海。就使中国东北,永远处于两大强敌的窥伺和威胁之下。这里面固然有政策一边倒,为巩固已得政权。获得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的承认和援助的苦衷。更有私欲的作祟。如果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虑,长袖善舞于苏美夹峰之间,欲推还就,左右逢源,令两强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不得不有所屈就,百般示好。并许以种种优惠,未必就必得送出外蒙和远东大片河山。但巩固既得政权的欲望太强烈了,也就没有了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考较。

朝鲜战争不管怎样巧言令色,粉饰真相,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得到了中国三个全建制甲种主力朝鲜族师支援的北朝鲜军,有了制胜南朝鲜军的实力和本钱,又有中苏两个大国的鼎力支持,遂以为可以发动南侵战争,一举统一朝鲜半岛的狂妄举动。利令智昏的金日成忘记了,以三八线划线,是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同议定的划界方案。信守承诺的美军不会看着金日成单方面毁约,越过边界,挑战自己的承诺和权威。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个两大意识形态集团在远东的战略平衡问题。仁川登陆粉碎了金日成的美梦,为了同一意识形态的利益,凡事仰仗苏联的中国,不得不不顾自己的艰难立国处境,出兵援朝。背上了巨额债务,从此交恶了美军,也交恶了韩国人民。对于前者,等同于自己彻底孤立了自己,从此被排斥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不得不仰俄国人的鼻息,直至中苏反目。等于与世界先进国家和科学技术隔绝,迟缓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只能在阶级斗争的圈子里内讧,自己作践自己,而积弱积贫。对于后者,触伤了其民族感情,韩国从此死心塌地的依附于美国,成为其在远东忠实的邦国,中国是自毁大中华文化圈,弃友邦而肥他国。

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固然有印度纵容和庇佑达赖集团的原因,也有印度坚执以麦克马洪线划界,觊觎中国藏南的企图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连续的低标准,恶劣的生存条件,使传统的西南夷地区民怨沸腾,局势不稳。假出师有名打一仗,既可以转移国内视线,更可以从此隔绝藏地与印度的传统联系和关系,维持对西藏的永久统治并威慑西南。但是,自建国以后,印度是对中国最友好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达赖问题,还是边界问题,总可以通过谈判找到解决的办法。急欲打一仗,解决政治困境的诉求大于中印关系和边界安宁的考虑。虽然如此,打,并且已经取胜,就应该一劳永逸地解决麦克马洪线遗留问题,巩固对藏南的占领和统治,怎么又成了刚愎自用,迂腐虚夸的宋襄公,拱手让出了收复的土地,又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里?虽然似乎赢得了国际一些不谙战略,并无远见的文人墨客的赞誉,但却放任印度北进,等于永远丢失了藏南。而挨了打,丢了人的印度,因为失了国格、人格,从此以此为耻,对中国永久地心存芥蒂,既不领情,也不买账。西南边境,不得安宁;海洋利益,也有印度蠢蠢欲动,分一杯羹的隐忧。等于为自己酿造了一杯难于下咽的苦酒。

1954年,奠边府战役之后,在美国的调停、中国的坚持下,法越签署了停战协定。双方以十七度线划界,消弭战争,握手言和。随后,不甘被分解而欲谋长远统一的北越胡志明,派遣自己的养子黎笋潜入南越,负责组织和领导南越的游击战争以颠覆后来在美国扶持下的吴庭艳南越政权。到五十年代末,越南南方游击区扩大,开始由游击队组建正规部队。而北越则通过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向南越渗透,并保持人员物资往来。吴庭艳政权岌岌可危。在这种态势下,1961年,美国不得已派出了绿色贝雷帽部队进入南越,以以武力声援吴庭艳集团,维护南越统治,美国正式参与越南战争开始。在这之前,中国先后以韦国清、陈赓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为越南训练军事和游击干部,训练和武装正规军。但鉴于自己的国力和所处国际环境,中国也想以力主南北越和谈划界,并不主张南越的游击战争和即刻的越南统一来缓解自己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和越南的诉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越南需要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以维持独立并谋求统一;一方面又对中国的过度干预和力挺自己不力颇有微词和反感,以黎笋为最。这就为越南实际倾向苏联,中越最终交恶埋下祸根(黎笋后来为越共第一书记)。

北越的渗透和南侵加剧了南越的局势危机,南越频发军事政变。到1965年,由空军司令阮高其和少壮派军人阮文绍控制政权,南北越对峙更剧。为了支持南越,抑制北约进攻态势,美国约翰逊政府走向实施“滚雷行动”的办法,想一举摧毁北越的实力。3月2日,“滚雷行动”开始。100多架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和19架西贡空军螺旋桨飞机呼啸着越过17度线,轰炸了北越的广溪、邦村弹药库,一场历时3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空袭在丛林上空拉开了帷幕。而中国也全面开始了抗美援越时期。十年间,中国出军30万人援越,耗资200余亿美元,牺牲4000余人。最后和苏联一道逼迫美军停战,襄助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等于在自己的卧榻下安置了一只饿虎。这只饿虎一旦羽翼丰满,便会反噬主人,成为祸害。这就有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之战。200余亿美元分给中国人,人均约有人民币200元,当时一个二级工人五个月的工资。如果按劳动力占人口比例的六分之一计算,则等于耗费了中国全体普通工人二年半的工资,白白扔给了越南。并没有结与国之欢心,反而有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边境之争。假若南越时期,对于西沙、南沙岛礁之争,中国不惜一战,战必胜之的话。那么统一而强大的越南,对于南沙27个岛礁的占领,一年1500万桶石油的开采,中国只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这就叫做养虎遗患。违背了祖宗定下的远交近攻的国策,自食其果。本来,一个南北对峙的越南存在,中国会赢得南方战略的缓冲带,又能分化越南本身的力量,保证自己的边疆安宁和领海权益。一个强大的,并不受约束的越南存在,中国就为自己身边埋下了火药桶。何况,为了声援越南,轻率地承认1887年6月26日(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六日),中法战争之后,在北京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将广东界务外海部分以东经108°03’13”线划界,该线以西水域与岛屿归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以东水域岛屿归中国。而北部湾具有战略地位和相当的划界意义的白龙尾岛不幸被中国政府礼让给越南。等于将大半个北部湾划界给越南,越南才有了领海划界的底气和依据。

中苏反目以后,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不遗余力支援东南亚丛林里的游击战争,为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反对派训练军事干部,教习游击战争,提供物资供应和军火,并派出军事人员参与指挥缅甸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为上述各国的暴力领袖提供庇护。当着世界形势变迁。暴力和暴力革命为喜欢民主自由,主张人权的民主国家和世界主流社会所唾弃。东南亚的所谓革命,得不到中国的输血,又为人民所不接受之后,日益陷于土崩瓦解之势而式微。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出于本能地对中国的戒心,不再相信中国的任何承诺,也不愿与中国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和交往。包括曾经步印度之后,对中国最友好的缅甸。这就是中国几十年来,在东南亚所面临的外交现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输出革命理念支持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是一个极端血腥的极权政体。中国的本意是帮助被朗诺将军和施里玛达亲王篡夺政权的西哈努克亲王复国,但是后来把亲王和乔森潘、宋双绑在一起,实际上支持隐在乔森潘身后的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执掌了政权。波氏在张春桥捉刀的柬埔寨宪法和建国大纲的理论策略下,对柬埔寨实行红色恐怖,消灭城市,消灭柬埔寨业主、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者,把一个佛教徒的慈悲国家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后来,从波尔布特阵营分裂出去的韩桑林、洪森,在越南的支持下,驱赶了波尔布特,建立了君主立宪的准民主的柬埔寨。自然从根子上就不会心向中国。而波氏将柬埔寨变成杀人屠宰场的恐怖场景和深重创伤却存留在柬埔寨几代人的记忆里,难以亲近波尔布特背后的主人。虽然在东盟关于南海划界问题的纷争上,柬埔寨支持中国,那是基于对中国援助的巨大需求,不是与中国的牢固同盟和友谊。

作者曾经说过,当着伟人意识到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实际上孤立了自己,使中国被摈弃于世界主流社会之外的弊端后,才和谋求越南战争结束的美国一拍即合,有了尼克孙的访华和中美的建交。本来,台湾问题的谈判作为一个附笔,应该涉及到钓鱼岛,以一揽子解决。但是伟人和周恩来都忽视了这一点,而为历史留下了隐患。当着美日重申琉球的归属利益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时候,中国因为追随苏联,时时处处与美军对立,没有能获准参加旧金山条约的签订,等于被摈弃于国际社会之外,任凭自己领海领土的流失。中美建交的谈判本可以挽回这一损失,但问题太小了,小到用不着重视,也就成了今日的老大难。

还有一个日本问题,1972年,中美建交,日本感到自己不能与中国建交将丧失历史的伟大机遇,丧失日本获得重大发展的有利时机。面对着大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无与伦比的中国市场,田中觉荣首相不惜屈尊,首先对中国示好,并打算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作出承诺。但是大喜过望,不能自持的伟人,面对着两大强国与自己的建交,将使中国顺利地摆脱苏联的压力和困厄,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喜讯。竟然忘记了八年抗战时期中国人所做出的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努力,慷慨地大笔一挥,免去了日本所有的战争赔偿,而不需要征求被难的中国亿万百姓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志和意愿。没有对中国做出任何战争赔偿的日本,有理由相信,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是处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帮助中国摆脱西方列强压迫的需要。否则,饱受战争危害的中国怎么能一笔勾销战争赔款而取媚于日本呢?和田中的谈判,同样忽略了钓鱼岛问题,这就是他近日终将发酵的原因之一。八年抗战,正面战场相持的,给日军以重大打击的不是打游击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偏师和牵制作用,只有在正面战场发挥效益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日本人至今并不承认败给中方,也不屑于中方的武力。没有承担任何战争责任之后,自然更加嚣张而肆无忌惮,这就是东海划界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至今久而不决而右翼法西斯势力复活的陈因。

历史虽然是发生了事实的过去,但并不等于岁月的流失就能将一切过失和失当模糊和掩盖。伟人不是神,没有绝对的英明伟大,特别是晚年,利益攸关或利令智昏的时候。如九合诸侯的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公子小白,如大汉一代英主汉武帝刘彻,如励精图治,或可有所作为的隋文帝杨坚,如老年颟顸的康熙大帝玄烨。好大喜功,目空一切,专断独行,天马行空,又好庄子逍遥游的伟人也不能免俗。建设了一个新中国,也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和一个道德沦丧,信念缺失,没有任何信仰而肆无忌惮对天、对地、对人、对鬼神的现实中国。自然,在缺乏海洋意识和制海权观念的时代,他只要维护在大陆的统治,也无所谓海洋的长远发展和未来战略。自然,取国土和物资钱财锱铢必较,用之却如泥沙,也就留下了一大堆难以处理的海疆问题。

破解日本东南西北意欲构建的反华网络,打破美国亚太战略的桎梏和羁绊,需要大智慧和胆略,更需要破解历史遗留的一个个外交难题。这就需要审视自己不结盟,自我孤立的政策,尝试与俄罗斯和东盟大多数国家建立长久牢固的同盟。为了化解美国的围堵和孤立,俄罗斯也需要这种同盟。而且无论形势和彼此地位,他都不同于华沙条约组织,而成为一种相与制衡又相与支持的新型战略联盟。中俄同盟的建立将粉碎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不平衡,并压迫日本,迫使他审视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和处境,主动言和,反而孤立美国。一个强大的中俄联盟会使美国投鼠忌器,有所收敛而维持东亚战略平衡。东南亚联盟中中国的观察员角色,并不适宜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不足以真正团结和领导东南亚人民共同走向和平和长治久安、共同富裕。中国要摈弃前嫌,坦诚相待友好邻邦,不但不能以意识形态左右外交活动,而且要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给同盟国家以鼎力支持,以取得的他们的信任和真正友谊。要获得东盟大多数国家的信任和真诚友谊,孤立越南和菲律宾。对于其中不和谐的声音和有意的挑衅者和离间者,要予以重创和打击,打消其背离的念头,而增加东盟的向心力。要借缅甸之力获得印度洋出海口,自此抑制印度东出南海的战略野心。当然,鼠目寸光者和贪官污吏、庸吏不足以当此重任,需要张骞、需要苏武、需要班超,而不是需要官二代和富二代。需要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外交家、军事家,而不是世袭的官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掩盖和否认历史的失误,就无以找到解决今日外交难题的钥匙,现状将会继续。直到历史的变数到来。我们并不希望等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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