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经济增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受此困扰。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迁移、集聚和人口相应再流动的过程，势必产生新的投资和新的增长极，并推动经济增长。此外，中国人口的更大优势还在于劳动力的勤劳禀赋。 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担忧。所谓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意义上理解，是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当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人口）增长率时，人口红利的拐点便可以确认了。那么，这个拐点的到来是否真的要让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呢？ 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 “人口红利期”的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以及人力投资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认为，2015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将尽，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到达峰值后，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缓慢、温和的下降过程，即拐点将是一个圆弧顶。即便到了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较2015年的峰值仅下降0.75%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会增加近1900万人（图1）。 不过，2005年以来不断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的用工短缺现象，似乎与人口红利将尽的担忧非常吻合。若仔细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实际上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从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看，2000-2010年中国25-34岁的人口净减少近4680万，即平均每年减少460多万（图2）。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一年龄段应该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也符合多数招工对年龄的要求。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25-3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最供不应求，而超过45岁的劳动力，则严重供过于求。 在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部分用工单位却依然承袭过去的招工标准来招聘劳动力，自然加剧了25-34岁年龄段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如果能够参照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理念，放宽用工的适龄范围，民工荒或许就不会频频出现。 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假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低端劳动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01-2011年间，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之间，出现岗位多而就职人员不足的现象；大专以上学历者在用工上的供求关系，则从10年前的供不应求到如今的供过于求，2011年供需比为1:0.9，明显是供大于求。 此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减慢，也促使短期劳动力供给紧张。但农村劳动力的潜在供给能力还是很强，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11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2.659亿，这显然还是太多了（美国只有200万左右）。故未来10年，其中至少有1亿人可以转移到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此外，农村常住人口目前为6.566亿，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农村就业人口为4.05亿，则农村尚有2.52亿人口无就业，占农村常住人口的38%，这一比重显然也偏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可以转为劳动就业人口。 再看整个中国，尽管2011年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规模达10.02亿，但总就业人口也只有7.64亿（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除去目前在读的接受高中、中专和高等教育的0.759亿人口，尚有1.62亿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就业。2010年末，60-64岁年龄段的人口规模为0.587亿，假如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则又可以释放出很多劳动力。 因此，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不会受到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困扰。如果我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能够进一步增加，则劳动力的现实供给能力还能够大大提高。 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的是可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说明人口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人口的流动性则反映人口活动助推经济增长的现实能力。人口的流动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来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都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阶段，2011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反观印度，虽然国民的平均年龄还非常年轻，预示着未来可以长期享用人口红利，但其人口流动性却不大，也就是人口潜在优势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人口的良好流动性，带来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些年来，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铁等新增的总里程，高居全球第一。此外，城市化过程中，新移民的到来，会带动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产业的发展。有人估算，每增加一个城市的新移民，大约可以带动该城市增加投资10万元左右。而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水平仅51.3%，应该还有近20年的增长，才会使得城市化程度达到相对均衡水平。此外，中国目前人口的分布还很不合理，人口集聚度不高。如大城市人口（100万以上人口为大城市）占中国所有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7%，远低于全球72%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会非常活跃。 以日本为例，东京经济圈由东京都和周边的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组成，人口367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28%，其GDP占日本全国的30%左右。东京人口迁移变动主要经历了两个比较完整的周期。第一个周期自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大约持续了20年。这一时期是东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期，一直表现为人口净迁入，大致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先后达到最大值。 第二个周期是70年代末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结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如上海常住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GDP仅为全国的4%左右，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度更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远未结束。未来人口流动的方向大致有两个，一是中西部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二是农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经济增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受此困扰。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迁移、集聚和人口相应再流动的过程，势必产生新的投资和新的增长极，并推动经济增长。此外，中国人口的更大优势还在于劳动力的勤劳禀赋。 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担忧。所谓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意义上理解，是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当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人口）增长率时，人口红利的拐点便可以确认了。那么，这个拐点的到来是否真的要让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呢？ 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 “人口红利期”的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以及人力投资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认为，2015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将尽，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到达峰值后，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缓慢、温和的下降过程，即拐点将是一个圆弧顶。即便到了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较2015年的峰值仅下降0.75%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会增加近1900万人（图1）。 不过，2005年以来不断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的用工短缺现象，似乎与人口红利将尽的担忧非常吻合。若仔细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实际上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从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看，2000-2010年中国25-34岁的人口净减少近4680万，即平均每年减少460多万（图2）。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一年龄段应该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也符合多数招工对年龄的要求。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25-3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最供不应求，而超过45岁的劳动力，则严重供过于求。 在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部分用工单位却依然承袭过去的招工标准来招聘劳动力，自然加剧了25-34岁年龄段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如果能够参照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理念，放宽用工的适龄范围，民工荒或许就不会频频出现。 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假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低端劳动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01-2011年间，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之间，出现岗位多而就职人员不足的现象；大专以上学历者在用工上的供求关系，则从10年前的供不应求到如今的供过于求，2011年供需比为1:0.9，明显是供大于求。 此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减慢，也促使短期劳动力供给紧张。但农村劳动力的潜在供给能力还是很强，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11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2.659亿，这显然还是太多了（美国只有200万左右）。故未来10年，其中至少有1亿人可以转移到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此外，农村常住人口目前为6.566亿，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农村就业人口为4.05亿，则农村尚有2.52亿人口无就业，占农村常住人口的38%，这一比重显然也偏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可以转为劳动就业人口。 再看整个中国，尽管2011年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规模达10.02亿，但总就业人口也只有7.64亿（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除去目前在读的接受高中、中专和高等教育的0.759亿人口，尚有1.62亿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就业。2010年末，60-64岁年龄段的人口规模为0.587亿，假如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则又可以释放出很多劳动力。 因此，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不会受到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困扰。如果我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能够进一步增加，则劳动力的现实供给能力还能够大大提高。 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的是可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说明人口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人口的流动性则反映人口活动助推经济增长的现实能力。人口的流动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来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都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阶段，2011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反观印度，虽然国民的平均年龄还非常年轻，预示着未来可以长期享用人口红利，但其人口流动性却不大，也就是人口潜在优势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人口的良好流动性，带来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些年来，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铁等新增的总里程，高居全球第一。此外，城市化过程中，新移民的到来，会带动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产业的发展。有人估算，每增加一个城市的新移民，大约可以带动该城市增加投资10万元左右。而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水平仅51.3%，应该还有近20年的增长，才会使得城市化程度达到相对均衡水平。此外，中国目前人口的分布还很不合理，人口集聚度不高。如大城市人口（100万以上人口为大城市）占中国所有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7%，远低于全球72%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会非常活跃。 以日本为例，东京经济圈由东京都和周边的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组成，人口367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28%，其GDP占日本全国的30%左右。东京人口迁移变动主要经历了两个比较完整的周期。第一个周期自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大约持续了20年。这一时期是东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期，一直表现为人口净迁入，大致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先后达到最大值。 第二个周期是70年代末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结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如上海常住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GDP仅为全国的4%左右，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度更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远未结束。未来人口流动的方向大致有两个，一是中西部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二是农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