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淑华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年11期
中图分类号：B08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751（2000）05—0001—0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主导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和形成是以人对自身类特性的认识和把握为思想逻辑前提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更加凸现出人的类特性，强化了人的类意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赖于人对自身类特性的更加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更加自觉的高度认同。
一、类：人的存在的一体化特性
“类”在词源学意义上，既有差别、界限和限制的意思，又有一致、聚合和融通的意思，合而言之，“类”是指基于差别、界限和限制之上的一致、聚合和融通。用“类”来指称人的特性时，“类”标识的是人的存在的同一性和统一体的特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明确使用“类”概念并用“类”概括人的特性的，是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是从宗教的上帝本质中引申而来的，他把人的理性和意志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的根本内容，把人的类特性“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P18）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则从现实的人出发，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辩证关系中阐释人的类特性，赋予人的类特性以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使人的类特性获得了科学的规定。
其一，人的类特性根源于并首先凸现为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东西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P24—25）这就是说，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超越了自然生命的局限，超越了自然的本性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人的超生命的本质，即类本质。“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确证。”“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因此，“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P50）马克思从人改造世界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的类特性的生成，说明人的类特性是在人的活动中由人自己创生的，人的类特性表现的是人对于自然限制和自然规定的超越和突破。“类”作为人的存在特性表征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质与特征。
其二，人的类特性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凸现出来的人的存在的一体化的特性。由于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2]（P50—51）所以，人可以同任何一种对象建立起“为我关系”，人是融解在普遍关系中的一种存在。人在观念和实践上，能够把一切对象都“类化”于自己的存在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实现整个存在的一体化。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对自然限制和自然规定的超越和突破表现在，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P49）自然的潜在能量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现实的力量，人通过自己的活动赋予了自然存在以生命意义，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在。人对自然的“类化”表明人只能存在于同自然界的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之中。就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人的类特性不等于个体的抽象的普遍性或共同性，它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它属于个体的社会组合特性。一方面“类”表现为不同个体间的聚合性和统一性，由它把个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这种聚合为统一活动的“类”的联系又成为促使个体充分发挥各自独立个性的创造作用的前提和条件[3]。这表明， 个体只能存在于同他人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之中。就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人的类特性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等，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P49）它要求个体的人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2]（P77）每一个人都必须存在于同自我的内在需求相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之中。总之，人的类特性表现在，人应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利用和改造自然界，[4] （P926）通过人的能动作用，创造出属人的人化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能不断协调和优化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P82）同时，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并“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P486 ）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人化自然”、“自由人联合体”、“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人的类特性的三个基本方面，也是人的类特性的完整状态。
其三，人的类特性是在社会历史中不断生成和逐步发展的。类作为人的特性，不是指出现实的人的现有的、当下的抽象共同性。类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具有先验性、超验性和经验性。先验性是说人生下来就处于特定的类关系中，超验性是指类的完整状态正是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经验性是指人在生命活动中总是感受到和经验到自己是类存在物。[6] 类的完整状态的实现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达到高度自为的一体化关系状态。可见，类特性反映的是人的本性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它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基础而又不断超越和突破人的现实存在。类是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尺度，规范着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的走向。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是通过人的现实性本质表现出来的。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体系都是衡量人的类特性的现实尺度，人的类特性体现的是人的现实与人的未来的持续而又无限的统一过程，它本身就生成于这一过程之中。这种生成过程，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解放”，恩格斯称之为“人的提升”。
综上所述，类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并通过自己的活动同化对象世界、建构属人世界、塑造完美人性的特质，类是人的存在与外在存在之间一体化关系的持续逼近和不断实现。人对自身类特性的认识和把握，形成人的类意识，人的类意识反过来又成为人的类特性持续生成和不断提高的催化剂，成为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观念条件之一。
二、人与自然的一体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是人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论的最主要的直接现实基点。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强了人的力量和人对自然的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重挑战。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昭示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反自然的性质。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非凡的物质革命时代。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的融合，使人类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的膨胀，强化了人们征服自然的雄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陷入了纯功利主义的“人类中心论”的误区，认为人是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的绝对目的的主体和无所不能的绝对理性主体，自然界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生产资源库，人类可以无条件、无限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向自然界排放废物。西方早发展国家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中，盲目地迷恋于追求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过度开发和消耗自然资源，打破了自然的生态平衡，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正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中，人们提出了摒弃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
从字面理解，可持续发展就是指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注意可持续性，防止不可持续性，但它首先指向的是一种生态关心，要求人们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新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它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以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为基础，因为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有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环境，这两者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资源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倡导“没有破坏的发展”，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应削弱和破坏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发展能力，社会发展应考虑到自然界的承受力。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应把自身置于生物圈相互依存的关联网络之中，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促进生物圈的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没有自然界的正常进行，便难有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把自然界当作“异族”去征服和改造，人类必将遭致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因此，人类必须在保护自然界持续性的前提下，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方式来开发和改造自然界。
可持续发展观首先凸现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一体性的“类化”关系，在它的视野中，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可以与天地参”，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7]（P70）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2] （P75）总之，人类的发展有赖自然界的发展， 自然界的发展也有赖于人类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完整的可持续发展。
三、人与人的一体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可持续发展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后来人们又补充了一条：“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表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弥漫着浓厚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对抗色彩，一些民族、国家和阶级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另一些民族、国家和阶级不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发展的这种对抗性质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当生产力发展还非常有限时，由于“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8]（P507）但是，当生产力有了较高发展的时候， 这种对抗性质的社会发展模式就会显得既不合理，也难持续，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社会发展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由于私有制的限制，使这种扩张在性质上受资本的驱动，在经济上不断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破，在政治上不断被两大阶级间的斗争所打断，因而，在扩张的尽头，发展上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性生产力，客观上要求根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国家和阶级偏见，代之以适合全人类利益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诞生有赖于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类“类”意识和类特性的不断成熟和发展。
人的类特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尚不具有实体意义，资本主义张扬了人的世界性存在特征，人们开始意识到要用“类”来把握“人”，因而有“平等”、“博爱”等学说的产生。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质又强化了人的阶级、民族、国家的存在特性，使其关于人的“类”特性的认识泯灭于狭隘的阶级偏见之中。20世纪是人的类特性和类意识不断凸现和逐步高扬的世纪。新的科技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两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产生、全球问题的出现，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把与全人类利害相关的共同事物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一切民族的面前，迫使各个民族、国家和阶级在相互的差异和对立中寻找“共同点”，这一点意味着人们重新发现并越来越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基本价值，力图克服传统社会发展中自我中心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伦理心态。传统的自我中心道德价值观使人既难确保自由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平等相待，也难保证先进文明对“他者”文明的公平交往。相反，它导致我与他人、文明自我与文明他者之间的严重对立，阻碍了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公平和平等原则。它认为，谋求发展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权利，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以满足自身利益上的机会是均等的，任何人、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人、他民族或国家不发展的基础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利益须服从民族利益，民族利益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须服从全球利益。同时，它还要求当代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满足的同时，应给后代子孙以满足其利益的机会，不能因当代人的自私和无限度开发自然资源而使后代人谋求发展的链条中断，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强化对后代人负责的自律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9]（P282）也只有这样， 社会发展才可能是永久持续的。
四、人与自我的一体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的
从表面看，可持续发展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它要解决的则是人本身的持续发展问题。人的自我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的发展的实质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而人的本质即人的需要，所以，人的发展实质即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自我需要是包含着差异、对立、矛盾的系统，它既包括人对外在对象的对立性质的物质性需求，又包括人对外在对象的同一性质的情感性需求，它的矛盾的具体发展是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的具体发展密切相关的。
在传统社会发展框架中，人是“经济人”与“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设定肢解了人的需要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认为物质需要是人的终极性、至上性的需要，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生的唯一的目标，聚敛财富、及时行乐是人生的全部内容。“理性人”设定肢解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全部内容，感性是需要抑制和消弥的，而理性本身又被狭隘地理解为自然科学理性。在这种理性框架中，人变成了单纯的能思之物，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可以按照逻辑程序来处理的僵死的物体。“理性人”是“经济人”的工具，人的精神世界完全服从于人的物质需要，并成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工具。对人的这种设定肢解了人的自我需求和自我个性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导致人的自我人格的残缺和精神空虚。这表明，传统社会发展塑造的人是异化人、单面人，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得到了片面的、畸型的发展。人生的全部意义被淹没于对物质的极端追求中，人性的丰富内容被消融在动物性的纯粹释放里，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怀服从于逐物的需要。马克思和现当代许多思想家对“异化人”、“单面人”等的透析和批判，都昭示了传统社会发展对人性的肢解和扭曲。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全面进步过程，以人为中心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本特点。它认为社会发展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它要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5]（P392）使每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 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 （P49）历史的发展表明，“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1]（P75 ）有着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可持续发展力求提升这种现实可能性的程度和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速度。“完整的个人”实质即个体自我全面发展的人，人对自我全面发展的追求，也就是寻求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和谐统一，实现人与自我的内在一体化和完整统一性，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终极价值取向。
收稿日期：2000—05—28
作者介绍：张淑华（1965—），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作者：张淑华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年11期
中图分类号：B08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751（2000）05—0001—0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主导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和形成是以人对自身类特性的认识和把握为思想逻辑前提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更加凸现出人的类特性，强化了人的类意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赖于人对自身类特性的更加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更加自觉的高度认同。
一、类：人的存在的一体化特性
“类”在词源学意义上，既有差别、界限和限制的意思，又有一致、聚合和融通的意思，合而言之，“类”是指基于差别、界限和限制之上的一致、聚合和融通。用“类”来指称人的特性时，“类”标识的是人的存在的同一性和统一体的特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明确使用“类”概念并用“类”概括人的特性的，是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是从宗教的上帝本质中引申而来的，他把人的理性和意志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的根本内容，把人的类特性“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P18）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则从现实的人出发，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辩证关系中阐释人的类特性，赋予人的类特性以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使人的类特性获得了科学的规定。
其一，人的类特性根源于并首先凸现为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东西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P24—25）这就是说，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超越了自然生命的局限，超越了自然的本性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人的超生命的本质，即类本质。“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确证。”“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因此，“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P50）马克思从人改造世界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的类特性的生成，说明人的类特性是在人的活动中由人自己创生的，人的类特性表现的是人对于自然限制和自然规定的超越和突破。“类”作为人的存在特性表征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质与特征。
其二，人的类特性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凸现出来的人的存在的一体化的特性。由于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2]（P50—51）所以，人可以同任何一种对象建立起“为我关系”，人是融解在普遍关系中的一种存在。人在观念和实践上，能够把一切对象都“类化”于自己的存在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实现整个存在的一体化。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对自然限制和自然规定的超越和突破表现在，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P49）自然的潜在能量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现实的力量，人通过自己的活动赋予了自然存在以生命意义，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在。人对自然的“类化”表明人只能存在于同自然界的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之中。就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人的类特性不等于个体的抽象的普遍性或共同性，它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它属于个体的社会组合特性。一方面“类”表现为不同个体间的聚合性和统一性，由它把个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这种聚合为统一活动的“类”的联系又成为促使个体充分发挥各自独立个性的创造作用的前提和条件[3]。这表明， 个体只能存在于同他人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之中。就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人的类特性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等，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P49）它要求个体的人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2]（P77）每一个人都必须存在于同自我的内在需求相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之中。总之，人的类特性表现在，人应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利用和改造自然界，[4] （P926）通过人的能动作用，创造出属人的人化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能不断协调和优化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P82）同时，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并“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P486 ）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人化自然”、“自由人联合体”、“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人的类特性的三个基本方面，也是人的类特性的完整状态。
其三，人的类特性是在社会历史中不断生成和逐步发展的。类作为人的特性，不是指出现实的人的现有的、当下的抽象共同性。类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具有先验性、超验性和经验性。先验性是说人生下来就处于特定的类关系中，超验性是指类的完整状态正是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经验性是指人在生命活动中总是感受到和经验到自己是类存在物。[6] 类的完整状态的实现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达到高度自为的一体化关系状态。可见，类特性反映的是人的本性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它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基础而又不断超越和突破人的现实存在。类是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尺度，规范着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的走向。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是通过人的现实性本质表现出来的。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体系都是衡量人的类特性的现实尺度，人的类特性体现的是人的现实与人的未来的持续而又无限的统一过程，它本身就生成于这一过程之中。这种生成过程，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解放”，恩格斯称之为“人的提升”。
综上所述，类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并通过自己的活动同化对象世界、建构属人世界、塑造完美人性的特质，类是人的存在与外在存在之间一体化关系的持续逼近和不断实现。人对自身类特性的认识和把握，形成人的类意识，人的类意识反过来又成为人的类特性持续生成和不断提高的催化剂，成为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观念条件之一。
二、人与自然的一体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是人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论的最主要的直接现实基点。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强了人的力量和人对自然的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重挑战。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昭示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反自然的性质。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非凡的物质革命时代。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的融合，使人类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的膨胀，强化了人们征服自然的雄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陷入了纯功利主义的“人类中心论”的误区，认为人是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的绝对目的的主体和无所不能的绝对理性主体，自然界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生产资源库，人类可以无条件、无限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向自然界排放废物。西方早发展国家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中，盲目地迷恋于追求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过度开发和消耗自然资源，打破了自然的生态平衡，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正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中，人们提出了摒弃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
从字面理解，可持续发展就是指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注意可持续性，防止不可持续性，但它首先指向的是一种生态关心，要求人们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新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它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以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为基础，因为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有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环境，这两者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资源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倡导“没有破坏的发展”，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应削弱和破坏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发展能力，社会发展应考虑到自然界的承受力。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应把自身置于生物圈相互依存的关联网络之中，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促进生物圈的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没有自然界的正常进行，便难有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把自然界当作“异族”去征服和改造，人类必将遭致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因此，人类必须在保护自然界持续性的前提下，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方式来开发和改造自然界。
可持续发展观首先凸现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一体性的“类化”关系，在它的视野中，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可以与天地参”，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7]（P70）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2] （P75）总之，人类的发展有赖自然界的发展， 自然界的发展也有赖于人类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完整的可持续发展。
三、人与人的一体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可持续发展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后来人们又补充了一条：“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表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弥漫着浓厚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对抗色彩，一些民族、国家和阶级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另一些民族、国家和阶级不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发展的这种对抗性质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当生产力发展还非常有限时，由于“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8]（P507）但是，当生产力有了较高发展的时候， 这种对抗性质的社会发展模式就会显得既不合理，也难持续，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社会发展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由于私有制的限制，使这种扩张在性质上受资本的驱动，在经济上不断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破，在政治上不断被两大阶级间的斗争所打断，因而，在扩张的尽头，发展上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性生产力，客观上要求根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国家和阶级偏见，代之以适合全人类利益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诞生有赖于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类“类”意识和类特性的不断成熟和发展。
人的类特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尚不具有实体意义，资本主义张扬了人的世界性存在特征，人们开始意识到要用“类”来把握“人”，因而有“平等”、“博爱”等学说的产生。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质又强化了人的阶级、民族、国家的存在特性，使其关于人的“类”特性的认识泯灭于狭隘的阶级偏见之中。20世纪是人的类特性和类意识不断凸现和逐步高扬的世纪。新的科技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两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产生、全球问题的出现，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把与全人类利害相关的共同事物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一切民族的面前，迫使各个民族、国家和阶级在相互的差异和对立中寻找“共同点”，这一点意味着人们重新发现并越来越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基本价值，力图克服传统社会发展中自我中心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伦理心态。传统的自我中心道德价值观使人既难确保自由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平等相待，也难保证先进文明对“他者”文明的公平交往。相反，它导致我与他人、文明自我与文明他者之间的严重对立，阻碍了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公平和平等原则。它认为，谋求发展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权利，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以满足自身利益上的机会是均等的，任何人、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人、他民族或国家不发展的基础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利益须服从民族利益，民族利益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须服从全球利益。同时，它还要求当代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满足的同时，应给后代子孙以满足其利益的机会，不能因当代人的自私和无限度开发自然资源而使后代人谋求发展的链条中断，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强化对后代人负责的自律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9]（P282）也只有这样， 社会发展才可能是永久持续的。
四、人与自我的一体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的
从表面看，可持续发展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它要解决的则是人本身的持续发展问题。人的自我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的发展的实质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而人的本质即人的需要，所以，人的发展实质即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自我需要是包含着差异、对立、矛盾的系统，它既包括人对外在对象的对立性质的物质性需求，又包括人对外在对象的同一性质的情感性需求，它的矛盾的具体发展是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的具体发展密切相关的。
在传统社会发展框架中，人是“经济人”与“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设定肢解了人的需要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认为物质需要是人的终极性、至上性的需要，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生的唯一的目标，聚敛财富、及时行乐是人生的全部内容。“理性人”设定肢解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全部内容，感性是需要抑制和消弥的，而理性本身又被狭隘地理解为自然科学理性。在这种理性框架中，人变成了单纯的能思之物，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可以按照逻辑程序来处理的僵死的物体。“理性人”是“经济人”的工具，人的精神世界完全服从于人的物质需要，并成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工具。对人的这种设定肢解了人的自我需求和自我个性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导致人的自我人格的残缺和精神空虚。这表明，传统社会发展塑造的人是异化人、单面人，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得到了片面的、畸型的发展。人生的全部意义被淹没于对物质的极端追求中，人性的丰富内容被消融在动物性的纯粹释放里，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怀服从于逐物的需要。马克思和现当代许多思想家对“异化人”、“单面人”等的透析和批判，都昭示了传统社会发展对人性的肢解和扭曲。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全面进步过程，以人为中心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本特点。它认为社会发展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它要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5]（P392）使每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 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 （P49）历史的发展表明，“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1]（P75 ）有着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可持续发展力求提升这种现实可能性的程度和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速度。“完整的个人”实质即个体自我全面发展的人，人对自我全面发展的追求，也就是寻求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和谐统一，实现人与自我的内在一体化和完整统一性，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终极价值取向。
收稿日期：2000—05—28
作者介绍：张淑华（1965—），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