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糊涂的真实和远与近
胡兰成结婚前，曾被家人带着去相亲，他却没能看清未来妻子的模样。而家人却以为他看着了，又以为他是满意的，使他“无从剖白，但也不觉得是被误会或受了委屈，人世最最真实的事每每会有像这样好的糊涂”。
“人世最最真实的事每每会有像这样好的糊涂。”这句话真真是好。
人生的许多大事都是这么糊涂着过来了。考大学选专业，找工作，谈恋爱，结婚，做的时候仿佛都是极认真的极郑重其事的，现在回过去想来，那些认真和郑重其事也都是糊涂的，大多于结果是无用的。
而于自己的人生，那时也是极模糊的，倒底该是怎样的，并不清楚。这不清楚，其他也都失了方向，跟着一并糊涂。
等若干年后回过去看，才有些分明。
只是那时的糊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错。糊涂中似乎也做对了许多事。再想想，如果回过去重过一遍，自己还不知道现在的模样，大约也只会像原样地过。
人生大概就是在这糊涂中或对或错地过去了。
胡兰成订婚后，他写下这么一段话：
“这人世上就已有着一人是我的妻了，而她是还在做女儿，不知她想着时是怎么样的想法，大约也和我一样，只是这个感觉非常好。”
也许要的就是那份感觉。
感觉着人世间有那么一个人会陪着自己一路走去，心里便有些踏实。
其实有些就那么远远地看着，想着，感觉最好。
真走到一起了，靠近了，也许反倒把那种感觉丢了。
婚姻大概就是这模样。有感觉的时候就结婚。结婚后却把感觉丢了，于是便烦，失望。可真的散了，重新找那感觉，找另一个，却往往发现，原来的才是自己最合适的。 想起英国的那个换鞋子的故事。
如果有一个人，在远远在想着你，理解着你，随时分享着你的幸福快乐，分担着你的痛苦忧愁，心与心相伴着。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的感觉。
心的靠近远比肉体的接触重要，也许。
二、多情恰似无情
晨读胡兰成写他结发妻子玉凤早殁章，竟渐至凝噎，不能卒读。强自看完一节，掩书起立。
妻已送儿子上学回家，在洗衣服。我过去轻抚其背，低声说我去上班了。妻笑着说好，送我至门口。又见我上衣口袋插着铅笔，笔尖朝上，便指着说：当心戳着。我把笔随意拨斜一点，说：没事。妻却伸过手来，把笔尖掖在衣领里。
出得门来，太阳很好。我在一片阳光里缓步走着。
突然“嗨”得一声传来，回首，却见一同事兴高采烈地蹬着一小自行车飞驰而来。她摇晃着身子，一副奋力前行的模样，也是满脸的阳光。打过招呼后，她裙裾飘飘，先我而飞。我依旧缓步而行。
走进校园，最近的一条路是在教学楼中穿插，时有阴影。另有一条大道，绕开教学楼，从操场边经过，没有遮挡，一路的阳光。
我没有思考，便走上了那条阳光大道。迎着太阳，脸上带着微笑。
情感是如此的倏来忽去。人也似多情却也无情。
胡兰成抑或便是如此。玉凤殁时，他不在跟前，在别处筹钱，心里突然难过，流下泪来。等确切消息传来，他倒反没有泪，并不急着赶回去，只是到处借钱，历经几番人世炎凉，最终厚着脸借着了，购得好棺材，才回去。一路上却得意着自己的“成就”。及至回到家中，见玉凤挺在板上，众姐妹大声举哀，他也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哭，努力流些泪。然真走到妻子跟前，握着她的手说：“玉凤，我回来了。”把脸挨着她的脸，此时却一股热泪涌了上来，滴在他妻子的脸上。
这“汉奸”的性情，却是真人。
三、亲人 知己与伴侣
胡兰成与玉凤、张爱玲、周训德三人感情的区别。
我以为玉凤是亲人，是人伦大信。玉凤也许在理性上无法理解胡兰成，但从直觉上，从夫妻情份上对胡兰成有着亲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切。胡兰成与她也许没有语言上的直接交流沟通，但却有着最质朴的理解和相契。两人之间有的也只是生活的琐事，没有动人心魂的爱恋。但玉凤的早殁却让胡兰成大痛。那是右手失去左手的割肉的疼痛。所以胡兰成能放弃读书人的意气，愿受一切折辱也要为玉凤办好后事。
这种大痛也让胡兰成后来面对种种感情，都能以一种淡然甚至无情的姿态出现。有过那样的疼痛又怎能再让他再掀情感的巨澜？他的心已结起了厚厚的一层壳。即使内心再过柔弱，那层壳也能让他坚硬如平常。
与张爱玲则是知己，是彼此的欣赏、相知、相悦。两人在一起琴瑟和谐，幸福快乐，有一种大欢喜。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回忆很多都是两个人说不尽的话，道不完的情，“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两人一起读书品诗，携手并进。但这不是生活，这是理想、美梦。所以当胡兰成离开上海，到了空袭不断，人生没有一点安全感的武汉时，理想和美梦便支撑不了他，他需要另外的依靠，便有了周训德，虽然那时他与张爱玲的婚约没有解除。
周训德是他的伴侣，是他在危险中的镇静剂。所以两人在一起，并没有多少激情，但心很安定。无论是面对滚滚长江，还是历史人物，他们都没有兴亡之感，只是平常如昔。他们在一起也都只是各自工作，闲暇时分便是安定的散步。两人的感情成份也大都是感激。周训德的学问地位与胡兰成相差甚远，对胡兰成的爱是一种自下对上的感恩。而周训德的简静恒定对胡兰成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与平衡，这无疑让胡兰成也是感谢的。所以即使在抗战胜利后，胡兰成被迫逃亡，他依然心如平镜。他自有他的确信。
我猜想，后来，胡兰成思念最多的当是张爱玲，因为那是他最幸福美好的时光。事实《民国女子》一章对张爱玲的回忆极多，而且琐琐碎碎，事情极多，情感极深。而对周训德的思念却温暖平和的。
男人一生中有这样三个女人，也算是幸福的了。如三个女人为一体，那便是天堂。
四、爱情也是一种需要
所有的物品只有当它被需要的时候，才有价值。当它不被需要时，也就成了累赘。爱情也是。
越是华美激越的爱情越需要温室。因为人只有在安逸的环境中才能生出强烈的生存需求以外的需要来，这种超越于生存的需求才是高级的，有着许多浪漫色彩，因而也便华美，也是最最甜蜜的。也因其华美，带着许多非现实的因素，也便易折。如胡兰成与张爱玲。
当人处于患难中时，生存的物质需求掩盖住精神需要，或者说这时即使有精神需要，这种需要也是变异的，非常态的。这时的爱情参杂了许多物质的因素，常常因为困苦让他们有相依相偎的需要，带着些苦涩。这种情感带着极强的依恋，有着亲人的情感。相处大多如平常生活。如胡兰成与周训德、范秀美。
华美的爱情只有在安逸中才会被需要。所以当胡兰成逃往温州时，张爱玲千里迢迢去看他，他的第一反应是厌烦，是给他添了累。他居然生不出感激来，因为那时他的第一需要是安全，张爱玲的到来对他来说无疑是危险的。
我们大可指责他的薄情，却是真实的人性。此人做汉奸，果有其性格的必然之处。不过，汉奸大多数人会做，只是有人有机会做，有人没机会做罢了。
但若生活一旦有转机，患难之中的情感往往会被淡忘，放进记忆的角落。偶有触及，心中滋生的是一种感激，而不是向往。
我们常常赞美患难之中的爱情。焉不知那是一种变异的情感，是不是爱情，真的说不清楚。这种情感日后能维持下去，一是靠变异而成的亲情，二是靠道德责任的约束。
一个人如果能在苦难中仍旧坚持自己高级的精神需要。这个人大概可以称为贵族了。
可大多数时候，人并不贵。
五、不占有的爱
胡兰成见到张爱玲，并没有所愧疚。只是因为他觉得张在他心中的地位不同，并不因为有了周训德和范秀美而有所改变。他讲了一件事作比方：讲他小时候，父亲去看他，带了金橘，分给其他小孩，唯没有他的。他心中觉得不然，但也知道要大方。后来跟着父亲到了僻静处，他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艳艳的大福橘，是专然留给他的。他以此来譬张爱玲。
张爱玲在他笔下也并不吃小周与范先生的醋。只是张与范画像时，画到后来难过得画不下去。原因是她越画越觉得范像胡兰成。又有一回，胡兰成肚子疼，跟张在一起不说，等范来了，才讲与范听。张爱玲觉得一阵惆怅，因为分明胡与范才是亲人。
人总还是有比较的，如果自己处于强势的时候，总能宽容。一旦觉得自己处于劣势，难免就会脆弱，于是便斤斤计较。
胡兰成又说：忧患惟使人更亲，而不涉爱，爱就有许多悲伤惊惧，不胜其情。亲却是平实廉洁，没有那种罗嗦。
所以亲情更使人觉得安定妥贴，虽不激烈，但却平实得让人放心。
后来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胡兰成虽“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却也心思平静，并无怨憎，还念着张爱玲的好。他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
也许真是这种不是占有的爱让胡兰成觉得自己也没有被占有，所以他在情感上始终是自由的，不因某人而限制了自己，处处留情。
他失去了张爱玲之后，碰到了一个像张爱玲的学生，却谨言慎行。以前他有张时，却去招惹周训德和范秀美。失去了，却不因为有人像张，就去招惹，以填补空白。这是对张的珍重，也是对自己情感的珍惜。
读到此处，总觉得胡兰成的情感其实还是洁净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滥情，透着一种真实的健康，而没有纵欲的荒淫。
胡兰成这种不占有的爱让我想起网络恋情。网络恋情其实也是一种不能占有的爱。可大多数人总想占有，偏偏又占有不得，于是便生出许多痛苦来。
六 嫁妆中的丧服
“半下昼发箱。女眷们多来到新房里，由叔婆婆或太婆问新娘要来钥匙开嫁妆箱子，把衣裙一件一件发出来给众人过目，用快子做筹码点数，取快快兴发之意。发到最底一层是孝服，就停止……” ——《今生今世 有凤来仪 婚礼》
旧式婚礼竟是如此地通透，能这般直面人世。于这样的喜庆中不忘来日的悲哀，却又能把这来日的悲哀看成欢喜的一部分。
这样的不自欺，岂不是一种大智慧。
现在号称文明时代的婚礼却不见这样的通达。不过，民间尚有喜丧之说。这看似矛盾的说法恰显示了对人生的残缺的承认与明达。
七、格物、诚意、文字与慷慨激昂
胡兰成《武汉记》写了五十万字，他说“等于学射，射中者十无二三，尽管写时是诚心诚意，写出来仍十之七八是诳，《大学》里说格物还在诚意之先，真真不错，若未能格物，虽诚意亦不过是戏剧化的认真罢了”。他一字一句的反省，明白了哪些是本色，哪些是浮华客气。
中国的戏演得太多。台上演，台下也演。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便有演。久而久之，便失了本相，把演当作是真实，独自一人时也演。写文字时，把这演当作真实来写，却以为看到了事物的本相。而因为久在表演之中，思维方式也是表演的。于是又表演着把那些演写出来。结果离本相就越来越远，文字也大多是“浮华客气”。
真正直视内心直视本相的东西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有能力直视本真的人少。习惯了表演，连真实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了。另一方面是不敢直视。
刘景晨反对《维摩诘经》里说的“以众生病，是故我命”，说：“其实万姓何尝有这样多的疾病。”胡兰成当下憬然：“原来来悲悯激昂的话，多半是自身不得清安。”
悲悯激昂之人大多是觉得自己超出众生，能施舍于众生的。于是先就失了平等。焉不知众生却往往是本真的。他们也许没有知识，不会思考，却真实地生活着。悲悯激昂很多却也是给人看的，即使是诚意的，也是戏剧化的诚意，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投身于这样的悲悯激昂，转头来发现不过是梦一场戏一场罢了。朱光潜先生质疑辛亥革命的意义。不知道那些先烈们地下有知，该是怎样的感受。
平实才是最真的。众生大多却是平实的是故众生无病，病者却是以为众生病者。
认识到最本真的东西，大约就是格物吧。
一、糊涂的真实和远与近
胡兰成结婚前，曾被家人带着去相亲，他却没能看清未来妻子的模样。而家人却以为他看着了，又以为他是满意的，使他“无从剖白，但也不觉得是被误会或受了委屈，人世最最真实的事每每会有像这样好的糊涂”。
“人世最最真实的事每每会有像这样好的糊涂。”这句话真真是好。
人生的许多大事都是这么糊涂着过来了。考大学选专业，找工作，谈恋爱，结婚，做的时候仿佛都是极认真的极郑重其事的，现在回过去想来，那些认真和郑重其事也都是糊涂的，大多于结果是无用的。
而于自己的人生，那时也是极模糊的，倒底该是怎样的，并不清楚。这不清楚，其他也都失了方向，跟着一并糊涂。
等若干年后回过去看，才有些分明。
只是那时的糊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错。糊涂中似乎也做对了许多事。再想想，如果回过去重过一遍，自己还不知道现在的模样，大约也只会像原样地过。
人生大概就是在这糊涂中或对或错地过去了。
胡兰成订婚后，他写下这么一段话：
“这人世上就已有着一人是我的妻了，而她是还在做女儿，不知她想着时是怎么样的想法，大约也和我一样，只是这个感觉非常好。”
也许要的就是那份感觉。
感觉着人世间有那么一个人会陪着自己一路走去，心里便有些踏实。
其实有些就那么远远地看着，想着，感觉最好。
真走到一起了，靠近了，也许反倒把那种感觉丢了。
婚姻大概就是这模样。有感觉的时候就结婚。结婚后却把感觉丢了，于是便烦，失望。可真的散了，重新找那感觉，找另一个，却往往发现，原来的才是自己最合适的。 想起英国的那个换鞋子的故事。
如果有一个人，在远远在想着你，理解着你，随时分享着你的幸福快乐，分担着你的痛苦忧愁，心与心相伴着。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的感觉。
心的靠近远比肉体的接触重要，也许。
二、多情恰似无情
晨读胡兰成写他结发妻子玉凤早殁章，竟渐至凝噎，不能卒读。强自看完一节，掩书起立。
妻已送儿子上学回家，在洗衣服。我过去轻抚其背，低声说我去上班了。妻笑着说好，送我至门口。又见我上衣口袋插着铅笔，笔尖朝上，便指着说：当心戳着。我把笔随意拨斜一点，说：没事。妻却伸过手来，把笔尖掖在衣领里。
出得门来，太阳很好。我在一片阳光里缓步走着。
突然“嗨”得一声传来，回首，却见一同事兴高采烈地蹬着一小自行车飞驰而来。她摇晃着身子，一副奋力前行的模样，也是满脸的阳光。打过招呼后，她裙裾飘飘，先我而飞。我依旧缓步而行。
走进校园，最近的一条路是在教学楼中穿插，时有阴影。另有一条大道，绕开教学楼，从操场边经过，没有遮挡，一路的阳光。
我没有思考，便走上了那条阳光大道。迎着太阳，脸上带着微笑。
情感是如此的倏来忽去。人也似多情却也无情。
胡兰成抑或便是如此。玉凤殁时，他不在跟前，在别处筹钱，心里突然难过，流下泪来。等确切消息传来，他倒反没有泪，并不急着赶回去，只是到处借钱，历经几番人世炎凉，最终厚着脸借着了，购得好棺材，才回去。一路上却得意着自己的“成就”。及至回到家中，见玉凤挺在板上，众姐妹大声举哀，他也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哭，努力流些泪。然真走到妻子跟前，握着她的手说：“玉凤，我回来了。”把脸挨着她的脸，此时却一股热泪涌了上来，滴在他妻子的脸上。
这“汉奸”的性情，却是真人。
三、亲人 知己与伴侣
胡兰成与玉凤、张爱玲、周训德三人感情的区别。
我以为玉凤是亲人，是人伦大信。玉凤也许在理性上无法理解胡兰成，但从直觉上，从夫妻情份上对胡兰成有着亲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切。胡兰成与她也许没有语言上的直接交流沟通，但却有着最质朴的理解和相契。两人之间有的也只是生活的琐事，没有动人心魂的爱恋。但玉凤的早殁却让胡兰成大痛。那是右手失去左手的割肉的疼痛。所以胡兰成能放弃读书人的意气，愿受一切折辱也要为玉凤办好后事。
这种大痛也让胡兰成后来面对种种感情，都能以一种淡然甚至无情的姿态出现。有过那样的疼痛又怎能再让他再掀情感的巨澜？他的心已结起了厚厚的一层壳。即使内心再过柔弱，那层壳也能让他坚硬如平常。
与张爱玲则是知己，是彼此的欣赏、相知、相悦。两人在一起琴瑟和谐，幸福快乐，有一种大欢喜。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回忆很多都是两个人说不尽的话，道不完的情，“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两人一起读书品诗，携手并进。但这不是生活，这是理想、美梦。所以当胡兰成离开上海，到了空袭不断，人生没有一点安全感的武汉时，理想和美梦便支撑不了他，他需要另外的依靠，便有了周训德，虽然那时他与张爱玲的婚约没有解除。
周训德是他的伴侣，是他在危险中的镇静剂。所以两人在一起，并没有多少激情，但心很安定。无论是面对滚滚长江，还是历史人物，他们都没有兴亡之感，只是平常如昔。他们在一起也都只是各自工作，闲暇时分便是安定的散步。两人的感情成份也大都是感激。周训德的学问地位与胡兰成相差甚远，对胡兰成的爱是一种自下对上的感恩。而周训德的简静恒定对胡兰成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与平衡，这无疑让胡兰成也是感谢的。所以即使在抗战胜利后，胡兰成被迫逃亡，他依然心如平镜。他自有他的确信。
我猜想，后来，胡兰成思念最多的当是张爱玲，因为那是他最幸福美好的时光。事实《民国女子》一章对张爱玲的回忆极多，而且琐琐碎碎，事情极多，情感极深。而对周训德的思念却温暖平和的。
男人一生中有这样三个女人，也算是幸福的了。如三个女人为一体，那便是天堂。
四、爱情也是一种需要
所有的物品只有当它被需要的时候，才有价值。当它不被需要时，也就成了累赘。爱情也是。
越是华美激越的爱情越需要温室。因为人只有在安逸的环境中才能生出强烈的生存需求以外的需要来，这种超越于生存的需求才是高级的，有着许多浪漫色彩，因而也便华美，也是最最甜蜜的。也因其华美，带着许多非现实的因素，也便易折。如胡兰成与张爱玲。
当人处于患难中时，生存的物质需求掩盖住精神需要，或者说这时即使有精神需要，这种需要也是变异的，非常态的。这时的爱情参杂了许多物质的因素，常常因为困苦让他们有相依相偎的需要，带着些苦涩。这种情感带着极强的依恋，有着亲人的情感。相处大多如平常生活。如胡兰成与周训德、范秀美。
华美的爱情只有在安逸中才会被需要。所以当胡兰成逃往温州时，张爱玲千里迢迢去看他，他的第一反应是厌烦，是给他添了累。他居然生不出感激来，因为那时他的第一需要是安全，张爱玲的到来对他来说无疑是危险的。
我们大可指责他的薄情，却是真实的人性。此人做汉奸，果有其性格的必然之处。不过，汉奸大多数人会做，只是有人有机会做，有人没机会做罢了。
但若生活一旦有转机，患难之中的情感往往会被淡忘，放进记忆的角落。偶有触及，心中滋生的是一种感激，而不是向往。
我们常常赞美患难之中的爱情。焉不知那是一种变异的情感，是不是爱情，真的说不清楚。这种情感日后能维持下去，一是靠变异而成的亲情，二是靠道德责任的约束。
一个人如果能在苦难中仍旧坚持自己高级的精神需要。这个人大概可以称为贵族了。
可大多数时候，人并不贵。
五、不占有的爱
胡兰成见到张爱玲，并没有所愧疚。只是因为他觉得张在他心中的地位不同，并不因为有了周训德和范秀美而有所改变。他讲了一件事作比方：讲他小时候，父亲去看他，带了金橘，分给其他小孩，唯没有他的。他心中觉得不然，但也知道要大方。后来跟着父亲到了僻静处，他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艳艳的大福橘，是专然留给他的。他以此来譬张爱玲。
张爱玲在他笔下也并不吃小周与范先生的醋。只是张与范画像时，画到后来难过得画不下去。原因是她越画越觉得范像胡兰成。又有一回，胡兰成肚子疼，跟张在一起不说，等范来了，才讲与范听。张爱玲觉得一阵惆怅，因为分明胡与范才是亲人。
人总还是有比较的，如果自己处于强势的时候，总能宽容。一旦觉得自己处于劣势，难免就会脆弱，于是便斤斤计较。
胡兰成又说：忧患惟使人更亲，而不涉爱，爱就有许多悲伤惊惧，不胜其情。亲却是平实廉洁，没有那种罗嗦。
所以亲情更使人觉得安定妥贴，虽不激烈，但却平实得让人放心。
后来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胡兰成虽“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却也心思平静，并无怨憎，还念着张爱玲的好。他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
也许真是这种不是占有的爱让胡兰成觉得自己也没有被占有，所以他在情感上始终是自由的，不因某人而限制了自己，处处留情。
他失去了张爱玲之后，碰到了一个像张爱玲的学生，却谨言慎行。以前他有张时，却去招惹周训德和范秀美。失去了，却不因为有人像张，就去招惹，以填补空白。这是对张的珍重，也是对自己情感的珍惜。
读到此处，总觉得胡兰成的情感其实还是洁净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滥情，透着一种真实的健康，而没有纵欲的荒淫。
胡兰成这种不占有的爱让我想起网络恋情。网络恋情其实也是一种不能占有的爱。可大多数人总想占有，偏偏又占有不得，于是便生出许多痛苦来。
六 嫁妆中的丧服
“半下昼发箱。女眷们多来到新房里，由叔婆婆或太婆问新娘要来钥匙开嫁妆箱子，把衣裙一件一件发出来给众人过目，用快子做筹码点数，取快快兴发之意。发到最底一层是孝服，就停止……” ——《今生今世 有凤来仪 婚礼》
旧式婚礼竟是如此地通透，能这般直面人世。于这样的喜庆中不忘来日的悲哀，却又能把这来日的悲哀看成欢喜的一部分。
这样的不自欺，岂不是一种大智慧。
现在号称文明时代的婚礼却不见这样的通达。不过，民间尚有喜丧之说。这看似矛盾的说法恰显示了对人生的残缺的承认与明达。
七、格物、诚意、文字与慷慨激昂
胡兰成《武汉记》写了五十万字，他说“等于学射，射中者十无二三，尽管写时是诚心诚意，写出来仍十之七八是诳，《大学》里说格物还在诚意之先，真真不错，若未能格物，虽诚意亦不过是戏剧化的认真罢了”。他一字一句的反省，明白了哪些是本色，哪些是浮华客气。
中国的戏演得太多。台上演，台下也演。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便有演。久而久之，便失了本相，把演当作是真实，独自一人时也演。写文字时，把这演当作真实来写，却以为看到了事物的本相。而因为久在表演之中，思维方式也是表演的。于是又表演着把那些演写出来。结果离本相就越来越远，文字也大多是“浮华客气”。
真正直视内心直视本相的东西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有能力直视本真的人少。习惯了表演，连真实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了。另一方面是不敢直视。
刘景晨反对《维摩诘经》里说的“以众生病，是故我命”，说：“其实万姓何尝有这样多的疾病。”胡兰成当下憬然：“原来来悲悯激昂的话，多半是自身不得清安。”
悲悯激昂之人大多是觉得自己超出众生，能施舍于众生的。于是先就失了平等。焉不知众生却往往是本真的。他们也许没有知识，不会思考，却真实地生活着。悲悯激昂很多却也是给人看的，即使是诚意的，也是戏剧化的诚意，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投身于这样的悲悯激昂，转头来发现不过是梦一场戏一场罢了。朱光潜先生质疑辛亥革命的意义。不知道那些先烈们地下有知，该是怎样的感受。
平实才是最真的。众生大多却是平实的是故众生无病，病者却是以为众生病者。
认识到最本真的东西，大约就是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