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侵华日军制造的又一惨案:3天杀死3万人

即使是在半个多世纪后,那如同刻进心底的惨痛记忆仍然会刺痛心灵。

记者在厂窖惨案发生地——益阳市南县厂窖镇采访,当听到从当年日军刺刀下逃生的幸存者,叙述那些恐怖的日子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那到底是人间还是地狱?人怎么可以这样泯灭自己的良知,去屠杀自己的同类?

幸好,我们还有幸存者来见证历史。可是,这些经历伤痛的历史见证人,已日渐减少。

郭鹿萍:身体被刺穿后麦田里逃生

在夜色笼罩的灯光下,从日军刺刀下逃生的郭鹿萍老人撩起衣服,露出了被日军刺刀刺穿过的腹部。肚脐上面,一块肉深深陷了进去,不仔细看,就如同长有两个肚脐。

12月4日晚上,82岁的他再次回忆那一场景时,仍然愤怒不已。

“1943年5月9日前两天,我们那里(汀浃洲)人来人往,到处是逃难的人,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来回扫射。”他回忆说,逃难的人带了大堆小堆的东西,当时厂窖地上、河里到处堆满了衣服、被子、粮食等各种物资。

郭家当时开了一个药铺,5月7日,家里已经把女眷和弟弟全部送到桃江避难去了,父子俩舍不得丢开家,就留守在家里。可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和父亲离开了家,躲到了不远处一个李姓大户家。那个屋子最后躲了100多人。

1943年5月9日,十多个日军包围了房子,把他们赶到了附近一个小学的坪里,100多人被分成三群,用绳子绑住右手连在一起,然后要他们靠墙站住。就在他们惊惶不定的时候,日军操起刺刀就捅进了排在第一个的曹木匠身上。曹喊了声“日本鬼子真的杀人啦”随后歪倒在地。

郭老告诉记者,他被刺刀从肚脐上面一寸处刺进,从右肋骨处刺出。后面补刀的日军又在他前胸处捅了八九刀,幸亏不深,才得以存活。

日军走后,还有几个人没有当场死亡,有些人的肠子露了出来,痛苦的呻吟一直不断,有人喊着要喝水……后来慢慢地,他失去了知觉。半夜的时候,他从昏迷中醒来,费了半天的劲才解开手上的绳索,然后向附近30米处的麦田爬去。短短的三十米,他估计自己至少爬了一个多小时。

带着重伤,他在麦田里的死尸中间躲了一天两夜。伤口失血很多,他就吃旁边的一些青豆。日军退去之后,他才被人发现,后来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刘银山:在死尸堆里活了下来

1943年,他在这里死里逃生,侥幸从日军的刺刀下活了下来。12月5日,在充满田园风味的家里,他艰难地回忆着那一幕。

全成村离厂窖不远。那时属于汉寿县作新乡五保的第四甲。1943年的5月9日之后,一批又一批的日军进入这里。

他和20多人躲进了屋前的那条沟里,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杀,13人被杀。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我被捅了几刀,有一刀从我腋窝这里刺进来,很深,流了很多血。”刘银山老人脱下衣服亮出明显的伤疤,说他后来就躲在死尸堆里,居然活了下来。

不到3天,这个甲近200人被杀了,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地逃难的难民。在他家附近的一条废堤上,日军先后强迫200多个老百姓跪倒在地,然后架着机枪扫射,大部分的人被杀掉了。

刘老握紧了拳头说,当时村里有个年轻汉子被抓后绑到树上,鬼子用刺刀捅进他的肚子,让他活活死去。一个妇女在几个鬼子轮奸后,竟然又用刺刀捅进她的身体,把皮肉绞碎。杀人之外,日本鬼子还疯狂地烧毁房屋。刘老说,当时他们村的房子多是茅草房,一烧就没有了。第四甲40多户人家,就只有3户人家的房屋没有被烧掉。一个村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

“我们隔壁的瓦连堤,70多户被杀绝,那条堤后来被称做绝户堤。”         希望能得到日本赔偿和道歉

没有向日本索赔,一直是郭鹿萍的遗憾。

1994年,他的侄子看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消息,告诉了他民间对日索赔的消息,于是他就写信给民间索赔发起者童增写信。不久后,童增回信告诉了他民间索赔的程序。但由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郭老没有成行。     日军3天杀死3万人

日军大屠杀的地域,包括现汉寿酉港以东,沅江草尾以北,南县肖公庙以西,以厂窖大垸为中心,方圆约百十里的地区。其中以现厂窖乡及其邻近地区受害最严重。3万多人在这场浩劫中遇难。

据统计,长25华里的太白洲至龚家港沿河一带,被杀群众达6800多人;长7华里的瓦连堤一带,被杀群众3000多人,73户被杀绝,瓦连堤被称为“绝户堤”;甸安河一带,被杀群众3000多人;水固堤一带,被杀群众1500多人;连山垸一带被杀群众千人以上……

厂窖垸甸安河一带(又名黑洲子),长仅5华里,宽约200余米,到处是沼泽泥潭,是阻隔东西交通的天然壕堑。5000多名国民党溃兵和难民试图从这里逃往汉寿时,被日军封锁包围、屠杀。尸体腐烂后,臭气熏天,几里之外还可闻到。从此当地人便把甸安河叫做“血水河”。

一名作家的厂窖情结

谈起厂窖惨案,他的话头就停不下来。

潘文林,这位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新金融》杂志总编辑,心中一直存有一个遗憾:他编着的厂窖惨案电影剧本《洞庭血证》一直没有拍摄出来。而这个遗憾,一放就是十年。

“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版本有五六个,但是厂窖惨案却没有一个,太让人心痛了。”

潘文林是常德安乡人,跟南县交界。小时候,他听说了很多关于厂窖惨案的故事。长大以后,他心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去厂窖,把惨案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创作点什么。

1998年的春天,他把手头上的事情料理完后,一头扎进了厂窖镇。厂窖惨案纪念馆馆长邓德安陪着他,骑着两辆自行车,沿着当年日军杀人的路线,从厂窖的龚家港一直走到日军最后离开的肖家湾。

在采访的过程中,越深入,他的心情就越沉重。他在那采访了一周。回到长沙后,他决定写个剧本来反映厂窖惨案。这是他第一次涉足剧本创作。

剧本很快就出来了,最开始的名字就叫《厂窖大惨案》,后来改为电影剧本《洞庭血证》。但是,由于资金的原因,拍摄的事宜搁浅了。

在这期间,他自己到处筹钱,拍了一个纪录片《厂窖惨案》。但是,电影《洞庭血证》的拍摄心愿,一直还搁在他心上。

12月6日,在长沙松桂园,潘文林谈起他的剧本,叹了一口气:“拍这个电影,我不需要赚钱,只希望把历史记录下来就行。但愿有实力的导演能看中它。”

据邓德安介绍,由于缺乏组织者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厂窖遇难者的家属、幸存者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向日本提起索赔的程序。

郭鹿萍老人说,他希望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得到他们的赔礼道歉。

“血水河”和“绝户堤”

历史记载,1943年,侵华日军从3月开始发动了鄂西、湘北战役。3月9日,日军侵占华容。5月初,南县、安乡等地相继沦陷。至此,整个洞庭湖北岸地区均先后沦陷于敌手。拥有10万之众的国民党滨湖驻防部队第七十三军等,一触即溃,纷纷夺路往西、南溃逃。

当他们逃到地处洞庭湖西北水陆要冲的厂窖地区时,日军从空中侦察到了这一情况,立即开始从水陆空立体合围,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随之开始。

将难民胆汁挤出装入瓶内“珍藏”

在玉成垸,敌人为了“锻炼”刺杀本领,用东洋大刀砍死我男女同胞30多人。在另外一些地方,鬼子将我同胞三五十人为一串,用纤索捆绑拴至汽艇后面,然后开足马力,拖在河里活活淹死。或者用纤绳织成活套结,将我船民、难民的脖子成串锁住,然后逼入河中使其死去。

在屠杀的过程中,日军的兽行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同成垸的汪宏奎,当时已60岁,耳有点聋。鬼子见他问话不答,或答非所问,就举刀将其舌头与下颚一并割掉,不几天即惨痛死去。

瓦连堤的彭连山身患肺病,被抓获后,因其行动迟慢,敌兵便用东洋刀凶狠地将他砍成数块,而后将碎尸抛入藕塘中。

有一次敌兵竟用刀将两个难民的胆囊挖出,然后用手挤出胆汁,装入随身携带的瓶内予以“珍藏”。除此之外,敌人还用剥皮、焚身、敲脑浆、烫身、剖腹、挖眼、割耳、灌凉水等酷刑,肆意残杀我受难同胞。

日军在占领厂窖期间,对我妇女同胞更是百般蹂躏,穷凶极恶。小至十来岁的幼女,大至六七十岁的老妇,凡躲避不及者,都不能幸免。

瓦连堤有一怀孕妇女,惨遭敌兵7人轮奸,后又被鬼子踢伤腹部,八九日后悲惨死去。更惨的是,有些孕妇在被强奸后,日军还用刺刀从肚里挑出胎儿。

即使是在半个多世纪后,那如同刻进心底的惨痛记忆仍然会刺痛心灵。

记者在厂窖惨案发生地——益阳市南县厂窖镇采访,当听到从当年日军刺刀下逃生的幸存者,叙述那些恐怖的日子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那到底是人间还是地狱?人怎么可以这样泯灭自己的良知,去屠杀自己的同类?

幸好,我们还有幸存者来见证历史。可是,这些经历伤痛的历史见证人,已日渐减少。

郭鹿萍:身体被刺穿后麦田里逃生

在夜色笼罩的灯光下,从日军刺刀下逃生的郭鹿萍老人撩起衣服,露出了被日军刺刀刺穿过的腹部。肚脐上面,一块肉深深陷了进去,不仔细看,就如同长有两个肚脐。

12月4日晚上,82岁的他再次回忆那一场景时,仍然愤怒不已。

“1943年5月9日前两天,我们那里(汀浃洲)人来人往,到处是逃难的人,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来回扫射。”他回忆说,逃难的人带了大堆小堆的东西,当时厂窖地上、河里到处堆满了衣服、被子、粮食等各种物资。

郭家当时开了一个药铺,5月7日,家里已经把女眷和弟弟全部送到桃江避难去了,父子俩舍不得丢开家,就留守在家里。可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和父亲离开了家,躲到了不远处一个李姓大户家。那个屋子最后躲了100多人。

1943年5月9日,十多个日军包围了房子,把他们赶到了附近一个小学的坪里,100多人被分成三群,用绳子绑住右手连在一起,然后要他们靠墙站住。就在他们惊惶不定的时候,日军操起刺刀就捅进了排在第一个的曹木匠身上。曹喊了声“日本鬼子真的杀人啦”随后歪倒在地。

郭老告诉记者,他被刺刀从肚脐上面一寸处刺进,从右肋骨处刺出。后面补刀的日军又在他前胸处捅了八九刀,幸亏不深,才得以存活。

日军走后,还有几个人没有当场死亡,有些人的肠子露了出来,痛苦的呻吟一直不断,有人喊着要喝水……后来慢慢地,他失去了知觉。半夜的时候,他从昏迷中醒来,费了半天的劲才解开手上的绳索,然后向附近30米处的麦田爬去。短短的三十米,他估计自己至少爬了一个多小时。

带着重伤,他在麦田里的死尸中间躲了一天两夜。伤口失血很多,他就吃旁边的一些青豆。日军退去之后,他才被人发现,后来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刘银山:在死尸堆里活了下来

1943年,他在这里死里逃生,侥幸从日军的刺刀下活了下来。12月5日,在充满田园风味的家里,他艰难地回忆着那一幕。

全成村离厂窖不远。那时属于汉寿县作新乡五保的第四甲。1943年的5月9日之后,一批又一批的日军进入这里。

他和20多人躲进了屋前的那条沟里,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杀,13人被杀。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我被捅了几刀,有一刀从我腋窝这里刺进来,很深,流了很多血。”刘银山老人脱下衣服亮出明显的伤疤,说他后来就躲在死尸堆里,居然活了下来。

不到3天,这个甲近200人被杀了,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地逃难的难民。在他家附近的一条废堤上,日军先后强迫200多个老百姓跪倒在地,然后架着机枪扫射,大部分的人被杀掉了。

刘老握紧了拳头说,当时村里有个年轻汉子被抓后绑到树上,鬼子用刺刀捅进他的肚子,让他活活死去。一个妇女在几个鬼子轮奸后,竟然又用刺刀捅进她的身体,把皮肉绞碎。杀人之外,日本鬼子还疯狂地烧毁房屋。刘老说,当时他们村的房子多是茅草房,一烧就没有了。第四甲40多户人家,就只有3户人家的房屋没有被烧掉。一个村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

“我们隔壁的瓦连堤,70多户被杀绝,那条堤后来被称做绝户堤。”         希望能得到日本赔偿和道歉

没有向日本索赔,一直是郭鹿萍的遗憾。

1994年,他的侄子看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消息,告诉了他民间对日索赔的消息,于是他就写信给民间索赔发起者童增写信。不久后,童增回信告诉了他民间索赔的程序。但由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郭老没有成行。     日军3天杀死3万人

日军大屠杀的地域,包括现汉寿酉港以东,沅江草尾以北,南县肖公庙以西,以厂窖大垸为中心,方圆约百十里的地区。其中以现厂窖乡及其邻近地区受害最严重。3万多人在这场浩劫中遇难。

据统计,长25华里的太白洲至龚家港沿河一带,被杀群众达6800多人;长7华里的瓦连堤一带,被杀群众3000多人,73户被杀绝,瓦连堤被称为“绝户堤”;甸安河一带,被杀群众3000多人;水固堤一带,被杀群众1500多人;连山垸一带被杀群众千人以上……

厂窖垸甸安河一带(又名黑洲子),长仅5华里,宽约200余米,到处是沼泽泥潭,是阻隔东西交通的天然壕堑。5000多名国民党溃兵和难民试图从这里逃往汉寿时,被日军封锁包围、屠杀。尸体腐烂后,臭气熏天,几里之外还可闻到。从此当地人便把甸安河叫做“血水河”。

一名作家的厂窖情结

谈起厂窖惨案,他的话头就停不下来。

潘文林,这位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新金融》杂志总编辑,心中一直存有一个遗憾:他编着的厂窖惨案电影剧本《洞庭血证》一直没有拍摄出来。而这个遗憾,一放就是十年。

“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版本有五六个,但是厂窖惨案却没有一个,太让人心痛了。”

潘文林是常德安乡人,跟南县交界。小时候,他听说了很多关于厂窖惨案的故事。长大以后,他心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去厂窖,把惨案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创作点什么。

1998年的春天,他把手头上的事情料理完后,一头扎进了厂窖镇。厂窖惨案纪念馆馆长邓德安陪着他,骑着两辆自行车,沿着当年日军杀人的路线,从厂窖的龚家港一直走到日军最后离开的肖家湾。

在采访的过程中,越深入,他的心情就越沉重。他在那采访了一周。回到长沙后,他决定写个剧本来反映厂窖惨案。这是他第一次涉足剧本创作。

剧本很快就出来了,最开始的名字就叫《厂窖大惨案》,后来改为电影剧本《洞庭血证》。但是,由于资金的原因,拍摄的事宜搁浅了。

在这期间,他自己到处筹钱,拍了一个纪录片《厂窖惨案》。但是,电影《洞庭血证》的拍摄心愿,一直还搁在他心上。

12月6日,在长沙松桂园,潘文林谈起他的剧本,叹了一口气:“拍这个电影,我不需要赚钱,只希望把历史记录下来就行。但愿有实力的导演能看中它。”

据邓德安介绍,由于缺乏组织者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厂窖遇难者的家属、幸存者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向日本提起索赔的程序。

郭鹿萍老人说,他希望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得到他们的赔礼道歉。

“血水河”和“绝户堤”

历史记载,1943年,侵华日军从3月开始发动了鄂西、湘北战役。3月9日,日军侵占华容。5月初,南县、安乡等地相继沦陷。至此,整个洞庭湖北岸地区均先后沦陷于敌手。拥有10万之众的国民党滨湖驻防部队第七十三军等,一触即溃,纷纷夺路往西、南溃逃。

当他们逃到地处洞庭湖西北水陆要冲的厂窖地区时,日军从空中侦察到了这一情况,立即开始从水陆空立体合围,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随之开始。

将难民胆汁挤出装入瓶内“珍藏”

在玉成垸,敌人为了“锻炼”刺杀本领,用东洋大刀砍死我男女同胞30多人。在另外一些地方,鬼子将我同胞三五十人为一串,用纤索捆绑拴至汽艇后面,然后开足马力,拖在河里活活淹死。或者用纤绳织成活套结,将我船民、难民的脖子成串锁住,然后逼入河中使其死去。

在屠杀的过程中,日军的兽行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同成垸的汪宏奎,当时已60岁,耳有点聋。鬼子见他问话不答,或答非所问,就举刀将其舌头与下颚一并割掉,不几天即惨痛死去。

瓦连堤的彭连山身患肺病,被抓获后,因其行动迟慢,敌兵便用东洋刀凶狠地将他砍成数块,而后将碎尸抛入藕塘中。

有一次敌兵竟用刀将两个难民的胆囊挖出,然后用手挤出胆汁,装入随身携带的瓶内予以“珍藏”。除此之外,敌人还用剥皮、焚身、敲脑浆、烫身、剖腹、挖眼、割耳、灌凉水等酷刑,肆意残杀我受难同胞。

日军在占领厂窖期间,对我妇女同胞更是百般蹂躏,穷凶极恶。小至十来岁的幼女,大至六七十岁的老妇,凡躲避不及者,都不能幸免。

瓦连堤有一怀孕妇女,惨遭敌兵7人轮奸,后又被鬼子踢伤腹部,八九日后悲惨死去。更惨的是,有些孕妇在被强奸后,日军还用刺刀从肚里挑出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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