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更名五次的江华

  已故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本名虞上聪。江华属“上”字辈,其父遂名之为“上聪”,乳名“香麟”。虞上聪自幼好学,很羡慕读书的伙伴。在一位亲戚鼎力资助下,父亲终于艰难地供他人私塾,上小学。1920年夏,虞上聪考入县立初级国民小学,到离家30余公里的县城读书,开始了他精彩的人生之旅。

  

  随机应变,化名黄琳

  

  1925年夏,虞上聪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被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录取。10月,虞上聪在三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他先后任共青团湘南特委群委书记、衡阳市总工会青工委主任和湖南汽车路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等职。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下,虞上聪毅然当起了中共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政治交通员,负责传递两个机关的秘密文件。

  1927年6月的一天,虞上聪怀揣一份湘南特委呈报湖南省委的秘密文件,乘船去长沙。白色恐怖下的衡阳,湘江码头上刷满了“剿共清匪”的标语,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丁,紧盯着过往行人。

  虞上聪机智地通过盘查,上了船。进舱入座后,他见身旁坐着一位老者,已70岁出头。一次老者起身被绊几乎摔倒,虞上聪恰好上前扶了一把。老者很是感激,两人便聊了起来。这才得知他是宁远县的郑老财主,带着家眷、随从去长沙寓所躲避“乱世”。虞上聪故作感叹地说,我是江华人,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在衡山县教育局当差,时局不安定,便辞职想去长沙找老同学谋个差事,但不知他们的现状,只好走着瞧了。老财主忙说,我儿子也在长沙读书,与你县的黄�是同学,你认识他不?虞上聪并不认识此人,只知道他是岭东人,正辍学在家,便跟他套近乎,说:“他是我堂兄啊,我叫黄琳。”

  听说这层关系后,老财主更热情了,即邀黄琳到长沙后住到他寓所。当时长沙“剿共”严厉,住旅店要“铺保”,黄琳便欣然答应,并在老财主家一住月余,终于完成任务。

  同年8月,黄琳再次去湖南省委递送文件。文件送达后,他与郴州县委的曾志以表兄妹相称,执行传递文件的任务。从此,他俩建立起长期而深厚的战斗友谊。

  他们所要送的是给湘南特委和南昌起义部队的宣传品。黄琳把这些文件捆绑在大腿上,两人即离开长沙,乘火车去株洲,后换乘木船回衡阳。偏不凑巧,与他俩同乘一条小木船的是个来自武汉的国民党军官。在这样一条小船上,黄琳又带着党的文件,如有变故难以周旋,他俩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一路上,那位军官唠叨不断,诅咒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运动。为了避免意外,船到衡阳耒河口码头,黄琳假称去看朋友,下船扬长而去。

  1927年10月至1928年初,黄琳先后被调去安源市委、萍乡县委工作。5月,又任茶陵县委书记,上了井冈山。在茅坪,黄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询问黄琳有关安源、萍乡的情况。1928年lO月底,毛泽东正式通知黄琳,在他身边担任前委秘书工作。其间,黄琳参加了三次反“会剿”斗争、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战斗。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被会议接受。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黄琳则被任命为闽西特委秘书长,随毛泽东、贺子珍等到闽西特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因患疟疾到乡下隐蔽治疗。黄琳也因患疟疾和眼疾,经闽西特委批准去厦门治疗。

  

  上海受训,更名黄春圃

  

  1929年冬,因工作之需,组织决定黄琳改名黄春圃。此名一用近十年,是江华、虞上聪之外使用时间较长的名字。

  1929年冬,黄琳受中共福建省委派遣,到上海闸北路的一所学校,参加中央举办的短期军事技术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党组织原拟分配黄琳去红二方面军工作,但因交通原因未果,黄琳提出回湖南工作,得到中央批准。为适应工作需要,组织决定黄琳更名为黄春圃。

  1930年春节前夕,黄春圃离沪,辗转汉口、浏阳后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该校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在基层战斗频繁、非常缺乏党的知识教材的情况下,黄春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支部生活》的小册子,深受欢迎。

  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8月1日,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黄春圃所在学校人员均下部队任职,黄春圃任一师三团政委。8月6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反攻,黄春圃和团长周彩薪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后,黄春圃率领三团与友邻部队相互掩护,边打边撤,在永安市与彭德怀所率主力部队会合。彭德怀见了黄春圃十分高兴,赞许他“总算把部队带出来了”。

  8月23日,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与攻打南昌不克而撤往湖南的毛泽东、朱德所率红一军团会师。按照中央指示,两个军团合并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同时还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见到黄春圃后说,你还是回前委来工作吧!黄春圃当然十分乐意,但由于一师师长李实行执意挽留,黄春圃便没离开。

  此后,黄春圃参加了攻打长沙、回师赣南的战斗。1930年至1933年初,黄春圃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14日傍晚,黄春圃随红三军团出发,跨过于都河,随军进行长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黄春圃率部接防延安,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1937年二三月至7月7日,黄春圃成为“抗大”第一期学员。

  

  毛泽东批准,改名江华

  

  1938年夏,中央决定成立山东纵队,黄春圃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为了应对敌后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经毛泽东批准,他再次改名,决定以县为名,定名江华。

  离开延安前夕,江华与吴仲廉向中央提出结婚申请。毛泽东即说,他们是老同学、老战友,可以结婚。

  1938年8月,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带领江华等10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前往山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辛跋涉,到达目的地。1939年9月,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调整战略,指挥八路军向华中发展,与新四军靠拢,扩大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加强苏皖边区工作,将原来的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支队组编成八路军苏皖纵队,任命江华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开辟新的根据地。

  江华在苏皖边区,一方面指挥部队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积极协助刘少奇在皖东北开展各项工作。从1939年9月进入苏皖边区至1940年7月,江华所领导的苏皖边区军队已经发展到万余人,在北起山东临沂、郯县,南到洪泽湖畔,西起徐州、铜山,东至灌云、东海的广大区域内,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建立了苏皖抗日根

据地,为巩固扩大苏皖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冬天,江华重返延安,人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江华作为中央党校的代表列席会议。1945年夏,江华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任山东代表团副团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江华奔赴辽东,参与创建新解放区的战斗,历任安东省(所辖大体为现抚顺、本溪以东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和吉林省的抚松、临江、通化以南地区等――笔者注)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辽东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中共辽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1948年5月,南满分局撤销,所辖省市划归东北局直接领导,江华调任安东省委书记兼安东军区政治委员。其间,江华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开辟和建立辽东根据地,支援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1949年5月,江华离开东北南下。6月,中央决定,增补江华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8月29日,中共华东局任命江华为中共杭州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任命江华为杭州市市长,开始领导杭州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1951年7月,江华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1954年5月,江华主持中共浙江省委工作。8月,中央任命江华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直至1968年3月,江华任省委书记(第一书记)达14年,在浙江工作生活1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领导。

  

  鲜为人知的“姜志”

  

  这个名字不仅没有收入江华生平,甚至连不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明就里。那是1969年底江华下放湖北,不得不起用的临时性名字、一个原本可以省略又寓意特殊的名字――“姜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华由于没有跟上形势,很快受到冲击。1967年1月19日,妻子吴仲廉被迫害致死。1967年2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派专机将江华接到北京,予以保护。

  1969年3月至8月,中苏边境爆发军事冲突。为备战需要,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16日,疏散工作紧张开始。

  江华接到疏散通知后,简单地收拾一下,只带一些书籍和换洗衣服就离开了北京。这时的江华,根本来不及也不允许考虑去哪里、干什么、要多长时间,带着一纸通知便去了湖北。1969年冬,由湖北省革委会安排下放到二三八厂(现为湖北华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笔者注)。

  国营第二三八厂原为“国营向阳仪器厂”,是1967年4月动工扩建的一家“三线”企业。该厂地处鄂西山区,四面环山,交通极为不便。江华来到二三八厂时,暂住在招待所。服务员登记住宿时,一再追问江华的姓名,由于不能使用真名,江华便填了个“姜同志”。后来食堂管理员在结算伙食费时叫道“姜同志,请签个字”。江华听后,思忖这不是个名字,边走边自言自语地念叨“姜同志”,信手签上“姜志”一名,从此江华便又有了第五个名字,直至1972年春夏离开该厂而弃用。1983年,江华应邀为二三八厂陈列馆题写馆名,署名“姜志”。秘书不解,江华便说:“我在二三八厂一直用这个名字,它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1975年1月20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解放思想,领导了法院系统的拨乱反正,大力开展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初步平反了冤假错案。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遵循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司法理念,领导、参与了两案的审判工作。

  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因病逝世,享年93岁。

  

  责任编辑:李树泉

  已故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本名虞上聪。江华属“上”字辈,其父遂名之为“上聪”,乳名“香麟”。虞上聪自幼好学,很羡慕读书的伙伴。在一位亲戚鼎力资助下,父亲终于艰难地供他人私塾,上小学。1920年夏,虞上聪考入县立初级国民小学,到离家30余公里的县城读书,开始了他精彩的人生之旅。

  

  随机应变,化名黄琳

  

  1925年夏,虞上聪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被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录取。10月,虞上聪在三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他先后任共青团湘南特委群委书记、衡阳市总工会青工委主任和湖南汽车路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等职。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下,虞上聪毅然当起了中共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政治交通员,负责传递两个机关的秘密文件。

  1927年6月的一天,虞上聪怀揣一份湘南特委呈报湖南省委的秘密文件,乘船去长沙。白色恐怖下的衡阳,湘江码头上刷满了“剿共清匪”的标语,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丁,紧盯着过往行人。

  虞上聪机智地通过盘查,上了船。进舱入座后,他见身旁坐着一位老者,已70岁出头。一次老者起身被绊几乎摔倒,虞上聪恰好上前扶了一把。老者很是感激,两人便聊了起来。这才得知他是宁远县的郑老财主,带着家眷、随从去长沙寓所躲避“乱世”。虞上聪故作感叹地说,我是江华人,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在衡山县教育局当差,时局不安定,便辞职想去长沙找老同学谋个差事,但不知他们的现状,只好走着瞧了。老财主忙说,我儿子也在长沙读书,与你县的黄�是同学,你认识他不?虞上聪并不认识此人,只知道他是岭东人,正辍学在家,便跟他套近乎,说:“他是我堂兄啊,我叫黄琳。”

  听说这层关系后,老财主更热情了,即邀黄琳到长沙后住到他寓所。当时长沙“剿共”严厉,住旅店要“铺保”,黄琳便欣然答应,并在老财主家一住月余,终于完成任务。

  同年8月,黄琳再次去湖南省委递送文件。文件送达后,他与郴州县委的曾志以表兄妹相称,执行传递文件的任务。从此,他俩建立起长期而深厚的战斗友谊。

  他们所要送的是给湘南特委和南昌起义部队的宣传品。黄琳把这些文件捆绑在大腿上,两人即离开长沙,乘火车去株洲,后换乘木船回衡阳。偏不凑巧,与他俩同乘一条小木船的是个来自武汉的国民党军官。在这样一条小船上,黄琳又带着党的文件,如有变故难以周旋,他俩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一路上,那位军官唠叨不断,诅咒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运动。为了避免意外,船到衡阳耒河口码头,黄琳假称去看朋友,下船扬长而去。

  1927年10月至1928年初,黄琳先后被调去安源市委、萍乡县委工作。5月,又任茶陵县委书记,上了井冈山。在茅坪,黄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询问黄琳有关安源、萍乡的情况。1928年lO月底,毛泽东正式通知黄琳,在他身边担任前委秘书工作。其间,黄琳参加了三次反“会剿”斗争、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战斗。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被会议接受。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黄琳则被任命为闽西特委秘书长,随毛泽东、贺子珍等到闽西特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因患疟疾到乡下隐蔽治疗。黄琳也因患疟疾和眼疾,经闽西特委批准去厦门治疗。

  

  上海受训,更名黄春圃

  

  1929年冬,因工作之需,组织决定黄琳改名黄春圃。此名一用近十年,是江华、虞上聪之外使用时间较长的名字。

  1929年冬,黄琳受中共福建省委派遣,到上海闸北路的一所学校,参加中央举办的短期军事技术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党组织原拟分配黄琳去红二方面军工作,但因交通原因未果,黄琳提出回湖南工作,得到中央批准。为适应工作需要,组织决定黄琳更名为黄春圃。

  1930年春节前夕,黄春圃离沪,辗转汉口、浏阳后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该校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在基层战斗频繁、非常缺乏党的知识教材的情况下,黄春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支部生活》的小册子,深受欢迎。

  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8月1日,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黄春圃所在学校人员均下部队任职,黄春圃任一师三团政委。8月6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反攻,黄春圃和团长周彩薪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后,黄春圃率领三团与友邻部队相互掩护,边打边撤,在永安市与彭德怀所率主力部队会合。彭德怀见了黄春圃十分高兴,赞许他“总算把部队带出来了”。

  8月23日,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与攻打南昌不克而撤往湖南的毛泽东、朱德所率红一军团会师。按照中央指示,两个军团合并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同时还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见到黄春圃后说,你还是回前委来工作吧!黄春圃当然十分乐意,但由于一师师长李实行执意挽留,黄春圃便没离开。

  此后,黄春圃参加了攻打长沙、回师赣南的战斗。1930年至1933年初,黄春圃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14日傍晚,黄春圃随红三军团出发,跨过于都河,随军进行长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黄春圃率部接防延安,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1937年二三月至7月7日,黄春圃成为“抗大”第一期学员。

  

  毛泽东批准,改名江华

  

  1938年夏,中央决定成立山东纵队,黄春圃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为了应对敌后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经毛泽东批准,他再次改名,决定以县为名,定名江华。

  离开延安前夕,江华与吴仲廉向中央提出结婚申请。毛泽东即说,他们是老同学、老战友,可以结婚。

  1938年8月,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带领江华等10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前往山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辛跋涉,到达目的地。1939年9月,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调整战略,指挥八路军向华中发展,与新四军靠拢,扩大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加强苏皖边区工作,将原来的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支队组编成八路军苏皖纵队,任命江华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开辟新的根据地。

  江华在苏皖边区,一方面指挥部队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积极协助刘少奇在皖东北开展各项工作。从1939年9月进入苏皖边区至1940年7月,江华所领导的苏皖边区军队已经发展到万余人,在北起山东临沂、郯县,南到洪泽湖畔,西起徐州、铜山,东至灌云、东海的广大区域内,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建立了苏皖抗日根

据地,为巩固扩大苏皖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冬天,江华重返延安,人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江华作为中央党校的代表列席会议。1945年夏,江华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任山东代表团副团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江华奔赴辽东,参与创建新解放区的战斗,历任安东省(所辖大体为现抚顺、本溪以东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和吉林省的抚松、临江、通化以南地区等――笔者注)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辽东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中共辽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1948年5月,南满分局撤销,所辖省市划归东北局直接领导,江华调任安东省委书记兼安东军区政治委员。其间,江华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开辟和建立辽东根据地,支援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1949年5月,江华离开东北南下。6月,中央决定,增补江华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8月29日,中共华东局任命江华为中共杭州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任命江华为杭州市市长,开始领导杭州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1951年7月,江华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1954年5月,江华主持中共浙江省委工作。8月,中央任命江华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直至1968年3月,江华任省委书记(第一书记)达14年,在浙江工作生活1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领导。

  

  鲜为人知的“姜志”

  

  这个名字不仅没有收入江华生平,甚至连不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明就里。那是1969年底江华下放湖北,不得不起用的临时性名字、一个原本可以省略又寓意特殊的名字――“姜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华由于没有跟上形势,很快受到冲击。1967年1月19日,妻子吴仲廉被迫害致死。1967年2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派专机将江华接到北京,予以保护。

  1969年3月至8月,中苏边境爆发军事冲突。为备战需要,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16日,疏散工作紧张开始。

  江华接到疏散通知后,简单地收拾一下,只带一些书籍和换洗衣服就离开了北京。这时的江华,根本来不及也不允许考虑去哪里、干什么、要多长时间,带着一纸通知便去了湖北。1969年冬,由湖北省革委会安排下放到二三八厂(现为湖北华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笔者注)。

  国营第二三八厂原为“国营向阳仪器厂”,是1967年4月动工扩建的一家“三线”企业。该厂地处鄂西山区,四面环山,交通极为不便。江华来到二三八厂时,暂住在招待所。服务员登记住宿时,一再追问江华的姓名,由于不能使用真名,江华便填了个“姜同志”。后来食堂管理员在结算伙食费时叫道“姜同志,请签个字”。江华听后,思忖这不是个名字,边走边自言自语地念叨“姜同志”,信手签上“姜志”一名,从此江华便又有了第五个名字,直至1972年春夏离开该厂而弃用。1983年,江华应邀为二三八厂陈列馆题写馆名,署名“姜志”。秘书不解,江华便说:“我在二三八厂一直用这个名字,它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1975年1月20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解放思想,领导了法院系统的拨乱反正,大力开展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初步平反了冤假错案。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遵循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司法理念,领导、参与了两案的审判工作。

  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因病逝世,享年93岁。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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