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录的含义
"目录"一词现存文献以《汉书》为最早，《汉书·叙传》："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鸿烈。"
刘向是我国目录学创始人，班固说刘向管理国家图书时，对图书进行分类，并撰写了目录，以表现西汉文化事业的伟大成绩。
刘向受汉成帝之命对图书进行系统整理，订正讹误，补脱删衍，剔其重复，整理成定本。对那些同类文献尚未结集者，则辑为定型文献，如《楚辞》、《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都是利用现成文献编集而成的。
刘向每校定一种书，都写一篇"书录"，大约相当于今天书前的"目次"和"序"两部分内容。例如《晏子书录》：
内篇谏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内篇谏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内篇问上第三凡三十章
内篇问下第四凡三十章
内篇杂上第五凡三十章
内篇杂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按，此下疑有阙文。）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弟录。臣向昧死上。
我们可以发现，《晏子书录》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目次，（2）校雠整理情况，（3）作者生平，（4）内容评价。
所谓目次，指篇名和次第。当时书用竹木简书写，每篇是单独编连的个体，各篇之间要有个顺序，否则各篇之间容易颠倒，而且极容易丢掉其中某一篇而并无察觉。所以篇目次第特别必要。
校雠整理情况、著者生平、内容大要共同构成一篇叙录。目次加序录，就构成了一书的目录。许多书的目录汇集起来，就成为群书目录（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二《目录释名》）。 刘向校书有个班子。《汉书·艺文志序》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所谓"条其篇目"即确定各书的篇次。所谓"撮其指意"即撰写各书叙录。刘向、刘歆等在每一书后都撰有一篇书录，当时把这些书录单独辑成一部书，叫《别录》。同时刘歆又在《别录》基础上，写成《七略》。《别录》是书录的结集，应当是分类的，其类别可能是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七略》则更为严密，有总序，六类（六略）又有类序，总结各类学术源流；六类下各分若干小类，共有三十八小类（当时叫三十八种），三十八小类各有小序，叙述小类的源流（其中《诗赋略》只有一篇大序，无小序）；每一书又有书录。所以《别录》、《七略》都是群书目录，同时也是了不起的学术著作，是西汉以及西汉以前我国学术史的系统总结。《汉书·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鸿烈"，即指这件大事。这两部目录均已亡佚，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七略》简编而成的，除了删去各书书录外，基本保存了《七略》的面貌。所以《汉书·艺文志》是我们认识西汉及西汉以前中国学术史的重要门户。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引）史家范文澜亦将《七略》视为"一部极可贵的古代文化史"，与《史记》并称为西汉两大著作（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二章）。
《七略》之后，具有典范意义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这部巨著是先秦至清初学术史的系统总结，被张之洞称为"良师"："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或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迳矣。"（《輶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
章学诚有部名著《校雠通义》，把校雠之学的崇高境界论述得最为充分。他所说的校雠之学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目录之学。《校雠通义序》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章学诚把目录学的最高要求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是非常恰当的，现得到广泛承认。
同样是乾嘉时期的学者王鸣盛，对目录学是这样强调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所以目录学一向被视为入门之学。如果要从事研究工作，应从目录学入手。
二、目录的类型
（一）公藏目录
官府藏书目录始于《七略》、《别录》，魏晋南北朝时每代都有，前面讲分类时已提到。唐代的公藏目录有元行冲等《群书四录》二百卷，已亡佚。又有《开元四库书目》，亦已不存。 宋代公藏目录，北宋有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现存残本，以清代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较通行。南宋有陈骙等《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张攀等《续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均亡佚，有近人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一卷。 明代公藏书目有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二十卷、张萱、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八卷。清代则有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入民国，则有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三卷、江瀚《故宫普通书目》六卷、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柳诒征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四十四卷《补编》十二卷、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毛春翔《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等。
1949年以后，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书目录》、《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初编》、《四川省图书馆古籍目录》、《福建省图书馆善本书目》、毛春翔《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乙编、续编）等。台湾有《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等。
大型联合目录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事实上也都是公藏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图书万余种，其中三分之一收入《四库全书》，这些书有当时内府藏书，也有地方官员购买之书，也有私家进呈之书，但抄成七部的《四库全书》则属于官藏，其《总目》也基本上属于公藏目录。
另外，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著录国立北平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五千余种，也属于公藏目录。
还有近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1911年到1949年出版的中文图书124000余种。所收系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三家所藏，当然也属于公藏。每种书有简单说明，有藏馆（B、S、C分别指北图、上图、重庆图），共分20大类，每类有索引。虽然其精密不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但仍是一部极有用的书目。
（二）私藏目录
私人藏书目录六朝时已有，史载任昉富藏书，殁后沈约奉命就任昉书目核对，凡朝廷所无，就昉家取之。但其目不传。传于今天的有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为较早。明代则有朱睦W《万卷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赵用贤《赵用贤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祁承W《澹生堂藏书目》等。
清初有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
清中叶则有彭元瑞《知圣道斋书目》、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求古居宋本书目》、《尧圃藏书题识》（缪荃孙等辑）、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等。
清后期则有杨绍和《楹书隅录》及《续编》、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莫友芝撰）、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叶昌炽撰）、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等。
民国间则有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蒋汝藻《传书堂藏书志》（王国维撰）、叶德辉《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刘承干《嘉业堂藏书志》（缪荃孙、董康、吴昌绶撰）、章钰《四当斋藏书目》（顾廷龙撰）、潘明训《宝礼堂宋本书录》（张元济撰）、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李盛铎《木犀轩书录》、张钧衡《适园藏书志》（缪荃孙撰）等。
建国后，有郑振铎《西谛书目》（赵万里等编）、《西谛书跋》（吴晓铃辑）、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冀淑英撰）、黄裳《前尘梦影新录》、《清代版刻一隅》、《来燕榭书跋》等。 以上这些私藏目录以著录宋元善本、精校名抄者为多，其中大部分有题跋，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查阅这些题跋可借助于《古籍版本题记索引》（罗伟国、胡平编）。
（三）史志目录
史志，主要指正史（纪传体史书）当中的《艺文志》或叫《经籍志》，以《汉书·艺文志》最早。其后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其他正史则缺少艺文志。
上面七种史志目录中的前五种，著录图书的范围是当朝的藏书。例如《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编成，作者班固在东汉时期，已不可能再完整地看到西汉成帝至哀帝时的藏书面貌，也就是说班固不是根据原书来著录的，而是根据间接资料编成的，其目的在于反映西汉藏书之盛。《隋书·经籍志》修于唐初，是"五代史"共同的经籍志。"五代史"指《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经籍志》是根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等前代公藏书目编成的。当然，隋代嘉则殿藏书唐初尚存，可以参考。《旧唐书·经籍志》是五代刘煦修的，反映的是开元盛世藏书面貌，根据的是毋煚《古今书录》。这与《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是一样的。《新唐书·艺文志》是宋欧阳修编的，根据的也是《唐开元四库书目》，不过又补充了开元以后唐人的著作。《宋史·艺文志》修于元初，根据的是宋代官修历代国史的艺文志。 由于这五种史志目录都以纪录一代藏书之盛为目的，因而是通录古今，不分时代。这些书目有很大用处。第一，可以从中看到一代藏书的全貌。第二可以从中查找某个人或某一学科有哪些著作。第三，可以考察古书亡佚的大体年代。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参解楚辞》七卷，皇甫遵训撰"，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不著录这部书。唐代开元时期皇家藏书十分丰富，其中却没有这部书，说明这部书大抵亡佚于隋唐之际。《隋书·经籍志》还记载有：
《楚辞》十二卷，后汉王逸注。
《楚辞》三卷，郭璞注。
《楚辞音》一卷，徐邈撰。
《楚辞音》一卷，宋处士诸葛氏撰。
《楚辞音》一卷，孟奥撰。
《楚辞音》一卷，无撰人。
《楚辞音》一卷，释道骞撰。
《离骚草木疏》二卷，刘杳撰。
以上八家楚辞注，到《旧唐书·经籍志》，只有王逸、郭璞、刘杳三家。《新唐书·艺文志》有王逸、郭璞、刘杳、孟奥、徐邈、僧道骞六家。到《宋史·艺文志》只存王逸一家。王逸注一直保存到今天，可谓岿然鲁灵光了。我们可以推测诸葛氏《楚辞音》、佚名《楚辞音》唐以前尚存，唐代已佚。另外五家则大抵亡于唐安史之乱至五代间，宋代已不存。古书亡佚数量之大，速度之快，于此可见一斑。
有些正史没有艺文志，或有志而不全，后代学者曾为之补作，称为"补志"。主要有： 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补入27部）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
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
清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
清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
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
清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
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清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
清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
清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
清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近人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
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
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
清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
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
清黄虞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
清王仁俊《西夏艺文志》
缪荃孙《辽艺文志》
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
清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
清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
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
清黄虞稷、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
清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辽金元）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
王绍曾先生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另外，明代修国史，焦竑纂成《经籍志》，而国史未成，《国史经籍志》单独流传，也属于史志目录。
除了正史艺文志外，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门》、清《续通志·艺文略》、《清通志·艺文略》、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应属于史志目录范围。
地方志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的是书目，有的是地方文献汇编。属于书目的如《山东通志·艺文志》、《安徽通志艺文稿考》、《湖北通志·艺文志》等，这些亦属于史志目录。其中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影响较大。地方志数量很大，现存的也有万种之多，其中艺文志记载一个地方的著述，既可以补充国史之不足，也可以作为研究地方文献的依据。近年出版的《皖人书录》（蒋元卿撰）、《山东文献书目》（王绍曾主编）、《江苏艺文志》、《云南书目》（李小缘撰）等都很有价值。考察古今著作，除了查正史艺文志以外，还要看他是哪个地方的人，查查那个省的通志或者府志、州志、县志当中的艺文志，会获得更多的史料。
查正史艺文志及补志有一本工具书可以利用，那就是哈佛燕京学社洪业、田继综、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合编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既可从人名查，又可从书名查，很方便。书前有聂崇岐序，详述艺文志之源流，值得一读。
（四）专科目录
1、经学目录。较重要者为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每书注存、佚、缺、未见。全录原书序跋，以及有关各书的评述文献，并附按语。翁方纲有《经义考补正》十二卷。
2、小学目录。有清谢启昆《小学考》、胡云玉《雅学考》、黎经诰《许学考》，体例大体仿《经义考》。
3、史部目录。宋高似孙《史略》、清章学诚《史籍考》（已佚）、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容媛《金石书录目》、日本人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等。
4、子部目录。宋高似孙《子略》、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王
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北京图书馆等《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等。
5、集部书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文集总目》、元钟嗣成《录鬼簿》、王国维《曲录》、黄文暘《曲海总目提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一粟（周绍良、朱南铣）《红楼梦书录》、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合撰《杜集书目提要》等。
（五）特种目录
1、举要目录。最著名的是张之洞《书目答问》，目前通行本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2、丛书目录。最早的丛书目录当是清嘉庆中顾修的《汇刻书目》。目前常用的主要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阳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3、知见目录。知见，即所知、所见，包括直接见到的和间接知道的。这类书目以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最有名。前者经邵章增订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后者经傅增湘增订为《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4、经眼目录。与知见目录不同，在于全是亲眼所见，更可靠。主要有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孙殿起《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雷梦水《古书经眼录》、严宝善《贩书经眼录》、江澄波《古刻名抄经眼录》等。董康《书舶庸谈》也带有这种性质。
5、禁毁目录。主要有《清代禁毁书目》，清姚觐元编、邓实增补、商务印书馆补遗。共收禁书3011种。《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编。收禁书1400余种。以上二种195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合订一册，较为完备。
6、版本图录。版本图录可视为版本目录的一种，"录"就是与"图"配合的说明文字，相当于版本目录的"提要"。有的有图无录，亦归于此类。版本图录主要有：赵万里、冀淑英《中国版刻图录》、杨守敬《留真谱》、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张允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陶湘《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顾廷龙、潘景郑《明代版本图录》、昌彼得《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及《金元本图录》、吴哲夫《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黄裳《清代版刻一隅》等。
7、辨伪目录。早期的辨伪目录有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目前常用而且资料较丰富的是张心澂《伪书通考》、郑良树《续伪书通考》。
8、其他。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辑录资料十分丰富，既有著者生平、内容介绍，又有版本考察，为书目之佳者。
应当指出，目录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工具书，只有自己亲自查检，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多种用途。同时，目录也是著述的体裁之一，朱彝尊《经义考》、谢国桢《晚明史籍考》都是不朽的专著，他们选择了最合适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目录的主要内容
就一部典型的目录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而言，它应当包括以下构成成分：书名、篇卷、时代、著者、提要、大小序。
（一） 书名
1、古书命名的方式
书名是一部书的标志。古代书少，所以命名方式比较简单，到后来书多了，命名也就越来越麻烦。主要命名方式：
（1）以通称为书名
《诗》、《书》、《礼》、《乐》、《春秋》、《史记》等，都应属于这一类。
（2）摘取书中一二字为书名
《急就章》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因取首二字为书名。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序》云："《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书者书之。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句法正仿'大史籀书'。《爰历》、《博学》、《凡将》诸篇，当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
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简中有一种标题《盖庐》，即吴王阖庐，又作阖闾。这样标题是因为篇中记载的是阖庐问申胥、申胥作答的内容。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有《唐革》二十枚，罗福颐先生考定"唐革"即"唐勒"，得到公认。但这篇文章经李学勤考定应是宋玉作品，之所以取名《唐革》，是因为首句为："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参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齐鲁学刊》1990年4期）。我们前面还讲到唐太宗集王羲之二十八帖装裱为一卷，取名《十七帖》，是因为首帖开头为"十七日"。其命名方式亦采取首二字。
（3）以姓名为书名
古书原以篇行，例如《史记·韩非传》："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管子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均只取篇名，说明当时以篇为单位流传。后来才集中一人之作为一组，就象后代的文集那样。这项工作大概主要是刘向父子整理皇家藏书时做的。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克》七篇、《宁越》一篇、《公孙固》一篇，以及《邓析》、《庞煖》、《邹阳》，都以人名为书名。如果表示尊重，则于姓后加子字，如《孟子》、《荀子》、《庄子》、《管子》等。后代文集以人名或字号加上"集"字，如《陶渊明集》、《庾子山集》、《李太白集》亦是这种命名方式的变体。
（4）以朝代命名
二十四史大都以朝代加"书"、"志"、"史"等命名。《后汉书》有谢承、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等六家，《晋书》则有王隐、虞预、朱凤、徐广、谢灵运、臧荣绪、沈约、萧子云八家。说明了纪传体史书有特定命名方式。总集如《全唐诗》、《全宋诗》、《全明诗》，其实也属于这种方式。
（5）以时间命名
《长庆集》，有元稹、白居易两家集子。宋代曾巩有《元丰类稿》。都以时间命名。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也是以时间命名，可知中外书名颇有相通之处。
（6）以地点命名
唐皮日休、陆龟蒙酬唱诗集名《松陵集》，宋陆游把诗集称为《剑南诗稿》，皆以地名为书籍命名。
（7）隐括内容为名
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均属此类。
2、同书异名与异书同名
在书籍数量增多以后，以下两种现象越来越多，那就是同书异名和异书同名。
（1）同书异名。如《国语》又名《春秋外传》，《史记》又名《太史公书》，《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等。有些属于全称与简称，如《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四库全书总目》称《四库总目》。《焦太史国朝献征录》，简称《献征录》。还有的是避讳改名，如《广雅》因避隋煬帝杨广讳改名《博雅》。明清小说同书异名更多，如《石头记》与《红楼梦》、《异史》与《聊斋志异》。
（2）异书同名。前面提到六家《后汉书》、八家《晋书》都是异书同名。后代还有不少异
书同名者，如《河东集》（唐柳宗元、宋柳开）、《白云集》（元许谦、元释英、明唐桂芳）、《读书杂志》（清王念孙、清杨城等）、《读史杂记》（方宗诚、邹维琏、沈豫）等。近数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都有多部问世，也是异书同名，而且是有意为之。
目录书在著录同书异名、异书同名时，都应加以特殊说明，以免混淆。
鉴于书名容易重复，我们著书立说时，应在命名上多动脑筋，命名要恰当简明，不落俗套，不与前人重复，不能过于偏僻，让人不认识、记不住。
（二）篇卷
篇和卷都是古书数量单位，但篇与内容起讫有密切关系，如《史记》一百三十篇，是指从内容上分为一百三十个单位。而卷，则是从物质形态上划分的，竹木简、帛书、卷子都可以卷起来，所以以卷为单位。早期篇和卷基本统一。后来则往往不统一，一卷可包括若干篇。至于由卷子过渡到书册以后，篇、卷、册三者就更不统一，一册可包括两三卷，一卷又可包括两三篇。由于篇与内容起讫紧密相连，所以篇目对一部书的完整性来说最为重要，无论书籍形态怎么变化，篇都是基本不变的。而卷、册就不同了。卷在书籍装潢变为册子以后，几乎失去了实际意义，书籍分卷主要是一种传统习惯。册就更具随意性，可厚可薄。明清时期的刻本，一册一般包括两三卷，每卷约三十页。有时分卷要照顾内容的起讫，所以卷有长有短，特殊时一卷仅有一页。目录书同时记录篇、卷、册数，甚至记录页数，都有必要性，这样书籍就不容易残缺、错乱，而且可透过页数估计其篇幅大小。《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册数、页数，是有用途的。
（三）撰人及朝代
书目记完书名、篇卷，就应记何时何人所撰。
1、关于撰人的朝代
朝代当然是著者生活的朝代。改朝换代，前朝官员如不受新朝奉禄，称为"遗民"，则仍标前朝。如《四库全书总目》："《吾汶稿》十卷，宋王炎午撰。炎午……宋末为太学生，咸淳间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杖策谒之，留入幕府。旋以母老辞归。天祥被执北上，炎午为文生祭之，励以必死，尤世所称。入元后终身不出，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亦示不仕异代之义。"其他宋末元初人，如果著录为宋人，一般都要明确一个事实："入元不仕"。 《四库全书总目》又著录："《稼村类稿》三十卷，元王义山撰。义山字元高，丰城人，宋景定中进士，知新喻县、历永州户曹。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原刻题曰宋人，非其实也。"可知这个朝代问题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方以智（1611-1671）、钱谦益（1582-1664）二人，钱比方大29岁，钱卒于康熙三年，方卒于康熙十年。钱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方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就是说钱谦益中进士时，方以智还没出生。但方以智是明朝人，钱谦益却没资格作明朝人，只能作清朝人。两人在明朝都做官，方以智是翰林院检讨，钱谦益在南明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他们的不同在于，入清方以智出家为僧，以避免与清朝合作，康熙十年到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钱谦益则降清，官礼部侍郎。这种划分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商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在周武王灭商之后，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山中。这种不食周粟的精神一直受到歌颂和肯定，唐代韩愈曾作《伯夷颂》，即是一例。所以在改朝换代时不向新朝投降，宁死不屈的人，在新朝仍可受到表彰，例如卢象昇，明末官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戊寅清兵下钜鹿，象昇督师战败，牺牲。南明福王赐谥"忠烈"，清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肃"，均予以表彰。而降清的钱谦益反而列入贰臣。这种道德观念恐怕不能简单予以否定，因为在封建社会忠君、爱国往往连在一起。所以，现在著录古籍，对于朝代问题，有时也只能沿用旧式，很难改动。当然《辞海》上说方以智、钱谦益为明末清初人，更为合适。这要看具体体例。
2、关于撰人
著者，一般要著录姓名。过去有不少书署名是朝代、籍贯、姓名、字连署，例如明末汲古阁刻《中吴纪闻》，题："宋昆山龚明之希仲纪，明虞山毛晋子九订。"《山海经新校正》题："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西安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理粮饷钦赐一品顶带毕沅新校正。"现在一般从中截取朝代、姓名，作"宋龚明之撰"、"清毕沅校正"。但有时，有同姓名现象，《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有厚厚一本，仍然很不全，可见同姓名者之多。如果同姓名者不予以区别，则容易张冠李戴。如何区别呢？要靠时代不同、字号不同、籍贯不同加以区别。因此，如果目录书能把朝代、籍贯、姓名、字、号照原书著录，会有很大用处。蒋元卿先生用多年精力撰写了一部《皖人书录》。其中有个胡文学，清朝人，其实不是安徽人，是宁波人。因为安徽桐城也有个胡文学，见于《桐城县志》。于是混二人为一人，把两个人的著作、两个人的事迹都误放在一人身上。如果书目上记明籍贯，象上面的"宋昆山龚明之希仲"，就能避免这种错误。中国疆域很广，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因而乡邦文献历来受重视，目录书著录撰人籍贯对研究地方文史有很大帮助。
著者姓名后要著录是著还是编、辑、校、注等等，这属于著述方式，也对读者有很大帮助。过去书目喜用"撰"字，这个字意义较广，包括编、著、述等，应根据情况分别对待。
（四）版本
早期书目不太重视版本，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仍不注重版本。但清代及近代藏书家所编目录则重视著录版本，尤其是善本目录，更注重版本著录。早期开始注意版本著录者有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元荆溪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著录版本应注意区分刻本、抄本、校本、稿本、石印本、活字本、铅印本等不同版本类别。然后要弄清产生时代，即哪朝哪代刻本或抄本。还要弄清是何人何地刻本，或何人所抄，何人所校。如有人在上面作了亲笔题跋，应一并注出。如果是丛书中的一种，则应注明丛书名，以便查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贩书偶记》等是较为简明的版本目录，用途很大。
（五）提要
提要即内容提要，前面举《晏子书录》即一例。提要应介绍著者生平，如里籍、字号、科第、官位、生卒年等。然后介绍书的内容。然后评价得失，或者考其流传情况、版本源流。对于珍贵的版本，要对鉴别情况加以说明。内容上如有特殊资料价值，亦应加以提示。 有些提要是辑录前人序跋而成，叫"辑录体"。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即是这种体例。这种目录可以为后人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有价值。其实还可以两结合，先列前人提要，再加个人按语。清末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就是如此。《经义考》中也不乏朱彝尊的考证案语。
提要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撰写作者小传、内容梗概、优劣评价，还是版本源流等，都必须建立在对原书的研究基础之上，不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在这方面，《四库提要》规模较大，总体水平较高，虽然不无疏误，但仍是研究传统学问必备的工具。所以我们要了解一部书，应注意参考《四库提要》。
为了具体认识《四库提要》的学术价值，这里我们举出一篇：
"《诗序》二卷，内府藏本。
案：《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璵也。以为诗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之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
也。然樵所作《诗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郑樵诗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质所作《诗总闻》，亦不甚行于世。朱子同时如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皆以同志之交，各持异议。黄震笃信朱学，而所作《日钞》亦申序说。马端临作《经籍考》，于他书无所考辨，惟《诗序》一事，反覆攻诘至数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岂非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乎？考郑玄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各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程大昌《考古编》亦曰：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无辞，知其为秦火之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朱鹤龄《毛诗通义序》又举《宛丘篇》序首句与毛传异辞。其说皆足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证。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与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鸣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序若出于毛，安得自相违戾？其说尤足为续申之语出乎毛后之明证。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二句，与毛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略同。盖子夏五传至孙卿，孙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苌，是毛诗距孙卿再传。申培师浮邱伯，浮邱伯师孙卿，是鲁诗距孙卿亦再传。故二家之序大同小异。其为孙卿以来递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只有二句，而以下出于各家之演说，亦可知也。且《唐书·艺文志》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是《韩诗》亦有序，其序亦称出子夏矣。而《韩诗》遗说之传于今者，往往与毛迥异，岂非传其学者递有增改之故哉？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仍录冠诗部之首，明渊源之有自。并录朱子之《辨说》，著门户所由分。盖数百年朋党之争，兹其发端矣。
《隋志》有顾欢《毛诗集解叙义》一卷、雷次宗《毛诗序义》二卷、刘炫《毛诗集小序》一卷、刘W《毛诗序义疏》一卷（原注：案：序、叙二字互见，盖史之驳文，今仍其旧），《唐志》则作卜商《诗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较繁，仍析为二卷。若其得失，则诸家之论详矣，各具本书，兹不复赘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
我们读了这篇提要，可以发现，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有几种说法，四库馆臣看法如何，均有条不紊，历历在目。而且文字精练，要言不烦，千年聚讼，纲举目张。当然，《提要》一万余篇，繁简精粗，良莠不齐，我们应区别对待，取其长而弃其短。非但对《四库提要》如此，对待其他文献均应如此。
（六）大、小序
《汉书·艺文志》在前面有总序，六略各有大序，各小类又有小序。《四库总目》四部有总叙，各类有小序。这些大小序在辨明学术源流方面作用甚大。《四库提要》经部大序实际上是一篇最简明的西汉至清初的经学史，非常精彩，对中国学术史、经学史及小学有兴趣的人，不可以不读这篇《总叙》。这里摘取其要，以见典型：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
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敝也肆。
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
也琐。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读了这段总叙，对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辟概括，应有切实的体会，目录之学的确不限于"部次甲乙"。当然，任何学科的著作都有典型和非典型，《四库提要》无愧于古典目录的典型，但是大量目录达不到这个高度，绝大部分书目无大小序及提要，确是"部次甲乙"者流，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那也是目录学，《书目答问》就没有大小序及提要，其为用之大，却是人所共知的。
乾嘉学派简介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因为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
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圈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中国清代的学术，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概述
清代的文字狱对乾嘉学派的研究影响较大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的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
会现实完全脱节，与明代朱张等理学学以致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算学研究
《算经十书》 正文
乾嘉学派的算学研究活动，对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发展造成极深远的影响。通过他们的辑失、校勘与考证等工作，失传五百年之久的古算典籍《算经十书》 ，乃至宋金元四大家的杰出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进一步成为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家所凭仗的主要研究资源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谈天三友”：焦循（1763～1820年）、汪莱（1768～1813年）和李锐（1768～1817年），在方程论和符号代数上的成就，为中国传统古算可以更新，留下了最优美的一个脚注！
不过，乾嘉学派的过度醉心复古，却不可避免地在算学的认识上造成了一些局限，他们对汪莱的算学创新无法赋与恰当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显著的例证之一。由于汪莱的《衡斋算学》概以“西法”立论，而且多半无关“兴复古学昌明中法”的宏旨，因此，汪莱被批评为“尤于西学太深，虽极加驳斥，究未能出其范围”，当然就很容易了解了。 这个例子发生在乾嘉学派大儒钱大昕、阮元以及杰出数学家李锐身上。钱大昕先是从《隋书律历志》，获知祖冲之的圆周率π值的估计：
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率，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刻本作二，误）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
二。又设开差幕、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圆周径率，自刘徽、祖冲之以来，虽小有同异，大要皆径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独创为三一六之率，与诸家之说迥殊。余考秦九韶《数学九章》「环田三积术」，其求周以径幂进位为实，开方为圆积，是九韶亦以三一六为圆率，与溉亭所创率正同，盖精思所到，闇合古人也。江宁谈教谕秦，今之算学名家，曾作一丈径木板，以篾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为溉李之说，至当不可易也。
针对这样的断言，乾嘉学派的算学家似乎都不曾提出评论，有意见的，反倒是些热衷西学的算学家，譬如曾任江苏巡抚的徐有壬（1800～1860年）即以“内容外切，反复课之,其说遂破。”
有关徐有壬的这一辨驳，并未刻入现传的《务民义斋算学》，上一段引文出自诸可宝撰着的《畴人传三编》，但无法知道原始数据为何。不过，稍早的董佑诚（1791～1823年）已经发难在先了，在他的《董方立遗书》中，论文《圆径求周辨》就是为此目的而写。
董佑诚字方立，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少年时工为骈体文词，继通数理、舆地之学。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5年）曾把他归类为骈体文家和中西法兼用算学家。其实，我们光看他的算学著作如《割圜连比例图解》（1819年）、《堆垛求积术》、《椭圆求周术》和《斜弧三边求角补术》（后三种都撰于1821年），即可断定他比较热衷西学。 董佑诚的《割圜连比例图解》 ，是在北京友人朱鸿处见到明安图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抄本以后，“反复寻绎，究其立法之原”而写成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纳入“西士杜德美圆径求周诸术”，因此，董佑诚对于杜德美的π近似值当不陌生。然而，董佑诚在他的论文《圆径
求周辨》中，却只字不提杜德美，反倒是口口声声刘徽，利用刘徽的“割圆术”和它的改良形式「今割圆术」，来证明阮元、钱大昕、钱塘乃至李锐的谬误！
学风
乾嘉学派的学风：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词旨务笃实温厚等。
学术成就
古代舆车考据图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
点的考据学派。
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 ，颇重字句训诂与名物考证。而且，此时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颜师古的《汉书注》等，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均开史学考据之风。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之考订图书阳修、赵明诚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考证文献，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伪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风，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
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
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继顾炎武之后，康熙时期又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旨》；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又有王锡阐、梅文鼎等关于天文历算之作。他们都专力于考据并分别在训诂经书、考释历史地理、考辨文献和天文历算方面做出成绩，成为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
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
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
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
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更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辑佚书、辨伪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它科学、乐曲学”等四部分，详细具体地总结了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绩和贡献。虽然梁氏是就整个清代学者的成绩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绩乃乾嘉时期所取得，读者仍可从中了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3.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乾嘉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样的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而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其学术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学者在治学中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提倡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
等人，已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和词语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观念，以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
历史局限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
从总体上看，其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它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问题，缺乏新鲜的、现实的实际内容，确有脱离实际的倾向。
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其治学方法是以考据为特点，一些乾嘉学者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经书的本来面目。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观点使他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走上复古、佞古倾向。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毛病。
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乾嘉学派，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以恢复汉学为己任，而排斥宋学。在清代坚持宋学立场的，也不屑与汉学家为伍。在整个有清一代汉、宋学之争，此伏彼起，一直不绝如缕。在汉、宋两派的对立斗争中，无论是汉学和宋学，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
一、目录的含义
"目录"一词现存文献以《汉书》为最早，《汉书·叙传》："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鸿烈。"
刘向是我国目录学创始人，班固说刘向管理国家图书时，对图书进行分类，并撰写了目录，以表现西汉文化事业的伟大成绩。
刘向受汉成帝之命对图书进行系统整理，订正讹误，补脱删衍，剔其重复，整理成定本。对那些同类文献尚未结集者，则辑为定型文献，如《楚辞》、《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都是利用现成文献编集而成的。
刘向每校定一种书，都写一篇"书录"，大约相当于今天书前的"目次"和"序"两部分内容。例如《晏子书录》：
内篇谏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内篇谏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内篇问上第三凡三十章
内篇问下第四凡三十章
内篇杂上第五凡三十章
内篇杂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按，此下疑有阙文。）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弟录。臣向昧死上。
我们可以发现，《晏子书录》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目次，（2）校雠整理情况，（3）作者生平，（4）内容评价。
所谓目次，指篇名和次第。当时书用竹木简书写，每篇是单独编连的个体，各篇之间要有个顺序，否则各篇之间容易颠倒，而且极容易丢掉其中某一篇而并无察觉。所以篇目次第特别必要。
校雠整理情况、著者生平、内容大要共同构成一篇叙录。目次加序录，就构成了一书的目录。许多书的目录汇集起来，就成为群书目录（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二《目录释名》）。 刘向校书有个班子。《汉书·艺文志序》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所谓"条其篇目"即确定各书的篇次。所谓"撮其指意"即撰写各书叙录。刘向、刘歆等在每一书后都撰有一篇书录，当时把这些书录单独辑成一部书，叫《别录》。同时刘歆又在《别录》基础上，写成《七略》。《别录》是书录的结集，应当是分类的，其类别可能是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七略》则更为严密，有总序，六类（六略）又有类序，总结各类学术源流；六类下各分若干小类，共有三十八小类（当时叫三十八种），三十八小类各有小序，叙述小类的源流（其中《诗赋略》只有一篇大序，无小序）；每一书又有书录。所以《别录》、《七略》都是群书目录，同时也是了不起的学术著作，是西汉以及西汉以前我国学术史的系统总结。《汉书·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鸿烈"，即指这件大事。这两部目录均已亡佚，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七略》简编而成的，除了删去各书书录外，基本保存了《七略》的面貌。所以《汉书·艺文志》是我们认识西汉及西汉以前中国学术史的重要门户。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引）史家范文澜亦将《七略》视为"一部极可贵的古代文化史"，与《史记》并称为西汉两大著作（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二章）。
《七略》之后，具有典范意义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这部巨著是先秦至清初学术史的系统总结，被张之洞称为"良师"："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或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迳矣。"（《輶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
章学诚有部名著《校雠通义》，把校雠之学的崇高境界论述得最为充分。他所说的校雠之学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目录之学。《校雠通义序》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章学诚把目录学的最高要求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是非常恰当的，现得到广泛承认。
同样是乾嘉时期的学者王鸣盛，对目录学是这样强调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所以目录学一向被视为入门之学。如果要从事研究工作，应从目录学入手。
二、目录的类型
（一）公藏目录
官府藏书目录始于《七略》、《别录》，魏晋南北朝时每代都有，前面讲分类时已提到。唐代的公藏目录有元行冲等《群书四录》二百卷，已亡佚。又有《开元四库书目》，亦已不存。 宋代公藏目录，北宋有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现存残本，以清代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较通行。南宋有陈骙等《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张攀等《续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均亡佚，有近人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一卷。 明代公藏书目有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二十卷、张萱、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八卷。清代则有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入民国，则有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三卷、江瀚《故宫普通书目》六卷、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柳诒征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四十四卷《补编》十二卷、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毛春翔《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等。
1949年以后，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书目录》、《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初编》、《四川省图书馆古籍目录》、《福建省图书馆善本书目》、毛春翔《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乙编、续编）等。台湾有《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等。
大型联合目录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事实上也都是公藏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图书万余种，其中三分之一收入《四库全书》，这些书有当时内府藏书，也有地方官员购买之书，也有私家进呈之书，但抄成七部的《四库全书》则属于官藏，其《总目》也基本上属于公藏目录。
另外，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著录国立北平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五千余种，也属于公藏目录。
还有近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1911年到1949年出版的中文图书124000余种。所收系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三家所藏，当然也属于公藏。每种书有简单说明，有藏馆（B、S、C分别指北图、上图、重庆图），共分20大类，每类有索引。虽然其精密不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但仍是一部极有用的书目。
（二）私藏目录
私人藏书目录六朝时已有，史载任昉富藏书，殁后沈约奉命就任昉书目核对，凡朝廷所无，就昉家取之。但其目不传。传于今天的有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为较早。明代则有朱睦W《万卷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赵用贤《赵用贤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祁承W《澹生堂藏书目》等。
清初有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
清中叶则有彭元瑞《知圣道斋书目》、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求古居宋本书目》、《尧圃藏书题识》（缪荃孙等辑）、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等。
清后期则有杨绍和《楹书隅录》及《续编》、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莫友芝撰）、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叶昌炽撰）、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等。
民国间则有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蒋汝藻《传书堂藏书志》（王国维撰）、叶德辉《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刘承干《嘉业堂藏书志》（缪荃孙、董康、吴昌绶撰）、章钰《四当斋藏书目》（顾廷龙撰）、潘明训《宝礼堂宋本书录》（张元济撰）、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李盛铎《木犀轩书录》、张钧衡《适园藏书志》（缪荃孙撰）等。
建国后，有郑振铎《西谛书目》（赵万里等编）、《西谛书跋》（吴晓铃辑）、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冀淑英撰）、黄裳《前尘梦影新录》、《清代版刻一隅》、《来燕榭书跋》等。 以上这些私藏目录以著录宋元善本、精校名抄者为多，其中大部分有题跋，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查阅这些题跋可借助于《古籍版本题记索引》（罗伟国、胡平编）。
（三）史志目录
史志，主要指正史（纪传体史书）当中的《艺文志》或叫《经籍志》，以《汉书·艺文志》最早。其后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其他正史则缺少艺文志。
上面七种史志目录中的前五种，著录图书的范围是当朝的藏书。例如《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编成，作者班固在东汉时期，已不可能再完整地看到西汉成帝至哀帝时的藏书面貌，也就是说班固不是根据原书来著录的，而是根据间接资料编成的，其目的在于反映西汉藏书之盛。《隋书·经籍志》修于唐初，是"五代史"共同的经籍志。"五代史"指《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经籍志》是根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等前代公藏书目编成的。当然，隋代嘉则殿藏书唐初尚存，可以参考。《旧唐书·经籍志》是五代刘煦修的，反映的是开元盛世藏书面貌，根据的是毋煚《古今书录》。这与《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是一样的。《新唐书·艺文志》是宋欧阳修编的，根据的也是《唐开元四库书目》，不过又补充了开元以后唐人的著作。《宋史·艺文志》修于元初，根据的是宋代官修历代国史的艺文志。 由于这五种史志目录都以纪录一代藏书之盛为目的，因而是通录古今，不分时代。这些书目有很大用处。第一，可以从中看到一代藏书的全貌。第二可以从中查找某个人或某一学科有哪些著作。第三，可以考察古书亡佚的大体年代。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参解楚辞》七卷，皇甫遵训撰"，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不著录这部书。唐代开元时期皇家藏书十分丰富，其中却没有这部书，说明这部书大抵亡佚于隋唐之际。《隋书·经籍志》还记载有：
《楚辞》十二卷，后汉王逸注。
《楚辞》三卷，郭璞注。
《楚辞音》一卷，徐邈撰。
《楚辞音》一卷，宋处士诸葛氏撰。
《楚辞音》一卷，孟奥撰。
《楚辞音》一卷，无撰人。
《楚辞音》一卷，释道骞撰。
《离骚草木疏》二卷，刘杳撰。
以上八家楚辞注，到《旧唐书·经籍志》，只有王逸、郭璞、刘杳三家。《新唐书·艺文志》有王逸、郭璞、刘杳、孟奥、徐邈、僧道骞六家。到《宋史·艺文志》只存王逸一家。王逸注一直保存到今天，可谓岿然鲁灵光了。我们可以推测诸葛氏《楚辞音》、佚名《楚辞音》唐以前尚存，唐代已佚。另外五家则大抵亡于唐安史之乱至五代间，宋代已不存。古书亡佚数量之大，速度之快，于此可见一斑。
有些正史没有艺文志，或有志而不全，后代学者曾为之补作，称为"补志"。主要有： 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补入27部）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
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
清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
清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
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
清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
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清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
清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
清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
清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近人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
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
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
清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
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
清黄虞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
清王仁俊《西夏艺文志》
缪荃孙《辽艺文志》
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
清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
清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
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
清黄虞稷、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
清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辽金元）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
王绍曾先生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另外，明代修国史，焦竑纂成《经籍志》，而国史未成，《国史经籍志》单独流传，也属于史志目录。
除了正史艺文志外，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门》、清《续通志·艺文略》、《清通志·艺文略》、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应属于史志目录范围。
地方志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的是书目，有的是地方文献汇编。属于书目的如《山东通志·艺文志》、《安徽通志艺文稿考》、《湖北通志·艺文志》等，这些亦属于史志目录。其中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影响较大。地方志数量很大，现存的也有万种之多，其中艺文志记载一个地方的著述，既可以补充国史之不足，也可以作为研究地方文献的依据。近年出版的《皖人书录》（蒋元卿撰）、《山东文献书目》（王绍曾主编）、《江苏艺文志》、《云南书目》（李小缘撰）等都很有价值。考察古今著作，除了查正史艺文志以外，还要看他是哪个地方的人，查查那个省的通志或者府志、州志、县志当中的艺文志，会获得更多的史料。
查正史艺文志及补志有一本工具书可以利用，那就是哈佛燕京学社洪业、田继综、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合编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既可从人名查，又可从书名查，很方便。书前有聂崇岐序，详述艺文志之源流，值得一读。
（四）专科目录
1、经学目录。较重要者为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每书注存、佚、缺、未见。全录原书序跋，以及有关各书的评述文献，并附按语。翁方纲有《经义考补正》十二卷。
2、小学目录。有清谢启昆《小学考》、胡云玉《雅学考》、黎经诰《许学考》，体例大体仿《经义考》。
3、史部目录。宋高似孙《史略》、清章学诚《史籍考》（已佚）、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容媛《金石书录目》、日本人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等。
4、子部目录。宋高似孙《子略》、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王
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北京图书馆等《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等。
5、集部书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文集总目》、元钟嗣成《录鬼簿》、王国维《曲录》、黄文暘《曲海总目提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一粟（周绍良、朱南铣）《红楼梦书录》、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合撰《杜集书目提要》等。
（五）特种目录
1、举要目录。最著名的是张之洞《书目答问》，目前通行本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2、丛书目录。最早的丛书目录当是清嘉庆中顾修的《汇刻书目》。目前常用的主要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阳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3、知见目录。知见，即所知、所见，包括直接见到的和间接知道的。这类书目以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最有名。前者经邵章增订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后者经傅增湘增订为《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4、经眼目录。与知见目录不同，在于全是亲眼所见，更可靠。主要有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孙殿起《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雷梦水《古书经眼录》、严宝善《贩书经眼录》、江澄波《古刻名抄经眼录》等。董康《书舶庸谈》也带有这种性质。
5、禁毁目录。主要有《清代禁毁书目》，清姚觐元编、邓实增补、商务印书馆补遗。共收禁书3011种。《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编。收禁书1400余种。以上二种195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合订一册，较为完备。
6、版本图录。版本图录可视为版本目录的一种，"录"就是与"图"配合的说明文字，相当于版本目录的"提要"。有的有图无录，亦归于此类。版本图录主要有：赵万里、冀淑英《中国版刻图录》、杨守敬《留真谱》、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张允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陶湘《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顾廷龙、潘景郑《明代版本图录》、昌彼得《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及《金元本图录》、吴哲夫《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黄裳《清代版刻一隅》等。
7、辨伪目录。早期的辨伪目录有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目前常用而且资料较丰富的是张心澂《伪书通考》、郑良树《续伪书通考》。
8、其他。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辑录资料十分丰富，既有著者生平、内容介绍，又有版本考察，为书目之佳者。
应当指出，目录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工具书，只有自己亲自查检，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多种用途。同时，目录也是著述的体裁之一，朱彝尊《经义考》、谢国桢《晚明史籍考》都是不朽的专著，他们选择了最合适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目录的主要内容
就一部典型的目录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而言，它应当包括以下构成成分：书名、篇卷、时代、著者、提要、大小序。
（一） 书名
1、古书命名的方式
书名是一部书的标志。古代书少，所以命名方式比较简单，到后来书多了，命名也就越来越麻烦。主要命名方式：
（1）以通称为书名
《诗》、《书》、《礼》、《乐》、《春秋》、《史记》等，都应属于这一类。
（2）摘取书中一二字为书名
《急就章》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因取首二字为书名。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序》云："《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书者书之。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句法正仿'大史籀书'。《爰历》、《博学》、《凡将》诸篇，当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
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简中有一种标题《盖庐》，即吴王阖庐，又作阖闾。这样标题是因为篇中记载的是阖庐问申胥、申胥作答的内容。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有《唐革》二十枚，罗福颐先生考定"唐革"即"唐勒"，得到公认。但这篇文章经李学勤考定应是宋玉作品，之所以取名《唐革》，是因为首句为："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参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齐鲁学刊》1990年4期）。我们前面还讲到唐太宗集王羲之二十八帖装裱为一卷，取名《十七帖》，是因为首帖开头为"十七日"。其命名方式亦采取首二字。
（3）以姓名为书名
古书原以篇行，例如《史记·韩非传》："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管子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均只取篇名，说明当时以篇为单位流传。后来才集中一人之作为一组，就象后代的文集那样。这项工作大概主要是刘向父子整理皇家藏书时做的。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克》七篇、《宁越》一篇、《公孙固》一篇，以及《邓析》、《庞煖》、《邹阳》，都以人名为书名。如果表示尊重，则于姓后加子字，如《孟子》、《荀子》、《庄子》、《管子》等。后代文集以人名或字号加上"集"字，如《陶渊明集》、《庾子山集》、《李太白集》亦是这种命名方式的变体。
（4）以朝代命名
二十四史大都以朝代加"书"、"志"、"史"等命名。《后汉书》有谢承、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等六家，《晋书》则有王隐、虞预、朱凤、徐广、谢灵运、臧荣绪、沈约、萧子云八家。说明了纪传体史书有特定命名方式。总集如《全唐诗》、《全宋诗》、《全明诗》，其实也属于这种方式。
（5）以时间命名
《长庆集》，有元稹、白居易两家集子。宋代曾巩有《元丰类稿》。都以时间命名。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也是以时间命名，可知中外书名颇有相通之处。
（6）以地点命名
唐皮日休、陆龟蒙酬唱诗集名《松陵集》，宋陆游把诗集称为《剑南诗稿》，皆以地名为书籍命名。
（7）隐括内容为名
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均属此类。
2、同书异名与异书同名
在书籍数量增多以后，以下两种现象越来越多，那就是同书异名和异书同名。
（1）同书异名。如《国语》又名《春秋外传》，《史记》又名《太史公书》，《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等。有些属于全称与简称，如《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四库全书总目》称《四库总目》。《焦太史国朝献征录》，简称《献征录》。还有的是避讳改名，如《广雅》因避隋煬帝杨广讳改名《博雅》。明清小说同书异名更多，如《石头记》与《红楼梦》、《异史》与《聊斋志异》。
（2）异书同名。前面提到六家《后汉书》、八家《晋书》都是异书同名。后代还有不少异
书同名者，如《河东集》（唐柳宗元、宋柳开）、《白云集》（元许谦、元释英、明唐桂芳）、《读书杂志》（清王念孙、清杨城等）、《读史杂记》（方宗诚、邹维琏、沈豫）等。近数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都有多部问世，也是异书同名，而且是有意为之。
目录书在著录同书异名、异书同名时，都应加以特殊说明，以免混淆。
鉴于书名容易重复，我们著书立说时，应在命名上多动脑筋，命名要恰当简明，不落俗套，不与前人重复，不能过于偏僻，让人不认识、记不住。
（二）篇卷
篇和卷都是古书数量单位，但篇与内容起讫有密切关系，如《史记》一百三十篇，是指从内容上分为一百三十个单位。而卷，则是从物质形态上划分的，竹木简、帛书、卷子都可以卷起来，所以以卷为单位。早期篇和卷基本统一。后来则往往不统一，一卷可包括若干篇。至于由卷子过渡到书册以后，篇、卷、册三者就更不统一，一册可包括两三卷，一卷又可包括两三篇。由于篇与内容起讫紧密相连，所以篇目对一部书的完整性来说最为重要，无论书籍形态怎么变化，篇都是基本不变的。而卷、册就不同了。卷在书籍装潢变为册子以后，几乎失去了实际意义，书籍分卷主要是一种传统习惯。册就更具随意性，可厚可薄。明清时期的刻本，一册一般包括两三卷，每卷约三十页。有时分卷要照顾内容的起讫，所以卷有长有短，特殊时一卷仅有一页。目录书同时记录篇、卷、册数，甚至记录页数，都有必要性，这样书籍就不容易残缺、错乱，而且可透过页数估计其篇幅大小。《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册数、页数，是有用途的。
（三）撰人及朝代
书目记完书名、篇卷，就应记何时何人所撰。
1、关于撰人的朝代
朝代当然是著者生活的朝代。改朝换代，前朝官员如不受新朝奉禄，称为"遗民"，则仍标前朝。如《四库全书总目》："《吾汶稿》十卷，宋王炎午撰。炎午……宋末为太学生，咸淳间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杖策谒之，留入幕府。旋以母老辞归。天祥被执北上，炎午为文生祭之，励以必死，尤世所称。入元后终身不出，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亦示不仕异代之义。"其他宋末元初人，如果著录为宋人，一般都要明确一个事实："入元不仕"。 《四库全书总目》又著录："《稼村类稿》三十卷，元王义山撰。义山字元高，丰城人，宋景定中进士，知新喻县、历永州户曹。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原刻题曰宋人，非其实也。"可知这个朝代问题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方以智（1611-1671）、钱谦益（1582-1664）二人，钱比方大29岁，钱卒于康熙三年，方卒于康熙十年。钱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方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就是说钱谦益中进士时，方以智还没出生。但方以智是明朝人，钱谦益却没资格作明朝人，只能作清朝人。两人在明朝都做官，方以智是翰林院检讨，钱谦益在南明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他们的不同在于，入清方以智出家为僧，以避免与清朝合作，康熙十年到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钱谦益则降清，官礼部侍郎。这种划分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商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在周武王灭商之后，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山中。这种不食周粟的精神一直受到歌颂和肯定，唐代韩愈曾作《伯夷颂》，即是一例。所以在改朝换代时不向新朝投降，宁死不屈的人，在新朝仍可受到表彰，例如卢象昇，明末官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戊寅清兵下钜鹿，象昇督师战败，牺牲。南明福王赐谥"忠烈"，清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肃"，均予以表彰。而降清的钱谦益反而列入贰臣。这种道德观念恐怕不能简单予以否定，因为在封建社会忠君、爱国往往连在一起。所以，现在著录古籍，对于朝代问题，有时也只能沿用旧式，很难改动。当然《辞海》上说方以智、钱谦益为明末清初人，更为合适。这要看具体体例。
2、关于撰人
著者，一般要著录姓名。过去有不少书署名是朝代、籍贯、姓名、字连署，例如明末汲古阁刻《中吴纪闻》，题："宋昆山龚明之希仲纪，明虞山毛晋子九订。"《山海经新校正》题："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西安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理粮饷钦赐一品顶带毕沅新校正。"现在一般从中截取朝代、姓名，作"宋龚明之撰"、"清毕沅校正"。但有时，有同姓名现象，《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有厚厚一本，仍然很不全，可见同姓名者之多。如果同姓名者不予以区别，则容易张冠李戴。如何区别呢？要靠时代不同、字号不同、籍贯不同加以区别。因此，如果目录书能把朝代、籍贯、姓名、字、号照原书著录，会有很大用处。蒋元卿先生用多年精力撰写了一部《皖人书录》。其中有个胡文学，清朝人，其实不是安徽人，是宁波人。因为安徽桐城也有个胡文学，见于《桐城县志》。于是混二人为一人，把两个人的著作、两个人的事迹都误放在一人身上。如果书目上记明籍贯，象上面的"宋昆山龚明之希仲"，就能避免这种错误。中国疆域很广，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因而乡邦文献历来受重视，目录书著录撰人籍贯对研究地方文史有很大帮助。
著者姓名后要著录是著还是编、辑、校、注等等，这属于著述方式，也对读者有很大帮助。过去书目喜用"撰"字，这个字意义较广，包括编、著、述等，应根据情况分别对待。
（四）版本
早期书目不太重视版本，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仍不注重版本。但清代及近代藏书家所编目录则重视著录版本，尤其是善本目录，更注重版本著录。早期开始注意版本著录者有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元荆溪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著录版本应注意区分刻本、抄本、校本、稿本、石印本、活字本、铅印本等不同版本类别。然后要弄清产生时代，即哪朝哪代刻本或抄本。还要弄清是何人何地刻本，或何人所抄，何人所校。如有人在上面作了亲笔题跋，应一并注出。如果是丛书中的一种，则应注明丛书名，以便查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贩书偶记》等是较为简明的版本目录，用途很大。
（五）提要
提要即内容提要，前面举《晏子书录》即一例。提要应介绍著者生平，如里籍、字号、科第、官位、生卒年等。然后介绍书的内容。然后评价得失，或者考其流传情况、版本源流。对于珍贵的版本，要对鉴别情况加以说明。内容上如有特殊资料价值，亦应加以提示。 有些提要是辑录前人序跋而成，叫"辑录体"。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即是这种体例。这种目录可以为后人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有价值。其实还可以两结合，先列前人提要，再加个人按语。清末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就是如此。《经义考》中也不乏朱彝尊的考证案语。
提要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撰写作者小传、内容梗概、优劣评价，还是版本源流等，都必须建立在对原书的研究基础之上，不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在这方面，《四库提要》规模较大，总体水平较高，虽然不无疏误，但仍是研究传统学问必备的工具。所以我们要了解一部书，应注意参考《四库提要》。
为了具体认识《四库提要》的学术价值，这里我们举出一篇：
"《诗序》二卷，内府藏本。
案：《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璵也。以为诗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之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
也。然樵所作《诗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郑樵诗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质所作《诗总闻》，亦不甚行于世。朱子同时如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皆以同志之交，各持异议。黄震笃信朱学，而所作《日钞》亦申序说。马端临作《经籍考》，于他书无所考辨，惟《诗序》一事，反覆攻诘至数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岂非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乎？考郑玄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各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程大昌《考古编》亦曰：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无辞，知其为秦火之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朱鹤龄《毛诗通义序》又举《宛丘篇》序首句与毛传异辞。其说皆足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证。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与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鸣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序若出于毛，安得自相违戾？其说尤足为续申之语出乎毛后之明证。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二句，与毛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略同。盖子夏五传至孙卿，孙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苌，是毛诗距孙卿再传。申培师浮邱伯，浮邱伯师孙卿，是鲁诗距孙卿亦再传。故二家之序大同小异。其为孙卿以来递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只有二句，而以下出于各家之演说，亦可知也。且《唐书·艺文志》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是《韩诗》亦有序，其序亦称出子夏矣。而《韩诗》遗说之传于今者，往往与毛迥异，岂非传其学者递有增改之故哉？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仍录冠诗部之首，明渊源之有自。并录朱子之《辨说》，著门户所由分。盖数百年朋党之争，兹其发端矣。
《隋志》有顾欢《毛诗集解叙义》一卷、雷次宗《毛诗序义》二卷、刘炫《毛诗集小序》一卷、刘W《毛诗序义疏》一卷（原注：案：序、叙二字互见，盖史之驳文，今仍其旧），《唐志》则作卜商《诗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较繁，仍析为二卷。若其得失，则诸家之论详矣，各具本书，兹不复赘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
我们读了这篇提要，可以发现，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有几种说法，四库馆臣看法如何，均有条不紊，历历在目。而且文字精练，要言不烦，千年聚讼，纲举目张。当然，《提要》一万余篇，繁简精粗，良莠不齐，我们应区别对待，取其长而弃其短。非但对《四库提要》如此，对待其他文献均应如此。
（六）大、小序
《汉书·艺文志》在前面有总序，六略各有大序，各小类又有小序。《四库总目》四部有总叙，各类有小序。这些大小序在辨明学术源流方面作用甚大。《四库提要》经部大序实际上是一篇最简明的西汉至清初的经学史，非常精彩，对中国学术史、经学史及小学有兴趣的人，不可以不读这篇《总叙》。这里摘取其要，以见典型：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
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敝也肆。
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
也琐。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读了这段总叙，对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辟概括，应有切实的体会，目录之学的确不限于"部次甲乙"。当然，任何学科的著作都有典型和非典型，《四库提要》无愧于古典目录的典型，但是大量目录达不到这个高度，绝大部分书目无大小序及提要，确是"部次甲乙"者流，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那也是目录学，《书目答问》就没有大小序及提要，其为用之大，却是人所共知的。
乾嘉学派简介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因为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
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圈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中国清代的学术，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概述
清代的文字狱对乾嘉学派的研究影响较大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的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
会现实完全脱节，与明代朱张等理学学以致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算学研究
《算经十书》 正文
乾嘉学派的算学研究活动，对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发展造成极深远的影响。通过他们的辑失、校勘与考证等工作，失传五百年之久的古算典籍《算经十书》 ，乃至宋金元四大家的杰出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进一步成为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家所凭仗的主要研究资源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谈天三友”：焦循（1763～1820年）、汪莱（1768～1813年）和李锐（1768～1817年），在方程论和符号代数上的成就，为中国传统古算可以更新，留下了最优美的一个脚注！
不过，乾嘉学派的过度醉心复古，却不可避免地在算学的认识上造成了一些局限，他们对汪莱的算学创新无法赋与恰当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显著的例证之一。由于汪莱的《衡斋算学》概以“西法”立论，而且多半无关“兴复古学昌明中法”的宏旨，因此，汪莱被批评为“尤于西学太深，虽极加驳斥，究未能出其范围”，当然就很容易了解了。 这个例子发生在乾嘉学派大儒钱大昕、阮元以及杰出数学家李锐身上。钱大昕先是从《隋书律历志》，获知祖冲之的圆周率π值的估计：
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率，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刻本作二，误）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
二。又设开差幕、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圆周径率，自刘徽、祖冲之以来，虽小有同异，大要皆径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独创为三一六之率，与诸家之说迥殊。余考秦九韶《数学九章》「环田三积术」，其求周以径幂进位为实，开方为圆积，是九韶亦以三一六为圆率，与溉亭所创率正同，盖精思所到，闇合古人也。江宁谈教谕秦，今之算学名家，曾作一丈径木板，以篾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为溉李之说，至当不可易也。
针对这样的断言，乾嘉学派的算学家似乎都不曾提出评论，有意见的，反倒是些热衷西学的算学家，譬如曾任江苏巡抚的徐有壬（1800～1860年）即以“内容外切，反复课之,其说遂破。”
有关徐有壬的这一辨驳，并未刻入现传的《务民义斋算学》，上一段引文出自诸可宝撰着的《畴人传三编》，但无法知道原始数据为何。不过，稍早的董佑诚（1791～1823年）已经发难在先了，在他的《董方立遗书》中，论文《圆径求周辨》就是为此目的而写。
董佑诚字方立，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少年时工为骈体文词，继通数理、舆地之学。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5年）曾把他归类为骈体文家和中西法兼用算学家。其实，我们光看他的算学著作如《割圜连比例图解》（1819年）、《堆垛求积术》、《椭圆求周术》和《斜弧三边求角补术》（后三种都撰于1821年），即可断定他比较热衷西学。 董佑诚的《割圜连比例图解》 ，是在北京友人朱鸿处见到明安图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抄本以后，“反复寻绎，究其立法之原”而写成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纳入“西士杜德美圆径求周诸术”，因此，董佑诚对于杜德美的π近似值当不陌生。然而，董佑诚在他的论文《圆径
求周辨》中，却只字不提杜德美，反倒是口口声声刘徽，利用刘徽的“割圆术”和它的改良形式「今割圆术」，来证明阮元、钱大昕、钱塘乃至李锐的谬误！
学风
乾嘉学派的学风：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词旨务笃实温厚等。
学术成就
古代舆车考据图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
点的考据学派。
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 ，颇重字句训诂与名物考证。而且，此时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颜师古的《汉书注》等，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均开史学考据之风。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之考订图书阳修、赵明诚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考证文献，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伪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风，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
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
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继顾炎武之后，康熙时期又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旨》；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又有王锡阐、梅文鼎等关于天文历算之作。他们都专力于考据并分别在训诂经书、考释历史地理、考辨文献和天文历算方面做出成绩，成为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
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
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
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
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更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辑佚书、辨伪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它科学、乐曲学”等四部分，详细具体地总结了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绩和贡献。虽然梁氏是就整个清代学者的成绩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绩乃乾嘉时期所取得，读者仍可从中了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3.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乾嘉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样的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而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其学术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学者在治学中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提倡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
等人，已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和词语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观念，以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
历史局限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
从总体上看，其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它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问题，缺乏新鲜的、现实的实际内容，确有脱离实际的倾向。
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其治学方法是以考据为特点，一些乾嘉学者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经书的本来面目。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观点使他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走上复古、佞古倾向。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毛病。
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乾嘉学派，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以恢复汉学为己任，而排斥宋学。在清代坚持宋学立场的，也不屑与汉学家为伍。在整个有清一代汉、宋学之争，此伏彼起，一直不绝如缕。在汉、宋两派的对立斗争中，无论是汉学和宋学，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