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76万余元的超生罚单让董事长厉少青一夜成名。而已生有两个女儿，再婚后又育龙凤胎的贫困村妇冯春荣面对3万8千元的罚单却说，法也违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007年的最后一天，湖北省计生委公布该省历史上最高的一张超生罚单：孝昌县龙腾水泥厂董事长厉少青因为超生二胎，将要向当地计生部门缴纳高达76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 外界传闻厉少青仅缴纳了10万元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孝昌县计生局徐继之副局长向记者证实，厉少青已经向县计生局上缴了50万元，还有26万余元，将在3年内陆续缴完。 76万的超生罚单 2006年6月底，孝昌县计生局接到群众举报电话，说龙腾水泥厂的董事长厉少青生了二胎。厉少青在孝昌县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县里有名的企业家，曾经是省人大代表，当时又是县政协委员。 今年47岁的厉少青已经有了一个16岁的女儿，按照《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城镇居民违反该条例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所在县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实际年收入高出平均水平的，按实际年收入的3倍进行征收。厉少青一年的收入是25.6万。所以，厉少青应该缴纳76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 记者曾多次联系厉少青，他表示并不愿意接受外界的打扰。徐继之告诉记者，县计生局并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收取这笔社会抚养费。厉少青认错态度很诚恳，并很快向计生局缴纳了10万元费用。他在一份由孝昌县纪委作出的调查记录上说道：“我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腐蚀，犯了这样的错误……”2007年6月份，厉少青补交了40万元。因为厉少青刚在武汉投资了另一家公司，一次性交齐这笔钱比较困难，按照规定，可以3年内陆续缴清。 这张号称“湖北省第一”的计生罚单让厉少青成了名人。龙腾水泥厂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作为企业家，谁也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出名。”孝昌县计生局的一位官员也为厉少青的出名抱屈：“厉少青不是全省违规生育的最富裕的人，但事情正好发生在湖北省开始‘两清一治’计划生育专项行动之时，所以他不小心成了典型。” 在安陆市烟店镇的计划生育服务站，记者见到正在调研的湖北省计生委主任杨有旺。他告诉记者，湖北省2007年新清理出违法生育人员9000多人，其中有1678人是干部、富人、名人。 他认为，在城市，国企改革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单位管理成为社会人，人们的超生欲望开始抬头；在农村，农业税取消，上学不用交费，对小孩的抚育成本降低，加上农村生男孩的偏好，超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越穷越生的现象没有遏制住，越富越生的现象又在涌现。在有经济实力的超生户面前，社会抚养费很难压抑他们的生育欲望。 一纸单薄的“罚单” 湖北省安陆市烟店镇李店村。 得知儿媳冯春荣在广州怀了双胞胎，电话这头的婆婆嚷了起来：“打掉！赶快打掉！” 2007年5月，冯春荣在广州的一家小医院里还是生下了这对龙凤胎，等待他们的却没有太多的欢乐。 冯的丈夫李细文有一个患脑膜炎后遗症的傻弟弟。因为穷，1997年，25岁的李细文娶了30岁的离婚女人冯春荣。他刚结婚，镇上、村上的干部就纷纷上门劝说他的妻子去做结扎手术。因为冯春荣与前夫已经生了两个女儿。 按湖北省计划生育的政策，他们不能再生育子女，但对于李细文来说，他还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冯春荣嫁过来的时候带了一个8岁的女儿，这个女儿懂事之后，却不愿意在李家生活，跑回了生父家。 这10年里，冯春荣怀孕3次，均被计生干部劝解打掉。 2006年，已近40的冯春荣和李细文去往广东。在那边，他们见到了很多背井离乡躲过来生孩子的夫妻。 “生五六个的都有，很多人也都劝我生一个”，“租给我们房子住的老板娘说，我男人娶了我回来，我连孩子都不给他生一个，他会对我不好的，以后我们老了没人养。”在农村，养儿防老，依然是他们最切实际的超生动力。 冯春荣在广东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 惊喜，迟疑，惶恐，担忧…… 李家最终还是决定生下这对孩子。 李细文在广州替人做搬运工，每个月只有700块钱的收入。妻子又不能做事情，这对儿女生下来3个半月之后，冯春荣带着孩子回到了湖北老家。 一回到家，村里的干部就找上门来。冯春荣之前生有两个女儿，李家的孩子已经属于第3胎，应该以上一年度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征收社会抚养费――折算下来这笔钱有3万8千元。 冯春荣傻了眼，在广东生孩子花掉的4000元钱都是借的，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凑不齐这笔钱。年迈的公公婆婆东凑西借也只能帮他们上缴1万元。 冯春荣家里惟一值点钱的，就是放在客厅里的21寸彩色电视机。生下龙凤胎，冯春荣难以度日，只好搬过来与公婆住在一起，靠两个老人接济度日。小两口曾经的婚房里如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已经没有底板的橱柜，歪歪斜斜地靠在墙角。 安陆市烟店镇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说起社会抚养费，满是无奈。面对家庭贫困的超生者，这一纸罚单太单薄。 “有时候，要是超生户有钱不交，我们就整天坐在人家家里，人家吃饭也坐在旁边看，跟讨账一样。” 对于劝说无效的，另一条征收方法是法院强制执行。湖北省的孝昌县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计划生育执法大队，仅在强制征收社会抚养费上，这个县城每年就需要10万元的执行成本。 但无论是动嘴，还是法院的强制执行，对于贫困的超生户来说，已经不管用了。 李家已经习惯了有人来家里劝说他们交钱。记者来到李家的时候，冯春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没有钱”。 记者进门，睡在床上的孩子被惊醒，冯春荣抱起咧嘴要哭的孩子，一边撩起衣服给孩子喂奶，一边带着哭腔说:“没有钱，真的没有钱，把我们那两间房子拆了吧，我们真的没有钱了。” 尴尬的社会抚养费 2007年，湖北省向违法生育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达2.3亿元。这2.3亿元将直接上缴国库，纳入下一年地方的财政预算。 然而，湖北省去年一年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共投入是7亿～8亿元。计生委主任杨有旺觉得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又在增加。超生的势头没有因为财政投入的加大得到减缓，相反却有抬头的势头。 湖北省孝感市计生委主任喻辉对记者说，计划生育就是一项“大的公益事业”，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不能支撑起计划生育工作的。在乡镇建立服务站，改进设备，提高服务质量、卫生条件，以及各种免费检查政策、奖励政策都需要大量资金。超生现象屡禁不止甚至逐年抬头，执法成本增大，这些必须靠财政的投入才能遏制。 以孝昌县为例，孝昌县财政去年为计生局拨款300万元，去年一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220万元，这笔经费上缴财政之后，即使全部投入计生工作，也存在80万元的缺口。 对于有钱人而言，几万元与几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不值一提。一些私营、民营企业主，其实际收入难以核准，违法生育后交点罚款对他们来说完全不算什么。 喻辉告诉记者，富人的收入核定，在调查取证中相当困难，他们通常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转移收入，最终只缴纳了很少的社会抚养费了事，难以起到惩罚的作用。而在农村，罚款很可能就拿不到。 杨有旺认为，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除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应该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收费处罚”进行补充。除此之外，应该用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 而对于农村的社会抚养费问题，执法者们备感头疼。孝昌县计生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收得越多，表示超生越多；超生越多，计生工作越难做。除了加强宣传教育以及加强对育龄人口的管理，他们别无他法。 像冯春荣这样回家挨罚的并不多。当地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想生孩子的，都跑出去生了，谁会傻乎乎地在家里让人抓啊，在外面生了就在外面养，也不回来，根本罚不到钱；回来家里的，要么就是有钱人，不怕罚；要么就是困难户，没有钱可以交，罚多少钱也没辙。” 已经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冯春荣家，剩下的还没有交齐的2万8千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冯春荣不敢去想，她说能拖就拖吧。她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抚养费，而是孩子饥饿的哭声。 “小孩子没有钱买奶粉，晚上老哭，我只能给他们煮粥喝。”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冯春荣抱着孩子几乎又要哭出来。“法也违了，你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一张76万余元的超生罚单让董事长厉少青一夜成名。而已生有两个女儿，再婚后又育龙凤胎的贫困村妇冯春荣面对3万8千元的罚单却说，法也违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007年的最后一天，湖北省计生委公布该省历史上最高的一张超生罚单：孝昌县龙腾水泥厂董事长厉少青因为超生二胎，将要向当地计生部门缴纳高达76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 外界传闻厉少青仅缴纳了10万元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孝昌县计生局徐继之副局长向记者证实，厉少青已经向县计生局上缴了50万元，还有26万余元，将在3年内陆续缴完。 76万的超生罚单 2006年6月底，孝昌县计生局接到群众举报电话，说龙腾水泥厂的董事长厉少青生了二胎。厉少青在孝昌县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县里有名的企业家，曾经是省人大代表，当时又是县政协委员。 今年47岁的厉少青已经有了一个16岁的女儿，按照《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城镇居民违反该条例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所在县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实际年收入高出平均水平的，按实际年收入的3倍进行征收。厉少青一年的收入是25.6万。所以，厉少青应该缴纳76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 记者曾多次联系厉少青，他表示并不愿意接受外界的打扰。徐继之告诉记者，县计生局并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收取这笔社会抚养费。厉少青认错态度很诚恳，并很快向计生局缴纳了10万元费用。他在一份由孝昌县纪委作出的调查记录上说道：“我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腐蚀，犯了这样的错误……”2007年6月份，厉少青补交了40万元。因为厉少青刚在武汉投资了另一家公司，一次性交齐这笔钱比较困难，按照规定，可以3年内陆续缴清。 这张号称“湖北省第一”的计生罚单让厉少青成了名人。龙腾水泥厂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作为企业家，谁也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出名。”孝昌县计生局的一位官员也为厉少青的出名抱屈：“厉少青不是全省违规生育的最富裕的人，但事情正好发生在湖北省开始‘两清一治’计划生育专项行动之时，所以他不小心成了典型。” 在安陆市烟店镇的计划生育服务站，记者见到正在调研的湖北省计生委主任杨有旺。他告诉记者，湖北省2007年新清理出违法生育人员9000多人，其中有1678人是干部、富人、名人。 他认为，在城市，国企改革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单位管理成为社会人，人们的超生欲望开始抬头；在农村，农业税取消，上学不用交费，对小孩的抚育成本降低，加上农村生男孩的偏好，超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越穷越生的现象没有遏制住，越富越生的现象又在涌现。在有经济实力的超生户面前，社会抚养费很难压抑他们的生育欲望。 一纸单薄的“罚单” 湖北省安陆市烟店镇李店村。 得知儿媳冯春荣在广州怀了双胞胎，电话这头的婆婆嚷了起来：“打掉！赶快打掉！” 2007年5月，冯春荣在广州的一家小医院里还是生下了这对龙凤胎，等待他们的却没有太多的欢乐。 冯的丈夫李细文有一个患脑膜炎后遗症的傻弟弟。因为穷，1997年，25岁的李细文娶了30岁的离婚女人冯春荣。他刚结婚，镇上、村上的干部就纷纷上门劝说他的妻子去做结扎手术。因为冯春荣与前夫已经生了两个女儿。 按湖北省计划生育的政策，他们不能再生育子女，但对于李细文来说，他还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冯春荣嫁过来的时候带了一个8岁的女儿，这个女儿懂事之后，却不愿意在李家生活，跑回了生父家。 这10年里，冯春荣怀孕3次，均被计生干部劝解打掉。 2006年，已近40的冯春荣和李细文去往广东。在那边，他们见到了很多背井离乡躲过来生孩子的夫妻。 “生五六个的都有，很多人也都劝我生一个”，“租给我们房子住的老板娘说，我男人娶了我回来，我连孩子都不给他生一个，他会对我不好的，以后我们老了没人养。”在农村，养儿防老，依然是他们最切实际的超生动力。 冯春荣在广东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 惊喜，迟疑，惶恐，担忧…… 李家最终还是决定生下这对孩子。 李细文在广州替人做搬运工，每个月只有700块钱的收入。妻子又不能做事情，这对儿女生下来3个半月之后，冯春荣带着孩子回到了湖北老家。 一回到家，村里的干部就找上门来。冯春荣之前生有两个女儿，李家的孩子已经属于第3胎，应该以上一年度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征收社会抚养费――折算下来这笔钱有3万8千元。 冯春荣傻了眼，在广东生孩子花掉的4000元钱都是借的，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凑不齐这笔钱。年迈的公公婆婆东凑西借也只能帮他们上缴1万元。 冯春荣家里惟一值点钱的，就是放在客厅里的21寸彩色电视机。生下龙凤胎，冯春荣难以度日，只好搬过来与公婆住在一起，靠两个老人接济度日。小两口曾经的婚房里如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已经没有底板的橱柜，歪歪斜斜地靠在墙角。 安陆市烟店镇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说起社会抚养费，满是无奈。面对家庭贫困的超生者，这一纸罚单太单薄。 “有时候，要是超生户有钱不交，我们就整天坐在人家家里，人家吃饭也坐在旁边看，跟讨账一样。” 对于劝说无效的，另一条征收方法是法院强制执行。湖北省的孝昌县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计划生育执法大队，仅在强制征收社会抚养费上，这个县城每年就需要10万元的执行成本。 但无论是动嘴，还是法院的强制执行，对于贫困的超生户来说，已经不管用了。 李家已经习惯了有人来家里劝说他们交钱。记者来到李家的时候，冯春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没有钱”。 记者进门，睡在床上的孩子被惊醒，冯春荣抱起咧嘴要哭的孩子，一边撩起衣服给孩子喂奶，一边带着哭腔说:“没有钱，真的没有钱，把我们那两间房子拆了吧，我们真的没有钱了。” 尴尬的社会抚养费 2007年，湖北省向违法生育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达2.3亿元。这2.3亿元将直接上缴国库，纳入下一年地方的财政预算。 然而，湖北省去年一年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共投入是7亿～8亿元。计生委主任杨有旺觉得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又在增加。超生的势头没有因为财政投入的加大得到减缓，相反却有抬头的势头。 湖北省孝感市计生委主任喻辉对记者说，计划生育就是一项“大的公益事业”，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不能支撑起计划生育工作的。在乡镇建立服务站，改进设备，提高服务质量、卫生条件，以及各种免费检查政策、奖励政策都需要大量资金。超生现象屡禁不止甚至逐年抬头，执法成本增大，这些必须靠财政的投入才能遏制。 以孝昌县为例，孝昌县财政去年为计生局拨款300万元，去年一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220万元，这笔经费上缴财政之后，即使全部投入计生工作，也存在80万元的缺口。 对于有钱人而言，几万元与几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不值一提。一些私营、民营企业主，其实际收入难以核准，违法生育后交点罚款对他们来说完全不算什么。 喻辉告诉记者，富人的收入核定，在调查取证中相当困难，他们通常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转移收入，最终只缴纳了很少的社会抚养费了事，难以起到惩罚的作用。而在农村，罚款很可能就拿不到。 杨有旺认为，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除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应该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收费处罚”进行补充。除此之外，应该用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 而对于农村的社会抚养费问题，执法者们备感头疼。孝昌县计生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收得越多，表示超生越多；超生越多，计生工作越难做。除了加强宣传教育以及加强对育龄人口的管理，他们别无他法。 像冯春荣这样回家挨罚的并不多。当地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想生孩子的，都跑出去生了，谁会傻乎乎地在家里让人抓啊，在外面生了就在外面养，也不回来，根本罚不到钱；回来家里的，要么就是有钱人，不怕罚；要么就是困难户，没有钱可以交，罚多少钱也没辙。” 已经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冯春荣家，剩下的还没有交齐的2万8千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冯春荣不敢去想，她说能拖就拖吧。她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抚养费，而是孩子饥饿的哭声。 “小孩子没有钱买奶粉，晚上老哭，我只能给他们煮粥喝。”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冯春荣抱着孩子几乎又要哭出来。“法也违了，你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