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汉民族最长的长篇叙
事诗，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一起被人们合称为“乐府双壁”。其主要内容是：“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
长诗的开头两句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曾经有前辈学者做过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游戏，
问：“为什么孔雀东南飞？”
是啊! ——为什么是“东南飞”呢？它怎么就不往“西北飞”呢？所谓的正确答案是：“西北有高楼！”本来，开篇的这两句是属于《诗经》以来传统诗歌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段，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比兴手法。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格调非常高雅的一个文字游戏。首先，想要答对这个问题，需要摆脱思维定势的影响，并
能展开自己的联想；其次，需要有较为丰厚的古典诗词积淀。而“西北有高楼”一句，语出《古诗十九首》。由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联想到东汉无名氏留下的那首幽怨伤感的《西北有高楼》，由此及彼，拓展了思维的空间，这本身就是阅读过程中的一个飞跃。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意象的选择与描摹和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总是给人留下无限的解读空间，让读者结合自身的阅读经历和生命体验，去填补文本所留给读者的“空白”。而作为诗歌这种文体，如同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一样，总是非常注重写意的，非常讲究“留白”的，因此，留给读者的解读空间也就有着极大的可能性甚至是“随意性”。
但是，在阅读和教学中，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处理好尊重文本和填补空白的问题。
所谓尊重文本，就是要客观公正地对待作品，不能把自己的个人体验简单地甚至是粗暴地强加给作者，更不应该无事生非、无中生有。面对一篇作品，见仁见智本属正常现象，但是一旦没有了尺度，没有了约束，肆无忌惮的讨论和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变得荒唐可笑了，所谓的开放式的课堂教学也就会因误入歧途而走进了
一种无序状态。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是好事，但脱离了文本的解读必定是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
例如，总有人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焦仲卿的母亲就不能容忍儿媳刘兰芝？为什么水火不容到必欲休之而后快，最后导致一对恩爱夫妻双双殉情的地步？就这一本来没有多大探讨价值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却在课堂上和学刊资料上曾经看到过不少“讨论思考”后的 “高见”，归纳总结如下——
更年期说。此说认为，那焦母可能是进入更年期了，心态异化，反复无常，不能容忍一个年轻貌美的儿媳于眼前。
恋子情结说。此说认为，作品中没有焦仲卿父亲的出现，当时焦母年轻丧夫，独自养育儿子不易，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恋子情结使她不能容忍儿媳的美貌与贤惠，不能容忍小夫妻的相亲相爱、卿卿我我。
无后不孝说。因为作品中的刘兰芝没有孩子，按照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那做儿媳的也就“罪莫大焉”了，因此导致了一出琴瑟和谐的小夫妻被做婆婆的
棒打鸳鸯的悲剧。
门户悬殊说。此说认为，刘兰芝“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而焦仲卿“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两人出身相差悬殊，门不当户不对，这才导致了了婆媳交恶，水火不容。
其实，以上的种种解读，要么就是牵强附会，把自己所谓的新发现、新观念一厢情愿地强加给文本，要么就是沿袭了传统的陈辞滥调，走不出政治化解读文本的藩篱。这首诗的作者到底是谁，人们都已经无从考证；更何况，除了诗前小序所交代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以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佐证材料。就是一个悲剧而已，是“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罢了。试问：“更年期”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焦仲卿的父亲是否健在或者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文本中有交代吗？至于“不孝无后”一说，更属节外生枝。要知道，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天下动荡，诸侯混战，礼崩乐坏。那时虽经过了西汉初年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家思想尚未像南宋时代那样被程朱理学发展到极端的病态程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的理念尚未最终成为系统化的体系。只要稍微认真阅读文本，就会发现，所谓的“门不当户不对”之说是没有立足的根据的。有人仅仅看到了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
由”“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和刘兰芝所说的“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这些“片言只语”，并没有准确地去理解语句的深层含义。如果真的是两家门第相差悬殊，那么为什么兰芝 “被遣”之后又有那么多家庭地位远远高于焦家的人托人上门来求亲呢？况且，文中分别借刘兰芝和刘母之口两次提及刘兰芝在娘家曾经受过非常系统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谈箜篌，十六诵诗书。”
所以说，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本身就是没意义的，是对原有文本的一种亵渎。就如同你非要问“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是“西北飞”这样的问题的话，如果像前代的学者一样，那是一种雅趣；如果像某些为了标新立异而耸人听闻的人那样，那便是一种无聊。
但是自主阅读的自由又是别人所无权剥夺和干预的。我们必须认同一个现实或规律，那就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总是带有强烈的写意性，或者说作品自身就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再加上阅读者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因此不同阅历和经历的读者面对同一部作品所产生的共鸣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对作品空白的填补，本身也可看成是阅读主体对文本所进行的一次二度创
作。
比如那一句脍炙人口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是丙辰中秋时节面对一轮明月时，苏轼用以表达对自己的弟弟苏辙的思念和祝愿的，但因为诗句自身所营造出的那种意境，感染了后来的很多读者，读者们常常把这句活借用来表达对情人的牵挂和祝福。同样是面对着一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青春年少者可能会向往一段缠绵伤感的爱情，恋爱中的失意者可能会留恋着曾经的花前月下，而人老珠黄者可能会去缅怀不可重来的似水流年。就是李商隐的那一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同人因时间地点不同、因境遇心情不同自可生发出不同的感受：离妇可以想到征人，游子可以想到故乡，做教师的可以想到自己在三尺讲台上的呕心沥血，做母亲的可以想到自己对子女无悔的付出……
从这个角度上讲，面对着那一首长诗《孔雀东南飞》，结合者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关照生活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在一个婆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的家庭里，做婆婆的要警惕自己更年期情绪的不稳定可能会造成家庭的矛盾乃至于悲剧；你可以警惕在一个不管是完整还是残缺的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应该有一个健康阳光的心态；
你可以联想到到，在旧时代的家庭里做媳妇的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封建礼教的枷锁总是无辜地套在她们身上并因此演绎出一场又一场的悲剧；你可以感怀于昔日的门第观念曾经造成了多少棒打鸳鸯并使得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不幸案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论是教学还是自主阅读，我们首先应尊重原著，尊重文本，不可把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武断地强加给作者和文本；因为你联想到的未必是作者当时创作时想到的。同时，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关照生活，是为了让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获得更大的自由。两者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唯有如此，阅读和探究才是科学的，才是有益于人生的。
2011-11-7为朋友捉刀
为何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汉民族最长的长篇叙
事诗，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一起被人们合称为“乐府双壁”。其主要内容是：“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
长诗的开头两句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曾经有前辈学者做过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游戏，
问：“为什么孔雀东南飞？”
是啊! ——为什么是“东南飞”呢？它怎么就不往“西北飞”呢？所谓的正确答案是：“西北有高楼！”本来，开篇的这两句是属于《诗经》以来传统诗歌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段，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比兴手法。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格调非常高雅的一个文字游戏。首先，想要答对这个问题，需要摆脱思维定势的影响，并
能展开自己的联想；其次，需要有较为丰厚的古典诗词积淀。而“西北有高楼”一句，语出《古诗十九首》。由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联想到东汉无名氏留下的那首幽怨伤感的《西北有高楼》，由此及彼，拓展了思维的空间，这本身就是阅读过程中的一个飞跃。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意象的选择与描摹和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总是给人留下无限的解读空间，让读者结合自身的阅读经历和生命体验，去填补文本所留给读者的“空白”。而作为诗歌这种文体，如同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一样，总是非常注重写意的，非常讲究“留白”的，因此，留给读者的解读空间也就有着极大的可能性甚至是“随意性”。
但是，在阅读和教学中，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处理好尊重文本和填补空白的问题。
所谓尊重文本，就是要客观公正地对待作品，不能把自己的个人体验简单地甚至是粗暴地强加给作者，更不应该无事生非、无中生有。面对一篇作品，见仁见智本属正常现象，但是一旦没有了尺度，没有了约束，肆无忌惮的讨论和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变得荒唐可笑了，所谓的开放式的课堂教学也就会因误入歧途而走进了
一种无序状态。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是好事，但脱离了文本的解读必定是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
例如，总有人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焦仲卿的母亲就不能容忍儿媳刘兰芝？为什么水火不容到必欲休之而后快，最后导致一对恩爱夫妻双双殉情的地步？就这一本来没有多大探讨价值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却在课堂上和学刊资料上曾经看到过不少“讨论思考”后的 “高见”，归纳总结如下——
更年期说。此说认为，那焦母可能是进入更年期了，心态异化，反复无常，不能容忍一个年轻貌美的儿媳于眼前。
恋子情结说。此说认为，作品中没有焦仲卿父亲的出现，当时焦母年轻丧夫，独自养育儿子不易，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恋子情结使她不能容忍儿媳的美貌与贤惠，不能容忍小夫妻的相亲相爱、卿卿我我。
无后不孝说。因为作品中的刘兰芝没有孩子，按照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那做儿媳的也就“罪莫大焉”了，因此导致了一出琴瑟和谐的小夫妻被做婆婆的
棒打鸳鸯的悲剧。
门户悬殊说。此说认为，刘兰芝“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而焦仲卿“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两人出身相差悬殊，门不当户不对，这才导致了了婆媳交恶，水火不容。
其实，以上的种种解读，要么就是牵强附会，把自己所谓的新发现、新观念一厢情愿地强加给文本，要么就是沿袭了传统的陈辞滥调，走不出政治化解读文本的藩篱。这首诗的作者到底是谁，人们都已经无从考证；更何况，除了诗前小序所交代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以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佐证材料。就是一个悲剧而已，是“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罢了。试问：“更年期”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焦仲卿的父亲是否健在或者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文本中有交代吗？至于“不孝无后”一说，更属节外生枝。要知道，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天下动荡，诸侯混战，礼崩乐坏。那时虽经过了西汉初年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家思想尚未像南宋时代那样被程朱理学发展到极端的病态程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的理念尚未最终成为系统化的体系。只要稍微认真阅读文本，就会发现，所谓的“门不当户不对”之说是没有立足的根据的。有人仅仅看到了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
由”“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和刘兰芝所说的“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这些“片言只语”，并没有准确地去理解语句的深层含义。如果真的是两家门第相差悬殊，那么为什么兰芝 “被遣”之后又有那么多家庭地位远远高于焦家的人托人上门来求亲呢？况且，文中分别借刘兰芝和刘母之口两次提及刘兰芝在娘家曾经受过非常系统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谈箜篌，十六诵诗书。”
所以说，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本身就是没意义的，是对原有文本的一种亵渎。就如同你非要问“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是“西北飞”这样的问题的话，如果像前代的学者一样，那是一种雅趣；如果像某些为了标新立异而耸人听闻的人那样，那便是一种无聊。
但是自主阅读的自由又是别人所无权剥夺和干预的。我们必须认同一个现实或规律，那就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总是带有强烈的写意性，或者说作品自身就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再加上阅读者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因此不同阅历和经历的读者面对同一部作品所产生的共鸣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对作品空白的填补，本身也可看成是阅读主体对文本所进行的一次二度创
作。
比如那一句脍炙人口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是丙辰中秋时节面对一轮明月时，苏轼用以表达对自己的弟弟苏辙的思念和祝愿的，但因为诗句自身所营造出的那种意境，感染了后来的很多读者，读者们常常把这句活借用来表达对情人的牵挂和祝福。同样是面对着一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青春年少者可能会向往一段缠绵伤感的爱情，恋爱中的失意者可能会留恋着曾经的花前月下，而人老珠黄者可能会去缅怀不可重来的似水流年。就是李商隐的那一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同人因时间地点不同、因境遇心情不同自可生发出不同的感受：离妇可以想到征人，游子可以想到故乡，做教师的可以想到自己在三尺讲台上的呕心沥血，做母亲的可以想到自己对子女无悔的付出……
从这个角度上讲，面对着那一首长诗《孔雀东南飞》，结合者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关照生活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在一个婆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的家庭里，做婆婆的要警惕自己更年期情绪的不稳定可能会造成家庭的矛盾乃至于悲剧；你可以警惕在一个不管是完整还是残缺的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应该有一个健康阳光的心态；
你可以联想到到，在旧时代的家庭里做媳妇的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封建礼教的枷锁总是无辜地套在她们身上并因此演绎出一场又一场的悲剧；你可以感怀于昔日的门第观念曾经造成了多少棒打鸳鸯并使得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不幸案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论是教学还是自主阅读，我们首先应尊重原著，尊重文本，不可把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武断地强加给作者和文本；因为你联想到的未必是作者当时创作时想到的。同时，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关照生活，是为了让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获得更大的自由。两者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唯有如此，阅读和探究才是科学的，才是有益于人生的。
2011-11-7为朋友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