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总需求波动_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社会总需求波动、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社会总需求波动、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付文林

沈坤荣

内容提要从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出发,扩大内需所指向的关键性目标应当是增加居民消

费;消费需求是一国稳定增长的基础;当前消费需求不足与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不合理关系密切;要提高消费在增长中的作用,必须创新公共政策,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升级消费结构。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居民收入

消费结构

付文林,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3

一、引言

所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且要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尽管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支出这三大经济变量,都是推动内需增长的基本力量,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内需结构特征,从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出发,扩大内需所指向的关键性目标应当是增加居民消费。因为近年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地刷新历史最低纪录,2008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已经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5.3%,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解决的最主要矛盾之一。

关于中国的消费需求发展不足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是收入分配失衡、不确定性预期、金融环境不完善等因素作用的结果(罗楚亮,2004;樊潇彦等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以外需拉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2009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8.7%的GDP增长率,但其中来自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8%,最终消费、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分别只是4.6%和-3.9%,而2001-2008年期间这三个指标的年平均值分别是4.2%、4.8%和1.4%,显然在这轮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是最为关键的力量[1]。

在中国经济逐步企稳的环境下,宏观经济增长的这种不稳定性当然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对象之一,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在后危机时代,要更加深入地审视我国经济发展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7&ZD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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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经济学研究

2007)。也有研究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消费信贷不发达,普通消费者实际上很难有机会熨平一生中的消费波动,因此提出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余永定和李军2000)。上述观点从特定角度当然都对加深理解中国的居民消费行为很有启发意义,但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其中的有些观点实际上也需要重新审视,比如在中国近年来宏观经济、消费信贷已经取得很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依然在不断下降?另外,即使特定居民在其一生中的不同阶段,边际消费倾向存在不同,但考虑到人口的年

较小,消费需求因而常被看作是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为了更明确地考察中国社会总需求波动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采用H-P滤波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1952-2008年的实际GDP、资本形成和消费的对数值的波动特征。在分析中为了隔离各年度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所有变量均利用1978=100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各变量的具体波动幅度用其对数值与H-P滤波分析趋势值的差表示,分析结果见图1。

0.80.6

对其趋势值的偏离

龄结构分布一般比较均匀,整个社会的总消费倾向应该也不会发生显著的波动。因此,全面解读中国当下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需要从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角度进行阐释,而这当然需要立足于基本的消费行为关系特征,在对中国目前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基础上,考察影响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一些基本性因素。

基于上述目标,本文首先会通过中国消费需求与宏观经济波动相互关系的剖析,以发掘消费增长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价值;在此基础上,再从居民家庭永久性收入不足、资产市场发展和消费品供给结构失衡等三个维度探究中国目前消费发展滞后的宏观经济原因;最后,从中国宏观经济的战略调整角度,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消费激励政策制定提供几点建议。

0.40.20-0.2-0.4-0.6-0.8-11976

1984

2008

年份

最终消费

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形成

图11952-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特征

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1的滤波分析结果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特征有两点:首先,中国经济总体上正变得越来越平稳,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大大低于计划经济年代,这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实际上有所加强。其次,无论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消费需求的波动性都要远小于投资的波动,通过计算1952年以来实际资本形成、国内生产总值和最终消费的标准差,我们发现这三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是0.185、0.16和0.15。这意味着,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角度,至少在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下,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比重是最为现实的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消费增长相对于企业投资和政府购买而言,影响因素更加广泛,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更为复杂。正因为如此,消费通常并不被作为应对短期需求冲击的基本政策工具,但上述分析清楚地说明,消费需求应当看作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基本力量。

扩大消费需求之所以应当被看作应对长期性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举措,还在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以外需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结构模式,所

二、社会总需求波动的结构特征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不断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居民福利当然和居民的实际消费量直接相关。净出口、投资的增长尽管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带来居民消费的上升,相反投资的过快增长却可能引起居民消费的负增长,即出现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率。因此,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出发,理顺社会总需求中的积累与消费间的关系当然始终是中国宏观调控的最基本任务。

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消费和投资一般都是顺周期的经济变量,它们与GDP常常同步变动,而且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看,消费比重高的国家,其宏观经济的波动性相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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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需求波动、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积累的经济风险、资源和环境压力正在迅速加大。因为中国从加工组装这个全球价值链低端缓解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消化了中国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但由于在全球价值链分配中所得微薄,在出口额节节攀升的同时,贸易条件也在迅速恶化。如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2000年中国的贸易条件为100,2006年已因为发达国家通过外包转移到经下降到81.4。另外,

中国的主要是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型环节,也导致了中国能源的大量进口、污染的不断加重。国际能源署(2007)根据碳排放强度和贸易数据的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出口商品生产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6亿吨,占当年中国排放总量的34%。

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所面临的这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推进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转型,当然必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战略调整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不仅是亟需提高居民消费的总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善居民的消费资源集约型的“低碳”消费模式。结构,倡导环境、

有19.9%的被调查者表示会主要由于消费,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支出倾向更高(Shapiro)。在苏良军等(2005)关于中国农村andSlemrod2009

居民消费倾向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就全国平均而言,农民大约只会消费其新增暂时收入的50%,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暂时性收入的消费比重越低。

显然,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关键是要能够切实提高居民部门的永久性收入水平,从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结构看,提高永久性收入水平除了加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际上,在我们就2007年中国省际间的劳动者报酬率与最终消费率两个指标的相关关系分析中,确实发现两者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6)。这意味着,如果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力报酬,中国的居民消费需求在GDP中的占比会明显上升。但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不仅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比较严重[2],而且劳动者2007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偏低,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差距很大、一般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殆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占比才有可能不断提高,即劳动者报酬率出现上升应该是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蔡昉2007)。目前劳动力供求的这种基本格局也决定了提高劳动者报酬仅仅通过市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在劳动力培训、工资决定的干预机制等方面必须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2.居住成本与消费需求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家庭的财房地产市场的快产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证券市场、速发展通过庇古效应、托宾效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因而,在经济萧条期,政府往往会利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干预资产市场的运行,以刺激内需增加。

不过,在目前对促进居民消费需求而言,资产市场的发展并不必然是正面促进效应,资产市场的泡沫化甚至会限制居民消费增加。一方面普通居民家商品房价格攀升庭拥有的资产通常很少,股票价格、

三、居民收入、支出结构与消费需求不足根据基本的消费函数理论,消费量主要取决于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可以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进行审视。显然在以上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背后都会发掘出一系列复杂的形成原因,由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总量上解释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并能够为消费激励政策的最基本作用方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我们这里只从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两个最一般的层面探索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形成机理。

1.永久性收入与消费需求

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许多研究都强调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对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Summersetal.1987)。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永久性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大于暂时性收入。如美国政府在2008年初制定的1520亿元刺激计划中,超过三分之二会直接向家庭进行直接收入转移。但美国密西根大学每月的消费者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家庭是主要用来还债和储蓄,两者之和占8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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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经济学研究

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必然很有限,而居民家庭的刚性住房需求的成本却会迅速上升,家庭往往不得不提高储蓄水平;另一方面股价、房价上涨会刺激资产市场的投机性需求,这又会进一步挤压居民消费需求。正负两种效应哪种占主导,必须要对具体经济加以实证性考察。

要阐明资产市场发展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联,需要掌握各类家庭的资产性收入数据,而目前统计部门并未统计此类数据。考虑到中国目前资产市场发展最快的主要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本文采用历年A股上市公司的筹资额、商品房销售额两个变量粗略反映中国近来资产市场的发展状况,通过将它“居民消费率”们加入到居民消费中,分别计算了三种指标(分别采用居民消费除以GDP,居民消费与商品以及居民消费、商品房销售房销售额之和除以GDP,

额与股票筹资额之和除以GDP),具体结果见图2。

0.80.70.60.50.40.30.20.1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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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7

的确会对消费增加带来负面影响,也就是在代际间收入馈赠当期,平均消费倾向会下降,但储蓄必然会成为未来的消费,当将两期的代际模型推广至多期时,代际间的收入转移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因此,从总量角度,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降低居民的刚性居住成本。

正因为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资产市场发展有关,因而,刺激居民消费增加,除了工资性收入增加之外,资产市场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应当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十七大所提出的增加低收入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是一个有效手段。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防止引发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如目前各地区所实行的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改变为依靠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的相互结合,对居民购买首套住房提供个人所得税抵免待遇、对低收入家庭直接发放购房券等手段,使更多的居民家庭有能力在商品房市场中购买到合意的住房,并分享房地产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值,或者降低其生活成本。

居民消费、股票筹资和商品房销售-GDP比率

居民消费、商品房销售-GDP比率居民消费-GDP比较

四、服务业发展与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传统上考察消费不足往往只是着眼于需求层面,但如果供给不足实际上也会导致消费量的减少。因为居民消费的商品结构会随着收入上升而不断升级,在生存需求的消费基本得到满足之后,享受型和发展型需求会迅速提高,如果消费品供给结构不能适应这种需求结构升级步伐,当然也会导致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恰恰也存在着消费品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服务产品发展严重滞后,也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低收入家庭因为可支配收入有限,其总消费量自然也比较低,如2008年,中国7.2亿农民的消费总量为27206亿元,占全部居民消费量的比重仅为25.1%。而先富起来的高收入居民家庭,在其生活必需品需要满足之后,将会有越来越大的享受型和发展性需求,由于目前国内消费市场无法提供相应的商品,这

图2不同口径的居民消费率变化特征

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

由图2,我们不难发现,纳入投资性支出后的“居民消费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较为稳定,也即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主要是随着资产市场的繁荣,住宅购买等投资性支出在居民家庭购买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相对压缩了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当然与现行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对居民家庭新住房购买的处理方法有关,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分析居民的消费行为选择时,能够将关注的视野放大到家庭的所有支出安排,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更加全面地把握家庭部门的生活成本变化。

当然,考虑到现实中中国较强的代际间收入转移传统,也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消费不足与强烈的代际馈赠行为有关,如父辈为子辈购买住房当然会带来其消费率的下降。尽管这在住房货币化改革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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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需求波动、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部分需求只能转向住房、股票等资产市场。也即消费品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不仅导致了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而且由此引起的经济虚拟化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风险。

从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演变结构特征看,消费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服务产品占居民消费的比例会不断加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6%,图3。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美国经济增长也在逐渐变“轻”,对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小。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却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相符,主要是制造业部门发展比较快,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这种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当然会导致面向高收入居民的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化解中国的社会总需求结构性矛盾,需要加快服务业发展,通过产品创新使先富起来的居民有增加消费的空间。

0.700.600.500.400.300.200.10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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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和国际贸易争端等问题也在不断累积,如何破解经济稳定增长中改善中国内所面临的各种障碍,促进居民消费增加、需结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命题。本文从中国社会总需求的波动结构特征出发,对影响居民消费的收入、支出和消费品供给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而要提高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目前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创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引导居民消费的结构性升级。

第一,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报酬率。提高居民部门的永久性收入水平,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不外乎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岗位和提高工资率等两种手段。前一个目前主要是推进城市化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努力创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转为市民的制度条件;而后一个提高劳动工资报酬率,公共政策的作用方向,不仅要加快我国产业部门在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中升级,而且还应积极推进城乡的教育机会平等,提升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工薪税负担。通过完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制度,不仅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当然是要建设一个覆盖面广、保障水平较高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障体系,但在保障体系构建中,要积极利用市场化手段,尤其是要加紧规范慈善捐赠法律制度,通过有效的财政税收激励机制,鼓励民间慈善事业发展、利用慈善捐助等社会分配手段促进收入差距缩小。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尽管目前我国的工薪税总体负担并不高,但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税负上升比较快以及税收负担的转嫁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减少税率级次、提高免征额、以及家庭合并收入申报等措施,降低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提高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第三,加强服务产品创新,推进服务业市场化发展。服务业在中国目前总体发展比较滞后,而且服务业各部门间发展也非常不平衡,因此,从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角度,当然需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居民制定有差别的激励政策,总体上,要提高中国的服务业

商品消费比重服务消费比重

图31929-2008年美国消费中的商品与服务比例关系注:图中的商品消费比重指美国居民消费总额中的商品消费占比;服务消费比重是服务消费额除以居民消费额。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

由于服务业往往是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当然会给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这本身就是提高中国的劳动者报酬率,进而提升居民消费率的重要途径。而且,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服务商品比重,会降低居民消费的资源和环境依赖水平,这有助于加快中国的环境友好型消费模式发展。因而,推进服务产品创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价值。

五、促进居民消费增加的政策建议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总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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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经济学研究

发展水平,还是要通过机制创新,营造服务业良性发展的创新平台,推进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目前可行的政策思路有:通过政府间纵向和横向财政分配体制改革,加快产业跨地区的梯度转移步伐,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提高服务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进入服务产业,开拓新的服务消费领域;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秩序,降低各类服务产业发展的进入门槛、净化服务消费环境,引导居民生活方式的变革,为各类服务消费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3]Kuijs,L.No.WPS3958.

(2006)HowWillChina’sSaving-investment

BalanceEvolve?.WorldBankChinaOfficeResearchWorkingPaper

[4]Shapiro,M.andSlemrod,J.2009“Didthe2008TaxRe-batesStimulateSpending?”,NBERWorkingPaper14753.

[5]Summers,L.,Carroll,C.,Blinder,A.1987,“WhyisU.S.NationalSavingsoLow?”,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2,607-642.

[6]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7]樊潇彦、袁志刚和万广华:《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北京〕《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的影响》

[8]付文林:《住房消费、收入分配与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西安〕《经济学家》2010年第2期。

[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北京〕《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10]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北京〕《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11]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暂时收入真正影响消费吗?———来自中国农村居民面板数据的证据》,〔北京〕《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12]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北京〕《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13]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注释

[1]尽管最终消费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09年有所增加,但由于该指标是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者之和,考虑到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政府消费性支出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在没有更具体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得出2009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提高的结论。

[2]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型失衡问题改革以来总体上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一直在加重,

收入的差距比为1∶2.57。2005年是1∶3.22;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绝对差距达到12022元。收入比扩大到了1∶3.33,

参考文献

[1]Carroll,C.(1994)HowDoesFutureIncomeAffectCurrentConsump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9(1),pp111-147

[2]Harrison,A.

(2002)HasGlobalizationErodedLabor’s

〔责任编辑:天则〕

Share?SomeCross-CountryEvidence.UCBerkeley,Mimeo:46.

FluctuationofGeneralSocialDemand,Residents'ExpenditureStructureandConsumptionStimulusPolicies

FuWenlinShenKunrong

Abstract:Fromtheangleofsteadyeconomicgrowth,expandingdomesticdemandshouldbeaimedatincreasingresidents'income.Consumptiondemandisthebasisofsteadygrowthofacountry.Atpresent,theinsufficientconsumptiondemandiscloselyrelatedtotheunreasonablestructureofresidents'incomeandexpenditure.Toenhancetheroleofconsumptioningrowth,wemustcreatepublicpolicies,boostcon-sumerspendingabilitiesandupgradeconsumptionstructure.

Keywords:economicgrowth;residents'income;expenditure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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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需求波动、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付文林

沈坤荣

内容提要从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出发,扩大内需所指向的关键性目标应当是增加居民消

费;消费需求是一国稳定增长的基础;当前消费需求不足与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不合理关系密切;要提高消费在增长中的作用,必须创新公共政策,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升级消费结构。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居民收入

消费结构

付文林,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3

一、引言

所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且要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尽管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支出这三大经济变量,都是推动内需增长的基本力量,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内需结构特征,从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出发,扩大内需所指向的关键性目标应当是增加居民消费。因为近年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地刷新历史最低纪录,2008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已经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5.3%,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解决的最主要矛盾之一。

关于中国的消费需求发展不足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是收入分配失衡、不确定性预期、金融环境不完善等因素作用的结果(罗楚亮,2004;樊潇彦等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以外需拉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2009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8.7%的GDP增长率,但其中来自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8%,最终消费、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分别只是4.6%和-3.9%,而2001-2008年期间这三个指标的年平均值分别是4.2%、4.8%和1.4%,显然在这轮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是最为关键的力量[1]。

在中国经济逐步企稳的环境下,宏观经济增长的这种不稳定性当然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对象之一,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在后危机时代,要更加深入地审视我国经济发展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7&ZD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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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经济学研究

2007)。也有研究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消费信贷不发达,普通消费者实际上很难有机会熨平一生中的消费波动,因此提出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余永定和李军2000)。上述观点从特定角度当然都对加深理解中国的居民消费行为很有启发意义,但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其中的有些观点实际上也需要重新审视,比如在中国近年来宏观经济、消费信贷已经取得很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依然在不断下降?另外,即使特定居民在其一生中的不同阶段,边际消费倾向存在不同,但考虑到人口的年

较小,消费需求因而常被看作是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为了更明确地考察中国社会总需求波动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采用H-P滤波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1952-2008年的实际GDP、资本形成和消费的对数值的波动特征。在分析中为了隔离各年度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所有变量均利用1978=100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各变量的具体波动幅度用其对数值与H-P滤波分析趋势值的差表示,分析结果见图1。

0.80.6

对其趋势值的偏离

龄结构分布一般比较均匀,整个社会的总消费倾向应该也不会发生显著的波动。因此,全面解读中国当下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需要从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角度进行阐释,而这当然需要立足于基本的消费行为关系特征,在对中国目前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基础上,考察影响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一些基本性因素。

基于上述目标,本文首先会通过中国消费需求与宏观经济波动相互关系的剖析,以发掘消费增长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价值;在此基础上,再从居民家庭永久性收入不足、资产市场发展和消费品供给结构失衡等三个维度探究中国目前消费发展滞后的宏观经济原因;最后,从中国宏观经济的战略调整角度,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消费激励政策制定提供几点建议。

0.40.20-0.2-0.4-0.6-0.8-11976

1984

2008

年份

最终消费

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形成

图11952-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特征

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1的滤波分析结果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特征有两点:首先,中国经济总体上正变得越来越平稳,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大大低于计划经济年代,这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实际上有所加强。其次,无论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消费需求的波动性都要远小于投资的波动,通过计算1952年以来实际资本形成、国内生产总值和最终消费的标准差,我们发现这三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是0.185、0.16和0.15。这意味着,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角度,至少在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下,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比重是最为现实的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消费增长相对于企业投资和政府购买而言,影响因素更加广泛,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更为复杂。正因为如此,消费通常并不被作为应对短期需求冲击的基本政策工具,但上述分析清楚地说明,消费需求应当看作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基本力量。

扩大消费需求之所以应当被看作应对长期性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举措,还在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以外需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结构模式,所

二、社会总需求波动的结构特征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不断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居民福利当然和居民的实际消费量直接相关。净出口、投资的增长尽管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带来居民消费的上升,相反投资的过快增长却可能引起居民消费的负增长,即出现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率。因此,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出发,理顺社会总需求中的积累与消费间的关系当然始终是中国宏观调控的最基本任务。

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消费和投资一般都是顺周期的经济变量,它们与GDP常常同步变动,而且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看,消费比重高的国家,其宏观经济的波动性相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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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需求波动、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积累的经济风险、资源和环境压力正在迅速加大。因为中国从加工组装这个全球价值链低端缓解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消化了中国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但由于在全球价值链分配中所得微薄,在出口额节节攀升的同时,贸易条件也在迅速恶化。如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2000年中国的贸易条件为100,2006年已因为发达国家通过外包转移到经下降到81.4。另外,

中国的主要是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型环节,也导致了中国能源的大量进口、污染的不断加重。国际能源署(2007)根据碳排放强度和贸易数据的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出口商品生产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6亿吨,占当年中国排放总量的34%。

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所面临的这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推进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转型,当然必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战略调整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不仅是亟需提高居民消费的总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善居民的消费资源集约型的“低碳”消费模式。结构,倡导环境、

有19.9%的被调查者表示会主要由于消费,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支出倾向更高(Shapiro)。在苏良军等(2005)关于中国农村andSlemrod2009

居民消费倾向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就全国平均而言,农民大约只会消费其新增暂时收入的50%,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暂时性收入的消费比重越低。

显然,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关键是要能够切实提高居民部门的永久性收入水平,从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结构看,提高永久性收入水平除了加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际上,在我们就2007年中国省际间的劳动者报酬率与最终消费率两个指标的相关关系分析中,确实发现两者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6)。这意味着,如果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力报酬,中国的居民消费需求在GDP中的占比会明显上升。但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不仅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比较严重[2],而且劳动者2007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偏低,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差距很大、一般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殆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占比才有可能不断提高,即劳动者报酬率出现上升应该是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蔡昉2007)。目前劳动力供求的这种基本格局也决定了提高劳动者报酬仅仅通过市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在劳动力培训、工资决定的干预机制等方面必须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2.居住成本与消费需求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家庭的财房地产市场的快产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证券市场、速发展通过庇古效应、托宾效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因而,在经济萧条期,政府往往会利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干预资产市场的运行,以刺激内需增加。

不过,在目前对促进居民消费需求而言,资产市场的发展并不必然是正面促进效应,资产市场的泡沫化甚至会限制居民消费增加。一方面普通居民家商品房价格攀升庭拥有的资产通常很少,股票价格、

三、居民收入、支出结构与消费需求不足根据基本的消费函数理论,消费量主要取决于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可以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进行审视。显然在以上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背后都会发掘出一系列复杂的形成原因,由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总量上解释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并能够为消费激励政策的最基本作用方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我们这里只从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两个最一般的层面探索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形成机理。

1.永久性收入与消费需求

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许多研究都强调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对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Summersetal.1987)。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永久性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大于暂时性收入。如美国政府在2008年初制定的1520亿元刺激计划中,超过三分之二会直接向家庭进行直接收入转移。但美国密西根大学每月的消费者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家庭是主要用来还债和储蓄,两者之和占8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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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经济学研究

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必然很有限,而居民家庭的刚性住房需求的成本却会迅速上升,家庭往往不得不提高储蓄水平;另一方面股价、房价上涨会刺激资产市场的投机性需求,这又会进一步挤压居民消费需求。正负两种效应哪种占主导,必须要对具体经济加以实证性考察。

要阐明资产市场发展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联,需要掌握各类家庭的资产性收入数据,而目前统计部门并未统计此类数据。考虑到中国目前资产市场发展最快的主要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本文采用历年A股上市公司的筹资额、商品房销售额两个变量粗略反映中国近来资产市场的发展状况,通过将它“居民消费率”们加入到居民消费中,分别计算了三种指标(分别采用居民消费除以GDP,居民消费与商品以及居民消费、商品房销售房销售额之和除以GDP,

额与股票筹资额之和除以GDP),具体结果见图2。

0.80.70.60.50.40.30.20.101952

1957

1962

1967

1972

1977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的确会对消费增加带来负面影响,也就是在代际间收入馈赠当期,平均消费倾向会下降,但储蓄必然会成为未来的消费,当将两期的代际模型推广至多期时,代际间的收入转移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因此,从总量角度,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降低居民的刚性居住成本。

正因为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资产市场发展有关,因而,刺激居民消费增加,除了工资性收入增加之外,资产市场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应当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十七大所提出的增加低收入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是一个有效手段。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防止引发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如目前各地区所实行的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改变为依靠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的相互结合,对居民购买首套住房提供个人所得税抵免待遇、对低收入家庭直接发放购房券等手段,使更多的居民家庭有能力在商品房市场中购买到合意的住房,并分享房地产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值,或者降低其生活成本。

居民消费、股票筹资和商品房销售-GDP比率

居民消费、商品房销售-GDP比率居民消费-GDP比较

四、服务业发展与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传统上考察消费不足往往只是着眼于需求层面,但如果供给不足实际上也会导致消费量的减少。因为居民消费的商品结构会随着收入上升而不断升级,在生存需求的消费基本得到满足之后,享受型和发展型需求会迅速提高,如果消费品供给结构不能适应这种需求结构升级步伐,当然也会导致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恰恰也存在着消费品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服务产品发展严重滞后,也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低收入家庭因为可支配收入有限,其总消费量自然也比较低,如2008年,中国7.2亿农民的消费总量为27206亿元,占全部居民消费量的比重仅为25.1%。而先富起来的高收入居民家庭,在其生活必需品需要满足之后,将会有越来越大的享受型和发展性需求,由于目前国内消费市场无法提供相应的商品,这

图2不同口径的居民消费率变化特征

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

由图2,我们不难发现,纳入投资性支出后的“居民消费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较为稳定,也即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主要是随着资产市场的繁荣,住宅购买等投资性支出在居民家庭购买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相对压缩了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当然与现行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对居民家庭新住房购买的处理方法有关,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分析居民的消费行为选择时,能够将关注的视野放大到家庭的所有支出安排,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更加全面地把握家庭部门的生活成本变化。

当然,考虑到现实中中国较强的代际间收入转移传统,也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消费不足与强烈的代际馈赠行为有关,如父辈为子辈购买住房当然会带来其消费率的下降。尽管这在住房货币化改革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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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需求波动、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激励政策

部分需求只能转向住房、股票等资产市场。也即消费品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不仅导致了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而且由此引起的经济虚拟化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风险。

从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演变结构特征看,消费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服务产品占居民消费的比例会不断加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6%,图3。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美国经济增长也在逐渐变“轻”,对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小。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却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相符,主要是制造业部门发展比较快,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这种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当然会导致面向高收入居民的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化解中国的社会总需求结构性矛盾,需要加快服务业发展,通过产品创新使先富起来的居民有增加消费的空间。

0.700.600.500.400.300.200.10

1929

1934

1939

1944

1949

1954

1959

1964

1969

1974

1979

1984

1989

1994

1999

2004

2009

0.00

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和国际贸易争端等问题也在不断累积,如何破解经济稳定增长中改善中国内所面临的各种障碍,促进居民消费增加、需结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命题。本文从中国社会总需求的波动结构特征出发,对影响居民消费的收入、支出和消费品供给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而要提高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目前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创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引导居民消费的结构性升级。

第一,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报酬率。提高居民部门的永久性收入水平,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不外乎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岗位和提高工资率等两种手段。前一个目前主要是推进城市化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努力创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转为市民的制度条件;而后一个提高劳动工资报酬率,公共政策的作用方向,不仅要加快我国产业部门在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中升级,而且还应积极推进城乡的教育机会平等,提升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工薪税负担。通过完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制度,不仅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当然是要建设一个覆盖面广、保障水平较高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障体系,但在保障体系构建中,要积极利用市场化手段,尤其是要加紧规范慈善捐赠法律制度,通过有效的财政税收激励机制,鼓励民间慈善事业发展、利用慈善捐助等社会分配手段促进收入差距缩小。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尽管目前我国的工薪税总体负担并不高,但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税负上升比较快以及税收负担的转嫁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减少税率级次、提高免征额、以及家庭合并收入申报等措施,降低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提高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第三,加强服务产品创新,推进服务业市场化发展。服务业在中国目前总体发展比较滞后,而且服务业各部门间发展也非常不平衡,因此,从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角度,当然需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居民制定有差别的激励政策,总体上,要提高中国的服务业

商品消费比重服务消费比重

图31929-2008年美国消费中的商品与服务比例关系注:图中的商品消费比重指美国居民消费总额中的商品消费占比;服务消费比重是服务消费额除以居民消费额。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

由于服务业往往是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当然会给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这本身就是提高中国的劳动者报酬率,进而提升居民消费率的重要途径。而且,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服务商品比重,会降低居民消费的资源和环境依赖水平,这有助于加快中国的环境友好型消费模式发展。因而,推进服务产品创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价值。

五、促进居民消费增加的政策建议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总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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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经济学研究

发展水平,还是要通过机制创新,营造服务业良性发展的创新平台,推进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目前可行的政策思路有:通过政府间纵向和横向财政分配体制改革,加快产业跨地区的梯度转移步伐,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提高服务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进入服务产业,开拓新的服务消费领域;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秩序,降低各类服务产业发展的进入门槛、净化服务消费环境,引导居民生活方式的变革,为各类服务消费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3]Kuijs,L.No.WPS3958.

(2006)HowWillChina’sSaving-investment

BalanceEvolve?.WorldBankChinaOfficeResearchWorkingPaper

[4]Shapiro,M.andSlemrod,J.2009“Didthe2008TaxRe-batesStimulateSpending?”,NBERWorkingPaper14753.

[5]Summers,L.,Carroll,C.,Blinder,A.1987,“WhyisU.S.NationalSavingsoLow?”,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2,607-642.

[6]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7]樊潇彦、袁志刚和万广华:《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北京〕《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的影响》

[8]付文林:《住房消费、收入分配与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西安〕《经济学家》2010年第2期。

[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北京〕《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10]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北京〕《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11]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暂时收入真正影响消费吗?———来自中国农村居民面板数据的证据》,〔北京〕《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12]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北京〕《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13]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注释

[1]尽管最终消费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09年有所增加,但由于该指标是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者之和,考虑到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政府消费性支出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在没有更具体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得出2009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提高的结论。

[2]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型失衡问题改革以来总体上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一直在加重,

收入的差距比为1∶2.57。2005年是1∶3.22;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绝对差距达到12022元。收入比扩大到了1∶3.33,

参考文献

[1]Carroll,C.(1994)HowDoesFutureIncomeAffectCurrentConsump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9(1),pp111-147

[2]Harrison,A.

(2002)HasGlobalizationErodedLabor’s

〔责任编辑:天则〕

Share?SomeCross-CountryEvidence.UCBerkeley,Mimeo:46.

FluctuationofGeneralSocialDemand,Residents'ExpenditureStructureandConsumptionStimulusPolicies

FuWenlinShenKunrong

Abstract:Fromtheangleofsteadyeconomicgrowth,expandingdomesticdemandshouldbeaimedatincreasingresidents'income.Consumptiondemandisthebasisofsteadygrowthofacountry.Atpresent,theinsufficientconsumptiondemandiscloselyrelatedtotheunreasonablestructureofresidents'incomeandexpenditure.Toenhancetheroleofconsumptioningrowth,wemustcreatepublicpolicies,boostcon-sumerspendingabilitiesandupgradeconsumptionstructure.

Keywords:economicgrowth;residents'income;expenditure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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