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对比
《倾城之恋》和《长恨歌》的作者张爱玲和王安忆，她们虽然身处不同年代，却都生活在上海的现代都市，对都市民间文化和市民生活的关注与热情,显示了接受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大怜悯和真同情。在她们的笔下，展现了那些与这个都市不相容的女性的生活,刻画出了她们的生存境遇、意识形态和真实的人生欲望,并把都市人嘈杂、零乱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形和对人性深刻、细腻的体察铜时代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影响结合了起来。
读过原著或是看过影视作品后，我们不难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和王琦瑶由于不同的性格上、生活环境以及思想观念等各种因素的不同使她们独具特色，色彩鲜明。下面先按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分述一下两位女性。
白流苏，是柔弱的，但同时又是强悍的。本为柔弱的书香之家的小女子，她顺从老母接受了家里所谓的门当户对，成就了自己的第一段不幸的婚姻。在不幸的婚姻面前，守旧的老母亲一味固执的灌输给流苏“作为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只猴子满山走。作为女人，受点气，吃点苦都是不在话下的”，却不为她做主，因而她只能自己勇敢地站起来，为自己做了主，强硬的离了婚，虽然这个过程夹杂了太多的痛苦和无奈。而后在前夫死后，她三哥和三嫂字字咄咄逼人，不管白流苏拿法律还是人身自由吓唬，他始终是坚持白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而强悍倔强的流苏拒绝为前夫奔丧。
流苏性格中另一对矛盾是她既不相信命运的安排，同时又将自己交给了命运。还是在为前夫奔丧这件事上，当徐太太来报丧要请白流苏回去奔丧时，几个哥嫂就七嘴八舌地要逼着她回去。可流苏心里明白，既然离了婚自己就是自由的了，再回去当死人的寡妇，等于是将自己又判了一次死刑。三哥明摆在赶流苏离开这个家，想借机再从流苏身上捞一把钱。所以她不会认输，不会输了自己的一辈子。不接受“三纲五常”的她，选择站起来，不相信命运的安排。然而受了委屈,母亲却再次拒绝她的苦苦哀求，这一次他能做的就是坚强的为自己做主，为自己下个赌注，要一个安稳的家。这场赌博中，每个人都太小心，所以流苏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在遇到范柳原后，她变得更加谨慎，范柳原要的是爱情而非婚姻，而她要的是婚姻而非爱情。而在后两人的感情升温，流苏重回香港，这无疑不是她下的更大的赌注，赌她的名声和幸福。有人说是香港的沦陷帮了白流苏，是这一城的倾覆让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而王琦瑶是个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女孩，贫贱的出身使她同样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弄堂的琐细与阴郁使她做事时显得更讲究实际，性格中的不甘没落使她在偶然的机会下使成为了“上海明媛”，上海小姐的风光辉煌使她感到了寄人篱下的忧郁， 让她感觉到“住在蒋丽莉的家，有百般的好处，也没一件是自己的。虽也是仔细地过日子，过的却是人家的日子，是在人家日子的边上过岁月。”但是，见识过浮华的她和她那颗不甘平庸的心致使她又不愿回到自己原先的那个拥挤不堪的家。随后她成为“三小姐”，从而结识了政界要员李主任。因而，她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可以改变庸常人生的稻草，心甘情愿做了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显然，王琦瑶要的也是一份倚靠，一份经济上的保障和安全。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这是不假思索，毋庸置疑的归宿。
此外，王琦瑶个性中的机敏善斗、善于挑战和喜欢刺激，也促成她命运的悲剧。小时候她与父母哥哥等亲人生活在一起，在产女之后，她与来照顾她的母亲又闹得不欢而散。细想，王琦瑶在家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与亲人就是有间隙的。这就隐隐约约的开始树立起她傲人的斗志了。与哥哥，与父母，都能不亢不卑的相处。长大后，她斗以美丽为筹码的怜悯和宽容；她斗如何凭气质容貌让蒋丽莉把自己推上选美舞台；她斗让蒋家母女都相中的女婿程先生喜欢上她；在遇到严家师母后，她又斗妆容、斗发型、斗谁更能经得住流言蜚语；在自己的女儿长成后，她又赶忙与自己的女儿斗智斗勇„如果，琦瑶的性格中少了“斗”，是不是她就不会当上“上海小姐”，不会有机会被程先生喜欢上，不会遇到李主任，更不会与在李主任走后遇到的康明逊生下孩子，不会和家人以及老程关系尴尬，不会跟老克在一起，也不会死在老克的手中„„
两个女主人公的一生似乎是偶然无常，但也像是命中注定。流苏的柔弱和强悍，相信命运又不甘命运，琦瑶的不甘没落和争强好斗，是她们一生的写照和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王琦瑶一生没有稳定的归宿，最后死在爱人的手上，相比之下，我觉得白流苏是幸运的，不管是不是有人说她卑弱，虚荣抑或做作，不管她的选择是出于无奈、为了寻找依托或是一种利用，也不管是不是因为一城的倾覆造就的，但是她成功地得到了她想要的幸福，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爱她的范柳原和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张爱玲曾经说过“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在《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中，无论是流苏还是琦瑶，她们都生活在男性具有绝对权威的社会里，女人们都多臣服于男性的社会里，但从她们的性格表现中却彰显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和她们对自己生活的追求，在打击、争斗或是战争中都显现出她们的顽强、独立，抓住主动权，这些都颠覆了男性一直处于胜利状态的情形。通过人物形象剖析女性的精神痼疾，对女性弱点的审视和批判，以及对她们命运的的深入描写，使作品透出苍凉的底色。不同的是王安忆身处的时代经济上相对独立，女性已逐渐建摆脱了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她对王琦瑶心酸坎坷的一生有同情也有赞赏，有体恤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温情。张爱玲同王安忆一样都是从人性的高度去审视女性，但不同的是，她更侧重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解释文化与女性悲剧间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在两位女性的塑造中，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是从历史中走来，而王安忆塑造的王琦瑶则是站在当代文化的广阔背景中，作为一个更有个性的新女性向着新天地走去。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对比
《倾城之恋》和《长恨歌》的作者张爱玲和王安忆，她们虽然身处不同年代，却都生活在上海的现代都市，对都市民间文化和市民生活的关注与热情,显示了接受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大怜悯和真同情。在她们的笔下，展现了那些与这个都市不相容的女性的生活,刻画出了她们的生存境遇、意识形态和真实的人生欲望,并把都市人嘈杂、零乱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形和对人性深刻、细腻的体察铜时代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影响结合了起来。
读过原著或是看过影视作品后，我们不难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和王琦瑶由于不同的性格上、生活环境以及思想观念等各种因素的不同使她们独具特色，色彩鲜明。下面先按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分述一下两位女性。
白流苏，是柔弱的，但同时又是强悍的。本为柔弱的书香之家的小女子，她顺从老母接受了家里所谓的门当户对，成就了自己的第一段不幸的婚姻。在不幸的婚姻面前，守旧的老母亲一味固执的灌输给流苏“作为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只猴子满山走。作为女人，受点气，吃点苦都是不在话下的”，却不为她做主，因而她只能自己勇敢地站起来，为自己做了主，强硬的离了婚，虽然这个过程夹杂了太多的痛苦和无奈。而后在前夫死后，她三哥和三嫂字字咄咄逼人，不管白流苏拿法律还是人身自由吓唬，他始终是坚持白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而强悍倔强的流苏拒绝为前夫奔丧。
流苏性格中另一对矛盾是她既不相信命运的安排，同时又将自己交给了命运。还是在为前夫奔丧这件事上，当徐太太来报丧要请白流苏回去奔丧时，几个哥嫂就七嘴八舌地要逼着她回去。可流苏心里明白，既然离了婚自己就是自由的了，再回去当死人的寡妇，等于是将自己又判了一次死刑。三哥明摆在赶流苏离开这个家，想借机再从流苏身上捞一把钱。所以她不会认输，不会输了自己的一辈子。不接受“三纲五常”的她，选择站起来，不相信命运的安排。然而受了委屈,母亲却再次拒绝她的苦苦哀求，这一次他能做的就是坚强的为自己做主，为自己下个赌注，要一个安稳的家。这场赌博中，每个人都太小心，所以流苏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在遇到范柳原后，她变得更加谨慎，范柳原要的是爱情而非婚姻，而她要的是婚姻而非爱情。而在后两人的感情升温，流苏重回香港，这无疑不是她下的更大的赌注，赌她的名声和幸福。有人说是香港的沦陷帮了白流苏，是这一城的倾覆让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而王琦瑶是个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女孩，贫贱的出身使她同样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弄堂的琐细与阴郁使她做事时显得更讲究实际，性格中的不甘没落使她在偶然的机会下使成为了“上海明媛”，上海小姐的风光辉煌使她感到了寄人篱下的忧郁， 让她感觉到“住在蒋丽莉的家，有百般的好处，也没一件是自己的。虽也是仔细地过日子，过的却是人家的日子，是在人家日子的边上过岁月。”但是，见识过浮华的她和她那颗不甘平庸的心致使她又不愿回到自己原先的那个拥挤不堪的家。随后她成为“三小姐”，从而结识了政界要员李主任。因而，她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可以改变庸常人生的稻草，心甘情愿做了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显然，王琦瑶要的也是一份倚靠，一份经济上的保障和安全。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这是不假思索，毋庸置疑的归宿。
此外，王琦瑶个性中的机敏善斗、善于挑战和喜欢刺激，也促成她命运的悲剧。小时候她与父母哥哥等亲人生活在一起，在产女之后，她与来照顾她的母亲又闹得不欢而散。细想，王琦瑶在家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与亲人就是有间隙的。这就隐隐约约的开始树立起她傲人的斗志了。与哥哥，与父母，都能不亢不卑的相处。长大后，她斗以美丽为筹码的怜悯和宽容；她斗如何凭气质容貌让蒋丽莉把自己推上选美舞台；她斗让蒋家母女都相中的女婿程先生喜欢上她；在遇到严家师母后，她又斗妆容、斗发型、斗谁更能经得住流言蜚语；在自己的女儿长成后，她又赶忙与自己的女儿斗智斗勇„如果，琦瑶的性格中少了“斗”，是不是她就不会当上“上海小姐”，不会有机会被程先生喜欢上，不会遇到李主任，更不会与在李主任走后遇到的康明逊生下孩子，不会和家人以及老程关系尴尬，不会跟老克在一起，也不会死在老克的手中„„
两个女主人公的一生似乎是偶然无常，但也像是命中注定。流苏的柔弱和强悍，相信命运又不甘命运，琦瑶的不甘没落和争强好斗，是她们一生的写照和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王琦瑶一生没有稳定的归宿，最后死在爱人的手上，相比之下，我觉得白流苏是幸运的，不管是不是有人说她卑弱，虚荣抑或做作，不管她的选择是出于无奈、为了寻找依托或是一种利用，也不管是不是因为一城的倾覆造就的，但是她成功地得到了她想要的幸福，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爱她的范柳原和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张爱玲曾经说过“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在《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中，无论是流苏还是琦瑶，她们都生活在男性具有绝对权威的社会里，女人们都多臣服于男性的社会里，但从她们的性格表现中却彰显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和她们对自己生活的追求，在打击、争斗或是战争中都显现出她们的顽强、独立，抓住主动权，这些都颠覆了男性一直处于胜利状态的情形。通过人物形象剖析女性的精神痼疾，对女性弱点的审视和批判，以及对她们命运的的深入描写，使作品透出苍凉的底色。不同的是王安忆身处的时代经济上相对独立，女性已逐渐建摆脱了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她对王琦瑶心酸坎坷的一生有同情也有赞赏，有体恤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温情。张爱玲同王安忆一样都是从人性的高度去审视女性，但不同的是，她更侧重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解释文化与女性悲剧间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在两位女性的塑造中，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是从历史中走来，而王安忆塑造的王琦瑶则是站在当代文化的广阔背景中，作为一个更有个性的新女性向着新天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