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也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一生行止谨小慎微，与人为善，从不愿给人增添麻烦，也不会与人为难。但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面对任何情况，都会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他自有着文人应有的傲骨和气节。孙犁曾对人说，自己的那颗文胆，还没有被狗吃掉！ 1946年，孙犁在冀中区参加土改工作。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和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的区党委会上，一个分管戏剧的小头头突然大放厥词：“秦兆阳反对演京剧，和王实味一样！”孙犁那时刚从延安回来不久，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很是清楚，尽管心有余悸，但一听到这话，他还是忍不住冲动，马上站了起来，往前走两步，双手扶着军区司令的椅背，大声驳斥：“怎么能说反对唱京戏，就是王实味呢，能这样联系吗？”孙犁突然的举动，激昂的语气，使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连司令员也回头望了他半天。多亏组织部长和孙犁有过一面之交，替他打了几句圆场，才使他的“斗胆”之举有惊无险。此后不久，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夫妇，来冀中区下乡写作，体验生活，在一次土地会议上，三言两语还未说清楚罪名，就被组长宣布开除了党籍。孙犁当时就坐在同一条炕上，但没说一句话，因为几天之前，他已被“搬了石头”，剥夺了话语权。 1955年8月，中国作协连续召开了十几次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和陈企霞，定性为“反党集团”。北京召开批判大会，天津作协也被要求派人前往参加，孙犁在内，场面可谓惊心动魄。小组会上确定大会发言人，有人提议推举孙犁，孙犁心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便以有病坚辞，保持了良知的沉默。幸得时任中宣部负责人的林默涵说话：“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情势下，这无疑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气的。 1959年大跃进时，天津作家杨润身因替农民说了几句话，便被打成“右倾主义分子”，经常遭受批斗。因受此迫害，他心口不服，怨气郁结，不久致使肝病复发。在内外交困、情绪低劣的情况下，一天，孙犁去家看望了杨润身。自遭到批判以后，文友们都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孙犁却不畏流言，雪中送炭，给了杨润身莫大的安慰和温暖，令他多年之后还一直感念不已。 “文革”中，以孙犁的名气和地位，自然无法逃脱挨批遭斗的厄运。在天津日报社，造反派内定了孙犁当“牛鬼蛇神”队伍的排头兵;每个批斗对象，配两个红卫兵，左右两边将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会场。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气势汹汹地念了一段“最高指示”后，横眉怒目地吼道：“孙犁，你老实交代：你怎么利用小说反党！”孙犁拉长了脸，面露鄙夷不屑之色，逼视着对方，却是一言不发。那人一再催问，孙犁冷不丁抛出几句话：“××，你看过我的小说吗？你说说我哪篇小说反党？哪儿反党？”对方抓耳挠腮，无言以对。在场的其他造反派，也无人能回答孙犁的问题。在当时，很少有过这样的场面，孙犁如此理直气壮、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使得一位颇有良知的同事暗中称道：“好，鲁迅的骨气！” 作家从维熙，在1957年反右期间，因直言惹祸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历经磨难，长达20年。有一次，劳改队放假，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返回京城，虽然长达200多华里的行程，但因牵挂孙犁，便绕个大弯拐到了天津。当到达孙犁住的楼下后，心里却又犯嘀咕，怕自己敏感的身份，会给老师招来无穷麻烦，于是徘徊许久，又不无忧伤地黯然离去。后来，当他将此事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说与老师时，孙犁哈哈大笑，不无风趣幽默地说，那时自己确实也正在挨整，从如果来，算是一对儿黑。别的不敢保证，请他喝粥吃烧饼，绝对做得到。虽然处境艰危，但自己的那颗文胆，还没有被狗吃掉！ 俗话说的好：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某种程度上，人品的优劣决定着文品的高下，什么样的人品，就会有着什么样的文品。老作家康濯曾发感慨：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只有孙犁独行其路，甘居清贫，远避世俗，在当代怕是难寻第二个了。从维熙也说：孙犁的文学成就，怕也难找能与之媲美的另一个！ 【郭旺启荐自《中国散文》2015年8月8日】
孙犁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也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一生行止谨小慎微，与人为善，从不愿给人增添麻烦，也不会与人为难。但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面对任何情况，都会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他自有着文人应有的傲骨和气节。孙犁曾对人说，自己的那颗文胆，还没有被狗吃掉！ 1946年，孙犁在冀中区参加土改工作。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和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的区党委会上，一个分管戏剧的小头头突然大放厥词：“秦兆阳反对演京剧，和王实味一样！”孙犁那时刚从延安回来不久，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很是清楚，尽管心有余悸，但一听到这话，他还是忍不住冲动，马上站了起来，往前走两步，双手扶着军区司令的椅背，大声驳斥：“怎么能说反对唱京戏，就是王实味呢，能这样联系吗？”孙犁突然的举动，激昂的语气，使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连司令员也回头望了他半天。多亏组织部长和孙犁有过一面之交，替他打了几句圆场，才使他的“斗胆”之举有惊无险。此后不久，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夫妇，来冀中区下乡写作，体验生活，在一次土地会议上，三言两语还未说清楚罪名，就被组长宣布开除了党籍。孙犁当时就坐在同一条炕上，但没说一句话，因为几天之前，他已被“搬了石头”，剥夺了话语权。 1955年8月，中国作协连续召开了十几次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和陈企霞，定性为“反党集团”。北京召开批判大会，天津作协也被要求派人前往参加，孙犁在内，场面可谓惊心动魄。小组会上确定大会发言人，有人提议推举孙犁，孙犁心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便以有病坚辞，保持了良知的沉默。幸得时任中宣部负责人的林默涵说话：“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情势下，这无疑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气的。 1959年大跃进时，天津作家杨润身因替农民说了几句话，便被打成“右倾主义分子”，经常遭受批斗。因受此迫害，他心口不服，怨气郁结，不久致使肝病复发。在内外交困、情绪低劣的情况下，一天，孙犁去家看望了杨润身。自遭到批判以后，文友们都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孙犁却不畏流言，雪中送炭，给了杨润身莫大的安慰和温暖，令他多年之后还一直感念不已。 “文革”中，以孙犁的名气和地位，自然无法逃脱挨批遭斗的厄运。在天津日报社，造反派内定了孙犁当“牛鬼蛇神”队伍的排头兵;每个批斗对象，配两个红卫兵，左右两边将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会场。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气势汹汹地念了一段“最高指示”后，横眉怒目地吼道：“孙犁，你老实交代：你怎么利用小说反党！”孙犁拉长了脸，面露鄙夷不屑之色，逼视着对方，却是一言不发。那人一再催问，孙犁冷不丁抛出几句话：“××，你看过我的小说吗？你说说我哪篇小说反党？哪儿反党？”对方抓耳挠腮，无言以对。在场的其他造反派，也无人能回答孙犁的问题。在当时，很少有过这样的场面，孙犁如此理直气壮、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使得一位颇有良知的同事暗中称道：“好，鲁迅的骨气！” 作家从维熙，在1957年反右期间，因直言惹祸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历经磨难，长达20年。有一次，劳改队放假，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返回京城，虽然长达200多华里的行程，但因牵挂孙犁，便绕个大弯拐到了天津。当到达孙犁住的楼下后，心里却又犯嘀咕，怕自己敏感的身份，会给老师招来无穷麻烦，于是徘徊许久，又不无忧伤地黯然离去。后来，当他将此事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说与老师时，孙犁哈哈大笑，不无风趣幽默地说，那时自己确实也正在挨整，从如果来，算是一对儿黑。别的不敢保证，请他喝粥吃烧饼，绝对做得到。虽然处境艰危，但自己的那颗文胆，还没有被狗吃掉！ 俗话说的好：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某种程度上，人品的优劣决定着文品的高下，什么样的人品，就会有着什么样的文品。老作家康濯曾发感慨：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只有孙犁独行其路，甘居清贫，远避世俗，在当代怕是难寻第二个了。从维熙也说：孙犁的文学成就，怕也难找能与之媲美的另一个！ 【郭旺启荐自《中国散文》2015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