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以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已于1月9日宣布对英美宣战为借口，要在我国沦陷区实行“参战体制”，把华北沦陷区作为它的后方兵站基地。这样，侵华日寇就更加疯狂地搜刮战略物资，更加残酷地压榨我国人民，以求实现他们的“以战养战”的目的。
其实，日寇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在其日本国内罗掘俱穷的困窘下，早已在山西搞什么“现地自活体制”了。1942年夏收后，他们就指示伪省公署在阳曲、忻县、平遥、临汾、新绛、曲沃等十数县开始试行“征集”民间食粮，并美其名曰“替农民保管粮食”。1943年春，山西派遣军在其实行“参战体制”、“以战养战”侵略方针指导下，变本加厉地征集民粮了。他们还制定了个“食粮搜集方案”，以通牒方式交伪省公署在敌占区全面实施。于是，一场日，伪勾结的抢粮罪恶活动就此开始了。
6月间，伪省长冯司直在日寇监临下，通过召开各道伪道尹，各县伪县长会议，布置了为日寇抢粮的这一祸国殃民的活动。当时山西沦陷区为63个县，据伪省公署统计，有耕地2623.3万余亩，年产量不过1389.5万石。按日寇提出的方案，是要掠夺24万吨，即约等于331万石，几达全部年产量的1／4。冯司直对其日本主子，一贯是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的。会上，他不顾沦陷区百姓的死活，依照各县事先报告的夸大的极不可靠的全年食粮播种亩数，不问将来收成如何，就不折不扣地把日寇规定的搜集数量强行作了分配，令各县分夏秋两季，限期完成。为确保完成其日本主子规定的数量，还责成各县组织起“政”（即伪县公署、伪警察所、伪保安队）、“会”（即新民会）、“社”（即伪合作社）三位一体的临时抢粮机构。
行动开始后，事实上只有少数离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很近的村庄，在敌伪威逼下，不得不交出粮食。而大部分村庄，则是由各县政、会、社三方面临时分段组织的“搜集队”，使用武器抢收的办法，去各村强迫交纳的。也有一些村庄，村长为了推卸责任，主要是怕敌伪到村骚扰，就暗中与敌伪说定日期，让各段“搜集队”去村拉运。
到8月上旬，伪河东道属各县因气候关系，麦收较早，已“搜集”过半。韩信岭以北各县，正在“搜集”，所搜数量自不能与晋南各县相比。日寇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不问情由，一天，突然召集日寇太原地区警备部队长××大佐、雁门道伪道尹庆翔、阳曲县伪县长郭笃生和道、县日籍顾问等，责令报告食粮搜集进度。话还没说几句，花谷正就兽性大发，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并嚎叫道，再不加紧搜集，就要砍他们的脑袋。花谷正狂妄骄横，侵华多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野兽，和人说话，动辄放下鬼脸斥责谩骂，就连日本鬼子也不愿和他见面。花谷正的这种凶杀势头很快传至各县，日寇各地区警备部队长、陆军联络部部长和顾问等，听说他们的头目为了搜集食粮在太原动了脾气，便慌了手脚，立即威逼各县伪组织的汉奸们随同日寇四出抢粮，首先在忻县、定襄、五台、崞县一带和晋东南地区打家劫舍，大抢大闹起来。据襄垣县伪县政府秘书宋济纶说，该县在搜集粮食时，适伪县长雷德厚去太原开会未回，县务由他代行。一天，当地日寇警备部队长叫他组织政、会、社人员，跟他们去边山一带搜集食粮。去时，各村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他们抢粮不得，就在村里挨门逐户翻箱倒柜，乱折腾一气。回城时，他们沿途把农民的牲畜拉走20来头。
8月下旬，日寇临汾陆军联络部接该管井上师团司令部通知，说花谷正要到临汾听取关于搜集食粮的汇报，并召集管区各县伪县长、顾问到临汾等候。那时，伪冀宁道所属17县，按省派小麦搜集指标为3.3万吨计算，实际收到的数量还不够指标的63％。有几个大县，如平遥、文水、离石等，搜集尚不足半数。我任伪冀宁道道尹才一个来月（此前任太原市伪市长），对各县情况不甚了解，这就使临汾连络部部长关根中佐、道顾问石井忠夫发了大愁，生怕花谷正在听汇报时当场动手打他们。后来大家认为，临汾联络部和冀宁道所管县份并不相同，花谷正也不会在会场上久呆，就在布置会场时把河东道所属曲沃、汾城、襄陵、新绛等搜集已达80％以上各县伪县长的座位都排到了前面，还准备了一份各县县长汇报名次表。开会时，花谷正果然按名指问，当问到第6名临汾县伪县长赵景桐时，赵说已收到74％，现仍在加紧搜集中，花谷正蓦地站起来开口就骂：“你简直是个造粪的机器！”骂罢，他没再往下问，就带着他的几个参谋离开了会场。花谷正一走，我们这才都松了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由伪省长冯司直，省顾问甲斐政治和各厅各处伪厅长处长、省新民会事务部部长、伪省合作社常务理事为首组成的所谓“搜集食粮督励队”，以及各伪道公署派出的“督励队”人员，都不时在沿铁路各县巡回“督励”。特别是伪省公署主办搜集食粮事务的建设厅厅长夏文运，更是东奔西走，跑个不停。但这伙日寇汉奸慑于人民威力，只是龟缩在城镇等敌伪据点召开会议、查询情况，一般都不敢下乡。
甲斐政治在沿同蒲铁路南线“督励”时，归途行至洪洞，有该县伪县长杨淑洞闻讯在车站接待。甲斐政治轻信其随从伪省署警务厅督察长赵博文的诬报（赵曾任洪洞县伪警察所所长，与杨素有嫌怨），把杨叫到车上，不让下车，随车拉到太原，派人解交伪警务厅处理。行至介休，见伪县长郭成基年老体衰，不堪驱使；至平遥，又见伪县长张琪华性情迟钝，亦不堪驱使，回太原后，甲斐政治立即将郭停职，将张降调介休。
接着，各地秋收完毕，伪省公署又召开会议，督饬各道各县赶收各种杂粮。之后，又秉承日本主子的要求，给各道各县下达了“搜集”棉花、木材、牛皮、羊毛、铜铁等轻重工业原材料的指标，数量记不得了。太原市因搜集废铁，一开始就把文瀛湖公园厨围的铁栏杆拆毁了个干净，全部资敌。这种搜刮洗劫，在山西连续搞了2年，害得沦陷区百姓就连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被敌伪抢夺走了。回想当年广大劳苦大众在敌伪压榨下，缺衣少食，颠沛流离的情景，我们这些毫无民族观念的汉奸真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日寇更加阴险毒辣的是，1944年春，他们通过伪省政府还把1943年掠夺百姓食粮“有功”的高平县伪县长李慎言、崞县伪县长江隆、忻县伪县长李文荣3人报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转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给每人发奖金（伪币）30万元。
（据太原牛新田1965年11月30日忆述稿摘编）
194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以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已于1月9日宣布对英美宣战为借口，要在我国沦陷区实行“参战体制”，把华北沦陷区作为它的后方兵站基地。这样，侵华日寇就更加疯狂地搜刮战略物资，更加残酷地压榨我国人民，以求实现他们的“以战养战”的目的。
其实，日寇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在其日本国内罗掘俱穷的困窘下，早已在山西搞什么“现地自活体制”了。1942年夏收后，他们就指示伪省公署在阳曲、忻县、平遥、临汾、新绛、曲沃等十数县开始试行“征集”民间食粮，并美其名曰“替农民保管粮食”。1943年春，山西派遣军在其实行“参战体制”、“以战养战”侵略方针指导下，变本加厉地征集民粮了。他们还制定了个“食粮搜集方案”，以通牒方式交伪省公署在敌占区全面实施。于是，一场日，伪勾结的抢粮罪恶活动就此开始了。
6月间，伪省长冯司直在日寇监临下，通过召开各道伪道尹，各县伪县长会议，布置了为日寇抢粮的这一祸国殃民的活动。当时山西沦陷区为63个县，据伪省公署统计，有耕地2623.3万余亩，年产量不过1389.5万石。按日寇提出的方案，是要掠夺24万吨，即约等于331万石，几达全部年产量的1／4。冯司直对其日本主子，一贯是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的。会上，他不顾沦陷区百姓的死活，依照各县事先报告的夸大的极不可靠的全年食粮播种亩数，不问将来收成如何，就不折不扣地把日寇规定的搜集数量强行作了分配，令各县分夏秋两季，限期完成。为确保完成其日本主子规定的数量，还责成各县组织起“政”（即伪县公署、伪警察所、伪保安队）、“会”（即新民会）、“社”（即伪合作社）三位一体的临时抢粮机构。
行动开始后，事实上只有少数离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很近的村庄，在敌伪威逼下，不得不交出粮食。而大部分村庄，则是由各县政、会、社三方面临时分段组织的“搜集队”，使用武器抢收的办法，去各村强迫交纳的。也有一些村庄，村长为了推卸责任，主要是怕敌伪到村骚扰，就暗中与敌伪说定日期，让各段“搜集队”去村拉运。
到8月上旬，伪河东道属各县因气候关系，麦收较早，已“搜集”过半。韩信岭以北各县，正在“搜集”，所搜数量自不能与晋南各县相比。日寇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不问情由，一天，突然召集日寇太原地区警备部队长××大佐、雁门道伪道尹庆翔、阳曲县伪县长郭笃生和道、县日籍顾问等，责令报告食粮搜集进度。话还没说几句，花谷正就兽性大发，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并嚎叫道，再不加紧搜集，就要砍他们的脑袋。花谷正狂妄骄横，侵华多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野兽，和人说话，动辄放下鬼脸斥责谩骂，就连日本鬼子也不愿和他见面。花谷正的这种凶杀势头很快传至各县，日寇各地区警备部队长、陆军联络部部长和顾问等，听说他们的头目为了搜集食粮在太原动了脾气，便慌了手脚，立即威逼各县伪组织的汉奸们随同日寇四出抢粮，首先在忻县、定襄、五台、崞县一带和晋东南地区打家劫舍，大抢大闹起来。据襄垣县伪县政府秘书宋济纶说，该县在搜集粮食时，适伪县长雷德厚去太原开会未回，县务由他代行。一天，当地日寇警备部队长叫他组织政、会、社人员，跟他们去边山一带搜集食粮。去时，各村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他们抢粮不得，就在村里挨门逐户翻箱倒柜，乱折腾一气。回城时，他们沿途把农民的牲畜拉走20来头。
8月下旬，日寇临汾陆军联络部接该管井上师团司令部通知，说花谷正要到临汾听取关于搜集食粮的汇报，并召集管区各县伪县长、顾问到临汾等候。那时，伪冀宁道所属17县，按省派小麦搜集指标为3.3万吨计算，实际收到的数量还不够指标的63％。有几个大县，如平遥、文水、离石等，搜集尚不足半数。我任伪冀宁道道尹才一个来月（此前任太原市伪市长），对各县情况不甚了解，这就使临汾连络部部长关根中佐、道顾问石井忠夫发了大愁，生怕花谷正在听汇报时当场动手打他们。后来大家认为，临汾联络部和冀宁道所管县份并不相同，花谷正也不会在会场上久呆，就在布置会场时把河东道所属曲沃、汾城、襄陵、新绛等搜集已达80％以上各县伪县长的座位都排到了前面，还准备了一份各县县长汇报名次表。开会时，花谷正果然按名指问，当问到第6名临汾县伪县长赵景桐时，赵说已收到74％，现仍在加紧搜集中，花谷正蓦地站起来开口就骂：“你简直是个造粪的机器！”骂罢，他没再往下问，就带着他的几个参谋离开了会场。花谷正一走，我们这才都松了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由伪省长冯司直，省顾问甲斐政治和各厅各处伪厅长处长、省新民会事务部部长、伪省合作社常务理事为首组成的所谓“搜集食粮督励队”，以及各伪道公署派出的“督励队”人员，都不时在沿铁路各县巡回“督励”。特别是伪省公署主办搜集食粮事务的建设厅厅长夏文运，更是东奔西走，跑个不停。但这伙日寇汉奸慑于人民威力，只是龟缩在城镇等敌伪据点召开会议、查询情况，一般都不敢下乡。
甲斐政治在沿同蒲铁路南线“督励”时，归途行至洪洞，有该县伪县长杨淑洞闻讯在车站接待。甲斐政治轻信其随从伪省署警务厅督察长赵博文的诬报（赵曾任洪洞县伪警察所所长，与杨素有嫌怨），把杨叫到车上，不让下车，随车拉到太原，派人解交伪警务厅处理。行至介休，见伪县长郭成基年老体衰，不堪驱使；至平遥，又见伪县长张琪华性情迟钝，亦不堪驱使，回太原后，甲斐政治立即将郭停职，将张降调介休。
接着，各地秋收完毕，伪省公署又召开会议，督饬各道各县赶收各种杂粮。之后，又秉承日本主子的要求，给各道各县下达了“搜集”棉花、木材、牛皮、羊毛、铜铁等轻重工业原材料的指标，数量记不得了。太原市因搜集废铁，一开始就把文瀛湖公园厨围的铁栏杆拆毁了个干净，全部资敌。这种搜刮洗劫，在山西连续搞了2年，害得沦陷区百姓就连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被敌伪抢夺走了。回想当年广大劳苦大众在敌伪压榨下，缺衣少食，颠沛流离的情景，我们这些毫无民族观念的汉奸真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日寇更加阴险毒辣的是，1944年春，他们通过伪省政府还把1943年掠夺百姓食粮“有功”的高平县伪县长李慎言、崞县伪县长江隆、忻县伪县长李文荣3人报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转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给每人发奖金（伪币）30万元。
（据太原牛新田1965年11月30日忆述稿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