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爱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这种情势下,如何看待爱国主义,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的全球化不过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学的描述,或者说,是当今全球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表现。历史表明,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包括传统和现代、全球化和本土化或民族化的深刻矛盾。如何使这两者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张力,始终是各民族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把上述问题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求解。为此,弄清现代化和民族化、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弘扬、爱国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如果说,走现代化的道路,使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爱国主义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核心和基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些人却提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否必要的问题,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对现代与传统、全球化和民族化关系的误读。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了这两者的关系,就会明白,惟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爱国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更加凸现,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
严格地讲,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人类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伊始,就同时也开始了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世界历史”的形成。只是由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才出现了他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时间上先后不同,以及具体道路和模式上的极大差异。
欧美国家由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历史际遇,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便率先地实现了从农业世界(社会)向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为西方中心论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土壤,于是一些持此立场的思想家和学者,便力图摆脱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所做的发生学意义的思考限制,将其泛化成一种具有普通意义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传统和现代两个部分,继而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归结为西方化的过程。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被纳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过程。正如印度学者德赛曾指出的,上述现代化理论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的:一是将美国和西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5 道德与文明 2003年第3期 做是典型的现代化社会,并以此为现代化的模式;二是这种现代化理论所使用现代化的概念,基本上旨在描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的社会所发生的转变过程和方式。由此,它们拒斥和否定了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和本土资源,把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交流和碰撞,看成是一种如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所说的“冲击—反应”的单向过程。这就是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自我扩张和向外征服的过程,是推销和输出西方价值观念、文化模式和制度规范的过程;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则只能是依靠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传播,被动地接受现代西方社会的冲击、洗礼、改造而被同化的过程。
这样,非西方文明被取代和被抛弃自然就成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的宿命。
可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些现代化理论便受到了历史发展的严重挑战。历史事实是: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表明,“传统”与“现代”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互不相容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相互支持的;很多非西方国家虽然早已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而开始了现代化过程,可是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的现代化却仍然遥遥无期,而西方化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裕、和谐、稳定,而是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的长期动荡。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种被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的思潮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起来批判那种可称之为西化论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它仍以“传统”与“现代”作为
自己的核心范畴,仍然把现代化看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并认为这一转变对包括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但是,它不再把传统和现代性当做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而认为这两者是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补充的;它不再把传统笼统地都视为是现代化过程的阻碍因素,而认为有许多传统因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再把现代化过程简单地看做是完全以各种现代因素来彻底取代各种传统因素的过程,而是认为现代化过程可以是一个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的要求的过程。同时,它也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西方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就是其他国家也要走的道路,而是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化发展路向和模式。[1]西方现代化理论思潮内部的这种前后的转变,至少说明了把西方和非西方,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把两者的历史遭遇过程看成是西方的单向扩张和征服的过程,是十分错误的。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冲击,固然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这是立足于商品经济的新型文化体系对传统的农耕文明体系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国家逐步走上资本主义或西方化的道路,从而跨入“世界历史”的行列,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的结果,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非西方文化受到冲击和变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质不过是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反映人类共性的积极文化成果被吸收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表征。但尽管如此,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也决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因为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必然使其现代化的医学论文模式带有独特的文化品性,其走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也会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看,毋宁说现代化过程更是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现代化和民族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辩证发展过程,那种把两者截然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只会误导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使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入歧途。由于这种西化模式否定了不同于西方化的其他具有民族个性和文化特征的现代化途径,实质上也就必然地否定了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其他一切价值观体系和文化特征。
以经济全球化为借口,否认各民族国家爱国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消解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正是这种错误理论所预设的一个陷阱。
二如果说,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都离不开本土资源和内在动力,必须在现代性和传统、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张力,那么爱国主义就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在走向现代化中最基本的本土资源和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是实现现代性和传统、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证统一的精神基础。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爱国主义与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优良传统、民族精神内在的联系决定了的。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在实质上表现为个人与国家或民族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表现为6 道德与文明 2003年第3期 一定民族在对待个人利益同国家或民族整体利益之间关系上所持有的根本观念和态度。尽管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它才获得了全新的性质,成为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但是,它作为处理个人同国家或民族利益关系的价值准则所提出的价值导向则是确定的,这就是把国家或民族利益摆在首要地位,并认定个人的价值只能实现在为国家或民族利益而奋斗奉献的过程之中,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能获得关于个人素质、个人能力、个人品格、个人发展完善标准等诸多涉及人的内在需求问题的合理解答和实现途径,而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优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得以形成和涵育护持的历史过程。 民族精神,一般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优良传统所蕴涵的,并通过其民族的群体意识和行为而显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或精神状态。具体而言,则通常指的是一个民族群体在其延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而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具有维护民族群体生存与和睦团结、推动民族群体奋进作用的价值系统。民族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其基本核心则是对待民族或国家利益的态度,所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之间本质上是相互融通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动员和鼓舞
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2]。正是爱国主义使得维护国家的利益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自觉认同,在民族或国家同个人之间更容易形成较为亲和的关系。这种价值定位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定向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国家或民族整体利益为基础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套完整且持久的文化价值选择与整合机制。民族精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获得定型,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也是通过整合不同质的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儒、墨、道、法、释等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儒家所提倡的人际贵和精神、家族凝聚精神、公忠体国的政治伦理、推己及人的宽容襟怀,道家所强调的豁达大度的人格风范、怡情养性的生活准则、先予后取的处世态度,法家所主张的厉行法治以烛私矫奸、振作纲纪以俯察国情的治国理念,墨家的以笃行实干为生活态度、以利他均平为理想追求,以及中国佛教的佛性自有、明心见性、祛烦归静、息意去欲的思想特质等等,都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而这些具有不同风格和特色的文化分支之所以能够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正是文化价值系统自觉选择的结果。这种价值选择不是将相互矛盾的文化元素硬性地捏合在一起,而是在一定的利益基础上深层挖掘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基本精神的结果。历史表明,在中国文化融合定型的过程中,往往正是在关于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价值认识上,各种文化分支表现出了共同的视野和价值评价标准,并且人们也只有在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地理解它们之间弥合互补的态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其次,对国家或民族利益的维护构成了中华民族发育、生长、壮大的动力机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屡遭劫难的民族,可谓天灾频仍,人祸不断。
但是中华民族却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气质,每当国家处于危难关头,她总是能够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共渡难关,化险为夷,走向新的发展路程。可以说,苦难成为了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一所学校,它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和民族利益历久而弥新的高度自觉。正是这种高度自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历史斗争中,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获得了不断超越和提升,以至于总是习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品评事物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不能不对此惊叹不已!
试析爱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这种情势下,如何看待爱国主义,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的全球化不过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学的描述,或者说,是当今全球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表现。历史表明,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包括传统和现代、全球化和本土化或民族化的深刻矛盾。如何使这两者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张力,始终是各民族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把上述问题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求解。为此,弄清现代化和民族化、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弘扬、爱国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如果说,走现代化的道路,使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爱国主义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核心和基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些人却提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否必要的问题,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对现代与传统、全球化和民族化关系的误读。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了这两者的关系,就会明白,惟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爱国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更加凸现,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
严格地讲,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人类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伊始,就同时也开始了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世界历史”的形成。只是由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才出现了他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时间上先后不同,以及具体道路和模式上的极大差异。
欧美国家由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历史际遇,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便率先地实现了从农业世界(社会)向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为西方中心论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土壤,于是一些持此立场的思想家和学者,便力图摆脱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所做的发生学意义的思考限制,将其泛化成一种具有普通意义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传统和现代两个部分,继而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归结为西方化的过程。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被纳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过程。正如印度学者德赛曾指出的,上述现代化理论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的:一是将美国和西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5 道德与文明 2003年第3期 做是典型的现代化社会,并以此为现代化的模式;二是这种现代化理论所使用现代化的概念,基本上旨在描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的社会所发生的转变过程和方式。由此,它们拒斥和否定了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和本土资源,把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交流和碰撞,看成是一种如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所说的“冲击—反应”的单向过程。这就是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自我扩张和向外征服的过程,是推销和输出西方价值观念、文化模式和制度规范的过程;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则只能是依靠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传播,被动地接受现代西方社会的冲击、洗礼、改造而被同化的过程。
这样,非西方文明被取代和被抛弃自然就成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的宿命。
可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些现代化理论便受到了历史发展的严重挑战。历史事实是: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表明,“传统”与“现代”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互不相容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相互支持的;很多非西方国家虽然早已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而开始了现代化过程,可是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的现代化却仍然遥遥无期,而西方化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裕、和谐、稳定,而是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的长期动荡。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种被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的思潮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起来批判那种可称之为西化论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它仍以“传统”与“现代”作为
自己的核心范畴,仍然把现代化看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并认为这一转变对包括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但是,它不再把传统和现代性当做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而认为这两者是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补充的;它不再把传统笼统地都视为是现代化过程的阻碍因素,而认为有许多传统因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再把现代化过程简单地看做是完全以各种现代因素来彻底取代各种传统因素的过程,而是认为现代化过程可以是一个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的要求的过程。同时,它也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西方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就是其他国家也要走的道路,而是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化发展路向和模式。[1]西方现代化理论思潮内部的这种前后的转变,至少说明了把西方和非西方,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把两者的历史遭遇过程看成是西方的单向扩张和征服的过程,是十分错误的。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冲击,固然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这是立足于商品经济的新型文化体系对传统的农耕文明体系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国家逐步走上资本主义或西方化的道路,从而跨入“世界历史”的行列,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的结果,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非西方文化受到冲击和变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质不过是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反映人类共性的积极文化成果被吸收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表征。但尽管如此,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也决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因为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必然使其现代化的医学论文模式带有独特的文化品性,其走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也会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看,毋宁说现代化过程更是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现代化和民族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辩证发展过程,那种把两者截然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只会误导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使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入歧途。由于这种西化模式否定了不同于西方化的其他具有民族个性和文化特征的现代化途径,实质上也就必然地否定了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其他一切价值观体系和文化特征。
以经济全球化为借口,否认各民族国家爱国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消解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正是这种错误理论所预设的一个陷阱。
二如果说,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都离不开本土资源和内在动力,必须在现代性和传统、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张力,那么爱国主义就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在走向现代化中最基本的本土资源和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是实现现代性和传统、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证统一的精神基础。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爱国主义与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优良传统、民族精神内在的联系决定了的。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在实质上表现为个人与国家或民族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表现为6 道德与文明 2003年第3期 一定民族在对待个人利益同国家或民族整体利益之间关系上所持有的根本观念和态度。尽管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它才获得了全新的性质,成为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但是,它作为处理个人同国家或民族利益关系的价值准则所提出的价值导向则是确定的,这就是把国家或民族利益摆在首要地位,并认定个人的价值只能实现在为国家或民族利益而奋斗奉献的过程之中,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能获得关于个人素质、个人能力、个人品格、个人发展完善标准等诸多涉及人的内在需求问题的合理解答和实现途径,而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优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得以形成和涵育护持的历史过程。 民族精神,一般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优良传统所蕴涵的,并通过其民族的群体意识和行为而显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或精神状态。具体而言,则通常指的是一个民族群体在其延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而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具有维护民族群体生存与和睦团结、推动民族群体奋进作用的价值系统。民族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其基本核心则是对待民族或国家利益的态度,所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之间本质上是相互融通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动员和鼓舞
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2]。正是爱国主义使得维护国家的利益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自觉认同,在民族或国家同个人之间更容易形成较为亲和的关系。这种价值定位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定向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国家或民族整体利益为基础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套完整且持久的文化价值选择与整合机制。民族精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获得定型,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也是通过整合不同质的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儒、墨、道、法、释等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儒家所提倡的人际贵和精神、家族凝聚精神、公忠体国的政治伦理、推己及人的宽容襟怀,道家所强调的豁达大度的人格风范、怡情养性的生活准则、先予后取的处世态度,法家所主张的厉行法治以烛私矫奸、振作纲纪以俯察国情的治国理念,墨家的以笃行实干为生活态度、以利他均平为理想追求,以及中国佛教的佛性自有、明心见性、祛烦归静、息意去欲的思想特质等等,都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而这些具有不同风格和特色的文化分支之所以能够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正是文化价值系统自觉选择的结果。这种价值选择不是将相互矛盾的文化元素硬性地捏合在一起,而是在一定的利益基础上深层挖掘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基本精神的结果。历史表明,在中国文化融合定型的过程中,往往正是在关于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价值认识上,各种文化分支表现出了共同的视野和价值评价标准,并且人们也只有在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地理解它们之间弥合互补的态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其次,对国家或民族利益的维护构成了中华民族发育、生长、壮大的动力机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屡遭劫难的民族,可谓天灾频仍,人祸不断。
但是中华民族却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气质,每当国家处于危难关头,她总是能够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共渡难关,化险为夷,走向新的发展路程。可以说,苦难成为了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一所学校,它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和民族利益历久而弥新的高度自觉。正是这种高度自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历史斗争中,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获得了不断超越和提升,以至于总是习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品评事物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不能不对此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