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谈人生的四重境界
人所面对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人所面临的人生是同样的人生。就人的“觉解”对象而言是公共的，同一的；但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是具体的，有区别的，这使得人的境界也不相同。严格说来，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作为个体的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冯友兰认为对人生境界的区别，只能略其小异，而取其大同。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区别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类型，并依照人生境界的差别，来论释他所理解的人生意义或人生价值。
“自然境界”是人生境界中一种层次最低的境界。冯友兰认为。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特征是“顺才”和“顺习”。冯友兰所说的“才”是人的生物学意义的“性”。这样的“顺才而行”，亦即是所谓“率性而行”。这样的生活行为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这样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活。冯友兰所说的“习”，是指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的生活习俗。“顺习而行”，是依照个人习惯和社会习俗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的主动安排，而是“照例行事”。所以冯友兰认为，“顺才而行”和“顺习而行”，都表明在这种境界中生活的人，对自身的生活和行为没有了解。人生对于这种“顺才而行”和“顺习而行”的人来说，是一片混沌。由于这种人对于自己
生活的性质完全没有了解，他们虽然也有自己的人生，但人生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由于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归之于人对于人生的“觉解”，所以在冯友兰看来，对于人生是一片混沌的人，并不仅指那些生活在尚未开化的社会中的人，也不限于那些从事简单工作的人。在工业社会中，在学术工作者和艺术家中间，在道德事功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中，也可能有只具备“自然境界”的人。因为这些人中，有的人的行为和生活，也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是“莫知其然而然”。他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他们虽然在事功方面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生活和行为并没有自觉地了解，故他们的人生境界仍只能是“自然境界”。冯友兰认定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从事比较复杂的社会劳动的人仍可能只具备“自然境界”，是要进一步凸现人生境界只能决定于人对人生的“觉解”，人对人生的“觉解”决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功利境界”在人生境界中高于“自然境界”。在冯友兰看来，“功利境界”区别于“自然境界”的地方，在于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已有了清楚地了解。但这种了解限于通过自己“心灵的计划”和自觉的行为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所以“为利”是生活在“功利境界”
中的人的行为特征。“为利”即是自私。一般而言，动物的行为都有“为利”的特征。但不能说“为利”即具有“功利境界”。动物的“为利”常常是一种本能，而非自觉地“为利”，动物不知道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为自己谋利。一个生活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也会有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行为，但这种人的人生境界之所以是“自然境界”，就因为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和自身利益的关系并没有清楚地“觉解”。冯友兰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消极地“为我”，也可以积极地“为我”，不论其行为的方式有何区别，但目的都在“为我”或说“为利”。有的人积极地“为我”，其结果也可能使他人得利，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功在天下，利在万世”，他们自己也可能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就其人生境界而言，仍然只能是“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是冯友兰认定的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499页。)人性即人的社会性。社会性既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又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生活，必然处于同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必然具有自己的“位分”，前者冯友兰谓之“人伦”，后者冯友兰谓之“职”。人们依照“伦”“职”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便是“尽伦尽职”；“尽伦尽职”的行为便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冯友兰把“道德境界”的特征概括为“行义”，“行义”即是“为公”。“为利”是“为我”，目的在“占有”，重“取”；“为公”是“利他”，目
的在“贡献”，重“与”。冯友兰认为具有道德境界的人，即使是“取”，目的也在于“与”。
“天地境界”不同于“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具有这种境界的人，不仅了解人在社会中的“伦”“职”，而且了解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人的行为已不是停留在“行义”，而是“事天”。“事天”是以“知天”为前提的，因此，具有“天地境界”的人，对于宇宙人生已有完全的了解，这种了解是对宇宙人生的最终的觉解。因此，“天地境界”可以使人的生活获得最大的意义，使人生具有最高价值。
冯友兰先生谈人生的四重境界
人所面对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人所面临的人生是同样的人生。就人的“觉解”对象而言是公共的，同一的；但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是具体的，有区别的，这使得人的境界也不相同。严格说来，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作为个体的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冯友兰认为对人生境界的区别，只能略其小异，而取其大同。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区别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类型，并依照人生境界的差别，来论释他所理解的人生意义或人生价值。
“自然境界”是人生境界中一种层次最低的境界。冯友兰认为。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特征是“顺才”和“顺习”。冯友兰所说的“才”是人的生物学意义的“性”。这样的“顺才而行”，亦即是所谓“率性而行”。这样的生活行为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这样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活。冯友兰所说的“习”，是指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的生活习俗。“顺习而行”，是依照个人习惯和社会习俗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的主动安排，而是“照例行事”。所以冯友兰认为，“顺才而行”和“顺习而行”，都表明在这种境界中生活的人，对自身的生活和行为没有了解。人生对于这种“顺才而行”和“顺习而行”的人来说，是一片混沌。由于这种人对于自己
生活的性质完全没有了解，他们虽然也有自己的人生，但人生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由于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归之于人对于人生的“觉解”，所以在冯友兰看来，对于人生是一片混沌的人，并不仅指那些生活在尚未开化的社会中的人，也不限于那些从事简单工作的人。在工业社会中，在学术工作者和艺术家中间，在道德事功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中，也可能有只具备“自然境界”的人。因为这些人中，有的人的行为和生活，也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是“莫知其然而然”。他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他们虽然在事功方面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生活和行为并没有自觉地了解，故他们的人生境界仍只能是“自然境界”。冯友兰认定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从事比较复杂的社会劳动的人仍可能只具备“自然境界”，是要进一步凸现人生境界只能决定于人对人生的“觉解”，人对人生的“觉解”决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功利境界”在人生境界中高于“自然境界”。在冯友兰看来，“功利境界”区别于“自然境界”的地方，在于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已有了清楚地了解。但这种了解限于通过自己“心灵的计划”和自觉的行为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所以“为利”是生活在“功利境界”
中的人的行为特征。“为利”即是自私。一般而言，动物的行为都有“为利”的特征。但不能说“为利”即具有“功利境界”。动物的“为利”常常是一种本能，而非自觉地“为利”，动物不知道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为自己谋利。一个生活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也会有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行为，但这种人的人生境界之所以是“自然境界”，就因为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和自身利益的关系并没有清楚地“觉解”。冯友兰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消极地“为我”，也可以积极地“为我”，不论其行为的方式有何区别，但目的都在“为我”或说“为利”。有的人积极地“为我”，其结果也可能使他人得利，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功在天下，利在万世”，他们自己也可能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就其人生境界而言，仍然只能是“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是冯友兰认定的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499页。)人性即人的社会性。社会性既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又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生活，必然处于同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必然具有自己的“位分”，前者冯友兰谓之“人伦”，后者冯友兰谓之“职”。人们依照“伦”“职”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便是“尽伦尽职”；“尽伦尽职”的行为便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冯友兰把“道德境界”的特征概括为“行义”，“行义”即是“为公”。“为利”是“为我”，目的在“占有”，重“取”；“为公”是“利他”，目
的在“贡献”，重“与”。冯友兰认为具有道德境界的人，即使是“取”，目的也在于“与”。
“天地境界”不同于“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具有这种境界的人，不仅了解人在社会中的“伦”“职”，而且了解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人的行为已不是停留在“行义”，而是“事天”。“事天”是以“知天”为前提的，因此，具有“天地境界”的人，对于宇宙人生已有完全的了解，这种了解是对宇宙人生的最终的觉解。因此，“天地境界”可以使人的生活获得最大的意义，使人生具有最高价值。